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
许多很有水平的人不善于演讲，据说，巴金就是一个。在我印象中，巴金一向回避大会发言，万不得巳时，常以“书面发言”代之。50年代，我作大学生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上听过茅盾和宋庆龄的演讲，当时颇为意外，他们二位说的竟是地道的吴语官话，许多北方同学很难听懂的。他们讲话的语调完全像温柔地在室内独白，和广场上为支持伊拉克人民推翻曼德列斯反动政权而聚集起来的群众情绪挺不相称。至于在大学里那么多学富五车的教授，讲课受欢迎的实在凤毛麟角。何其芳先生在一次讲新诗的报告会上说，他当年念大学时，有一个教授，讲哲学就是把他那多年前就写好的讲义拿到课堂上“嗅一遍”。这是形容他高度近视，把念讲稿当作讲课。
何其芳说的是30年代的事，到了50年代，大学里情况仍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我们当时最反感的就是教师在课堂上念讲稿，这种反对的声浪如此之高，以致当时的校长马寅初先生都听到了，而且深深感受到了，他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评述念稿之害。记得他作了统计，他说教师一堂课慢吞吞所急的讲义，其实学生只要20分钟就可读完。他得出结论说，念讲稿就意味着浪费青年学生的生命。
今天的大学讲坛上仍然公然念讲稿的教师是为数极少的，但是大学生们对大学教师的课堂讲授表示满意的仍然很少。他们告诉我，这些老师中不乏善于文者，但是他们一上讲台就交得语言无味了。
这是一种是带着喜剧性的悲剧；真根源是，这些先生们混淆了写文章和讲课（演讲）的不同规律，他们始终没有研究过这两路功夫的不间规律。自然，这两路功夫各有各的难处，但是，从一某种意义上说，讲课或演讲比写文章要难得多。一本书写出来，如果在一百个读者中有五十个人不感兴趣，甚至有二三十个人读不下去，这没有什么，也许并不妨碍这本书的学术成就。但是在课堂上或大庭广众之间，讲同样的学术课题，就不同。如果一百个听众有五十个人不感兴趣，再加上二三十个人听不下去，这课堂或会场就可能像赶集一样热闹起来。不要说有这么多人抗拒你的讲话，哪怕是有十个人听不下去，他们的交头接耳和东张西望就可能影响另外十个不感兴趣的人，这百分之二十的听众在做小动作，不仅会影响课堂秩序，而且会影响讲课者的信心，打击他的情绪，最严重的时候，可能使他的讲授无法进行。
从最表面的现象来看，讲课或者演讲与写文章的功夫不同就在于，讲课或演讲要抓住全场百分之九十五的听众的注意力，以创造成一种气氛，使其亲那百分之五可能会动摇的听众，处于一种威慑之中，让他们即使不能产生兴趣也不敢表如出无兴趣的漠然状态，哪怕他听不懂。也得装作一本正经地很入神的样子。
而要造成这种气氛，无非靠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是创造一种精神优势，以拉开你和听众心理距离。也就是说，你在演讲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快地把听众对你的漠然消除了，要精心设计你开头的每一句话。让听众稍稍震动一下。许多教师，尤其是中学教师都懂得“下马威”的作用。有一个颇具权威的大学教授，他对于迟到、上课交头接耳的学生常常用比较凶的语言斥责一番。这时比较严厉的声调和句与句间故意拉长的停顿，对于创造一种威慑性气氛，有立竿见形的好果。这样做的缺点是针对个人的成分太重，容易引起对抗情绪。其次，这种威慑效果很难持久。另一些教师比较喜欢泛泛地指出学生的水平、用功程度如何不如当年的他们，这也有一定的“提神”效应。这时教师本人的真诚和用语的强烈同样重要。我在做大学生的时候，有一个教古典文学的教授在课堂上贬斥我们读书不认真，说是当年他的老师批评他们说他们不是在认真读书，而是摸书，而现在他则发现我们连摸书都谈不上。（他说的书是那些线装书）这些话当时都起了提神作用，但事后都变成了笑谈。这是由于，这位教师的课讲得实在不得法。
当然也有一些教师在课堂上严厉地贬斥我们却引起了我们的尊敬。记得有一个很有威望的教授讽刺我们，读书只是为了将来在论文中举例子，例子以外的东西都懒得去翻，他说，他当年就不屑于为找例子而读书，他曾经把粱启超的十多卷《饮冰室文集》从头到尾都读了，他兴奋起来：“我看你们中没有人肯下这种功夫。”这些不但当时使我惊醒，而且今天想起来也十分感叹这位长者的直言不讳。
一般说来，贬低听众，创造精神优势，有利于形成一种现场震慑效应。这是写文章的时候很少用的，因为文章是单个作者对单个读者，它没有现场群众情绪的相互影响的效果。而在演讲中，这种效应不是一般的效应，而是一种强烈的递增反应，以引起听众神经紧张为特点。在听众情绪疲沓甚至听众已经很提神了，为了进一步把听众情绪推向高潮时，是可以用一下的。闻一多先生在《是后一次演讲》中历数特务之卑劣行径，突然语调一变，用第二人称吼叫起来：“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这种创造情绪高潮的现场效果是很强烈的，它不但使可能在场的特务们震惊，而且使听众精神紧张起来。
不过，这种方法并不是任何时候，在任何场合，都能有效地运用的。不到紧要关头随便应用可能产生反效果。至于在课堂上创造精神优势，拉开心理距离则更是不能人人都奏效。只有那些德高望重、的确满腹经纶的权威教授才有这样做的权利。如果你的道德文章的水平本来就与你职务或职称并不相称。运用此法至多只能暂时地起一下作用，从长远来说，则可能恶化你和听众之间的关系。即使那些的确很有威望的教授也只能偶尔用用这种方法来提神，用多了就会引起厌腻。
总之，拉开心理距离，创造精和优势，必须运用时得十分小心道镇，切忌滥用。对于演讲来说，这不是一种基本的常用的方法，而是一种辅佐的方法。打个比方说，这是一种往利，光有佐料是做不成好菜的，用错了佐料还可能把菜做坏。
控制住整个会场或课堂最常用的最易奏效的方法，不是拉开距离，而是缩短与听众之间的心理距离。
演讲与写文章的最大的不同在于，一般说，写文章只要把思想传达清楚就算完成任务了。而演讲光传达思想是不够的。要使演讲抓住每一个听众，就不但要使他们理解你的思想、你的观点，而且要让他们感觉到你的情绪。在演讲中你传达给听众如果不是一般的观点，而是带着个性化的情绪色彩的观点，那么你的现场效果就好得多。要让你的听众不但用他耳朵听你的演讲，而且用他的身体来感觉你的思想。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诗歌座谈会，参加的人虽然都是熟人，但是会却开得挺沉阉，尤其是在诗人刘湛秋提出要有一个叙事诗的高潮以后，有一些人开始彬彬有礼地提出不同意见。但是，过分的客套，反而使与会者之间距离扩大了，会场变得更加沉闷。这时我仗着与刘湛秋有着相当友好关系，便插进去说：“我绝不能同意刘湛秋的观点，我认为他这种观点应该加以粉碎！”话一说完，马上引起了哄堂大笑，连刘湛秋本人也笑了，会场气氛马上变得热烈起来。这是因为“加以粉碎”这个用语带着相当夸张的感觉。这种夸张的感觉，在写文章时常常是显得很不得体、不庄重的，然而在面对面发言时，这种夸张的感觉不仅传达了我的观点，而且表现了我对刘湛秋绝对不会生气的把握，以及我和他之间亲切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