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在今宁夏同心县一带，流传着一首《抗拔兵》的花儿是对马鸿逵征兵暴政的真实写照：
没钱的当了兵，有钱的拿钱哄；明花钱来暗活动，乡长县长耍私情，光抓穷苦人。
有人的要拔完，没人的摊兵款；一个壮丁一万五，逼得百姓翻白眼，实在难上难。
有钱的快出钱，没钱的绳子栓；逼得家家卖耕牛，逼得户户卖庄田，倾家又荡产。
马鸿逵对宁夏的统治，完全是建立在军事专制基础上的。“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这是马鸿逵的基本信条。兵是马鸿逵的命根子，所以在他统治宁夏的17年中，年年征兵扩军。1937年以前，蒋介石为了防止马鸿逵势力扩大，不准马鸿逵私自向地方拔壮丁，扩充军队，而马鸿逵则阳奉阴违，偷偷摸摸地征了3次兵。1937年至1940年，又每年征1次兵。1940年以后，则往往每年征兵2次。从1941年至1948年的8年中，共征兵12次。解放前夕，宁夏人口约75万左右，而马鸿逵的军队，计有步兵3个军、骑兵1个师，再加上地方部队和马鸿宾的军队，总数约在10万人以上。这样，宁夏平均每7个半人中即有一个兵。征兵成为宁夏人民最大的灾难。
征兵初期，曾规定每户有18岁至25岁合格壮丁者，三抽一、五抽二，后改为18岁至30岁，再后来改为18岁至40岁，最后因兵源枯竭，竟改为15岁至55岁。起先是按壮丁抽，后来改为按丁抽，即父亲合格，家有幼子，即为双丁，这就是所谓“大配小、小抬大”的奇特征兵办法。凡家有两名以上合格壮丁，均须参加抽签，并且制定了“三代合一户”“、五世不分家”等规定，严格限制分家析产。民政厅于1940年以后，一再整顿保甲，查编户口，其中心任务就是“并户”，并户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双丁数目，开拓兵源。残酷的征兵使宁夏人民如入水火。在征兵期间，有钱的雇人顶替或贿赂规避，没钱的有的甚至自残躯体以逃避兵役，还有的举家逃亡。1938年，平罗姚伏堡一农民为逃避当兵，把自己弄成哑巴。1940年，中卫李尽忠服食大量巴豆，腹泻脱水而死。1943年，王洪堡（今作望洪）有一人自己砍断右腿，惨不忍睹。1948年，保安处一新兵自剁右手一个手指，马鸿逵以逃避兵役罪将其枪毙。此外，用针刺破眼球，用石头砸掉门牙，用毒药糜烂下身或肛门假造梅毒等自残方法躲避兵役者，常有发生。马鸿逵的手段更为毒辣，征兵令一下，全省部队、保甲一起出动，四处抓丁。一时路断人稀，鸡飞狗叫，如临大敌。兄逃弟顶，父逃子替，一户逃则一甲负责，一甲无兵则全保公摊，真是殃及九族，祸及乡里。1935年，兰州中学老教师牟凤鸣因马鸿逵的少将副官处长苏连元（牟的学生）的举荐当了宁朔县长。到任不久，省府颁布征兵命令，宁朔县是个大县，应征兵额极多。他缺乏从政经验，只知按文件上的每户“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要求去执行，可当时马鸿逵已接连征兵数次，一户哪有5个壮丁？上头催得紧，百姓哭得凶，他一筹莫展，屡受省府申斥。紧接着下半年的征粮又开始了，虽然他天天催逼，还是征不够数，他无法交差，便投身惠农渠自杀（自杀处在今永宁县望洪桥处），幸被桥头一小商人救上来。但征兵征粮的差事压得这位县太爷实在无路可走了，最后还是跳黄河自杀了。农民苦于兵役，有全家逃跑的，也有全村逃跑的。同心县王家团庄原有居民100户，解放时仅剩3家孤寡。1939年同心县人口为4.2万余人，到解放前夕只有1.8万余人。据当时省民政厅统计，1939年全省人口为1002876人，以后逐年下降，到1941年降至73万多人。马鸿逵为了制止人口外流，想了很多办法：派人到附近各省地区及本省抓捕，尤其是对逃兵，一经抓获，轻则毒打示众，重则枪毙；行文各省，要求当地政府勒令宁夏籍户民还乡；制止青年学生外出上学，并且严令家长把外出上学的学生叫回来；命令商人把在外地经商的子弟叫回来。马鸿逵为了扩大兵源，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这一切办法都没有收到效果。由于兵源枯竭，雇兵现象普遍发生。最初雇兵1名，需小麦三四十石，或银元百十元，后来竟涨到小麦80石至100石，银元200元至300元或400元。地主富商的子弟虽可雇人顶替，但原丁仍在，下次仍要应征，势必年年雇顶。城市商人雇兵有的多至三四十名或100多名不等，宁夏“八大家”私营商号在17年内，仅“合盛恒”雇兵达40名“，天成西”雇兵达150名。马鸿逵的兵营更是暗无天日，士兵吃不饱，穿不暖，疾病无医药，操练和劳役又十分繁重。当时兵营里流传着这样几句顺口溜“：来时绑了绳，入伍进牢营，打骂是常事，不如判了刑。”士兵不堪非人的待遇，日夜思逃。逃兵成了马鸿逵军队的一大痼疾，也给宁夏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据中卫一县估计，解放前所征正兵在1万名以上，而所征逃兵则在2万名以上。
为防止士兵潜逃，马鸿逵制定了许多防止逃兵、缉捕逃兵的法令，以特别残酷的手段抓捕和惩罚逃兵。逃兵搜捕不到的，以其兄弟子侄顶替；无人顶替的就迫使逃兵家属或雇主寻找本人，或出钱另雇。原兵主无钱雇兵时，则由其所在甲或保共同负担。再跑了再雇，故民间有“兵根是挖不完的祸根”之说。当时的民政厅长海涛曾说“：县长们要头脑放清楚点，主席（指马鸿逵）要的是兵。千言万语一句话，要兵哩！”人们惧怕亲邻出逃兵受牵连，竟到了所谓“不怕邻居出人命，就怕邻居出逃兵”的地步。当时宁夏流传着一首凄凉的民谣：“听兵逃，心飞掉，款子（雇兵款）逼得要上吊，保（保长）阎王，甲（甲长）小鬼，没有款子了不得。”兵逃得越多，马鸿逵镇压的手段越毒辣。1945年，马鸿逵将抓回来的90名逃兵，集中在省城东校场，同时调来500名士兵，每5个人打1个逃兵，一律用两根皮鞭抽打脊背（俗称“背花”），一时间血肉横飞，哭喊之惨，全城震动。当时，一个逃兵大声喊道“：打死我也不当兵！”马鸿逵暴跳如雷地说：“我枪毙了你！”逃兵说“：枪毙也不当兵！”马立即喝令在那些哭天喊地的逃兵面前枪杀了这名逃兵。1947年，马鸿逵将各部队抓来的逃兵集中在银川枪毙，事先印制“咎由自取”纸条，枪毙后将纸条卷成细卷，逐一塞于死者头上的枪眼里。马鸿逵还对在场的官兵说“：今天枪毙的这些逃兵，都是咎由自取。”1949年，马鸿逵将保安处征来的新兵，全部集中在银川东校场，召集全军营、连长逐一挑认潜逃后又受雇充兵的士兵。他从宪兵连和特务营选来一批打手，每4人一组，把挑出来的100余名逃兵，都重打“背花”，一时哭声四起，鲜血飞溅，惨不忍睹。
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二次集结兵力围攻陕北重镇榆林，马鸿逵奉蒋介石之命，派其子马敦静率3万余众驰援榆林。西北野战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于11月13日，在榆林西北60公里的袁大滩重创马部后主动撤离，榆林围解，马部进入榆林。马鸿逵担心国民党抓住他的部队不放，电令马敦静立即兼程返回宁夏。马部在返回途中，官兵逃亡和病死者甚多。部队返宁后，马鸿逵将这次战役中抓获的潜逃官兵全部枪毙，缉捕不到者，逃官1名罚原兵主补兵10名，逃兵1名罚兵5名，后经地方士绅请求，改为“官5兵3”。凭带兵官开列清册，每县加派厅、处长为“大员”，驻县催办。马鸿逵因这次追索逃兵又增加了1个团的新兵，所以成立了1个新团，老百姓称这个团为“讹兵团”。讹者，借端敲诈之谓也，真是闻所未闻啊！
马鸿逵的兵役是历史上罕见的暴政，致使宁夏地方民穷丁缺，财尽田荒，老弱惨死，壮丁逃亡四方，塞上天府成了人间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