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1644），顺天大兴人辛民任淄川知县遇到件怪事：有对兄弟担心父亲续娶后生下儿子分家产，竟乘父亲熟睡时阉割之，一时传为奇谈。《单父宰》记其事。
顺治四年（1647），奉天人陈其善任淄川知县，昏聩无能，断杀人案时，竟把杀人凶犯断去做苦主的儿子。《郭安》记其事。
顺治十二年（1655），淄川人孙宗元（字柳下）中进士，授临晋知县。县内有一家婆媳俱寡，婆婆与无赖私通，反诬告儿媳。官吏审案时，无赖一口咬定与儿媳相好。孙柳下命婆媳拿巨石砸无赖，媳妇下手狠，婆婆下手轻，真****立刻自明。《太原狱》记其事。
顺治十二年天上出现赤字，《聊斋志异·赤字》记其事：
顺治乙未冬夜，天上赤字如火。其文云：“白苕代靖否复议朝冶驰。”
王士禛《池北偶谈》亦有记载，赤字内容稍有出入。看来这是当时淄川、新城一带很有名的佚闻。可能是天空云彩的变幻令人产生联想，有人认为《赤字》隐约反映了汉民族的伤感之情。但文意模糊，很难确指。根据蒲松龄“闻则命笔”的习惯，天上出赤字的怪事，会不会当时蒲松龄顺手就记下了？那样的话，《聊斋志异》的创作上限竟可推到作者十六岁。
顺治十五年（1658），蒲松龄中秀才时，他的恩师施闰章机智地断明胭脂一案，《胭脂》记其事。
康熙二年（1663），福建人陈宝钥任山东按察司佥事、青州道，由于他的游扬，林四娘的故事不胫而走，王士禛《池北偶谈》有记载。康熙六年（1667），陈宝钥调任江南传驿道时，又为林西仲讲述林四娘故事，林西仲写成《林四娘记》。蒲松龄根据同时代人虚构的故事写成《林四娘》，王士禛、林西仲笔下的衡王宠姬，变成如小鸟依人的少女。
康熙四年（1665），直隶永年举人李司鉴上了朝廷“邸抄”，《聊斋志异·李司鉴》将此事描述一番：
李司鉴，永年举人也，于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打死其妻李氏。地方报广平，行永年查审。司鉴在府前，忽于肉架下夺一屠刀，奔入城隍庙，登戏台上，对神而跪。自言：“神责我不当听信奸人，在乡党颠倒是非，着我割耳。”遂将左耳割落，抛台下。又言：“神责我不应骗人钱财，着我剁指。”遂将左指剁去。又言：“神责我不当****妇女，使我割肾。”遂自阉，昏迷僵仆。时总督朱云门题参革褫究拟，已奉谕旨，而司鉴已伏冥诛矣。邸抄。
康熙五年（1666），蒲松龄的朋友王子巽（****入）进京探亲，归途中遇到设局诈骗。为了诈骗几十两银子，先后有三个骗子以不同面目出场，追随王子巽数百里终于得手。蒲松龄写《念秧》，在篇首说明：
人情鬼蜮，所在皆然；南北冲衢，其害尤烈。如强弓怒马，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夫人而知之矣。或有劙囊刺橐，攫货于市，行人回首，财货已空，此非鬼蜮之尤者耶？乃又有萍水相逢，甘言如醴，其来也渐，其入也深。误认倾盖之交，遂罹丧资之祸。随机设阱，情状不一；俗以其言辞浸润，名曰“念秧”。今北途多有之，遭其害者尤众。
蒲松龄像新闻记者一样，听到什么就会马上记下来，估计顺治到康熙初年的真实故事都是他早期做了素材积累，后期对《聊斋志异》做重新编排时再做加工。
八 学师孙瑚
康熙九年（1670）春天，蒲松龄写信邀请时任淄川教谕的孙瑚到东阁喝酒：
琴书北渡，雪叶沾举子之衣；款段南来，桃花粲王孙之路。共意风流名字，已绕逐殿之雷；谁期颠倒英雄，未上迁莺之榜。笔底之经纶莫售，岂尔宣圣无灵？学宫之堂构未竣，故使孙山落第。忽闻音而感集，堪痛恨者不睹千里昂霄；一转念而欢生，所幸者又得三年聚首。过哉生之魄，设醴酒于东郊，卜焉逢之辰，醉羽觞于小圃。芳草迷芳径，一任红雨飘来；春色遍春城，莫遣黄莺衔去。序天伦之乐事，共倒芳樽；卜子夜之清游，同歌锦曲。虽则醉以酒，不过满眼皆饰目之资；岂曰我爱其羊，遂使盈几无下箸之处？荒园初扫，若人者，若人者，共拟攀彭泽之车；蓝舆已驾，吾师乎，吾师乎，何勿下陈蕃之榻？
（《邀学师孙景夏东阁小启》）
这封信大意是：在淄川学子心目中，学师孙瑚德高望重、才气横溢，没想到竟在会试中落榜。刚听到这个不幸消息时，蒲松龄很为学师不平，难道孔圣无灵？难道是学师倡修的淄川学宫尚未竣工，所以让他仍回到淄川负责完工？极其惋惜看不到学师在官场上一展雄才，却又庆幸与学师有了三年聚首机会。学生在三月十七日这一天，请学师到东阁赴宴，叙师生间天伦之乐，同诗同歌。学生翘首盼望“彭泽令”的车到来！
弄懂这封信需要知道的历史背景：其一，淄川儒学教谕孙瑚，字景夏，山东诸城人，以举人出任淄川教职，与蒲松龄建立了亦师亦友关系，互相欣赏。其二，孙瑚参加康熙九年的会试落榜。其三，淄川学宫破败不堪多年，一直没人管。孙瑚在当地发动士绅赞助，花费数年时间修建学宫。因工程浩大，直到离开淄川也没修完。此事，高珩有详细记载。
孙瑚虽是学师，却是《聊斋志异》的热心襄助者。应该倡导学生好好写应制文的学师，居然支持学生写“野狐禅”！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聊斋故事一些素材，由孙瑚提供，很可能就是类似于“东阁”聚会时讲的。例如，颈连一指而能复活，十年后却笑掉脑袋，真真乐极生悲，这则天下绝无仅有的奇闻《诸城某甲》，正是学师孙瑚向学生蒲松龄提供的：
学师孙景夏先生言：其邑中某甲者，值流寇乱，被杀，首坠胸前。寇退，家人得尸，将舁瘗之，闻其气缕缕然，审视之，咽不断者盈指。遂扶其头，荷之以归。经一昼夜始呻，以匕箸稍稍哺饮食，半年竟愈。又十余年，与二三人聚谈，或作一解颐语，众为哄堂，甲亦鼓掌。一俯仰间，刀痕暴裂，头堕血流，共视之，气已绝矣。父讼笑者，众敛金赂之，又葬甲，乃解。
与孙瑚相关者，需要特别注意《孙必振》这个故事：
孙必振渡江，值大风雷，舟船荡摇，同舟大恐。忽见金甲神立云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诸人共仰视之，上书“孙必振”三字，甚真。众谓孙：“必汝有犯天谴，请自为一舟，勿相累。”孙尚无言，众不待其肯可，视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孙既登舟，回首，则前舟覆矣。
孙必振是孙瑚的从弟，其事见《山东通志》。孙必振康熙十六年（1677）被任命为河南道御史，孙瑚已在康熙十五年（1676）离开淄川。蒲松龄是通过其他人的传闻知道孙必振这段奇闻，还是孙瑚邮筒相寄？都有可能。
时隔三个世纪，《孙必振》这个聊斋小片断，居然通过变形在斯德哥尔摩出现。二〇一二年莫言在瑞典以《讲故事的人》做诺贝尔文学奖致词说：我故乡有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是他的传人。莫言讲了三个故事，第三个故事大意是：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暴风雨躲进破庙。天空雷声紧、火球滚，似乎还有龙叫。众人说：我们中肯定有人做了亏心事。咱们把草帽丢出去，哪个草帽被吹走，哪个出去接受惩罚。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吹走。七个人把他抬起来丢到庙门外。此人刚被扔出，庙轰然坍塌。莫言讲的这个故事显然由《孙必振》演化而来。
九 决计南游
蒲松龄兄弟分家后，其父蒲槃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渐至闭门不出，卧病在床。康熙八年（1669）正月初五，与世长辞。
第二年，康熙九年（1670），蒲槃去世周年后，蒲松龄负笈南游。此时蒲松龄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长子蒲箬生于康熙元年（1662），已进私塾读书，次子蒲篪尚幼。两个儿子之间还添了个懂事的女儿。
父亲去世，蒲松龄身上，又多了赡养老母的担子。六口之家靠一个人“舌耕”，日子毕竟难过，蒲松龄不能不寻找更理想的养家方式。
恰好这一年，淄川人孙蕙到江苏省扬州府宝应县任知县。
孙蕙何许人？高珩《栖云阁文集》卷十四有《户科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铭》，《清史列传》卷七十有传。简而言之，孙蕙，字树百，别号笠山，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卒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顺治十四年（1657）乡试中举，顺治十八年（1661）中进士。做过宝应知县、福建乡试主考官、户科给事中。著有《笠山诗选》五卷、《安宜治略》等书。
蒲松龄在孙蕙中举后第二年即顺治十五年（1658）成为秀才。孙蕙算蒲松龄同乡学长。根据张笃庆晚年诗作《同邑八哀诗》中对孙蕙的描述，孙蕙“振笔走千言，泉涌来万斛”，很有才华。没做官前常与淄川读书人聚会，写诗论文，“清谈刘真长，风流苏伯玉。采采纫湘兰，怀之动盈掬”。张笃庆参加过这些活动，比张笃庆大两岁的蒲松龄也会参加。从蒲松龄顺治十五年（1658）做秀才，到孙蕙顺治十八年中进士的三年间，蒲松龄和孙蕙有接触。孙蕙到宝应担任知县，按惯例得从家乡带亲信做幕宾。他的恩师****石向他推荐蒲松龄，完全可能。何况请“学弟”做幕宾比较可靠。于是，孙蕙邀请蒲松龄南游给他做幕宾。
幕宾又称“文案”或“书启师爷”，《清代典章制度辞典》解释：
文案，幕制名。清代自督抚以至州县，均设文案幕席，在内衙（内签押房）掌管档籍及草拟文移公牍，与长官关系密切，得预闻机要。此项幕席在督抚衙门一般称“文案”，在州县衙门称“书启”，统称“文案”。
幕宾是当时没考上功名的知识分子既比较体面又报酬丰厚的职业。常常是有些文名的落第举子才能受到邀请。幕宾都是由主管官员延请入官衙，佐助本官，称为“入幕”。幕宾和主官的关系不是主奴，也不是上下级，而是主客。主官对幕宾有如宾朋。主官见幕宾时拱手尊称“先生”，幕宾称主官“东翁”，或称“大令”、“明府”（对知县的称呼）。不像知县手下的官员要对知县行跪拜之礼并自称“卑职”。幕宾的生活费用全部由东家供给，年薪多则二百两，少则数十两。蒲松龄做幕宾的收入是做私塾教师的数倍。
蒲松龄自从兄弟分家之后，年年在外边教书挣钱养家，王永印家给的报酬虽然高于一般的私塾老师，幕宾职业却比王家的酬劳高不少。像王永印那样达观的人，多年“小友”有个外出见世面的机会，他自然不会阻止。
康熙九年（1670）秋天，蒲松龄告别老母妻儿，开始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南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