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特丽德站在扶手前方，以城市为背景。微风吹拂下，一头栗棕色长发飘扬着，仿佛不规则的旗帜。她戴着墨镜，满脸笑容，洁白的牙齿与后方的白色城市和谐辉映着。七年前的一个傍晚，我们在里斯本搭乘小渡船横渡塔霍河，前往卡西利亚什，我在船上拍下了这张照片。夕阳余晖下，屋舍的釉彩瓷砖化作一色，此时置身远处，我才真正明白里斯本为何会被称作“白色城市”。河流对岸，从商业广场到古老的上城区和阿法玛区一带，柔和的光线映照着远方的屋舍。从她离开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月了。音信全无。我只能通过我们联名账户的对账单来了解她的行迹：在巴黎租了辆车，穿过波尔多，接着经过西班牙的圣塞瓦斯蒂安、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葡萄牙的波尔图、科英布拉，最后到达里斯本。那年秋天，我们走的正是同样的路线。十月十七日，她在里斯本取了一大笔现金，之后就没再使用信用卡。我不知道她在哪里，也无从得知。我四十四岁，越来越不懂这个世界。年纪越长，懂得的就越少。年少时，我以为知识会随着岁月流逝而渐趋丰富得如同宇宙一般。日复一日渐次深入的确知事实，将取代难以理解的无常。我当时的确太过乐观。随着时光流逝，我必须承认，我现在的所知跟那时比，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甚至可能稍逊，心中更是少了那股信心。我的那些所谓经验，根本算不上是知识。这么说吧，它们更像是瓶中空洞无力的浅薄回声。在我那贫乏的学识周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无，仿佛干燥的核桃仁，愚蠢地发出嘈杂的声音。我的经验不过是不学无术的经历，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有多么无知。
十月初的一个早晨，阿斯特丽德说要离开。她就站在浴室的洗手台前，边倾身看向镜中，边涂着口红。她已经打扮妥当，一如往昔，优雅地穿着一贯的深蓝色。她的优雅中带着一丝保留与谨慎：她钟爱深蓝、黑色和白色，从来不穿高跟鞋。没什么必要。话毕，我们在镜中四目相望，她似乎想知道我会做何反应。阿斯特丽德依旧动人，每当我意识到自己无法猜透她时，她最为动人。她匀称的面容一向令我着迷，这个特色并不常见。大部分人的面孔都有些缺陷：鼻梁不正、有胎记和疤痕，或是两侧线条不同，左右脸不对称。阿斯特丽德的面孔两侧以挺直的鼻梁为界，犹如镜中的倒影，划出完美无瑕的弧度。她鼻子高挺，细长的绿色双眼间距较一般人大，脸颊略宽，尖下巴稍往前勾，颜色极浅的饱满双唇几近肤色，微笑时总会勾勒出叫人难以捉摸的线条，嘴角和眼尾浮现了一些新生的细纹。阿斯特丽德总是带着有意无意的笑容，在绽放的笑靥中，她的肌肤会立即反映出周遭的氛围，以及光线和阴影的温度，仿佛她正置身于自己梦寐以求的场景当中。岁月开始在她的躯体上雕琢出痕迹。即使第二个孩子已经十八岁了，她的体态依然苗条坚挺，并且维持着我们初识时的灵巧轻盈。
如果没有看到银行对账单，我早就会去登记搜寻。但是，我绝对可以了解一件事：她并不想让人发现。我也不打算去找她。当时我问过她准备去哪里。她说还不清楚。她在镜子前停留了一会儿，似乎在等待我的反应。我什么也没说，她就离开了。我听见她在客厅里打电话的声音，却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她的音调中，带着一丝闲散，断断续续的，好像有点沙哑。没过多久，就传出关门的声音。我冲了个澡，看到屋后建筑物上方掠过一架飞机，阳光亮晃晃地映在上头。我得不时擦拭镜子上的水雾，才能看清覆满刮胡泡沫的脸。镜中满脸白色泡沫的男人用一贯怀疑的眼神看着我，似乎要说，他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男人。他神情落寞，好比疲惫的圣诞老人定格在一幅镜面上，镜子周围贴着葡萄牙瓷砖，上面还有上了蓝釉的植物藤蔓装饰图案。那些瓷砖是她在辛特拉附近一处雾气蒙蒙的小村庄找到的。当时我们驾车穿越葡萄牙北部山区蜿蜒的绿色隧道，到那个小村庄。我因为满脚泥泞而出声咒骂，她则挑剔地反复察看着一片片瓷砖上的装饰，好像它们差别很大似的。一名外套沾满稻草的农夫从驴车后方的桶里倒出一杯烈酒请我喝，浓烈的酒精呛得我嘴角发颤。当夜，我们在下榻的蓝色旅社内缠绵，墙上的壁纸印有艳蓝色花瓣、船只和小鸟，她模糊的低吟回荡在墙壁之间。在如谜的音韵下，阿斯特丽德既遥远又亲近。我走出浴室时，她已经离开了。公寓里一片寂静。罗莎半正式地迁入新男友住处，西蒙正在撒丁岛的什么地方骑着摩托旅行。再过不久，阿斯特丽德和我便会真正独处。我们并没有就此详谈，也许是因为两人都无法设想届时的处境。那是一股不一样的沉默，我们小心谨慎地居于其中。以前，孩子们离家，我们总是很享受那种自由。如今，面对眼前的空间，我们既不想放诸脑后，却也不愿任其扩展。
喧嚣的世界归于寂静。他人制造的声响也好，自己发出的声音也罢，数年来，这些主旋律、次旋律、变奏的足音、话语、哭笑和叫喊就萦绕在我的身边。这就如同永不止歇的音乐，不尽相同，却日复一日重现，因为能够入耳并被铭记于心的是旋律，而非乐器；是我们共同筑起的生活，而非个别存在的言语和动静。我们的生活，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却也一年年地有所改变：不得安眠的夜晚和刺鼻的尿布气味，三轮车，床边故事，急诊室，孩子们的生日和学校的郊游，圣诞树和湿漉漉的泳衣，情书，足球赛，欢乐和单调，口角之后的和好。最早的几年间，这个喧闹多变的小宇宙不断膨胀，占领了一切，所有的安排、计划和例行工作横亘在我们之间。我们各自站在新世界的一端，许久以来，只能通过闹哄哄的噪声互相挥手致意。到了傍晚，所有繁忙事务告一段落，我们一起瘫坐在电视前看新闻、益智节目和回放的老电影，虽然两人都没敢提起，但我确定她和我一样，偶尔也会怀疑日常的琐碎是否遮蔽了生命本身应有的意义。许久之后我才明白，生命的意义也许不存在于厚重的家庭相册里那些用相机捕捉的特殊时刻，而是扎根在重复的生活轨迹以及琐碎的事务上。然而，日常琐事缠身，筋疲力尽地站在餐桌与洗碗机之间，手上拿着待洗的碗盘，耳边响着孩子的笑闹声，也只有在突然出现的短暂悠闲的时刻，我才会注意到生命的意义。在这些片段的时刻中，我偶尔会想：就是这些夜以继日出现的活动和话语，才能让我完全置身于生命的中心。
在寂静中，在西蒙和罗莎渐渐远离的空虚里，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公寓里的声响不再是数种乐器变调的合鸣，而像犹疑不决的信号，沿着寂静的边缘浮现。浴室里，热水汩汩流入排水管，我剃须修脸；厨房里，果汁机隆隆作响，水壶鸣笛，咖啡壶长啸。阿斯特丽德的回答伴着这些声响传入我的耳际。我们终于可以听到彼此的声音，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早晨，我在她身边醒来，看着她在睡梦中迎着晨曦、面对我的脸庞。她沉睡的面容毫无表情，五官组合出让我陌生的情绪，让那张面孔几乎也变得陌生起来。我了解她，因为我们共度了数千个日夜。但是她呢？她了解自己吗？过去我们会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而争吵，像是谁该做什么，谁做过这个或那个。现在我们却突然变得能够体谅彼此，几乎称得上相敬如宾。即使在床上，两人彼此接近的方式也带着谨慎的温柔。这和孩子们入睡后困倦私密的交欢，或是闷声呻吟迸发的热情截然不同，有点像是一种崭新的探索，我们怀着一丝惊喜发现我们真的还在彼此身边。我们相处超过十八年，刚认识时，西蒙才六岁。我们从未有超过一周的独处时光，唯一的例外就是七年前的十月，当时我们开车穿越法国西南部的朗德区，西班牙的阿斯图里亚斯、加利西亚，来到葡萄牙的山后—上杜罗[1]。
阿斯特丽德隔天便离开了。若不是我从浴室出来后她已离开，我可能就会问下原委。她傍晚后返家，孩子们不在，我们坐在厨房里用餐，这时，一切似乎都太迟了。提问自有适当的时机，有些情况，机会稍纵即逝。当我端出饭菜，为她倒了一杯酒时，即使她尚未收拾行李，也还不确定自己的目的地，这趟行程已是既定事实。这一天下来，想到她打算离开，我心中满是疑问，而其中最沉重的问题便是：她为何选择离开。要开口询问这个问题，在随后的沉默里，势必得问到其他那些让人或困惑或难堪的问题。不知为什么，我心里知道，如果发问，厨房里除了沉默之外，不会有别的回应。我不想让她注意到，她当天早上在收起口红、迅速检视镜里容颜时的随意话语，便让我的文章少了大半页的进度——我早已为这篇在一周前就该动笔、关于画家塞尚的文章想好了结语。我并不想像个沮丧的青少年一样，坐在那里做出一副偏执忌妒的模样。就像大家讲的，毕竟，我们都是成年人。也许，我只是夸大了自己的不安。任何人想离开独处一段时间，并非什么新鲜事。再说，我们身上的责任稍有舒缓，甚至可以说是得到解脱，更能让我们把自己交到自己和彼此的手上。
那天下午，她从剪辑室打电话给我，说她会晚归。从听筒里，我听到她在剪辑桌边快速地一幕幕滚动播放着类似动画片的影片，传出含混不清的叽喳声响。挂上话筒之后，我回头细思每一句对话，试图找出她语气中是否有任何变化。但是每个字眼都很正常，她并没有比平时打电话时表现得更疏离，也没有过于热切。我们坐在厨房时，和平日也没有任何不同。我希望她能主动提起旅游计划的话题，但是她似乎忘了这件事。除非，她在等我打消这个念头。她随意聊起当天剪辑的影片，脸上带着惯有的笑容，说起年轻严肃的导演在发现自己最钟爱的一幕惨遭修剪之后，如何沮丧又绝望。从某个角度来说，她的工作是无形的：删去导演手下无关痛痒的情节，通过剪辑，让故事更为紧凑。故事不都是如此吗？我的故事也是一样。我容不下所有的一切，只得从手中的影像中撷取精华，确定先后顺序。因此，即使主题一样，我的故事和她的看法也会不尽相同。她说话时，我观察着她的每个表情。这副面孔和过去并无不同。这么多年了，偶尔，我看到一根过去不曾出现的银发、一条加深的皱纹，但除此之外，注视着我的，依然是与我历尽千帆之后的那双眼眸；和我说话的，依然是与我道尽了千言万语（之后或忘记或记得）的那双嘴唇。
稍后，我躺在床上，清醒地试图回忆过去的几周和几个月。我试图去搜寻任何足以解开谜团的一个表情、一个动作或一句话语。但要么就是没什么迹象，要么便是我完全没有注意。我是否心不在焉？显然如此。我的记忆极差，分不清时日，一片混沌中只看得到天空一次次的倒影。日复一日，千篇一律。她在早晨离开，我则坐在书桌前，看着湖边的一排排树木，看着它们在静谧而明亮的湖面上，一日日地在不知不觉间从绿荫如盖变为枝叶凋零。她回到家，靠在沙发上，而我做饭，之后我们吃饭、看电视或读书、睡觉。唯一的改变，是西蒙离家后出现的宁静，这股静默在罗莎越来越稀罕的来访下持续扩大。每当我们交谈，便会意识到自己打破了这个与以往大相径庭的沉默。不止一次，我在屋里走动时会停下脚步，透过敞开的房门看着她盘腿坐在沙发上读报纸，无意识地用指甲抓着椅套，或是看向湖对岸的房子，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当我这样看着浑然不觉的阿斯特丽德时，她有时会突然放下报纸或转过身子与我四目相望，似乎是感觉到了我的目光。接着，我会赶忙随意说些话，淹没掉那一刻没说出口的疑问。
我躺着聆听她沉稳的呼吸，以及远方的车声。我原以为她在沉睡，却在黑暗中听见她的声音。也许，我在厨房里没提出任何问题，让她感觉惊讶。或者，她期待我试图阻止她离开。她背对着我躺着，音调镇定，就事论事。她可能说了有一阵子。多久？她不知道。我把手放在她羽绒被下的臀部，她没有避开。我拍打她的臀部，以为我将自己的疑问问出了口，仿佛我当真明白她的想法。我问她是否独行，她没有回答。也许她已经入睡了。当我醒来时，她已经穿好大衣，站在卧室门口看着我。我起身走向她，她盯着我看的模样，似乎是在读取我脸上连我自己都不清楚的信息。接着，她提起放在脚边的行李箱。我陪她走到门口，看她下楼。她没有回头。我不了解自己，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让她不做任何解释便离开。我当然无权要求她回答我怯懦的疑问。在孩子们渐渐不需要我们之后，我们就逐渐失去要求对方的权力。但是，我至少可以开口，让她决定是否要回答。她站在镜子前宣告这项决定的方式如此随意又平淡，语气像是要去看电影或拜访友人，我竟然就让自己随着她自然的语调引导。在床上，当我以为她睡着的时候，她说话的方式却带着疏离，似乎她人已离去，从世界另一端的某个城市与我通电话。她似乎打算借由自己冷淡的宣布来告诉我，不要去打扰她。反过来说，她在黑暗当中的回答似乎也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然而我现在才了解，未免也太晚了。有许多次，当她用沉默和超然的态度表达自己的不悦时，我总得逼着她一字一句地把话说明白。这已然成为既定的仪式，我默许她的退缩，并扮演着熟悉的角色——一个宽容自制又谦卑的发问者，深知应采用的语调及态度，有时坐在椅边，有时则倾身面对她背过去的身子，低声请求她的包容。当她站在卧室门口等着我醒来的时候，当她穿着大衣、我穿着睡衣面对彼此站着的那段漫长的时间里，她给我的，也许就是表达抗议的最后机会，阻止她离开，直接说出我的不安和萌芽的妒意。但是，她保留的眼光让我丧失了勇气。毫无来由地，我知道这么做于事无补，她望着我的谨慎眼光，似乎出自难以接近的远处。
我端着咖啡坐在厨房窗口前，一如往常地打量对面墙壁砖块的排列图案，小心翼翼地去触碰昨日刻意避开的念头。她现在可能坐在飞机或火车上，而我却在这里重复审视红砖的图案。我强迫自己去想，她是否独自搭机或乘车旅行，是否坐在某个我不认识的驾驶员身边，驶向城南的高速公路。我向自己保证，如果她另有爱人（我们两人对这个字眼都会微笑以对），一定会告诉我。如果不是如此，她的离开一定有个令人信服的原因。据我所知，她从未对我不忠，不管怎么说，我也不曾忌妒——当然，除了让人自满之外，这一点着实无法做何保证。但是，如果在我们相处的这十八年之间，她有任何外遇，那么她的冷血细腻绝对超乎我的想象。不管当我试图找出问题时，她的沉默多么高深莫测，她再怎么说也不能完全隐藏自己的情绪。尽管如此，一想到她在我们共同的生活之外可能另有秘密，我不仅感到受到威胁，同时也很好奇。因为我一向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摊开在阳光之下。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一年通常会离家数次。事实上，她大有机会开始一两段感情。每次重聚时，她所表现的如同初识时的热切交缠和欢愉，也许不完全是想弥补；也有可能是出于良心的不安，而想重燃心底的欲望，好用来掩饰什么。我试着想象她和别的男人上床的景象：泛红的脸孔两侧摆动，一具陌生的躯体覆盖在她的上方，镶在她的双腿之间；甚至那处陌生的房间，都似乎历历在目。许多年前，就在我们住在一起之后没多久，她说，假若我对她不忠，她会让我见识在我们床上不曾出现的场景——我相信这条规则同样也适用于她。但是，如同我提过的，我从未设想过这种情况当真会出现。我脑海中的阿斯特丽德躺在陌生的房间里，我想象出室内的家具、墙上的装饰，以及紧闭的百叶窗外城市另一端的街景，但是我描绘不出陌生男子的脸孔。我随后突然意识到，这个忌妒的行为无疑是个陷阱。无论如何，我们共度的漫长时光，不至于因为不确定的外遇而动摇，她也绝不可能没有思考与他人上床的可能。这个想法似乎太过荒唐，如果她真的有外遇，只要不改变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我就无权过问。但是前一日，在浴室里让我心神不宁的正是这个念头——在昏暗的卧室中，以及几个小时之前，当她拿起行李，沉默地站在门口看着我时，这股不安的情绪也在逐渐扩大。她这趟突然又让人无法理解的行程，不管是否有爱人同行，都将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我将用过的杯子放入洗碗机，走进书房，告诉自己：我必须与这些没有解答的问题共处，怀着不确定的心情活下去——至少眼前的确如此，但是我不可以用悲惨的幻想来填补心里的空缺。我只知道，这个状况会持续一阵子，而她也的确这么表示过。到现在，几个星期过去了，她的这些话不再像是警告，反而成为一种确认。当她那么说的时候，一定已经有了什么打算，也许她说那些话，只是为了让我不至于惊慌失措，报警寻人。她究竟在做什么？我要如何去理解这种不确定的心情？我胡乱翻阅自己的笔记，看着水鸭在明镜般的水面画出楔形图案，以及湖岸苍郁树林后忽隐忽现的动物身影。我忽然觉得，我对于塞尚已无感言。毕竟，就算没有我，世人也可能早就知晓了一切。我本来打算在前往纽约之前交稿，但是距离启程已经不到一周，文章却只写了不到半篇。计划中的这趟纽约之行，将为期数周之久。近几年来，我针对美国画坛发表了几篇论文，此外，惠特尼艺术博物馆也将举办不容错过的爱德华·霍普回顾展。然而，我现在却不知是否应当成行。阿斯特丽德的突然离开，让我没了头绪。我满脑子全是她令人难解的决定，以及她站在卧室门口看着我时脸上同样神秘的刚毅表情。我穿着皱睡衣，带着睡意，哑口无言地站在那里，却无法得知她透视的目光中究竟看见了什么，更无法理解她的凝视。她的凝视探索我的内心，毫不费力地看清我埋藏多时的深处，在那一刻，也许她对我的了解更甚于我自己。我仍然不知如何形容这个难以解释的目光，聆听着她踏下阶梯的步伐时，我就明白自己的思绪将会不断地回到我们在卧室门口沉默以对、互相凝视的这一刻。然而我同样也知道，她不会因为我在家等待就急忙赶回来。不管我在屋子里踱步打转，还是前去曼哈顿，她在门口的凝视都会陪伴着我。
我强自振作，将精神集中在塞尚身上，手边东拼西凑的笔记突然失去了意义。其中有一条笔记是关于如何探索塞尚笔下纯净美学冥想的纷乱心理层面，这是我在几年前记下的一项观察，一直不知道要如何处理。这个笔记出自塞尚笔下的浴女们，这些女子根本就不是在沐浴，而是来到河边，赤裸地或站或躺在草地上，充满感官色彩，撩人的躯体安然自得，观赏者难以转移的视线游移在浴女的肉体和四周枝丫横生的绿荫之间。女子的皮肤、枝叶、水面和水面倒影调配出流畅的色调，透过浴女后方作为对照的、层次分明的空地，可以看见河流和远方的河岸。塞尚在这幅画作的中央——河对岸——画了两个渺小的身影，在朦胧的色彩中几乎难以辨认，那是个男人站在岸边，脚边还有一只狗。他的位置太远，看不见脸孔，但是观赏者绝对不会错过他。男人看向宽广河流的对岸，欣赏眼前的景象，他和狗的注目焦点当然是那群出浴的女子，以及她们泰然自若地裸露的躯体。远处男子小小的身影反映出观赏者的视线，站在一片寂静中、在美术馆观赏的某个人，感受到一种模糊和无法解释的羞愧，他那已分辨不出肉体和植物的凝视游移在抽象色彩间，他那被动超然的凝视仿佛成了一只手，轻抚那些不知情女子的丰胸美腿。
电话声响，我以为是阿斯特丽德，结果却是罗莎，问起他们应当在几点钟过来。上个星期，我们邀请罗莎和她的新男友来家中共进晚餐。我根本忘了这回事。罗莎在电话里的语气听起来教养良好，像个彬彬有礼的晚宴宾客，而不是当初被我用酸奶酪、香肠和自创印度尼西亚菜喂养，颐指气使又没耐心的孩子。我一方面试着写下塞尚画中低调的窥视者，同时也思忖着要如何解释阿斯特丽德的缺席。但是，她早已想到了这一点：晚餐时，罗莎眯着眼睛开起玩笑，说起阿斯特丽德现在可能和葛妮拉同游瑞典北方的海岸线。这话将我撕扯开来，就像是她晚餐时灵巧处理下的龙虾。罗莎的眼睛和她母亲很像，细长又逗人，微笑时嘴角弯曲的线条也和阿斯特丽德一样十分性感，有时带着戏谑。她正是带着嘲笑的意味看着我怯懦的表情。我开口致歉，表明应当拿螯虾当开胃菜的，结果她几乎笑出来，还宽宏大量地戳了戳我的脸颊安慰我。葛妮拉是个在斯德哥尔摩执业的儿童精神科医生，也是个女同性恋，顶着染成红铜色的头发。我一向不喜欢她，对她那些宽松的绢丝罩袍毫无兴趣，更别提她位于北海小岛的住处、屋外的厕所、油灯，或是那些大如鹅卵石的琥珀。也许原因就在于阿斯特丽德嫁给西蒙的父亲时，就认识了葛妮拉。罗莎和男友离开后，我查出葛妮拉在斯德哥尔摩的电话号码。也许阿斯特丽德真的北上去找老友，她知道我受不了葛妮拉，可能正因如此才没告诉我她的去处。我无法确定自己究竟是否比较安心，但是听到葛妮拉在电话里的惊讶反应，我反而松了一口气，甚至还感觉到一丝略带恶意的喜悦。尽管她们每周至少通两次长于一小时的电话，显然，她不知道阿斯特丽德离家。
罗莎的新男友至少比她年长五岁，在晚餐时几乎没有说话。在此之前，我们只见过一次面，但是我仍然无法确定他的沉默和过于简短的语句是出于害羞还是深不可测的藐视。他是那种穿黑衣剃光头的年轻人，像有些革新分子似的，热衷于加速西方世界的陨灭，以摆脱所有过时的文化垃圾。这股对于文化的厌恶，在他身上发展为对于所有事物的厌恶，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罗莎。他不时以那种分明像是勒颈的动作抚摸她，一边还用如豆的小眼睛盯着我看。但是，就我的观察，除了我女儿，我精心料理的西班牙蔬菜凉汤也颇得他的好评。在用餐之前，罗莎带他参观了公寓，甚至还以一个备受宠爱的女儿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不见外地拉着他进到我的书房。而他竟嘲弄起我收藏的一系列阿尔贝托·贾科梅蒂[2]的蚀刻画，以及摊在桌上的塞尚专文。罗莎告诉过我，他是个艺术家，对于他眼中的热切光芒，我不知是喜是忧。我只探问出他主要从事装置艺术工作，并且曾经在幕后策划过一场展出，这场展出之所以会引起回响，是因为活动中将保存下来的人类胚胎放入一个红色的袋子，然后砸在一面显示墙上——当时正慢镜头播放着泰国女童主演的一部德国色情电影。罗莎一边帮我将用过的餐具放入洗碗机，一边责怪我不够热情，还用受伤的语气告诉我，她男友读过我对杰克逊·波洛克[3]发表的评论，一直期待能与我讨论。我还没来得及为自己辩护，电话铃就响了，她回头去找那位把自己安置在客厅的装置艺术家。尽管厨房的走廊并不短，我还是能听见他们在客厅里亲吻的声音。接下来，我母亲连珠炮似的兴奋话语便将他们逐出我的脑海。
我的母亲是一般人眼中所谓的生气勃勃的女人。她的一切全都丰富多彩，甚至有些过于丰富了。她问能不能和我那迷人的妻子说话。她十八年来一直这么称呼阿斯特丽德，从来就讲不腻。我告诉她，阿斯特丽德北上去斯德哥尔摩探望友人了。她则问起西边这里是否一切安好。她的措辞永远如此，我老是禁不住要怀疑，她年轻的时候说话是否也如此装模作样。相处了这么漫长的时光，她仍然会让我惊讶，不单是因为她过人的嗅觉，即对她所谓的“厨房里的烟”的感知，更因为她会令人生畏地不在意礼貌，越界并讨好地探头窥视我最神圣的内心深处。我相信，如果我当真开口邀她前来我们的床脚搭帐篷露营，我爱打探的母亲一定难以抗拒。虽然看似不可思议，但是阿斯特丽德却认为她个性甜美，这位永不厌倦的婆婆在外地旅行时寄来潮水般的明信片和信件，还会令她发笑。她对于沟通的索求可以说是贪得无厌，在耗尽旅馆房内的便笺之前，永不罢休。当然，信里提到的全是她自己，以及在透过崭新眼光探索世界的变化中她的心理状况。这个过程至少每两个月就会出现一次。她是个演员，尽管年纪老到无法演出莎翁《王子复仇记》剧中的奥菲丽亚，但仍然不放弃扮演惹人怜爱的猫咪角色。她打电话来，是提醒我们别忘了那场她已经开口邀请了七次的首演，一名年轻的剧作家特别为她写了这出剧。她希望我们两人都能出席。她的语气不容置疑，说她已经看到了整个状况。我发现，自己颇希望她能说出究竟看见了些什么，但是她却将注意力转移到她的长期“心灵伴侣”身上去了：所谓的歌剧导演，一个前列腺有毛病、脖子上还总系着条丝巾的老头子。阿斯特丽德竟然能忍耐她，实在令我惊讶。她能够扮演我“迷人的妻子”，脸上挂着笑容，仿佛冠着这个名号的其实是他人。整体来说，阿斯特丽德十分宽容，对于耳边的蠢话微笑以对，心里却另有想法。
一如往常，终于挂掉电话之后，我发烫的耳朵已经肿胀难耐。罗莎和装置艺术家没多留，我本来欢欢喜喜地打算继续谈话，毕竟我们很久没见了。她从稚嫩笨拙的小女孩蜕变为优雅的年轻女子，我们之间旧有的亲密也逐渐淡去。过去她无所不问，而我有问必答；在她还没能把问题说清楚之前，我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解释。但是十岁之后，她便成为主讲人，完全不容许任何人打断她的话。她向我叙述她眼中的世界，似乎可以借由重复述说自己日益广博的知识来确保自己不会将它们遗忘。我们依然可以促膝长谈，但是渐渐地，我的问题被放在一处陌生地点的入口，而我也不得其门而入。我想到我的母亲，想到她不留余地且毫无分寸的探问，于是只好保持缄默。每当我试着去告诉罗莎，教育她有关成人生活的陷阱时，她便微笑着，耐心地听我说完。我对自己以保持距离的方式来观察她感到十分高兴，私底下还有些感动，对于她自负又脆弱的无瑕之美，则是既高兴又哀伤。有时候——当她和朋友谈笑，突然发现我在身边，抬头对我微笑时，那双眼睛和嘴巴同时呈现出她自己和阿斯特丽德的缩影，我几乎认不出她来。我必须承认，我越来越不清楚她绿色眼眸后方的思绪。我想起一名年长友人在孩子们离家之后所说的话：孩子们对父母的认识，比父母对孩子们的了解还深。
我再次落单，漫无目的地在公寓里走动，不知公寓是否比平时来得大。收拾好餐桌之后，很快，沉默再次袭来——这和我与阿斯特丽德两人间，那种任何一方都可以主动打破的沉默不同。这是一种压抑的寂静，紧随在我发出的所有声响，以及路过湖边的车声之后。我想着读读书，但也只是想想而已，没什么心思读。我放了约翰·克特兰[4]的音乐，阿斯特丽德一向不喜欢他，但不论是克特兰瀑布般的乐音或是麦考伊·泰纳[5]如雷的弦音，全都像是太多年前，在曼哈顿录音室里某个下午的呆板回音，破碎不堪，空洞乏味。我在公寓里踱步，听着自己踏在地板上的脚步声，甚至还一度穿上大衣，打算出门散步或去小酌一番，好逃离无声的公寓，以及受到禁锢的感觉。但是后来，我发现忘了带烟。站在走向厨房的走廊上，我才突然想到阿斯特丽德可能会打电话来，于是又决定哪里也不去。我坐在沙发上，整理手边毫无意义的影片，拿着遥控器切换频道，观看谈话节目、高尔夫球赛、赛车，以及动物频道，接下来又重新开始踱步，电视仍然开着，如此我才不至于成为家具之间唯一走动并且发出声音的人。十八年来，我第一次不知道阿斯特丽德大约会在何时，或究竟会不会回家。我们当然也会争吵，但通常只是为了琐事，不会持续太久，我们从来就不曾带着怒意上床，也不会让公寓成为婚姻战场——从未超过一个小时——比方说，一个人背对着窗户，另一个则坐在前方假意阅读报纸。在我们一起生活的这些年里，现在也是一样，两人虽然时而烦躁，时而平静，但总是编织着流畅的离合：在闹哄哄的早晨送孩子们上学，在忙碌的傍晚准备晚餐，假如这一切像是重复同一出优雅芭蕾舞剧的变奏版本，我们光靠直觉也可以得知彼此的舞步。在两人有越来越多的时间独处之后，即使是换灯泡，或是在杯子落地之前伸手拾起的这种琐事，我们仍然知悉彼此的举动，相辅相成。对彼此身体里里外外的熟悉，让我们走在街上时踏出相同的节奏，上床时搭配着同样的旋律。即使在睡梦中，我们也在对方屈膝弯肘时调整到完美的角度。
我放眼看着室内的家具和物品，大多数都是她挑选的，装潢风格也都是由她秉持着难以预测但又可靠的品位来决定的。她经常令我惊奇，带回来一盏灯、一个茶壶或一只花瓶，但是这些稀奇古怪的新发现很快便在我们私密的世界组合出一套逻辑。这些家具不只是我们共同生活的骨架，同时也透露出她一时兴起的念头，正如她独具特色的声音，以及她以热切小女生的方式迈开长腿的步伐。屋内的每一样摆设都在固定的老位置上，但在我看来却十分刺眼。我们在伊斯坦布尔买回来的深红色地毯，突然变成老旧的毯子；那个日式木版风景画里，冰蓝色大海尽头的富士山也不再是白日梦中熟悉的景色，而是异国世界毫无意义的一瞥；还有那张蜂蜜色桃花心木书桌，是阿斯特丽德从她阿姨那里继承来的，尽管它的轮廓和抛光的年轮纹就如同阿斯特丽德的眉眼一样镌刻在我的记忆中，但在我看来，它丑陋不堪。屋里的所有事物都显示出她可能会在任何时刻走进家门，拿份报纸坐在沙发上阅读。我知道她会在哪个角落怎么坐下，盘起腿，微昂的头略略倾斜，一边读报纸，一边用手掌轻拍后颈。我流连在卧室门口，那天早晨，她就站在这里看着我。在我裹成一团的羽绒被旁边，她的被子平整滑顺；我的枕头挤在墙边，她的却蓬松没有一丝褶皱，也没有通常会出现的凹痕。她费心去整理属于她的那一侧床铺，似乎想先抹灭自己的痕迹，然后才整装站在门口，看着我毫无戒心的睡脸。但是，她忘了关上衣橱的门。她没带太多东西，几乎所有的衣服都还挂在衣架上，眼前毫无生气的衬衫让我感到一阵刺痛，仿佛她已经死去，留下的只有这些衣物。梳妆台上的梳子还在原处，上面缠着几丝栗棕色的头发，中国风的黑漆珠宝盒镶嵌了镀金的鹭鸶。几排鞋子，旧鞋上留下脚踝摩擦的痕迹。虽然她的衣物显示出独特的品位，但是如今被留置在卧室里，却显得黯然失色，对于她的离去，也只能哑口无言。我以为，我越是知道有关她的一切，就越会了解她。但现在，我想一切也有可能不是这么回事。我只知道，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去了解，这个念头深不可测。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探索她的秘密和不为人知的一面，我太过习惯于陪伴在孩子和我身旁的阿斯特丽德。我不知道她是否有秘密，或是有连她自己也不认识的一面。也许，她成了我想象中的人。
多年来，我第一次拿出厚重的相簿，那些年我一直往里面粘照片，我们生活里的那些照片。最早期的照片已经褪色泛黄，影像也变得模糊。阿斯特丽德给脸颊胖乎乎的小罗莎喂母乳。一个夏日的海边，罗莎摇摇晃晃的身影。钓鱼归来的西蒙拿着条几乎比他还大的鳕鱼。戴着皮帽的阿斯特丽德和孩子们一起在歪斜忧郁的雪人旁边摆出姿势。七年前的秋日午后，背倚葡萄牙北部山区的金黄色山谷，阿斯特丽德靠在渡船栏杆前方沐浴着塔霍河的阳光，牙齿洁白，长发轻扬，墨镜映着阳光，后方里斯本阿法玛区和上城区林立的房屋绚烂耀眼。照片里很少有我，因为大部分都是我拍摄的。我猛然意识到，就某个层面来说，我拍下的是自己的缺席，就像是在搭乘飞机时，去想象他们在家中的举动一样。海边草地上的罗莎，在阳光下裸着身子，小肚子圆凸，睁大双眼带着野性，手指头压住一条水管，水花在她身边洒落，现出缤纷的彩虹，仿佛孔雀的尾翼；西蒙的脸颊贴着地板，全神贯注于玩具汽车的小宇宙，像个做白日梦的孤单巨人，想在迷你汽车的前座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时间过得这么快，生活的脚步似乎无法赶上孩子成长的速度，即使是照片，也无法让时光暂停。相反，它们显示出从前西蒙玩车和罗莎泼水的日子距离现在有多么遥远。尽管我老是觉得手拿照相机蹲着拍照十分笨拙，但心里依然高兴自己拍下了这些照片。这是值得珍藏的感觉，像是闯入了他们专注的世界，触碰他们发自心底的快乐。有些照片中，孩子们完全不知道有人在拍摄；在另一些照片中，他们则面对镜头露出笑容，与我的视线交会。我不知道自己比较喜爱哪一种。就前者来说，我似乎根本不存在；但就后者而言，他们根本就不是冲着我，而是对着我手上愚蠢的相机在笑。有时候，人们拍下照片却视而不见，忘了自己心中那股想捕捉某个片刻的热切之情。人们不会出现在自己拍摄的相片当中，不只是因为身为摄影者，同时也因为自己背叛了想要永留的时光：在调整焦距的那一刻，原有的情境早已不再。阿斯特丽德几乎不拍照，不但把这项工作交给我，甚至还鼓励我，这让我感觉像个局外人。她置身于相簿之中，无视于时光的流转，就如同罗莎压在本子中的花朵。看罗莎全身埋在沙中，只探出个小脑袋；还有在节日里满脸涂抹着线条、扮演印第安人的西蒙——我透过镜头窥视这些我们共同生活当中的片段时光，像个满怀爱意的侦探。
在一张照片中，阿斯特丽德在夏日晨曦中独自站在阳台上，屋子仍然昏暗。她靠在墙边，墙面与她下方的一排树木在远处相接。她并没有看向镜头，我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但似乎有所迟疑，举棋不定。阿斯特丽德像是处在沉静的冥想当中；随着转眼间就消逝的这么多个年头，她的生命也许就如此逐渐成形——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全神贯注地看着鸟儿飞翔、云朵变换姿态、风儿吹皱湖水或是叶片翻转着迎向光线的沉思之间。如果她当时的感受是失望，也未曾有任何表示——尽管她的快乐似乎是一种隐约的背叛，尽管她无法也无心断定究竟是生活背叛了自己，抑或是自己背叛了这个生活。“生活”就是这么称呼吗？纯粹就是她自己的生活吗？在她的生活中，还有其他生命存在：一双儿女，以及她的男人。历经这些年头，他们也同样在她的眼中出现，犹如面对镜中的自己。他们是她的，她也是他们的。这一切是机缘巧合还是命中注定？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不再去区分两者了呢？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要她扪心自问是否真爱那个透过摄影机快门看着她的男人会突然变得如此简单又困难，太过笼统且实际上毫无意义呢？恰如最小的孩子问及生命的尽头在哪里时，让人难以回答。
我坐在窗边望向湖面，没有点亮书桌上的灯。树梢、如镜的湖水，以及对岸一排屋舍，全在黑暗中化作一色，只见树丛中露出点点的灯火，如同或拉长或不等边的碎片，形成了一个马赛克图案。在那黑暗的远处，纵横交错的枝干不时地遮蔽了窗口，使得那灯火中也有了裂缝，像是每一个马赛克拼块也碎裂了。我坐在椅子上，看着透着光亮的窗户，一时间，实在很难想象那边黑色娃娃屋般的一排排房子里，生活着陌生的人们。其中也许有些人正在观看相同的影片，有些人也许就在同一个时刻拿起咖啡杯，也许还有几个人就在此刻站在厨房水槽边，看着灯光下肥皂水中闪烁紫光的餐盘——一切循着日常琐事的步调同步进行。有多少人会去想：他们的小小世界，这些重复出现的琐事和喜怒哀乐，不过是巨大的马赛克拼图中的一小片？湖对岸是否也有个人坐在窗口，转着和我一样的念头？我们是否都想到了这些门窗，以及可能发生的事物？许多年前，就在我刚搬来、踏入这个世界没有多久的时候，我会在傍晚边骑车绕着湖岸，边想着许多机会之门将为我敞开。我沿湖在树荫下骑车，经过一扇又一扇的门，一心渴望找到为我敞开的门，期望发现门后的一切。
阿斯特丽德在巴黎的福煦大街附近租了辆汽车，一路南下。我手上的银行对账单上，有她使用信用卡的记录。她在快傍晚的时候抵达波尔多，入住当地旅馆。她沿河驾车，汇入在被废气熏黑的房子前方的车流。当我和罗莎及其男友共进晚餐时，独自旅行的阿斯特丽德就坐在波尔多的餐馆里，看着眼前的客人，听着他们的谈话。她顺着以往走过的路线，穿过法国西南部的朗德区，在绵绵细雨中来到松林密布的西班牙边界。朦胧的灰色片段串起这段时光，她坐在驾驶座上，置身于高速公路的脉络之上，不为所动地前进。也许她知道，在沿路的加油站或是任何地点使用信用卡都会留下踪迹，也知道我必定会发现时间的先后顺序。这段旅程就发生在和我们当年旅行相同的月份，此时欧洲沿路的景象退入一片金棕暗绿，郊区、工厂、发电厂、高速公路都浸没在移动的车灯之中。也许她打算通过这些地点捎给我一个迟来的信息，让我记得这一切。她在圣塞瓦斯蒂安去了一处名为“弯弧”的酒吧。我想象着细雨蒙蒙的圣塞瓦斯蒂安，站在旅馆楼下的走廊上望向玉米色的沙滩，碧绿的海面远处有几艘拖网渔船，消失在比斯开湾的雾气当中。在我的想象当中，她就坐在嘈杂的酒吧里啜饮浓烈的咖啡，看着海边步道上的伞花木，或是盯着吧台上方电视上那不甚清晰的影像，正讲述着遥远国度里，大胡子民兵之间的一场叫人难以理喻的战争，这场战争单纯出于令人难解的憎恨，在白种人毫无价值的混沌当中，互相只为砍断对方的颈项。在这些孤单一人的秋天傍晚，我在湖边的公寓里，看着相同的电视影像；等到了纽约，我也会在列克星敦大道看到一样的镜头，同样独自一人，心中只有被时光抽离的麻木感受。
我们曾经一起走在海滨步道，也曾漫步在潮湿的沙滩上。即使在这个时节，仍然有少数游兴不减的迟来泳客，他们跑着穿过沙滩，弯腰暖身，冻僵麻木的四肢仿佛在宣告他们对于夏日时光的无所知觉。阿斯特丽德跳着躲避卷上沙滩的浪花，几个小时的车程之后，她发出愉快的笑声，在潮湿的空气中，发丝微卷，冰凉的双颊沾着海盐。我告诉她，“弯弧”既是半圆的弧度，又意指女人的私处。她大笑不已，一把将我推开，浪花随着她的动作拍上我的鞋子。我们并不是感觉到自己年轻起来，也不觉得自己又找回了过去那种嬉闹的心情。在这变迁迅速的日子里，我们并没有改变。罗莎当时十一岁，西蒙十七岁。我稍早也提过，那是我们首次离开孩子超过一个星期。我们显然没变，只是互相以好奇、搜索，并且略带焦急的眼光看待着彼此。我们当时依然年轻，但是心里也明白，不会年轻多久了。那段日子，我们在午后缠绵，享受数年来不曾领略的愉悦；我们马不停蹄地南下，一路上慢慢将自己交给对方，自己却越来越孤单。我躺在她的腿上，感受她的小腹随呼吸起伏，耳边听着雨水拍打“弯弧”酒吧遮阳罩。她则轻轻抚摸我，问我是否能听到大海的声音。她大可开口问些别的事，却没有这么做。出发前的几个星期，我才从纽约回来。这趟旅程是我的提议，在她来机场接我的时候，我一上车就向她提起。她当时虽然惊讶，但依然笑意盈盈。我们第一次不必考虑孩子们，可以享受一段不受干扰的相处。我感受到前进的动力——至少我是如此，沿路分析我俩是否还是原来的自己。我们继续顺着比斯开湾，沿海绕山前行，没有停顿，仿佛在赶路。我们只停下用餐休憩，毕尔巴鄂和桑坦德这些观光重镇，不过是雨中的城市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