1971年8月15日，一列火车穿过华北平原，跨过黄河，直奔长江……
毛泽东乘坐这趟专列，风尘仆仆视察南方，会见各路“诸侯”。
此刻，阳光明媚的北戴河海滨，海风撩人，林彪一家正在他的北戴河别墅内度假。
8月6日，三辆黑色轿车沿着海滨公路飞驰。
周恩来总理、纪登奎以及黄永胜、张春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这里向林彪汇报工作。
毛泽东主席在南巡途中与身边工作人员的合影汽车上山，经过几道哨卡，来到半山腰一座工字形的两层楼前。楼房是灰色的，外表给人沉闷、阴郁的感觉，像树丛中的一块墓碑。它就是北戴河中央疗养院96号楼。
林彪的会客厅。
周总理深邃的目光望着林彪。他首先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然后，几个人就内政、外交、军事等大政方针向林彪作了汇报。最后周总理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十一’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逐步就绪。”
汇报结束后，周总理及其一行人回到住所休息。周恩来、纪登奎和张春桥都说吃完午饭休息一下就走。黄永胜却说：“现在天气太热，我要睡一觉再走。”
吃完午饭，黄永胜连衣服、鞋子都没脱，就躺在了床上。等周总理等人到机场的汽车刚开走，他马上从床上爬起来，拿起文件包就往林彪、叶群住的96号楼走去。
一到叶群的会客室，黄永胜就着急地问起林彪最近有什么考虑，如何过四届人大这一关……
叶群故作镇静，要他沉住气，说“林总”胸有良谋……
不久，黄永胜回京以后，林彪打听到毛主席8月中旬开始到南方巡视。毛泽东的这一行动，使林彪惶惶不可终日。
事态发展，比林彪一伙预想的还要来得快。
8月16日，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武汉。在武汉，毛泽东点名批评了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做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林彪当然要负责任”等。
8月27日，到达长沙。在长沙，毛泽东责问丁盛（广州军区司令员）、刘兴元（广州军区政委）：“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
8月31日，到达南昌。
9月3日深夜，到达杭州。在杭州，毛泽东问陈励耘：“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我是犯了严重的错误。”陈励耘头上冒汗，“我要检讨。”
“你们在山下讲过什么没有？”毛泽东查问。
“没有，没有。”陈励耘摇摇头，忧心忡忡地说。
毛泽东离开专列，乘车前往市区的汪庄别墅小憩，陈励耘在门口迎候。毛泽东拿眼扫了一下陈励耘，奇怪地问：“你怎么又来了？”接着厉声说，“你不要来了，你走吧！”
陈励耘结结巴巴：“这，这是我分管的工作。”说完，还是灰溜溜地躲开了。
毛泽东每到一地，就要召集当地及附近省、区的党政负责人谈话，这就要派飞机接送。吴法宪通过这条线索，了解了毛泽东到达武汉要派飞机把广东的刘兴元、丁盛和广西的韦国清接到长沙时，就立即向叶群报告。
“你知道毛主席同他们谈些什么吗？”叶群问道。
吴法宪回答不上来。
当吴法宪报告毛泽东到达南昌，并把福州的韩先楚、南京的许世友接到南昌时，叶群更加沉不住气了。
毛泽东到达杭州后，没有叫空军派飞机接送其他省市的负责人，吴法宪没有得到消息。相反，叶群向他通报了这个情况。她说：“毛主席跑了一路，一定很疲劳，可能在杭州休息一段时间，国庆前回北京。”她要吴法宪注意掌握毛泽东的动向，及时报告。
9月6日，林彪、叶群从“别的路子”得到一份比较完整的情报。这份材料是一向重视搜集情报的“联合舰队”从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那里得到的。
前一天，广州军区召开军以上干部会，由刘兴元给大家“吹风”，传达毛主席接见的情况。会议开了一个下午，没有开完，暂时休息，让大家回家吃晚饭，准备晚上接着开。
顾同舟回到家里，顾不上吃晚饭，先给周宇驰打了个电话。他告诉周宇驰，正在传达毛主席谈话内容。他们约定，晚上开完会以后，立即把情况传到北京。
深夜11时半，于新野从北京来了电话。顾同舟首先向于新野报告，会上向到会的人宣布三条纪律：不准作记录；不要下传；不准向北京打电话报告传达的内容。接着他根据偷偷记在香烟壳上的要点，报告了刘兴元传达的内容。
原定在6日要去广西桂林的周宇驰，接到顾同舟的情报后临时改变了计划。6日下午，他带着于新野整理的长达12页的电话记录，亲自驾驶直升飞机，从北京飞到北戴河，向林彪、叶群、林立果报告。
6日晚上，顾同舟接到周宇驰打来的嘉奖电话：“林副部长看了于新野的记录，非常感谢你。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大功，说明你的路线觉悟高。林副部长要你再整理一份文字记录稿派人送到北京来。”
顾同舟报告的情况中，有些内容，特别是涉及林彪的内容，刘兴元在“吹风”时没有讲。几乎是在周宇驰把顾同舟的情报送到北戴河的同时，叶群就知道了。向叶群报告这个情况的是黄永胜，这份情况的取得则应归功于林彪的另一员大将李作鹏。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李作鹏表面上显得比吴法宪沉着，内心的紧张并不亚于吴法宪。他凭借特有的政治嗅觉，已经有一种灾难临头的预感。白天，在公开场合，他不得不强打精神，夜里进了梦乡，他就无法控制自己了。有次，他哭着滚下床来，歇斯底里地叫喊：“我要得神经病了！”“我活不长了！”
这期间，叶群对李作鹏也同对其他同伙一样，拉得紧了。
农历除夕的晚上，李作鹏的大女儿结婚，叶群、林立果亲自登门道喜。叶群不仅向新婚夫妻表示了祝贺，同时给李作鹏送了一份“礼物”。她当着前来参加婚礼人的面，称赞了李作鹏：“李政委是林总最信得过的，你们要爱护他，支持他。”她许愿说：“李政委将来会担负更重要的职务。”叶群装出的这副自信的样子，连吴法宪也觉得轻松起来。他高兴地唱了一个小调，给新郎、新娘和参加婚的人们助兴。
9月初，毛泽东离开长沙不久，李作鹏陪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到长沙参观。他那敏感的政治触角，立即探测到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为什么听不到毛主席到长沙谈话的内容？为什么人们似乎有意向他回避这个话题？
他下意识地感觉到，这是一件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大事。他决心弄清底细。
9月5日上午，他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到达武汉。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到机场迎接。在去宾馆的路上，李作鹏和刘丰挤到一辆车里。他们约定，6日早晨到李作鹏住处见面。
在约定的时间，刘丰来到东湖宾馆。李作鹏早已在房间里等着。
刘丰同李作鹏一样，是个政治上的暴发户。他原来是武汉空军司令员。“七·二〇”事件后平步青云，当上了大军区政委，他在军队中的根底，比李作鹏要浅得多，因此，对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也就特别敏感。他完全估计到了李作鹏约他见面的目的。可是，当李作鹏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毛主席在武汉说了些什么”这个问题时，仍感到有些紧张。毛泽东曾当面告诫他，不要把谈话的内容传出去。而现在，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仿佛感觉到了那只看不见的眼睛，正在向他射出寒光。他心一横：现在管不了那么多，反正谁也得罪不起，顾了眼前再说。他不得不再做一次并非自愿的政治赌博。
“毛主席在武汉，先后同我们谈了四次。这些谈话实在太重要了……”他把上身凑近李作鹏，悄声说着。
刘丰当面听毛主席谈话的次数不多，但从未见过毛主席那种严厉的表情。毛主席不仅点名批评了黄、吴、叶、李、邱几员大将，不仅用了“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心里有鬼”，“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一类词句，而且还谈到：“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等等。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多次直接点了林彪的名。
毛泽东在讲到军队工作时，还讲了这么一段话：“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听着刘丰的传达，李作鹏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浑身直冒冷汗：“难道毛主席已经觉察到林彪、黄永胜想造反吗？”
他从这些谈话中，很快就形成了三点认识：一、庐山的问题还没有完；二、上纲比以前更高；三、矛头似指向林彪。
和刘丰密谈后，当天上午10时，李作鹏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进行最后一次会谈。
会谈结束后，送走了外宾，黄、吴、李、邱4人都没有走。他们在一个小时后要一起去参加外国军事代表团的告别宴会，都留在北京厅休息。
李作鹏把黄永胜拉到一个角落里，迫不及待地把刘丰提供的情况告诉黄永胜。
吴法宪、邱会作这时坐在另一个角落的沙发里。看到李作鹏神情紧张地把黄永胜拉到一旁悄悄地谈话，吴法宪觉得有点异常，他走过去问道：“你们在谈些什么？”
李作鹏眉头紧皱，几次张嘴都没出声，抬头见吴法宪那副可怜样，只好支支吾吾地说，是谈毛主席在武汉的谈话，是从刘丰那里听来的。
吴法宪也愣了一下，忙说：“这么重要的情况，你给我们也讲讲吧！”
“还是别说的好。”李作鹏推托着。庐山会议以来，他们几个对吴法宪都不太放心，所以，有些事对他就留了一手。“你知道了没有什么好处，反而增加负担。”
吴法宪知道李作鹏不愿告诉他，吐了一口粗气，怏怏不快地回到原先坐的沙发上，半天不说话，心里却更紧张了。
邱会作可比吴法宪精明。吴法宪在李作鹏那里碰钉子的情形他都看在眼里，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在去外国大使馆参加告别宴会的路上，他特地钻进李作鹏的汽车。李作鹏附在他耳旁，悄悄地讲了一路。
大使馆宴会一结束，4个人分头匆匆回家。吴法宪一到家，便拿起电话筒，叫接北戴河叶群。总机告诉他：“叶主任正在讲话。”
过了好久，电话打通了。他向叶群报告，李作鹏已打听到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并对李作鹏不向他透露消息表示了不满。
叶群说：“吴司令，你不要误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这事你不要再向李瞎子打听了。有什么事情，我会告诉你的。”
吴法宪沮丧地放下话筒，瘫坐在沙发上好一阵才站起身来。他知道，黄永胜或李作鹏早已把情况报告叶群了。
但他并不知道，此时，林彪、叶群比他还要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