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特丽德离家的五天之后，我动身前往纽约。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她人在葡萄牙的波尔图，她完全销声匿迹。我本来差点取消行程，搭上飞机起飞后，却又后悔成行。我试着告诉自己，她对我启程和返家的时间了如指掌，但是这种自我安慰根本不起作用。坐在飞机里，我才了解，在她提着行李下楼、脚步声渐行渐远之后，我之所以会如此无措，不只是因为焦虑和那些得不到答案的问题，坦白说，我想念她。日子一天天过去，却没有收到她的只言片语，这种失落的感觉日益强烈。以前，如果她有事必须离开几天，我们都会开玩笑地表示：给彼此放个一两天假还真好。事实上，在西蒙和罗莎上床睡觉之后，我还颇能享受独处的时光；再说，她不在家，我得做双人份的家务，颇为忙碌。我很喜欢一个人带孩子，不管是辅导他们的课业，还是出门用餐（我实在懒得购物做菜），都让我觉得和他们更亲近。那种时候，我不会有闲暇去猜想阿斯特丽德在做些什么。然而现在，我却可以全心全意地去想。我说不上原因，更没有确切的佐证，但是在她离开的这几天，我越来越深信自己将会失去她。过去我当然设想过不幸的状况，比方说她生病，甚或是移情别恋，但是这些念头只是一些推断性的假设，很容易摆脱。她人就在我身边，烦恼很快就能得到纾解，我可以像任何人读到保险公司对于人们存活下去会遭遇多少危险的多余忧虑一样，一笑置之。但是，如同人们不相信自己会发生不测，我也无法想象与我相伴的阿斯特丽德会有所变化。她不只存在于我的意念当中，更成为我的一部分。我现在的感觉就像是大梦初醒，发现自己所面对的世界虽然似曾相识，但不是原来熟悉的天地。我早晨醒来，看到身边她原封不动的羽绒被，我们的家顿时变得陌生，与外在世界顿失界限。这个我们分享多年的公寓，如今沉默空洞，好比进入一个曾经为家的处所，但“家”的温暖却已消逝。我上次到纽约是在七年前，但是这个城市似乎没有多大改变，乘坐出租车穿越皇后区大桥时，眼前仍是东河对岸的灰色高楼。我再度站在街角光影交映的阴暗处，疲惫困惑，头重脚轻，身边的行人川流不息。一进旅馆房间，我立刻上床，却无法入眠。我躺在床上看向窗外，对街玻璃帷幕大楼上方的天色越来越暗。半睡半醒了一段时间，再次往外看时，玻璃上原本深蓝色的单调天色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穿着白衬衫的人，不是俯身靠向自己泛蓝的计算机屏幕，就是在朦胧光线下犹如鬼魅般地走动。此时的欧洲应该是夜晚了。
我回想起阿斯特丽德离开后那些空洞又没有目标的日子。每次电话响起，我总是紧张地抓起话筒，报上自己的名字。某次，一个朋友打来电话邀请我们共进晚餐，我十分紧张，但刻意以惯常的语调说话，表示阿斯特丽德到斯德哥尔摩探访老友去了。我实在无心应酬，但是如果回绝，会比独自前往更为奇怪。如果有正当理由，我绝对会立刻拒绝，而不是唠叨解释阿斯特丽德不能出席的理由。在表示乐于前往后，我对自己发了一整天的脾气。可是也在这么不经意间，我突然发现，打来找她的电话不多，但是平常打来的电话，找她的却多过于找我的。显然，她一定也是拿斯德哥尔摩当作借口，来告知那些可能会打电话找她的人，与她告诉罗莎的理由相同。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对于这次旅程，她一定已经计划了一段时间，但她也绝对清楚，过了一个星期之后，斯德哥尔摩这个借口就会站不住脚。一个人不会无限期地住在友人家，整个故事的可信度很快就会被好奇或担忧取代。我猜，她撒下无伤大雅的谎言，只是为了尽可能地顺利离开。一旦离开，她就没什么好在乎的了。我可以了解她为何不拿斯德哥尔摩当作面对我的借口，因为我可能会打电话给葛妮拉（事实上，我也真的打了这个电话）。她大概不想让我担心，但是换个角度来看，阿斯特丽德不可能不知道她的离开会给我带来什么影响。也许我当时没有坚持要她解释，也没有试图阻止她，这让她感到惊讶。或者，她觉得松了一口气，注意到我对她的尊重，要不然就是我的反应让她确认了自己离开的理由。我坐在书房原本是在研究关于塞尚的笔记，而这些猜测让我思绪混乱。那天下午，我一次次重写同一个段落，傍晚乘车前往城北郊区赴晚餐之约时，着实期待能享受意大利美酒和平缓的闲聊。
这个晚餐，与近几年来我们所参加过的晚宴并无不同，宾客多半是同一群人。偶尔会碰到某对夫妻离婚，其中一个就此消失，接着过了段时间之后，留下来的一个会介绍新人让大家认识，但总体来说，这群保持距离或十分亲密的友人，大都是熟面孔，人数变化也不大。其中有些人是我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包括当晚的主人——男人是知名的建筑师，女人在结婚之前，曾经是我为期甚短的女朋友，那是在艾妮和阿斯特丽德之前的事了。她开了一家店，贩卖印度和巴厘岛的手工艺品。聊天时，她总爱把手放在我的膝上，像是要不经意提起我们那段年少的记忆。如果加上阿斯特丽德，我们总共会有八个人。幸好，没有人质疑她缺席的原因，当我对最后一对夫妻复述阿斯特丽德缺席的理由时，也只是简单带过。我背对夕阳坐在友人的花园里，啜饮手上的马天尼，全身心地表现出放松的姿态，和一般暂时处于独居状况的男子没有什么两样。我端详室内风格优雅、显然价格不菲的时髦家具，主人小心避开浮夸风格的家饰，摆设得宜，整个屋子显得优美，近乎素净。如果不是阿斯特丽德偏好拿严谨的古董与风格迥异的小玩意儿互相搭配，我会希望家中的装潢也能如此。我像个局外人，像是新近加入这个小团体的人，这种感觉前所未有。只有在旁人针对我发问时，我才开口说话，也没有仔细聆听他们的对话。他们聊的都是琐事。我惊讶地发现，就算大家每次见面时都有新话题，讲的话仍是大同小异，这不只因为我猜得出每个人会说些什么话，还因为大伙儿的表达方式让不同的话题没有多大的差异性。大家以相同的冷嘲热讽来看待新的事件，暮光下，在别墅里围着炉火，氛围浓烈独特，似乎我们是一群精挑细选的精英人士，歪着头评判这个社会的可笑行径。
我环顾身边的脸孔。我们彼此一直互为依靠，见证了彼此的生命，由于相识时间长久，几乎没有注意到时光的流动。大家年龄相仿，生活多少已经定型，年纪虽然不小，但眼前的未来却尚称长久。事实上，要走到生命的尽头还很遥远，这就像扬帆于海面，远处的地平线似乎不会移动。我们大多数都有孩子，有的早些，有的晚些；我们都在自己的行业里做了很长时间，无须再向谁证明自己，但是只要达到目标，就会去设定新的计划。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任何事物都不会再改变，只是还无法接受事实：过去发生的故事越来越多，未来相对就会缩短。我们从别人那里取得今日的地位也有一段时日了。尽管仍然有些资深人物不肯放手，但是我们依旧是社会的主流。只是我们还没发现，再过没多久，我们也得心甘情愿地给紧追在后的年轻人让出位置。我实在很难想象，那些不自觉地就会展露浮夸和强势的后生晚辈会有自鸣得意、相互忍让着闲聊的一天。当然，我们无法回答所有问题，我们仍旧可以提出疑问。我们认为，我们不会像我们所取代的那些老家伙一样，因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负，喝酒喝到眼睛充血。我们会嘲笑许多急于维护名声的老家伙，活像用长满老年斑的颤抖的双手惊恐地拉开抽屉，担心里头的金子被用人给偷了去。我们并非没有顾忌，但仍满怀理想，仍然可以引人注目或发表隽永的言论。我们知道自己在下台鞠躬的那一刻，会记得曾经拥有的华丽舞台，也不会忘记处于高位的孤冷，尽管此时正值巅峰时刻，有时很难想象那一刻到来时自己的心境，但现在看看那些追在身后的年轻人，我们着实无法理解，他们为何要带着恨意，急急忙忙地冲向不胜寒的高处，再等一下也无妨吧？毕竟我们也经历过相同的等待。后继者究竟会如何去感受这个舞台呢？其实，掌声永远相同。
晚餐中的一名宾客是美术馆馆长，他长篇大论地表达他对前一阵子一场展览的看法。和平常一样，他的发言冗长又热切。他的外形和斯特拉文斯基[18]有些神似，而他自己也知道。打从我们一起修艺术史的时候起，他就开始谢顶，他现在急切、近乎追根究底的语气，与当年彻夜讨论马塞尔·杜尚[19]不可思议地放弃艺术、以下棋来度过晚年时如出一辙。他一点都没变，只是老了些，说话时依然常常会因为突然发笑而停顿，就像在那些恭敬的听众面前玩弄自己的理念，这些听众自以为尊重他专精的说明，事实上却屈服在他的这番享受之下，既窘迫又不被尊重。我本来心不在焉，后来才渐渐明白，他这番独白的批评对象正是罗莎的男友，那位装置艺术家。在这位美术馆馆长的眼中，抛掷胚胎的动作与以慢动作播放儿童色情影片，无疑是宣告前卫艺术死亡的拙劣手法，因为面对抗争，倘若传统艺术不再具有权威，那么“前卫”这个字眼只是个借口，完全不具实质意义，也没有任何理念，纯粹只是某个自称艺术家的人物用来遮蔽野心的障眼法。说到最后，罗莎的男朋友不过是另一个年轻的机会主义者，伪装起见不得人的恋母情结，活像是从艺术史中跳出来的弒父者，自以为是名人录里的精英。我这位秃头友人所吐出的每个字眼我也都能说，事实上，听到他让一伙人取笑这个有可能成为我女婿（我暗自气恼）的黑衣年轻人，我本应感到高兴才是。然而，我也不知道出于什么理由，觉得自己应当要为罗莎那倔强无情的爱人辩护，于是我开始发表当晚的首篇评论。美术馆馆长透过金框眼镜饶有兴致地看着我，我停下来抽口烟，完全不知道要怎么继续下去。他说，顺道一提，他曾经目睹我们这位傲气十足的反偶像崇拜艺术家，公然用舌头舔我女儿的喉咙。他用镜框下细窄的双眼在我脸上搜索，想找出任何无法控制的抽动扭曲，但是在短暂的沉默当中，我仍旧不动声色。我认为，如果阿斯特丽德在场，他绝对不会说这些话。我放弃了，其他人也爆出哄堂大笑，足以吓跑任何因此产生的困窘。一切无事，在他们面前，我也可以安心大笑，这不过是友谊仪式的重演——在得到他人对你的尊重之前，你必须以自尊作为抵押。毕竟，在这个小团体当中，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分量。
进屋用餐之前，我上楼到浴室稍微独处。我呆坐在浴缸边，瞪着女主人的香水瓶，浴室里挂着一束干花，上面还打上薰衣草蓝的蝴蝶结，为白色的卫浴设备添加了女性的巧思。加入这个家庭才五年的“新家伙”在浴缸的水里放了一只黄色塑料小鸭，鸭子在水中用蓝色的大眼睛鼓励地看着我，意图散播幽默感。我有种想去掐住鸭脖子的冲动，纯真无辜的蓝色眼睛透露出毫不造作的天真，简直不像是人造的塑料制品。然而，这个念头立刻让我感到一阵羞赧，总不能因为塑料小鸭天真无邪就动手惩罚它吧。我经常和阿斯特丽德到这座房子里来，和这群应当可以说是亲近的友人相处。突然间，这座房子里的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扭曲了，就像通过水来看这一切。我为何而来？来这里做什么？坐在那儿唠叨着千篇一律的评语，以为借此便可以美化内在的贪婪野心，既懒散、自负、自满又脑残的学院派中产阶级代表人物，怎么会变成我亲近的友人？经过几趟意大利的人文美食之旅，这些人就忘了自己其实来自郊区的黄砖公寓，每天下午定时五点，家中还会飘出烹煮血肠的气味。在这些偏僻荒凉的郊区住宅里，自来水是灰色的，没有就业的简朴家庭主妇负责在家打扫，心里只期望生活能有所改善。这群所谓的友人以为有了超脱俗世的高尚品位和摆在床头桌上的诗集，就可以隐藏自己的出身，极少——或是根本不愿意——前去探访怀胎生下他们的老母亲，而看到她们满头俗丽的卷发和不入流的衣着，还会感到有些抬不起头。这些腰酸背痛、只能靠养老金过活的女人，坐在披挂防水布的公寓里，卷烟抽、翻阅着时尚杂志——偶尔，还能在里面看到自己消失在炫目虚荣世界里的子女。
我怎么会成为当中的一分子？我怎么会虚长到这把年纪，和众人一起嘲笑一名年轻的愤怒艺术家，只是因为他依然沉迷于青少年的愤怒中，而我们则是安稳端坐在富足的熟龄层？他想改变世界的伟大梦想十分扭曲，我们之所以嘲笑他，只因为我们同样扭曲的野心比他高尚可行？这个恐怖丑陋的艺术表现让我们嗤之以鼻，是不是因为我们早已俯首称臣，自甘成为群体生活的社会动物？这名担任美术馆馆长的友人尖苛批评年轻的前卫艺术家，这究竟是否只是某种防卫心理，为了掩饰自己长久以来奉迎文化部官员、猛拍金主和主流艺术家马屁，才得以坐在现在职位的无耻行径？这股怒意让我自己都感到讶异。严格来说，美术馆馆长和其他人并没有伤害到我。我坐在这里对他们一阵谩骂，难道只为舒缓我对自己越来越深的厌恶？或者，我现在看到的才是这群人的真面目？我再次想着美术馆馆长，以及他在众人哄堂大笑之前的表情。他看着我的方式，仿佛对我想隐藏的心事了如指掌。我当时只能确定，如果阿斯特丽德在场，一定会为罗莎的装置艺术家全力辩护。她不见得比我喜爱那个年轻人，但是罗莎爱他，所以阿斯特丽德会跟着接受，并且在女儿面前尽量隐藏自己的喜好。孩子还小的时候，她就教过我，不要用自己的喜好去影响子女。我们少有争吵，但是孩子的教育却是其中一项：我不满她盲目的信任，似乎只要孩子安静，就一切没事；她则指出我不该以自己追求完美的方式去控制或塑造孩子。我得承认，她是对的，无论如何，我都无法管束孩子。西蒙和罗莎就和他们的母亲一样，灵巧又有自信，如果我不喜欢罗莎的这个装置艺术家，那是我的问题——除非我笨到去提出质疑。有阿斯特丽德出席的场合，整个谈话的氛围都会有所不同，她对于周遭的人会产生一种极大的影响，她自己可能并不知情。在其他人眼中，她出生和成长的环境让她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而他们却得奋斗许久才能达到。他们对她有些害怕，因为他们必须随时警觉，才得以展现正确的餐桌礼仪，而她却处之泰然。她来自一个我们所谓的“望族世家”，尽管在她十五岁的时候，父母便驾着捷豹轿车坠崖意外过世，但是他们遗留给她的这种泰然处事的态度，绝对是传承数个世纪的文化教育。她从来不会窘迫，也毫不焦急，更不会势利对待他人，她和任何人都可以交谈，所到之处，人们也会以自然的态度相待。阿斯特丽德离开寄宿学校之后，便脱离了备受呵护的优渥环境。在我们相遇时，她的生活圈与一般人无异，但是举止之间仍然有种自然流露的体面，就算用餐时轻挠鼻子，动作也极为优雅。
阿斯特丽德有种不容侵犯的特质。我不知看过多少次了，自吹自擂或轻佻不端的不经事男女，以最为挑衅冒犯的言语向她挑战较劲，但是一遇上她嘴角微扬的微笑和眯起的双眼，也得落入夹着尾巴逃跑的窘境。她掌握最终权力，决定何时缩小防卫网来接近周遭人事。做决定时，她可以极其慷慨，也能绝对严苛，但是从来没有人猜得出她究竟如何去思考。如果她今天也在，那么在回程的路上，她一定会逗得我乐不可支。她的观察和阐述毫无恶意，但带着绝不留情的好奇，这全是因为她对于人们善变的心理、摇摆不定的情绪和时有变化的社会价值感到有趣。前不久，我们参加了一个餐会，在回家的路上，她分析了每对夫妻的特色，并且点出了所有我没注意到的小动作、某句脱口而出的评语，以及闪烁不定的眼神。在剪辑室工作的经验让她在这方面训练有素，在她的专业眼光下，根据不同的剧本、场景和对话，刻意表现的态度和脸上不经意的抽动，都有不同的含义。我虽然忍不住提醒她，这些朋友一定以同样的方式来剖析我们，但仍然十分佩服她的敏锐。我表示，团体里的每个人就如同她一样，以为自己的剖析最为精准，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小宇宙的中心，我们这些人不过是环绕在旁的月亮、星星，以他们良好的本能、恐惧或希冀作为运行的方向。她只是耸耸肩，但是我继续坚持己见，表示一个人绝对无法知道自己是否可以看穿他人深不可测的表情，因为面孔之下绝对会隐藏某些晦涩难解的知识。她脸上闪过一抹微笑，似乎觉得这个想法有趣，然而双眼却直视车头灯前方的马路分隔线。
当天她开车，我有些醉了。车速很快，事实上，她开车相当讲求速度，但驾驶技术和她掌握刀刃一样，游刃有余。我注视她专心聆听并且露出神秘微笑的侧脸，以及她盯着马路的双眼，同时坚称着自己模糊又缺乏信心的论调。我问她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讨论某个人的时候，这位主角总是会被缩小，仿佛将这个被讨论的对象的尺寸缩小，才能将其塞进我们的看法当中。难道这还不足以让我们怀疑自己的判断力吗？如果每个人都以自己有限又各有差异的观点来审视他人，那么什么人可以保证自己的正确性？如果多数人持反对意见，而且能提出相当正确的论调，那么我们不过是他人眼中扭曲、变形，并且片段的影像，不合时宜又充满矛盾。当时我也提起了那位美术馆馆长。我们知道他和自己的下属有染，但是他的妻子却被蒙在鼓里。反过来说，她可能知道自己的丈夫会打呼或患有痔疮，而那些尚在艺术学院就读的小女友却完全不知情。我们知道他是借由诋毁同事才得到今天的位置，但是他自诩为立场坚定的艺术保护者、绝对的精英人士；我们更无法得知他是否私下大肆嘲弄我发表的艺术评论，接着又在我面前表示这些文章有多么杰出。但是话说回来，我们可能也是唯一的证人，目睹他在婚前和我们一同在希腊度假时，因为罗莎坚持要带上船一同出海的小狗落水了，便义无反顾地跃入大海拯救它。阿斯特丽德露出一抹难以理解的神秘笑容，换挡后将车子驶入超车道。她期待似的笑容鼓舞了我，我继续说着。其一，我说，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实在太少了。其二，我们究竟有多了解自己呢。如果一个人无法真正评估自己，永远有盲点，无法认清自我，那么不管如何严以待己，都无法自知，也许原因正是过于严苛或宽松的自我看待。倘若我们没发现身边有人正在高深莫测地观察，那么我们是否会依照从未在陌生人面前展示的真正自我来行事？我停了下来，说了一大串话之后，感到口干舌燥，接着她突然大笑起来。我不知道她究竟是为了我刚刚说的话而笑，还是其他想法让她发笑。她笑个不停，但是完全没有恶意，可以说是打从心底发出笑声。她的双眼没有离开路面，那个模样，仿佛车灯前方出现了什么逗她开心的事物。城区灯火映入了眼帘，我往后倒，疲惫地靠向椅背。
也许她只是在笑我说的话。是阿斯特丽德，教会我嘲笑自己的。对她而言，言辞并非认清事实的最好方法，反而是一种阻碍。她佩服我华丽的修辞技巧，但对内容却不置可否。修辞，或是滑水、腾空翻转松饼，不过是技巧罢了。她觉得言辞是一种装饰，一如漫画中圈起来的人物对白。她聆听话语的时候，会注意说话的人是谁，即使对我也不例外。比方说，如果我们要出门赴约，而她在镜子前面换上第五套衣服，就算我称赞她迷人亮眼，也不会让她改变自己的想法。她会带着微笑说“那是‘你自己’的想法”，然后继续审视镜中的自己。我们两个人都很清楚，人们的说法与事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臆测的差距。我以扭曲的想法和长篇大论来表达心中的怀疑，而阿斯特丽德的推论方式却有所不同。她宁愿保持沉默，让言辞自行消失，似乎借由沉默才能一窥事实的真相。当我对她说“我爱你，你是唯一能让我快乐共度数小时的女人”时，她会带着微笑，害羞地拨开我额头上的头发，把我的话看作过于夸张的花束。阿斯特丽德对于话语的节制，使得她说出的每句话都分量十足，她会突然从我身后环住我，轻声说她爱我。有一回，我开口问她原因，她只是笑着说“因为……”。因为什么呢？她看着我，仿佛我的问题让她讶异。“因为你真是蠢。”她回答道，然后亲吻我的眉宇。就她的想法而言，并非每件事都必须有原因和理由，她的微笑里似乎透着些失望，因为我没有她那么确定。虽然她与众人相处时冷静少言，与我独处时却可以轻松放开自己。她以顽皮开朗的方式，毫不犹疑地将自己交付给我，毫无顾忌且无所保留地展现温柔；她的爱抚并非由文字架构而成，而是她本人毫无吝惜的延伸，无须等待回应。她有时会用温暖柔软的嘴唇亲吻我的眼皮，让我看不到她。这种时候，她的爱几乎令我晕眩迷乱。但是那天晚上，离开同一群友人的晚餐聚会，她在回家路上的笑声，似乎不只是为了我再次迷失在自己的话语当中，也许她还觉得我是庸人自扰。人们在张牙舞爪或虚张声势的社交活动中，从他人的贪欲和妒忌中看到自己，这虽然让她觉得有趣，但是她似乎不在乎他人的看法。尽管她会花上不短的时间审视镜中的自己，直到外貌达到某种满意程度为止，但是我认为，对她而言，那不过是游戏，换下连衣裙套上衬衫，就像许久之前为洋娃娃更衣一样。她在众人面前自然流露出自信，人后的这个小秘密只有我看得到，也只有我知道，她外出时的平和心情，与在家中冲过澡、浑身滴水、只套件外袍在公寓里走来走去的心境没有两样。
我打开冷水，弯腰凑上脸孔，听到谨慎的敲门声。泼洒在脸上的小水珠使我的皮肤收缩，在镜子反射的光线下，倒像是闪亮的汗水。我不该在这里出现，万事皆错，我早该随便找个借口不来。我应该坐在家中书桌前，仔细思考塞尚，要不干脆就是瞪着窗外，看向一片黑暗的湖面，或是对岸屋舍亮着灯光的窗口，以及窗子后方陌生人的生活。这一刻，我只想在家中独处，坐在书房里往外看。阿斯特丽德可能会打电话来，而我却无法知道，也许每件事都与我的想法不同。但是，我究竟有什么想法？我是否认为一切都结束了呢？难道她和别人走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或是说，她发生了什么意外？她会不会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就像伸手探向前方的盲人，什么都抓不到。但是，我为什么没有最坏的打算？敲门声再次传来，我听到女主人焦急的声音——许久之前的某个夏天，她曾经是我的女友，我们共度了一些无所事事的时日。如果命运之神重新洗牌，我可能成为和她分享这间浴室的人。如果真是如此，我岂不早就成了另外一个人——某个无法忍受干花和巴厘岛风格的人，或是那个看到蓝色缎带蝴蝶结和东方设计就反胃的人？这个人也许在某天走在街上，与陌生的艾妮或阿斯特丽德擦肩而过，阿斯特丽德就沉溺在自己的思绪当中边走边笑，迷失在白日梦之中，朝着相反的方向回家了。我看着镜子，脸上的小水珠让我看起来像是在发烧。我想起阿斯特丽德离开的那天早晨，她就站在门口，以奇特疏离却又坚定犀利的眼神看着我。我擦干脸，打开门，尽可能露出自然的笑容。没事，没问题的，只是胃有点不舒服，绝对是因为白天空腹喝下了太多的黑咖啡。其他人已经进入餐厅，我们两人下楼去，她转身问我：“阿斯特丽德会离家多久？”脸上仍带着仿佛忘了拭去的忧虑。我回答“她下星期就回家”，心中却暗自纳闷，不知道我的脸色透露出多少消息，她也许猜出一切根本难以收拾。
用餐时，我假装没注意到其他人好奇的目光。大伙儿正在讨论刚开幕的蒙德里安[20]作品展，我表示蒙德里安并不是像众人想象的，先有构图才创作，而是完全相反，随着直觉发挥，在他未完成的画作中可以看出这一点：炭笔线条涂涂抹抹的，最后他才找出正确的相对位置。换句话说，他的艺术表现让人联想起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后者在作品完成之前，经常会在同一幅画作上重复描绘。这也就是说，刻意去区分结构主义与表现主义，其实十分肤浅。我知道一切顺利，我的语调镇定并且自信，没有说教意味，甚至连美术馆馆长在眼镜后方的表情都十分仁慈，似乎要说他知道绝对可以信得过我。女主人，我曾经的夏日甜心，近乎温柔地看着我，仿佛我大病初愈。我坐在这里阐述自己对蒙德里安的看法，重整旗鼓加入这群人。我环顾众人，自问在他们眼中我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对其中一些人来说，我是个事业有成，甚是令人害怕的画评人；对其他人来说，我是个可以征服像阿斯特丽德这样女子的男人；还有一两个人可能当我是个傲慢冷漠、只懂得关心自己的知识分子，连换个灯泡都会遭到电击；而我们的美术馆馆长和摆放干花的女主人，则认为我从一个热情笨拙的早熟年轻人变成了拥有上述所有特质的人，并且曾经将十八个月的年轻岁月浪费在任何人都知道我不可能掌控的异国浪荡女身上。
其实，有许多他们从来没发现也不可能知道的事。某些变化，在发生的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而对于某些我意识到的改变，则早已不复记忆，也许我早已遗忘，或是我已不再是当时的自己。现在的我和遇见阿斯特丽德时的我已经有所不同，从几张我也在镜头里的相片中就可以看出差别。有我的相片不多，因为相片通常由我拍摄，但是只要在镜头中，我总显得不自在，觉得自己毫无遮掩，这通常是因为我竭力想在拍照的一刻挤出自然的笑脸，结果却更僵硬。无论何时，只要有人拿起相机对准我，我就会紧张，而且突然会有种感觉：照片中的主角不是我，而是某个假装成我的人。照片中，我的五官越来越鲜明，不知究竟是真实面孔逐渐从稚嫩的年轻肌肤中凸显出来，还是岁月在我的脸上刻画出清晰可见的痕迹。我端详生活照里带着惯有质疑表情的自己，照片上的男人似乎也在回望，并且自问：这真的是你吗？尽管这个念头不会天天出现，但是阿斯特丽德也许有相同的感受。同样的道理，阿斯特丽德也不再是那年冬天傍晚跳上出租车后座、轻声安抚小儿子、将一切抛在身后的同一个女人。当她看着旧照中的自己，迎向自己跨越时光的注视，一定也有相同的疑问。这双眼睛曾经响应灰发导演坚定的凝视，似乎在其中看到了未来的自己。我们并肩历经许多变化，因而没有注意到改变——只有当孩子们在海滩上朝我们飞奔而来，以及我们在窗口目送他们上学的时候，我们才会猛然惊觉他们的成长。在我们和孩子的生命历程中，每个新阶段的出现都会抹去之前的时光。尽管一切不再相同，只有偶尔透过照片和我们不甚清晰的回忆，或者面对新事件时，我们才会意识到这些通过时光流转加诸我们身上的改变，以及我们随之失落的一切。
我几乎不记得与阿斯特丽德认识前的自己是何种模样。去想象年轻时候的自己，就像是去怀想一双早就被抛弃的旧鞋；说起过去的自己，就像提起一双旧鞋。但是严格来说，这双鞋曾经崭新，老去的，其实是主人。那个年代的照片没有几张，我只有一张艾妮的照片，在阿姆斯特丹拍的，我从来没有机会将这张照片拿给阿斯特丽德看，就算她看过，也没有告诉我。事实上，如果她说出来，就表示她搜查过我的书房。这张照片夹在弗美尔的画册中，旁边的图片就是著名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独处的女孩围着蓝色头巾，双唇微启，从黑暗当中转过身子，腼腆的双眸带着期待之情，迎向画家犀利的眼光。我也出现在照片当中，与一群日本和美国观光客一同搭船游览阿姆斯特丹运河，坐在艾妮身旁，手臂环着她的肩头。所有人都抬头往上看，其中有些人还对着摄影师挥手。这位不知名的摄影师拍下无数相同的场景。许久之前的这个春天，在团团围绕的观光客之中，我几乎找不出我们两人的身影。机缘让这群人一同出现，半个小时之后，大伙儿便各奔东西，到现在，我相信有些人必定已经去世。我们的表情愉悦，也许是因为我们在阿姆斯特丹，或者是因为阳光终于出现，在绿水、湿雨衣和折起的雨伞上闪着银光。遥远的镜头中，我们五官模糊，我得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艾妮的头发湿漉漉的，头向我靠过来。她如此甜美，一点也不像是个会让男人对月长号的浪荡女。我们小小的眼睛就像黑色的尘埃，细小的颗粒化入照片中的发丝、皮肤、大衣、游船和河水的一片色彩当中。我们的眼睛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渺小黑孔，穿入了一片色彩和倒影之间，进入过去，走出未来，跨越渺茫的边界与瞬逝的希望。
我完全不记得搭船游运河的所见所闻，如果没有这张照片——坐在艾妮身边，面带微笑抬头往上看——恐怕我根本无法想起任何早已遗忘的事物。我怀疑，我和艾妮比肩而坐的照片是否遮蔽了当时的其他景物。艾妮靠着我，温柔娇美，不知是为了拍照才特地摆出姿势，还是她想留下一张照片，让人见识她甜美的一面。我记得她馨香的气味，虽然我们没有一起去过西班牙，但是檀香皂这个名称就是会让人想到这个国家。艾妮手上拿着一个信封纸袋，我知道里面装的是之前在博物馆买来的明信片，我还记得那是画风严谨的作品，一只吊起来的死雉鸡，眼神呆滞。然而我不记得当艾妮把头靠向我时，我脑袋中转着什么念头，我只明白这个动作的意义——或者应该说，我所希望的意义，但是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我在照片中的双眼仿佛遥远模糊的针孔，在春日阳光下，我看不清楚自己那张年轻面孔下的想法。我知道自己当时深爱艾妮，却不记得感受，只知道爱情让我刻骨铭心，对于其间感受到的痛楚或欢愉却记忆模糊。我可以告诉自己，折磨我的其实不是艾妮，我爱的不过是自己带有剧毒的迷思，一心想将她塑造成幻想中的模样。当时那段年少轻狂的爱情不会有任何前景，不过是个幻影，而我当时无法明白。关于她的这段记忆，我已经没有特别的感受，也不再感到痛苦。伤口已经结痂愈合，也没有任何病变。
我一边谈论蒙德里安，一边环顾四周，对众人解释为何不该将画家原始鲜丽的色彩和直横两向的线条当作反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象征，蒙德里安画作中清晰可辨的具体抽象手法，应当被视为其神秘主义思想的发挥，是一种古老东方思想中的宇宙和谐。我引导大家将注意力集中在画家年轻时，以微光下阴暗的森林和镜面般的湖面作主题的风景画，主张蒙德里安事实上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大家聚精会神，满心尊崇，我们的美术馆馆长甚至还点头赞许。突然间，我觉得他像个夸张的漫画人物，主角正是他本人，他发亮的头颅、闪烁的镜片，以及撒旦般的阴险笑容，全都道出太阳底下没有任何足以使他惊讶的新鲜事。况且，他对蒙德里安的精神倾向了如指掌，仿佛我们讨论的是他的亲人。我瞥向女主人，她露出娇媚的微笑，脸上的浓妆几乎要崩落。她显然对蒙德里安有极大的兴趣，睁大那双似乎比耳朵更具聆听功能、精心涂抹、装饰得犹如镀金松果的眼睛。她也像个漫画人物，那个和我在草堆中打滚的疯孩子，她甚至大方地略略倾身，邀我欣赏领口下的风光。她将乳房硬是塞入尺寸至少小了一号的胸罩内，这应当是打算怀想当年羡煞众人的宏伟景象。而我呢？这个坐在这里吹嘘自己对蒙德里安看法的人，当真是我吗？这个可笑而优雅的艺术评论家，用精心挑选的词汇和有趣的言语来解说已逝著名画家，他会是我吗？我对着前女友展开迷人的笑脸，脑子里想的是多年前她如何在海滨小屋里诱惑我的情节，依稀记得自己臀部靠上椰草席，以及她那对从泳衣中弹跃而出的乳房。用餐时，她象征性地对我调情，我微笑以对，年少时的经验，无疑足以成为日后相处的基调。她比我年长了一两岁，当时正是积累性经验的好时机，而我勉强只称得上初尝性事。年少时，我总觉得自己并非那个被她呵护在羽翼之下、略显笨拙的羞涩男孩。我经常幻想，总有一天，我会摆脱心中的犹疑，变得无畏沉着，并且期待那天的来到。我当年太容易受到惊吓，微不足道的言辞也会让我存疑；每当有人瞥向我，我便会看见自己焦虑的影像。我现在坐在这里，对她露出淘气的微笑，但这真的是我吗？这个白发初现、面容带着光阴痕迹、吹嘘自己对蒙德里安的了解的男人？这个外在的面孔难道就是我对于自己坚定看法和判断力的代价？这副面孔下是否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陌生人？
我叙述蒙德里安将四方构图斜放，只因为他觉得对角线“生气蓬勃”，他从此背离严谨的水平线条与垂直线条，脱离风格派团体，因此得罪了凡·杜斯堡[21]，这个故事赢得满堂笑声。当大家对这个狂热严谨、遵循学派原则的范例报以笑声的同时，我心里想：区分蒙德里安这种艺术家及一群自满又谨遵原则的文化势利鬼的，正是这种慎重又没脾气的笑声。但是事实上，我根本不在乎蒙德里安，对塞尚的热情也随着阿斯特丽德的离开消失。生平第一次，我失去写作的意愿，不再期待流畅词句带来的兴奋感受，以及文字从笔尖滑出、渗入纸张时的震颤。认识阿斯特丽德之后，我开始动手写作，在罗莎小时候，我开始仰赖写作维生。如果不能写作，日常琐事一定会使我窒息。但是换个角度来看，我也只能在沉默静止的画作世界中生存。这个独特的宇宙让我避开真实世界的喧嚣混乱，对我倾吐，也要我响应。当我置身于其中一个世界的时候，另一处便会开口呼唤，我的成人生命便由每日奔波的旅程构成。有时候，我人在储藏柜找寻鳀鱼罐头，看到眼前的空瓶，思绪便跌入乔治·莫兰迪[22]简朴却歪曲的静物画当中。同样地，看到布朗库西[23]的大理石蛋，我无法不想到晨曦透过百叶窗映入房中时，抚触的阿斯特丽德白皙的腰臀。我所掌握的是一种不稳定、变幻莫测的平衡。我无法想象自己如果被弃置在两个世界中的任何一个时，会出现何种情景——然而，阿斯特丽德离家之后，公寓一片停滞沉默，犹如维尔姆·哈默肖伊[24]笔下空荡的灰色房间，白门之后是一片空洞，我无法添加任何变化，却也无处可去。
我和阿斯特丽德成为共同生活体。提到我的脸孔和名字，人们不仅会想到我那些令人喜爱或厌恶的文章、怪僻、反应和习性，还会加上我与阿斯特丽德两人的共处。有人说，一个人给他人的第一印象最是根深蒂固，并且还会决定未来逐渐形成的影像，影响到所有的明暗细节。如果这个论点属实，那么，这么多年来，我已经成为那名在许久以前，在某个冬夜送阿斯特丽德和西蒙进城的无名出租车司机；也是在几天之后，用手捧起她的脸、触碰她的双颊，让阿斯特丽德毫不犹豫直视他眼睛的那个男人。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眼中和艾妮一起坐船游阿姆斯特丹的阴郁年轻人身上发生的变化。这个阴郁年轻人和阿斯特丽德看到的出租车司机年龄相仿，却不是同一个人，我和她同步，逐渐认识他。阿斯特丽德先看到出租车司机，于是将我从阿姆斯特丹那个年轻男子的严苛渴望中释放出来。她对我一无所知，在她眼中，我可能是个完全不同的人，而不是拼命拿自己脑袋去撞击同一面墙，因忌妒、羞愧和自尊受创而疯狂且得不到报偿的年轻人。阿斯特丽德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解放了我。世界再度向我打开大门，我不再感觉自己像个遭到驱逐、只能躲在门外观望的怪物，爱情不再是一场败仗，我发誓不再白费爱情，绝不重蹈覆辙，不会将赤裸裸的心提在手上，像个从无名战场回乡的老兵，向众人展示得来的勋章。这一回的进展虽然迅速，却是一种步调和缓、随性又精致的爱情，与炽热、贪得无厌、用泛白指节敲打大门的那种爱情迥然不同。一开始，这种轻快的调性让我难以适应，感到晕眩。和阿斯特丽德的相处充满了可能性，说话不必字斟句酌，也不用以悲怆的宣言或焦虑的问题来陪衬每次爱抚。彼此的认识虽然极为粗浅，但阿斯特丽德和西蒙与我同住让我感觉十分自在。没有课的时候，我便在白天开出租车，这样傍晚回家就可以看见他们母子。晚上先将西蒙安放在沙发改造的睡床上，随后我们俩才进卧室休息。接下来，我们很快就开始分工合作，轮流在早上送西蒙去托儿所。
某个早晨，我带着西蒙走在人行道上，一名拿着什么东西的年长妇人突然从后面追上来。她带着微笑说我儿子掉了一只手套，并将手套交给我。我完全没看到他掉手套，甚至没发现阿斯特丽德为他戴上手套。我慌张地微笑表达谢意，一时感到很惭愧，似乎自己从孩子母亲手中拐来孩子，毫不负责，也不在意。如果这名妇人有儿女，他们一定早已长大离家。她脸上慈爱的微笑似乎不只因为西蒙，同时也是因为我——对她来说，我是个年轻恍惚的父亲，还没能适应所有的责任。当我牵着西蒙的手继续往前走，回答他各种突发的问题时，心中有一种甜蜜的感受。西蒙的问题千奇百怪，我突然意识到，对他来说，我无疑是永无止境的知识宝库。我的角色不只是瞒过年长妇人的替代父亲，还用独断的回答来欺骗他，比如，我们离太阳有多远，或人们死后的遭遇。一如古埃及图书馆，万事在我心中的定律和意义早已化作灰烬，但是这个小家伙相信我说的每句话，坚定地信任我的判断力。我将走累的西蒙举到肩膀上，他紧紧抓住我的头发。他十分轻盈，我突然了解，在这个交通拥挤的早晨，我掌握了他的一切，然而我不过是个陌生人，只是抓住了时机亲吻他的母亲。我想起那个冬夜，灰发导演穿着短袖衬衫，对出租车里的阿斯特丽德吼叫。她曾经以为自己的生命将有他为伴，我肩膀上的孩子便是最好的证明。西蒙拉扯我的头发和耳朵，问我问题，我一面回答一面想：这个紧抓着我，穿着羽绒服、雪地靴的小男孩便是阿斯特丽德破碎梦想的唯一证明。他蹒跚走出历史，一如当初来到世上时，奋力挣脱她的身躯。他陪着她走过一段历程，踏入我们都没有预期到的下一个故事。我永远都不会是西蒙的父亲，而是另一个男人，另一个故事。我们手牵手走在寒风呼啸的早晨，路上车流拥挤，匆匆路过的行人呼出白色的烟雾，眼前是一片空白的新页面。你可以成为任何人，成就任何事。
一开始，当阿斯特丽德在我的床上醒来，慵懒地与我彼此探索时，想必也有相同的感觉：她离开没有出路的死巷时，究竟抛下多少事物和感情？这个在床上触碰另一个男人的女子，是不是真正的自己？我们的相逢纯属巧遇，最初几个星期，阿斯特丽德和我避开俗世，没有人知道她身在何处，也没有人知道我不再独自躺在床上，我们十分享受这段时光。我打心底感到轻松，终于重获自由，可以再次开心大笑。几个月之后，我们才开始一同外出，与彼此的友人见面。阿斯特丽德与导演离婚后，我们在春天时找到一处较宽敞的公寓，两人的故事就此展开，生活与步调已然成形——冬夜的出租车巧遇，仿佛爱情神话的诞生。经过不断重述，这段巧遇逐渐成为命运的安排，我们相遇之前的岁月成了远古荒径，沿路充满失败的实验和未完成的作品。重述这个故事，更让我相信机缘。我突然有种轻飘飘的感觉，仿佛挣脱禁锢，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不再是那个迷恋艾妮、得了失心疯的男子。在入睡前短暂的梦与醒之间，我不禁要想，自己如此轻易地爱上阿斯特丽德，是因为我终于理解爱情的真谛，还是因为我学到不要爱得太深？在西蒙与他父亲相聚的晚上，我们会一起进城：阿斯特丽德喜欢跳舞，我看着她闭起双眼，伴着音乐的节奏站在炫目的灯光下，犹如喧闹人影当中的一座小岛，我心甘情愿涌去她的身边。在身为导演夫人的那段时间，她并没有太多机会跳舞，他不喜欢，于是她也放弃。他让她比实际年纪老成，阿斯特丽德遇见我之后，似乎重拾青春。她说她像在时间隧道中转错路口后回到了起点，接着却不知所措地发现自己已为人母。她和西蒙在床上翻滚互相搔痒的时候，看起来的确非常年轻，更像是个嬉闹好玩的大姐姐。站在跳舞的人们当中拥抱她有些奇怪，因为在过去的许多夜里，我曾经如此站着拥抱不知名的女郎。尽管奇怪，但是因缘际会相遇的这对年轻人，早已将心互许。
我和美术馆馆长夫妻共乘一辆出租车回城。当我表示要离开聚会的时候，他们已经叫了车，这让我很难拒绝。我和女主人吻别，她亲密直视我的双眼，手搭在我胸前，指尖轻触我在衬衫缝隙下的皮肤，然后说：“好好照顾自己。”我傻笑道：“当然会。”她究竟在想什么？趁阿斯特丽德缺席，自己的丈夫又只顾张望出租车踪影的时候，看在旧日情分上与我小小调情一番？我是否应当带着欲念，向她保证她依然如往昔一般迷人？或是说，她只想提醒我，她对我有种权力，因为她先阿斯特丽德一步和我发生关系？我到底要照顾些什么？照顾好自己，不受她鲜红的指甲荼毒？她究竟在我脸上读到了什么呢？参加晚宴的这群人当中，是否只有她一人观察到我竭力隐藏的秘密？这个想法让我烦躁不安。天开始下雨，我们跑向等在外头的出租车。这有些荒谬，似乎只要跑得够快，就能躲开雨滴。美术馆馆长坐进前座，我和他丰腴的短发妻子同在后座。年轻时，他像个酒神一样狂扫派对和酒吧，从不放过任何貌美女子，最后却娶了一个温和腼腆又不引人注意的女子，为此感到惊讶的人绝对不止我一个。一开始，我以为他打算洗心革面——因为他用一种无法形容的慈爱语气说起养育小孩，但是这对夫妇并没有孩子，而且很快地，他又像重返鸡舍的狐狸一般，开始为所欲为。老狐狸了，却没有忘怀自己对青春的癖好。我实在不了解，那些年轻女郎——和她们现在已是熟女的前辈一样，为什么会慑服于美术馆馆长的秃顶，以及瘦弱又不特别具有男性气概的躯体。我们有个共同的诗人朋友曾经这么解释：年轻女人喜欢往上攀交。美术馆馆长也许肌肉松软，但是他的金框眼镜却散发出叫人难以抗拒的魅力。
除了毫不存疑的软弱妻子之外，他从不在他人面前掩饰自己的不忠，显然是仰赖自己的友人来为她挡去苦涩的真相。我对此相当不满，并且直言不讳，但是阿斯特丽德却丝毫不受他这种荒唐欺瞒的影响。我问过她，如果我和我们这位朋友一样寻花问柳，她会做何反应，然而她只是轻吻我的额头，表示我没有这种胆子。她对他的出轨不置可否，总是保持距离，仿佛这种行径不值得评论。也许阿斯特丽德是对的，对于她能够区别对待美术馆馆长的好与坏，我十分佩服。她对尖酸刻薄的讽世之徒以及他们无情的黑色幽默特别宽容，美术馆馆长经常能让她笑出眼泪。晚餐时，我和他的妻子隔了些距离，因此没能多聊，她现在显然是刻意表达善意，毫无心机地问起阿斯特丽德以及她手上的剪辑工作。我回答她的问题，一路愉快地聊进城。我一向能让害羞的人放下心防，这有时会是负担，但是在这种同在出租车后座、不得不相处的时刻，则非常有用。最后，她感伤起来，让我原谅她丈夫稍早对我女儿的不礼貌批评。我轻轻带过，告诉她，其实受到批评的是罗莎的男友，而美术馆馆长立刻抓住我的托词。他说：“没错，不完全是罗莎的原因，但是怎么会把她牵扯进来？和老朋友一起，当然可以畅言。”他的妻子说：“总要谨守界限，年轻人总归是年轻人，如果做父亲的刚好就喜欢这个好男孩呢？”美术馆馆长对她口中的“好男孩”嗤之以鼻，再次严苛批评这个荒唐可笑的装置艺术家。我试图调解，结果很快就做出选择，与他妻子站在同一阵线。
他们沿路争执不休，最后她让司机在路边停车，她要去书报摊买包烟。我们坐在车里等，因为一句话也没说的出租车司机在场，所以沉默中还有种不自在的感觉，接着他突然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近乎绝望。他认为我非常幸运。这话是什么意思？对，幸运，因为我有阿斯特丽德相伴。我不知该如何回应，看到他在昏暗光线下的烦乱脸色，我努力保持表情平和。远在出租车后座的角落里，我都闻得到他的酒气。他有些话想对我说。阿斯特丽德有没有提过，有次我出国时，他有意诱惑她。显然他一点都不在意司机在场，后者无精打采瞪视滴落在挡风玻璃上的闪烁雨点，面无表情地听进我们的每一句对话。我用不着担心，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至少有五年。反正，她开口拒绝，难不成他以为会有其他答案？霓虹灯在他的镜片上闪烁不停，像是恶意的快感扭曲了他的严肃表情，仿佛戏剧效果十足的双面面具。他继续忏悔。那是类似今晚的晚餐聚会，他的妻子不舒服，所以他独自出席。当晚他开车送阿斯特丽德回家，车内就只有他们两个人。他觉得当天两人相处甚欢，似乎有种特殊的心灵相通，而且，他也不知道阿斯特丽德和我的关系是否没问题。他们什么都聊，和阿斯特丽德在一起就是如此。我真怀疑是否有别人听说过他正在叙述的这件事。反正，他们开着车，在偶然的机会下，他将手放在阿斯特丽德的膝头，她没有抗议。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挥动，像是透明的扇子。他的妻子将全身重量放在一只脚上，在书报摊前排队，全神贯注看着柜台上方的汉堡和热狗图片。霓虹灯下，她的脸色显得苍白，双眼无神。也许阿斯特丽德根本就没注意到那只手，她稍有酒意，但是没推开他的手，而且整个气氛就像他口中说的：心灵相通。所以，他没有把手拿开。到达我的住处后，他试图亲吻她，但是她将脸转开，笑了出来，在他还没机会开口说话之前，阿斯特丽德就先道晚安，然后走出去，一把关上车门。此后，他们都没再提这段插曲。她真的没对你提过吗？我看着美术馆馆长的妻子踏出书报摊的光线范围，突然只剩下昏暗的轮廓。美术馆馆长露出安抚的笑容。不过，至少我现在知道我的朋友是哪种货色了。
虽然已经是凌晨两点，但我仍然无法定下心上床睡觉，于是又坐到书房里，看着一望无际的阴暗湖面。至少，我看得出雨停了。烟头的红光映在窗台上，在我吸烟时明灭的火光像是唯一的生物。对岸，房舍窗口的灯光都已熄灭，唯有街灯和闹区的灯火发出的微光，这总会让我想到博斯[25]令人毛骨悚然的画作《审判日》（Judgment Day）中的火光。街灯只照亮建筑物的一小部分，在漆黑的砖墙上投射出昏暗的光圈。砖墙的其他部分退入黑暗，与湖面相同，对岸湿亮的柏油路因而更为亮眼，犹如模糊建筑物下方的一道缎带，延伸进入难以看清的暗处。眼前的景象让我想到马格里特[26]的《光之国度》（L'empiredeslumières）：阴郁的房屋矗立在阴暗的湖边，四周的树林同样漆黑，唯一的光线来自一盏神秘不祥的街灯，然而上方的蓝天却是一片清朗，还飘着白云。换作其他时刻，我一定会试着去了解眼前的景象为什么会让我想到这幅画，以及矗立在几乎被人遗忘的门口的特定街灯，然而此时突来的念头却闪烁即逝。随着时间流逝，我的记忆转变成一幅幅画作，与曾经看过的作品融合为一体，我再也无法分辨两者的差别，因为记忆和画作同样散漫变形。马格里特或《光之国度》根本就不重要，我呆坐着瞪着暗处，因为我知道自己无法入眠。再说，我一向认为马格里特是个浅薄的庸俗画家。
我自问，如果美术馆馆长的妻子不是在他一说完忏悔之词后就坐回出租车后座，我会做何回应。就算她晚个一两分钟回来，可能也不会有任何差别。他的话让我无法动弹，只能僵在后座，他一定知道我毫无反击能力。他为什么要在这天告诉我这件事？为什么阿斯特丽德从来没提起？这是他的谎言吗？但是他又何必冒着失去朋友的危险，编造这种低劣的谎言？阿斯特丽德为什么绝口不提？如果她说出这段小插曲，不是更足以展现她的忠诚与坚贞？如果她用开玩笑的方式告诉我这段小插曲，我可能会直接去找美术馆馆长理论，然而他的说法却是她有意无意地让他将手放在她的膝头。也许，她在晚餐时起了玩心，想知道与美术馆馆长上床会是什么感觉。但是她想归想，没有付诸行动，因为这对她而言十分可耻，近乎犯罪。我又想到，阿斯特丽德对他和女学生偷情总是以令人惊讶的容忍态度看待。她会如此，是否因为也想和他来个私下小聚？在某次餐会结束回家的路上，我提出自己的看法，阐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时，就是拿美术馆馆长来当作取笑的对象，而她曾经报以大笑。惹她发笑的是他、是我，还是她自己，或是某个我从未听说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真假并不重要。不管怎么说，只要接下来没有其他发展就没问题。放在我妻子膝头的手，可以轻易地归类为误会一桩。毕竟，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如果美术馆馆长所说的“无法征服的阿斯特丽德，在他的诱惑力之下曾有所动摇”纯属虚构，那么，这只会让我更加相信，他不只是借此吹嘘，更是想确定稍早他在叙述装置艺术家如何在公共场所对我女儿上下其手时，他确实在我镇定的表面下看到了一道裂痕。也许他虚构这个小故事，是为了让我知道他发现——或是感觉到“事有蹊跷”“刀锋出鞘”，或“厨房里有烟”等我母亲在电话里暗示的状况。但是，他何必关心我和阿斯特丽德的关系？也许，当他沉闷的妻子去买烟的时候，他说“你很幸运”这句话的确是出自一片诚心。或者，不管他那些惹人怜爱的女学生有多么顺从，那仍然只是一种极度肉欲的表现，而非真正的升华。也许是因为他得不到阿斯特丽德，于是在得知我将失去他无法接近的女人之后，感到无比欢欣。我试着回忆许久之前的那趟希腊之旅，以及他多么英勇地拯救罗莎的落水小狗，却找不到任何足以燃起心中怀疑的火花。那个假期早就成了斑驳的老旧影片，里面只有晃动的热气，竹编凉棚下方的希腊美酒、绯红的龙虾、孩子晒伤的肩膀、浸泡海水后带着沙子的头发、水波荡漾的蓝色海水，以及午后在幽暗卧房内等着我的阿斯特丽德。
一觉醒来，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周遭一片黑暗，一束昏黄的光线从天花板直落地面，像极了从墙壁裂缝中蹿出的莫名光线将黑暗划作两半。我翻过身子，看见窄窄的阳光透过昨夜入睡前没拉好的窗帘照进房间。我在床边眩晕又困惑地坐了好一会儿，随后才起身走到窗边。对面大楼里的白衬衫不再移动，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却依然灯火通明。即使在晚间，窗外列克星敦大道的车流依然忙碌，两侧的人行道上，无法辨识脸孔的人群彼此擦肩而过。再过不久，等冲澡更衣后，我就会坐电梯下楼，加入楼下的人群，走在发亮的玻璃帷幕大楼之间。我将化身为小小的分子，加入眼前脚下波动的分子群。每个分子都各有方向，却流动在同一条无法阻拦又没有目标的潮流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