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睛一闭，走进了大连机场安检口。
我从安检带上取下随身挎的书包和一只玩具狗就走。有人拦住我，说机场候机室在那一头！天，我刚才闷头往墙上走，好像要…-头撞墙似的。
我几乎是闭着眼睛走的。我怕睁开眼睛泪水会“破门而出”。我就没看见前边是路还是墙。安检口外，一定还站着老袁和小梁。
老袁有一对大大的圆眼睛，还有圆圆的脑袋和近乎圆圆的身体。好像一个大圆上放一个小圆，那小圆上又是两个小圆。他是四个圆的组合。他说话时，我就觉得大圆小圆都投向我，笔直地、一无散光地。我自然就不设防不端着不累不烦。他奔跑起来，两只手又握成两只圆。他这一组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圆，各司其职地运作起来，多好玩多可爱——我便称他“多可爱”。小梁一笑，一张大嘴好像占厂半张脸。人家笑，是嘴笑；她笑，是半张脸在笑。不不，是整个脸在笑——她那一个大咧咧的半月上边，还有两个笑弯弯的半月。大咧咧的半月和笑弯弯的半月，传递着甜美、真纯和傻气。叫人不能不信任她，不想不信任她，不知不觉一下就信任了她。这个并不为人所知的小梁，就闯开了各种作家、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的门。
我和小梁累了饿了，就在大连街头买一种好吃的冰淇淋，叫：
可爱多。当然，包冰淇淋的纸一定会扔进垃圾箱。如果有人往大连的草坪上扔一个纸团，那真是最不可爱的人了，这样的人我还没有侦察到。有一夜寒风大作。清晨拉开窗帘一看，我的心突突跳了起来——怎么回事？街前大草坪上，怎么有了好些纸片？我把脸紧紧贴在窗玻璃上，贴成个扁鼻头扁脸。哦，不是纸片，是秋风吹下的一片片落叶。再前边的草地上，小鹿们又在大模大样小大人似的漫步。早上好，小鹿！我推开窗子把头伸进寒风里。一阵银白的风过来，一群的风过来，一群白鸽扑闪闪地飞过，好像绕着我的脖子飞呢，好像给我戴上了一串白洁闪烁的项链。哦，可爱的大连。
我就管可爱的大连的可爱的小梁，叫“可爱多”。大连有本杂志叫〈东北之窗〉。老袁是主编。小梁是编辑部里最小的人儿，但老袁却让她一个人做几个栏目。〈东北之窗〉前些期每期一人地介绍辽宁省的一位位领导，每篇三千字。然后介绍一位位市长。轮到大连市长薄熙采了，由谁来写？
小梁说：陈祖芬。说这话之前，小梁和那个叫陈祖芬的人，只有电话里的交道，关于约稿，关于交稿。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就这么偏执地认定这一个人。更不明白的是老袁就能接受她的偏执。
能够接受别人的悟性，也是一种悟性。
两个月后，终于我们的事情做完了，我是说，我写大连和她的儿子薄熙来。本来想写三千字。写完初稿一数，发现我的算术大成问题——怎么就有近十万字？
小梁对老袁说，她为〈东北之窗〉做完这件事，她要调走了。小梁没有任何要走的迹象，而且正是这两个月她忙得妻子不像妻子，母亲不像母亲，围着我的采写做一切事，当然还有她的几个栏目。我才知道，小梁早就觉得报社更适合她，可又想报答老袁对她的一贯的信任，所以决定走之前要为〈东北之窗》做好这件事。老袁说，小梁——走她的那一摊得再招三个编辑才顶得上。但小梁这两个月这么辛劳这么尽责，叫他不能不尊重她的选择。
小梁没有想到，老袁当下就定音：“好。”他说“好”的时候，声音浑圆厚实，像一只实心的圆球。
我说，还有，我的算术错了，稿子远远不是三千字，给〈东北之窗〉不合适了。我拿回北京出书吧。
老袁说：“好。”
“可爱多”和“多可爱”为我忙了两个月，最后没有拿到一个字。他俩把我送到机场。大圆摞小圆一般的老袁，明明无所获偏偏感觉着圆满。而小梁这会儿像倒挂的月牙儿——她在一边哭。我烦了她两个月，我要走了，她可以如释重负了，她却丢魂失魄地哭！
我拎起书包和装在一个正方纸盒里的玩具狗，掉头就要进安检口。老袁喊住我：这纸盒里是什么？我说：狗。老袁认真兮兮地压低声音提醒我：狗是不让上飞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