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系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30周年，郑杭生在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进行深入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述了“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认为中国社会学要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而不是在西方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理论的案例和验证。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实现途径，就是要“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中国社会学只有树立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才能更好地回应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和新趋势，才能提炼自己的概念、命题、理论，增强自主性和创造力，开创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新局面。【1】“理论自觉”概念提出后，得到中国社会学界的热烈响应，对提升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自信心和创造性，进而更好地推进中国社会建设产生了持续而重大的影响。
郑杭生在提出“理论自觉”概念后，继续在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等各类学术会议的发言中强调和呼吁要加强理论自觉。在银川召开的中国社会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上，郑杭生发言指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已经成为摆在中国社会科学界面前的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中国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应该用理论自觉来总结、梳理自己的过去，把握现在，规划将来，把理论自觉真正落实到自己学科各专业、各分支中，运用到自己学科教学和研究的方方面面，运用到学科体制、体系建设的各个领域。他呼吁中国社会学界尤其要把理论自觉全面落实和运用到社会学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重新思考和反思如何办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如何办社会学杂志、如何进行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如何编写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如何培养社会学各专业的学生、如何总结“中国经验”、如何形成中国社会学派的各个流派、如何进行社会学的学术争鸣、如何建构中国的社会学学科的评价体系。对曾经和仍然存在的理论失觉、理论自卑进行建设性反思，对消除学界事实上还存在的“边陲思维”非常重要。【2】
在贵阳召开的中国社会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上，郑杭生在致辞中提出，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就是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即在中国社会学所面对的中西关系、今古关系、理实关系三种基本关系上，真正做到“借鉴西方，跳出西方”，不断进行“再评判”，做到“开发传统，超越传统”，不断进行“再认识”，做到“提炼现实，高于现实”，不断进行“再提炼”，这样才能真正创新我们的学术话语，创造我们的学术特色，也才能形成众多的真正的中国学派【3】。
在武汉召开的中国社会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上，郑杭生做了题为“学会学派学术”的发言，将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进一步归结为“三再、两气、一追求”。所谓“三再”，就是前述的“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所谓“两气”，就是社会学“只有接地气，才能有底气”，其中“接地气”至少可分为三种，即接现实中国的地气、历史中国的地气、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所谓“一追求”，用中国学术传统的说法，就是社会学要追求“真善美”，既要追求“真”，又要追求“善”和“美”，费孝通晚年也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社会学要坚持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结合，忽视人文性会使社会学研究陷入片面和狭隘，会把许多应该由社会学研究的东西排斥在社会学的视野之外。【4】
对于郑杭生所倡导的理论自觉，不同学者间在概念理解上还存在一些偏差。例如，有学者将理论自觉简单地理解为就是要注重理论研究。笔者认为，需要从如下五个方面理解和贯彻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第一，社会现象的自我实现预言机制决定了社会学研究必须有理论自觉。默顿所揭示的自我实现预言机制这一社会现象的基本原理表明，某种期望、信念或预测会使人们按所想象的情境去行动，结果最初并不真实的预言会应验，变成现实【5】。自我实现预言的作用机制与社会建构论具有一定的契合关系【6】。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所以要强调理论自觉，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与结论，会成为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改变人们对社会的理解和人们的行为方式，从而改变社会变迁与发展的方向。也就是说，“思想和行为一样，是会产生后果的”【7】。因此，缺乏反思性的学术如果介入政治社会现实，对社会和学术来说都是一种灾难【8】。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互构关系，一方面，实践问题会大量地转变为理论问题，另一方面，理论问题也会大量地进入到实践领域，通过不同观点与思潮的讨论、争辩和反思，赋予实践以适应时代变化的新的理念、新的思路和出路【9】。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这种互构关系，决定了社会学研究必须有理论自觉，必须坚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
第二，社会学要立足实践与经验研究，又要超越实践与经验，要有理论追求，这是理论自觉的基本层面。对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就做过反思，认为与社会调查只是了解事实不同，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的中心是理论，是依据事实的考察来验证社会学理论或形成新的理论，“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作导线，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10】。但是，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口号的西方实证主义社会学，把价值性和理论性都当作“形而上学”加以拒斥，片面强调科学性，否认价值性；也把经验性和理论性对立起来，只强调经验性。受美国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影响，中国社会学从恢复重建开始，就存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失衡的问题，在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理论明显滞后，大量经验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或明确的理论前提，缺乏学术性积累和进步；而且，很多经验研究往往只是对某些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的粗浅证明，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解释常常流于表层【11】。将社会学定位为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狭隘理解和视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社会学界广为流行的理解和视野，也成为某些社会学教学机构、研究机构和学术杂志的主流倾向，导致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严重失衡。因此，大力推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不仅是中国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学提高自己在社会学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必不可少的步骤【12】。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基本方面就是立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研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概念和理论体系。
第三，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根本问题，是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理中西、古今关系的问题。郑杭生提出理论自觉命题的根本目的，是倡导中国社会学根据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实践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学学术话语。从实现途径来说，就是要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当前尤其要结合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实践，对仍然支配着中国社会学的一些来自西方社会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和范式进行反思性梳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学概念与理论体系；要充分挖掘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用中国思想与话语创造社会学概念与理论。当然，在追求社会学中国化方面，一方面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不能沦为仅仅是在中国社会中为西方社会学理论寻找注解；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因刻意追求中国的“本土性”而随意将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和困境归结为“中国特色”，视为中国文化的本质使然。
第四，理论自觉要求立足实践与社会变迁，对已有理论进行修正与丰富。除了对西方社会学理论进行反思性梳理和借鉴、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挖掘和继承外，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学和老一辈社会学家的一些概念和理论，也要根据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实践进行反思性地分析、修正和丰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更需要社会学者深入观察新时代社会的新变化，体察新时代的重大实践与理论问题，总结提炼富有解释力的社会学概念与理论，为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第五，理论自觉还要求中国社会学学者有理论自信，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倡导理论自觉是在全球化和社会快速转型背景下中国社会学对现实迫切需要的回应，与中国从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强国的转变趋势相符合，与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的边陲转化为学术中心之一的前景相一致【13】。理论自觉要求中国社会学学者要有坚定的理论自信：一是坚信中国化的社会学，即从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社会学，一定能够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二是坚信中国社会学不仅能够回答中国自身的问题，也能够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做出贡献，具有普遍的学术意义【14】。中国的历史，中国所处的世情、国情以及发展实践都具有独特性，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发展实践及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对此西方的理论不一定都能解释，这种独特性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与坚实的基础。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也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信的源泉。西方文化中的“天人对立”和“文野之别”观念，是现代世界人类与自然之间、各民族之间、各文化之间的冲突的主要思想根源，而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所孕育的“天人合一”“有教无类”“天下一家”等传统文化思想及历史实践，对摆脱现代世界人类困境仍有重要借鉴意义。对中华传统文化中这些优秀思想的挖掘和创造性转化，有助于推动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顺利进行，也有助于推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社会学也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一伟大建设事业中来。中国正在全面走向世界，一方面，中国社会学学者要在研究好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上，向世界解读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发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这就要求中国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外文学术文章、牵头组织国际研究项目；鼓励学术机构建立海外调研基地和研究中心，鼓励研究机构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鼓励兴建外文学术网站、办好外文学术期刊，积极向国外推介我国的高水平研究成果【15】。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学者还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深入细致地研究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和文化，既要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也要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视角和中国经验。
当前，中国社会学除了要在话语系统上高扬“理论自觉”的旗帜，还迫切需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对中国社会学各个研究领域和各个研究层次所使用的概念、理论、原则和方法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反思性梳理。对那些当前流行甚至占据主流话语地位，但与中国实际（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经济政治社会背景）不相符或不利于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实践的概念、理论、原则和方法，要进行反思性梳理和批判；对中国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符合当时国情的概念与理论，也要在积极回应社会快速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和新趋势的同时，有所借鉴继承和创新发展。总之，中国社会学界要遵循郑杭生所倡导的“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这一理论自觉的实践途径，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建设实践及丰富资源，努力创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和理论体系，并为世界社会学增添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的创造与智慧。
在本书中，笔者根据郑杭生关于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阶段基本功的要求，结合自己的研究兴趣和领域，立足于对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考，在深入梳理和挖掘费孝通、郑杭生等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典范人物的学术思想及其理论自觉的基础上，结合城乡发展研究、民族问题研究、关系研究和社会政策研究等中国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对相关概念、理论和方法做了深入的反思性梳理与讨论，探讨了这些研究领域所应有的理论自觉及其意义。
第一编“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典范”对费孝通和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自觉进行深入梳理与挖掘，探讨其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意义。从“理论自觉”的含义及其实现途径来看，费孝通、郑杭生等学者无疑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典范。通过从理论自觉的视角梳理费孝通的学术思想可以发现，费孝通始终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敏锐把握时代变化的趋势，并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时空条件和变迁的阶段性特点，不断反思、修正和丰富自己的认识和理论，其学术思想、立场与态度体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对费孝通学术思想的演变及其理论自觉的历程进行深入梳理，有助于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中国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提升中国相关学科在世界学术格局中的地位；也有助于中国社会学更好地为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服务。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自觉，不仅表现为他提出了“理论自觉”命题，也表现为其在社会学学术历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所提出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等相对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就是立足于中国社会运行与社会转型的实践基础，综合东西方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资源而形成的。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郑杭生就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理论发现，以及“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主张，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他在对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等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的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持续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构建等方面，均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第二编“理论自觉与城乡社会学研究”以费孝通和陆学艺的城乡发展思想为例，对一些有悖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与方向的有关城乡发展道路的概念、观点进行反思性批判。关于中国的城乡发展道路，不少学者借用费孝通早期的提法，认为乡镇工业和小城镇仍是中国城市化的“人口蓄水池”，“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认为今天中国仍然如费孝通当年所指出的一样，发展的方向在农村，“三农”问题的出路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加快小城镇建设。这种观点实际上完全脱离了费孝通城乡发展理论的时代背景，只是断章取义地将费孝通的城乡发展思想模式化为“乡土中国”、“小城镇”和“离土不离乡”，而无视费孝通始终是在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空条件和变迁的阶段性特点不断反思、修正和丰富其认识与主张的事实，不仅有悖于费孝通晚年思想的变化，而且会对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战略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误导。陆学艺在其学术生涯中，也主张和坚持研究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将具体调查与宏观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相结合、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适时调整“三农”政策，表现出高度的社会学理论自觉意识。有些学者和官员认为，未来中国农业仍将以小规模、劳动密集型经营为主，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出路仍在于小农经济。实际上，这种认识与中国城乡社会变迁的实际并不相符，也难以从根本上破解当前中国的“三农”困境，对当前和今后的“三农”政策与实践也有误导作用。“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推动以城乡二元社会体制转变与农村土地制度完善相结合的制度体制改革与建设。其中推动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和以土地流转等途径发展适度经营规模、促进农民专业化，则应是当前“三农”政策与实践工作的主要任务。
第三编“理论自觉与民族和文化研究”以费孝通民族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理论自觉为例，对当前我国民族和文化研究领域以西方多元文化主义为核心的话语和研究实践进行反思与批判。受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不少学者在文化和民族研究中将多元文化主义视作多民族社会发展的理想基础，有人甚至将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等同于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多元”、“差异”或“不同”，而忽略其理论中“一体”与“和”的方面，这些曲解，不仅造成认识与理论上的混乱，对现实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也有不良的影响。因为不同民族和文化，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可能是多渊源的，但并不意味着永远是“多元”的；无论是将“多元”作为争取承认的手段还是目的，都难以成为实现民族或文化之间真正平等的有效途径。费孝通注重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探讨中国各民族交往交融、民族平等和中华民族的凝聚等问题，无疑是民族研究理论自觉的典范。在民族和文化研究上，研究者要有费孝通这种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以促进民族平等、民族发展和民族融合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为指导，以促进民族关系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为宗旨和立场。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我们既要避免文化的强制同化，更要警惕那种将文化差异绝对化并作为追求目标，从而人为扩大民族差异、制造民族矛盾和纷争的学术观点，以及可能对民族关系实践产生的破坏作用。
第四编“理论自觉与关系研究”以近年来流行的关系社会学研究范式为例探讨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意义。一些社会学者利用“社会资本”概念的狭义定义研究中国社会的“关系”运作，致力于对当代中国社会盛行的“关系”现象做技术性实证描述与分析，试图通过这种关系社会学研究为世界社会学理论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贡献；还有一些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者认为关系、人情和面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关系”视为中国社会研究与调查的理论前提，致力于分析中国人文化心理和行为的特殊性，而忽视“关系”的社会结构制约性及其变迁性。这两种研究范式和立场，一方面忽视了“关系”运作现象的自我实现预言机制，另一方面，其研究结论本身也成为“关系”合理化和自我实现预言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中国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迫切需要加强理论自觉意识，坚持研究的反思性与建设性意识，致力于分析转型期“关系”等社会现象的自我实现预言机制等根本原因，通过发现与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实践中通过制度设计等途径打破“关系”恶性循环的成功案例和可能途径，使中国人摆脱关系困境，推动中国社会规则意识等现代性的发展。
第五编“理论自觉与社会政策研究”对中国社会福利与政策研究领域自由主义的“福利病”话语与政策进行反思性批判。在对西方国家经济、社会与政治危机的反思中，有不少人将危机归因于其福利制度，并认为中国要吸取其教训以防范“福利病”。这种分析与批判并没有认清西方国家危机的本质，也使得福利制度的负面效应被放大，这无疑会对中国正在进行的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道路带来误导与干扰。在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中，需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深入剖析西方危机的本质与根源，总结西方福利制度发展的经验，在对比中西方福利制度改革的背景与逻辑差异中，厘清认识误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福利社会建设模式。建设福利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应对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本途径，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也是促进社会认同、重塑价值共同性的重要途径，将为文化建设与中华民族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当前中国的福利社会建设事业中，迫切需要形成福利社会建设的共识，要突出国家和政府在福利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要消除福利分割与排斥，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进行福利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