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自打落笔，我就预感到自己将要踏上一段相当艰难而又漫长的探索旅程。但未曾料及，当我为本书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时间之履竟然跨过了整整十二个年头。有别于以往，本书完稿之际，我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它只不过是漫漫学术征途越过的一个小垭口，而抬眼望去，在学术之路的前方，依然是充满艰险而又风光无限的层峦叠嶂。对于数十万言的作品，十余年的时间并不算短。不过，用如此长的时间来撰写一部“前途未卜”的著作，说得好听是沉着积淀，说得不好听则是愚钝懒惰。若追想先贤，《史记》和《资治通鉴》分别耗去两司马将近二十年的光阴，陈寅恪写作《柳如是别传》经历十一年艰难岁月，彭信威撰写增订《中国货币史》先后花去二十余年时间。同样是学术“长跑”，但比之于先贤的高度与境界，本书显然不能望其项背，唯景仰向往耳。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著述所做的“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的评价以及陈寅恪所倡导的“了解之同情”理念，则成为我毕生矢志追求但恐难企及的学术标杆。
无论如何，十余年的时间漫长而难捱，却使我有机会从容不迫地涉及更多的知识领域，涉猎更多的文献，积累更多成熟的想法，尝试更多的分析角度，进而更加仔细地修正和完善观点，避免“钻死牛角”和固执偏见。本书是对我多年来有关金融制度问题所思所想的一次系统梳理与“盘点”，其中有些想法酝酿已久，苦于分寸拿捏，一直未敢直面学界和读者。但面对波澜壮阔的中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崛起进程，又觉得不吐不快。
记得在2004年秋天，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举办了一次小型内部学术讨论会，会间闲聊中，与会部分同仁谈及经济学的“宏微观裂痕”问题。争论间，我提出此问题的根源可能在于“理性悖论”，由此进一步牵扯政府与市场的角色与制度均衡，以及经济分析的哲学基础。由于议论的场合有些闲散，设问的角度也显得突兀，我的观点当时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会后反复琢磨和思量，我依然觉得兹事体大，大有深究的必要与价值，说不定由此出发可以窥探弥合宏微观裂痕的真谛。不过，当时并未将此问题与金融分析的新范式联系起来。时间久了，此问题便慢慢淡出脑际。
2005年初春，财政金融学院决定推出一项雄心勃勃的教材编写计划，打算为金融学专业的研究生课程撰写一套教材，给我分配的任务是编写《制度金融学》。神差鬼使般，我当时竟然不假思索和不知轻重地应允了这桩差事。事后静下心来回想，则惊出了几身冷汗。虽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学术界已有“制度金融学”的提法，但尚无此领域的专门文献，遑论著作与教材。对国内外制度金融分析的基本文献与发展脉络尚属空白与懵懂，就打算撰写什么“学”的高级教材，这岂非痴人说梦！尽管如此，抱着“无知胆大”的心态，基于当时我对制度金融分析轮廓特别是中国金融制度的大致了解和理解，还是很快提交了一个体系十分庞杂的撰写提纲，并立即投入“导论”的试写过程之中。不曾想，这一试写就花费了十余年的时间，而且一写就是数十万言。眼看着那套系列教材中的其他诸“学”次第出版，而我担纲的这本教材的“导论”却如蜗牛般缓慢爬行，心中未免充满忐忑与惶恐。慢慢地，当我逐渐深入浩繁文献以及逻辑结构的深处时，心情反而平静了下来。由探索中的好奇与发现营造出来的奇妙感觉一步一步诱使我走进金融分析制度范式的“山谷”深处。尽管只是“导论”，但篇幅已足够冗长，完全可以单独成书；继续名曰“制度金融学”则似有不妥，若等全书（教材）写就，恐怕要到“猴年马月”。鉴于“导论”的核心内容始终围绕金融分析新范式的构建，因此就以“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为正题；考虑到本书的缘起，则以“制度金融学导论”为副标题。
本书旨在为分析金融过程提供一个全新的范式。选择实施此番学术冒险行动的一个基本原因是，既有的金融分析范式已不能有效解释金融结构变迁过程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中国金融改革过程呈现出来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现象。自1987年以来，我一直持续关注着中国金融制度变迁过程凸显的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的部分答案已在《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再版）这本专门著作（以及随后发表的其他作品）中给出。尽管这本著作甫一出版便得到学界关注并荣膺不少褒奖，如接连获得上海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二等奖（2000年）、首届金融图书“金羊奖”（2013年）、首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2014年）以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2015年）等；在这本著作（以及其他作品）中，我也试图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但此前几乎所有的成果都没有重建分析范式方面的考虑。本书则明显向前迈出了一步，也就是严肃而系统地提出了重建金融分析新范式（亦即制度范式）的问题。
我一开始只是关注何为制度金融学的基本问题，对于分析范式特别是制度范式未及考虑。但是随着思考的逐步深入，我开始醒悟，回答制度金融学的基本问题离不开分析范式的重建。就这样，此前那次学术讨论会的会间“闲聊”猛然重返我的脑际。不过此时我的视野已然超出当初旨在弥合“宏微观裂痕”的思考范围，而将目标进一步锁定在通过讲述中国金融制度演进故事（特别是最近三十多年来的金融改革故事）重塑主流金融分析框架的层面。此前的考虑虽属“胆大妄为”，但仍带有修补旧范式的性质，而如今的想法则有些“异想天开”；它不但意味着要对既有的理论范式进行一次彻底清理，而且还需要着眼于一个全新的“故事原型”从头开始叙述、构思和搭建金融分析的话语体系与逻辑框架。可以想象，在当下不少人看来，这项工作实在有些“不靠谱”。要在奉为圭臬的主流金融学范式的殿堂旁边打算塑造出另一种可与之分庭抗礼且基本取材于“中国故事”的全新金融分析范式，注定会贻笑大方。其实，工作的难度与阻力首先不在西方学者是否接受，而在于浸染膜拜西学多年的本土同行能否理解。
既然涉及范式重建，需要面对的知识维度与分析角度就注定会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边界”，哲学、伦理学、宗教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都将成为必要的知识与方法论储备。好在受到家学熏染，我从儿时起就一直保持着对文史哲诸学的“业余爱好”并乐此不疲。这种曾经令我自卑的“扭曲”知识结构最终却歪打正着，使得我在考虑范式问题时多少拥有一些“跨学科”方面的“另类”比较优势。话说回来，对哲学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忽视是中国经济金融学发展的最大短板与长期隐患。人们不曾意识到，模仿主流“技法”即便臻于酷似也未必“先进”，而重返中国文化传统哪怕满身泥土也绝非“落后”。记得几年前，在一次小型经济理论座谈会上，一位学者的发言“语惊四座”，他竟然对像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师的思想贡献与学术精神出言轻薄。事后回味，这实际上代表了一段时期以来经济理论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哲学基础的一种普遍心态。由本书某章内容整理而成的一篇长文在国内某权威学术期刊的“离奇遭遇”，曾经一度让我试图重建中国经济金融分析哲学基础的学术追求辍于半途。尽管如此，迄今我依然坚持认为，只有得到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哲学基础的滋养和托举，中国经济金融理论范式的重建方能寻找到唯一正确的逻辑起点。
在初涉中国金融制度变迁问题的那个时期，虽然对于中国金融过程的特殊性似有所悟，但轮廓并不清晰。当时最为主要的任务是接受、熟悉和模仿主流金融学的基本概念、工具和方法，并尝试性地对中国问题进行“照猫画虎”般的描述与分析。可以说，我此前几乎所有成果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临摹”的痕迹。而本书之所以能够提出范式问题，则是因为现实金融过程不断提出既有主流金融学框架无法回答的悖论与难题。这些悖论与难题如梦魇般长期存在，人们一开始以为是分析技术问题，到后来，问题的解释能力并没有随着分析技术的“更新换代”而得到提升，反而遇到了更大的瓶颈。当然也有不少人选择“削足适履”，将难以解释的现实问题强行塞进事先准备好的框架和模型，由此导致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整体经济金融学术努力进程的极大倒退。最终，不少人开始恍然大悟，问题的要害原来不在分析技术，而在分析范式，特别是哲学基础。
本书主要是为我的金融学同行们撰写的，但其中包含的金融故事，我希望一般读者也能看懂和感兴趣。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从根本上提出和解决一些理论难题，但故事原型绝无虚构成分，它们完全取之于人们所熟悉的普通金融过程，特别是其中占据核心位置的中国金融变迁故事，更是曾经和正在发生在人们身边。近几十年来，主流金融学在中国金融学的“疆土”上攻城略地，在大学讲台传播金融学的“西方故事”迅速成为一种学术时尚，而讲述“中国故事”则几乎是“老土”、落后的代名词。不少文献借助主流框架和分析模型，随意剪裁和摆布有血有肉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金融分析逐渐沦为我们这些“下里巴人”们望而却步甚至望而生厌的数理计量游戏。随着众多年轻学人旅鼠般地跟进，这种做法正在将中国的经济金融分析引入迷途。正是基于这种特殊情况，讲一个真实而有温度的“中国故事”，就成为当下这几代中国本土经济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特别是，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本土培养的最早几批金融学博士群体中的一员，我更是感到有责任把自己所亲历的活生生的经济金融制度变迁的“中国故事”完整地讲出来。
本书的动笔和成书虽然离不开一些偶然因素的促动，但其准备工作实际上有意无意间已经进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1998年秋天，我那本试图“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中系统刻画中国金融制度变迁故事”的著作《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出版以后，引起学术界的意外关注。当时国内制度金融学的“圈子”很小，相对于迅速扩张的主流金融学“领地”，制度金融理论完全属于“异端另类”，其话语权被压缩到一个十分狭窄的区间，矢志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可谓“形单影只”。尽管如此，当时“圈内”还是陆续有人建议，希望由我出面初步搭建一个制度金融学的跨校讨论平台，条件成熟时可考虑编写一本在国内高校金融学专业通用的制度金融学教材，或者创办一本《制度金融学》的学术期刊。尽管我对大家的推举与信任心存感激，但每当谈及此事，我总是莞尔置之。实际情况是，我自认为自己当时尚不具备担当如此重任的能力与底气。我暗自思忖，等将来有了一部制度金融分析方面的“看家”成果，再承担这份原本义不容辞的使命为时不晚。屈指算来，将近二十年过去了，而本书能否成为那份“看家”成果，还得静候“圈内”方家和读者们的评判。
尽管近年来金融分析制度视角受到的关注多于以往，但是相关学术“圈子”的扩展速度却总是慢于想象。这种状况使得本书的写作每每陷入窘境，因为我根本无法找到足够的问题的交流者与观点的倾诉对象。许多时候，我打算向主流“圈子”的同行请教和切磋，但每每话到嘴边却欲言又止，唯恐自讨没趣甚或自取其辱。因此，本书的构思与撰写注定成为一次费力不讨好、自不量力和略带理论偏执的“学术孤旅”。我的学生们近年来不时询问本书的进展，我的答复却总是让他们失望。眼看着他们一批批毕业离校，可本书的完稿日期却一拖再拖，我迄今也未能向他们系统展示本书的整体逻辑与基本命题。当然，我之所以未能将本书的阶段性观点拿出来与他们分享，还有一个十分“私心”的原因，那就是尽量避免本书的另类逻辑与命题干扰了他们的选题方向。要知道，打算在主流范式之外选择研究方向甚至学位论文题目，那是要冒一定学术风险的。
本书的部分内容曾经陆续发表于国内一些学术期刊，它们是：“导论”、第27~29、36章分别以《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哲学观及其他》《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原因：主流文献的讨论》《儒家伦理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逻辑》《中国货币金融变迁的特殊机理及其制度涵义》《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为什么特殊》为题发表于《金融评论》2013年第2期、2010年第5期、2013年第6期、2011年第6期和2015年第6期；第13、18~22章的删节稿和第17章的删节稿分别以《制度金融理论的新发展：文献述评》和《流量、储蓄与金融权利——兼议蒋硕杰的货币流量理论以及中国金融改革的货币逻辑》为题发表于《经济研究》2011年第3期和2016年第1期；第14~16章以《制度金融学的起源：从门格尔到克洛尔》为题发表于《东岳论丛》2010年第10期；第23章以《交易成本、法律传统与金融制度边界的决定》为题发表于《财贸经济》2012年第2期；第25章以《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早期景象：猜测与争执》为题发表于《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1期；第31章和第7章前半部分分别以《证券性金融支持与中国资本市场的性质》和《经济学的两分问题：性质、逻辑与出路》为题发表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和2016年第5期。感谢上述学术期刊匿名审稿人的有益评论和建设性修改意见，这些评论和意见使得本书在出版前避免了一些偏见和错误。需要说明的是，相较于已经发表的部分，本书的最终完成稿对有关各章的内容都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与扩充；有些章节在发表时因版面所限而删节的内容在本书中得以保全，从而使得对该部分感兴趣的读者有机会窥其全貌。
虽然涉猎和评论中外文献占去了不小的篇幅，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就是一部文献综述性质的作品。我尝试性地搭建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以便合理而有效地驾驭这些文献。在此过程中，我尽量使自己能够保持平心静气和客观执中，但在涉及部分文献的命题与观点时，仍难免有感情用事、“指手画脚”甚至出言不逊之处。尽管我的本意是对文不对人，但如有感到冒犯者，还请宽宥和谅解。在本书撰写最为艰难的时日，曾经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重大基础研究计划（10XNL008）的长期支持，立项的名称为“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与制度金融学”，本书初稿理所当然地成为该项目的最终成果。虽然经费使用相当节约，最后的结项也显得有些“虎头蛇尾”，但对于此番马拉松式的“学术孤旅”来说，该项目给予我精神上的激励要远大于财务上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有幸入选201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四位匿名审稿专家在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对本书的进一步修改裨益良多。黄达老师年事已高，但仍不辞辛劳，审读了本书第28章的大部分文字，并提出了不少中肯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他们不应对书中可能存在的任何错陋负责。
本书尚有诸多缺憾之处，比如，金融分析制度范式的整体结构与基本逻辑仍有待进一步凝练与廓清；制度金融理论的来龙去脉更多地关注了西方文献（即便如此，也有挂一漏万之嫌），如果考虑到东方文献特别是中国文献，则此部分仍有极大的扩展空间。对于雄浑跌宕、独步世界的中国金融变迁“故事”，本书的既有努力则更属于“沧海一粟”。由于撰写周期较长，某些观点在本书的前后部分不无抵牾之处，虽然我力图修补，但仍难免留有“打补丁”的痕迹。对于以上缺憾，有些恐要留待本书有机会再版时加以弥补，有些则需通过撰写专门的著作来补救。
我热切期盼着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张杰
2016年10月8日
于京西世纪城寓所
导论经济哲学观、方法论及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