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郑杭生为代表的社会运行学派的发展历程表明，当前中国社会学要以更加明确的理论自觉，把握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以及当前资本主义新危机的有利机遇，积极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反思性地梳理中国社会学相关概念、理论与方法，注重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理论与政策研究，提升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的地位和学术话语权。
一、“理论自觉”概念与命题的提出
2009年系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30周年，郑杭生在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进行深入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和阐发了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概念和命题。他指出，中国社会学要有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别人、正确处理与欧美社会学关系的理论自觉，要自觉致力于创建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我们需要借鉴西方社会学，但应当主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实际，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丰富的传统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理论建设，而不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其注解。【63】郑杭生指出，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社会学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是提升中国社会学理论内涵的内在要求，也是形成社会学中国理论学派的巨大动力【64】。中国社会学要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为世界社会学增添中国社会学学者自己的创造。理论自觉也是中国社会学把握现在、规划将来，更好地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转型服务，为增进人民福祉服务，以及促进中国社会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65】。
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的实现途径，就是郑杭生一直倡导的“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66】。“立足现实”就是中国社会学要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开发传统”就是中国社会学要注意挖掘和吸取几千年历史中丰富的社会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予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借鉴国外”就是中国社会学界要注意借鉴国外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创造特色”就是中国社会学要在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和借鉴国外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创造。这四个方面是统一的整体，不能相互分割，缺少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会影响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和成熟。【67】
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概念与命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理论自觉”作为一个新的概念性工具和理论视角，有助于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进行建设性的反思，有助于增强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自信心和创造性。“理论自觉”的概念与命题引发了中国社会学界的强烈认同与共鸣，未来也将会对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格局中由边陲转为中心、更好地服务和推进中国社会建设产生持续而重大的影响。
二、理论自觉与社会运行学派的发展
郑杭生指出，自己提出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概念和命题，是受到了费孝通文化自觉的启发，是对“文化自觉”概念和理论的继承与发展【68】。当然，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自觉，不仅仅表现在他提出了“理论自觉”这一概念和命题。纵观其社会学学术历程就可以发现，郑杭生堪称当代中国社会学者理论自觉的典范。在理论自觉意识的引导下，郑杭生及其领导的学术团队先后形成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等相对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并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学中较为成熟的学派——社会运行学派。有学者评论指出，社会运行学派是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由中国社会学家郑杭生等学者自觉提出来的最早的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强调“从社会运行的角度研究社会”，并试图综合东西方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资源来达成这一理论目标【69】。有学者分析指出，我们稍做检视，就完全有根据认为中国社会学的社会运行学派已经形成，它具备了作为学派的必备条件。社会运行学派是费孝通所期盼的“开创中国式的社会学”【70】历程中的硕果【71】。这一学派的许多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社会学界已经广为人知，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社会学界，其核心概念如“社会运行”“协调发展”“良性运行”“社会转型”等已经成为政界、舆论界乃至社会公众的流行语汇【72】。
郑杭生及其社会运行学派的社会学理论博大精深，笔者试从以下六个方面对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的理论自觉与社会运行学派的发展进行分析。
（一）郑杭生的理论自觉及其社会学转向
正如陆学艺在“郑杭生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中所言，郑杭生是一个识时务者，在经济社会大变迁、大发展的时代，他看清了社会学将来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早在1981年就到英国留学去学社会学，在当时有这种觉悟的人并不多。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时，许多人是受组织安排，从哲学、经济学等学科转向社会学的，而郑杭生当时完全是自觉选择转向社会学的【73】。
郑杭生在1980年考取国家公派留学机会后，中国人民大学给他的主要任务是进修分析哲学，但在收到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向他发出以副研究员身份到该大学社会学系工作和进修的邀请后，他立刻投入社会学的学习与研究，开始参加当时由费孝通主持的社会学“月谈会”，并与人合作翻译了《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批判》（1981年）一书。1981年11月，郑杭生到布里斯托大学进修社会学和分析哲学，从此走上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之路。郑杭生在其哲学研究已取得显著成就时，毅然选择转向社会学的学习与研究，这一重要选择的主要动力就是他认为学术研究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应当是一份胸怀现实观照、肩担社会使命的责任。他善于以个人的人生经历与命运反思社会的运行。他深刻认识到，社会运行问题关乎国家和社会的安危兴衰，也关乎每个社会成员生命历程，因此立志研究社会学，以期“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这种富于社会学想象力的品质，使郑杭生能够敏锐地洞察历史与社会的潮流，把握历史机遇，为成就自己立学为民的人生理想、成就中国社会运行学派，进而贡献于中国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建设实践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理论自觉与对社会学对象问题的探索
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重建初期，中国社会学“正处在一种既热门又充满争议、既有吸引力又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根据的状况之中”【74】。郑杭生在由哲学领域转入社会学领域之初，凭借其扎实的理论素养、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和敏锐的社会学想象力，选择从社会学对象问题入手对中国社会学诸多元理论问题进行思考与探索，取得了突破性的学术成就，为改变中国社会学的上述困境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社会运行学派的“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一主导思想，初步酝酿于郑杭生留学英国期间。他回顾说，在英国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中，他主要做了几件事：一是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社会运行状况的分析来思考中国应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学；二是对我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学术传统进行了初步开发；三是通过对从古典到现代的社会学文献的阅读和思考，对比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的异同【75】。实际上，受严复“群学”思想的影响，郑杭生深入挖掘我国历史上关于治乱兴衰的思想传统，从古代一直梳理到当代人物如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社会思想，尤其结合“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乱衰状况，创造性地将社会运行分为良性、中性和恶性三种状态。郑杭生早期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整理挖掘与巨大获益，形成了社会运行学派的一个主要特征，即十分重视和持续挖掘中国传统思想，这一点也是社会运行学派被誉为中国真正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与学派的重要原因。
回国后，郑杭生开始梳理如前所述的社会学思考和研究，并发表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光明日报》1985年7月29日）一文，提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明确提出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的观点；接着又发表了《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1期）一文，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主张，从社会运行的类型、社会学对象问题的理论方面、社会学对象问题的实践方面、社会学对象问题的历史方面，对社会学对象问题做了全面深入的论证。
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认为，对社会学下定义，有三种途径：一是历史的途径——“创始人说了什么”，二是经验主义的途径——“当代社会学家在做什么”，三是分析的途径——“理性的指示是什么”【76】。郑杭生正是通过对社会学对象问题历史的深入梳理，结合社会学传入中国后的实践，以及分析社会学与社会主义的应然关系，提出了科学的社会学定义，这一定义充分把握了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性质，也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需要，解决了长期以来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困惑，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就如郑杭生所分析的，把社会学对象规定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在理论方面，有利于将社会学历史地形成的研究领域和范畴统一起来，有助于把握社会学与作为哲学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与联系，而长期以来在这方面认识上的误区，导致了以历史唯物论否定、代替社会学的错误；在实践方面，这种界定找到了社会学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结合点，我们所建设的社会学，是要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个角度为社会主义实践服务【77】。
郑杭生关于社会学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以及中国要发展建设维护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学家要有“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的社会学主张与立场，与韦伯和默顿等社会学理论家的立场，其共同之处是都体现出强烈的社会学理论自觉。托马斯的“情境定义”（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和默顿的“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理论表明，社会现象的特殊机制在于“人们不只对情境的客观方面有反应，而且有时重要的是，人们也对情境所具有的意义有反应”，“一旦我们赋予情境某种意义，我们随后的行为及这一行为的某些结果将受所赋予的意义的决定”，某些情境定义，如公众的预言、观念和期望，会变成情境的一部分，会影响到后续过程的发展【78】。毫无疑问，社会科学的研究结论本身也会对社会实践的发展产生反作用。韦伯作为“欧洲文明之子”，也是富于理论自觉意识的，他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历史建构，无疑会通过自我实现预言机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合理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79】。郑杭生也指出，理论与实践存在着互构关系，不仅实践问题会大量地转变为理论问题，而且理论问题也大量地进入到实践领域之中，通过不同观点的讨论、争辩和反思，给实践以适应时代变化的新的理念、新的思路和出路【80】。社会现象的这些特征，是要求社会科学有理论自觉的根本原因。
此外，将社会学定义为“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是因为与单科性社会科学相比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涉及整个社会系统，更具有综合性。正如胡绳所分析的，社会科学是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的，尽管可以把社会现象划分成不同部分加以研究，可是实际上，各种现象都是互相交错、互相影响的。许多社会现象都是综合性问题，因此，社会学的用武之地就是要研究这些“带有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和“综合性的社会现象”【81】。
郑杭生关于社会学定义和社会学对象问题的思想，在其随后的专著《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987年）、主编的教材《社会学概论新编》（1987年），以及他与李强等学者合著的《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1993年）中获得了全面系统的贯彻和论述，为社会运行学派的形成夯实了理论基础。
从郑杭生后来所概括与倡导的“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这一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针和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实现途径来看，郑杭生在涉入社会学伊始，实际上就已具备了社会学理论自觉意识和品质。他关于社会学对象问题等方面的理论成果，“对在我国建设、发展社会学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看法”，“把社会学对象的研究，甚至把整个社会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82】。关于社会学对象问题的思想，成为社会运行学派的思想内核，社会运行学派后来的发展，都是紧紧围绕这些思想展开的。
（三）社会运行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自觉
1.理论自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理论发现
长期以来，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西方社会学史上，将马克思视作经典社会学家之一，“实际上是出于20世纪晚期社会学家的事后回顾”【83】，而且也只是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视为冲突论学派之一。一方面，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继承者的社会学思想或理论，仅仅被僵化地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附带阐释，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另一方面，社会学也常常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学说或伪科学【84】。这些错误认识，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而言，无疑是限制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的障碍。
社会学传入中国后，虽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中国社会学囿于对英美社会学理论的生搬硬套，囿于以慈善社会改良运动为前提的社会实验区调查的范畴，“在多数场合下，同五四运动以后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并无联系”【85】。这种状况以及上述认识，是社会学在新中国一度被取消和批判的重要原因。1979年以后，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在当时似乎已成共识。费孝通也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学建设的根本方针性的意见，就是要建成“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86】。但是，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在理论上仍未得到根本解决，二者仍处于“两张皮”的状态。
作为曾经系统接受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训练的理论者，研究志趣转向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学术”的社会学之后，郑杭生首先思考的难题就是如何诠释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是何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什么样的社会学的问题。在英国进修社会学期间，他在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革命批判性形态和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理论发现。他认识到，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实质上是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即使是其中的批判学派，根本上也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而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革命批判性形态，其根本任务是揭露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恶性循环和畸形发展及其根源。但革命批判性形态只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种过渡性形态，在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的维护建设性形态，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重要的形态，它以维护、改善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对象。【87】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革命批判性和维护建设性两种形态实际上又是统一的。由于西方社会学具有较长的维护和建设的历史和经验，因此我们可以有批判地加以选择和汲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开放性的要求。【88】
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在1986年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题为《谈谈社会学研究》的讲话中，除了对费孝通关于发展中国社会学的相关意见表示赞同外，还大量使用和吸收了郑杭生提出的相关社会学概念和观点。郑杭生关于社会学对象问题的主张，关于社会运行状态类型的划分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运行实践的分析，尤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革命批判性和维护建设性两种形态的理论，以及关于如何看待和利用西方社会学等方面的观点，基本上都为胡绳所赞同和借鉴【89】。
郑杭生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理论，以及要建设以社会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与理论，从理论上突破了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两张皮”的状况，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认识和实践上的困境，为中国社会学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也是一种很大的突破与贡献。郑杭生在其早期社会学学术历程中所取得的这些创造性理论成果及其获得的肯定和认同，充分表明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家的杰出品格，也充分体现出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构建方面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
2.马克思主义立场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持续探索
在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理论发现之后，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一直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设，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和发展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辩证思维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立场，始终贯穿在郑杭生及其社会运行学派的社会学概念、思想、理论、分析框架和方法中，从而使其能够在当代中国社会复杂思潮中把握正确的方向，对诸多理论问题和复杂社会现象的分析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于中国社会学中片面的实证主义和所谓“价值中立”立场，郑杭生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立场加以批判分析。对于那些“有学理根据”地把社会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理解，郑杭生批判认为，在社会主义面临低潮的背景下，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其实际结果往往是摆脱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往往是西方价值、西方政治、西方意识形态乘虚而入。因此，中国社会学必须结束那种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幼稚病，消除那种贬低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种种错误观点，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理念，服务现实、服务社会。【90】
当前中国社会多种社会问题、不同社会思潮交织碰撞，尤其还受到否定性、极端性的后现代解构思潮影响，我国社会科学界有些学者着重破坏而拒绝维护、强调摧毁而失于创建，使得批判性精神褪变为一种抨击性的仪式，进而固化了非理性的思维方式，酿成了一种影响极深的消极的社会习性。对此，郑杭生提出，学者要坚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要全面把握中国社会的正反两面，分清主次，正确引导社会心态和社会思潮，积极参与各层次的制度创新。【91】“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思想的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要坚持革命批判的立场，对社会主义社会要坚持建设维护和“建设性反思批判”的立场。
郑杭生及其社会运行学派除了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来挖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还根据世界和中国当代的社会变迁，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学派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等“五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社会学理论，也是从各个层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社会学理论。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学取得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理论自觉与社会运行学派“五论”的形成与发展
费孝通曾告诫我们说，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研究社会现象时借用西方的社会理论，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是西方社会理论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在自己的社会现实中，深入调查研究，并对其进行总结概括的结果，而且也需要根据变化的现实社会反复加以修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离开它自己的社会实践，就很可能会丧失它的生命力【92】。例如，韦伯的社会学研究，就如帕森斯分析的那样，主要是着眼于西方社会的总体制度结构，去解释“现代资本主义”【93】，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做理论辩护。
对于这一点，郑杭生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理论自觉。他对中国社会学百年发展史的分析指出，中国社会学兴起于中华民族灾难危亡之际，成长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其学术发展和自身建设遭到了无法回避的各种冲击，来不及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做出理论概括，所以引用或借鉴国外现成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经常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方便形式与快捷途径。但是，西方理论是概括西方社会实际、适应西方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西方理论要有分析、识别的能力，不能将其神化为普世理论，防止陷入其陷阱。【94】他批判那种对欧美社会学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则看不起甚至持虚无主义立场的“边陲思维”，认为这会严重阻碍社会学中国化的健康发展【95】。他指出，如果我们缺乏理论自觉，就有可能陷入某种西方的“话语陷阱”而不能自拔，也就谈不上创造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概念、自己的术语了【96】。郑杭生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学要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变迁，要在积极回应社会巨变中实现发展，而且，“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能否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97】。
以郑杭生为代表的社会运行学派，正是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络和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机遇，建构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这些理论的提出和论证，都是运用世界的学术眼光、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开发中国的传统学术资源、借鉴国外的社会学理论前沿，对自己进行反思、对别人加以审视，从而提炼自己特色的结果，都是理论自觉的轨迹点和支撑点【98】。
在社会运行学派的“五论”中，社会运行论是从社会运行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巨大变化的概括，致力于发展以“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社会学。社会转型论是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概括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表现为，不仅经历着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变，而且经历着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变。学科本土论的提出背景是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进一步呼唤着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郑杭生强调中国社会学应走“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的道路，要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才能提高中国社会学在“社会学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话语权【99】。社会互构论则是在前“三论”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和全球社会转型中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经历的更为深刻的变化进行深入探讨和阐释的社会学理论，它用一种全新的概念范式、理论逻辑和研究方法思路来阐释这一时代主题【100】。在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分析上，社会互构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认为个人是社会的终极单元，社会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和社会之间还有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如群体、阶级阶层、社区等，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既有对立冲突，也有协调整合。当代全球社会急剧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与问题也是相互对立冲突、相互依赖并存、相互形塑和构建的，而在这种复杂关系中，和平与发展、平等互惠、协商对话、强弱双赢是时代基调。社会互构论从根本上突破了在西方社会学传统理路下形成的二元对立以及形而上学的自我循环。郑杭生指出，社会互构论与理论自觉是彼此推动的，社会互构论是理论自觉的结果，社会互构论的发展过程则是社会运行学派理论自觉不断增强的过程。社会互构论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标志性理论之一【101】。实践结构论则是继社会互构论之后，对当代世界和中国社会实践发生的结构性巨变（如社会生产信息化的影响，劳动与资本传统关系的变化导致的社会两极化趋势，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等）所做的理论分析与概括【102】。在理论自觉的指引下，实践结构论也正在逐步成型和系统化。
（五）以“顶天立地”的精神探索中国社会建设实践与理论
郑杭生一直强调社会学者要有“顶天立地”的精神，就是既要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意识，又要有深入实际的草根情怀，正是这种精神，使得郑杭生领导下的社会运行学派能够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最紧迫的和最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深化认识，探索规律，努力从理论上做出科学的回答，从而也使得他的社会学理论始终能够立足实践而又高于实践，能够准确把握社会变迁的方向与命脉，及时发现社会变迁与发展过程中的新要素、新类型，并及时做出概括与总结。
进入21世纪以来，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更加关注社会建设、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实践。在对“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的探索中，他发现“中国经验”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其中三个层次的相互推进十分明显：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又有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有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连接上下的促进。这三个层次，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价值重塑、共同创作、不断完善，融合成既具有独特气派、独特风格，又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中国经验”。【103】郑杭生认为，中国社会学更有义务对整个“中国经验”、对不同层次的“中国经验”进行调查研究，做出自己的符合实际的理论概括，以提升自己的理论品质，在这一方面完成理论自觉的使命，使自己的理论成为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复兴息息相关，因而具有生命力的理论【104】。
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比较系统地实地调查和剖析各个基层、各个地方和部门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成功的案例，探讨其各自的特点，并加以横向比较，从而探索社会、社区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注重研究成功案例，与默顿所主张的“在社会学家的世界实验室中”要注重那些“成功的实验”【105】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是在实地调查中，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的社会学理论自觉意识也更加明确。对于学界一些学者不顾中国实际，盲目套用西方的概念与理论框架的做法，郑杭生结合中国社会建设实践，提出要坚持理论自觉，尤其要警惕西方理论及其话语中可能给我们带来消极导向和可能使我们陷入理论困境或现实陷阱的东西。对于有悖于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实践的理论，他做了深刻的批判，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而绝不是如狭义转型论分析的从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的实质是新型社会主义的不断成长壮大，是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进程，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共同探索【106】。对于一些学者以公民社会理论为分析框架提出的通过“劳资博弈”等机制建设“公民社会”“能动社会”以达到社会重建的观点，郑杭生结合中国社会（社区）建设实践做了深入分析与批判，认为“公民社会理论”这一被神话了的理论框架，不但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而且还会误导实践。这些批判，解决了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中某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困惑，为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指明了正确方向。
（六）学派意识、理论自觉与社会运行学派形成的动力机制
郑杭生和他的学术团队之所以率先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中形成较为成熟的社会学派，与其强烈的学派意识和理论自觉是密不可分的。郑杭生一向主张中国学术界要“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认为学派之争是学术问题、学术观点的争论，用的是学术标准，而宗派之争，则用非学术标准，党同伐异。学派之争，与人为善，相互切磋，推进学术；宗派之争，与人为恶，相互攻击，阻碍学术。【107】他指出，学派应该是从不同的方面抓住和体现时代的精神，这是学派的灵魂、学派的生命。他强调中国社会学要发展，必须有相互友好竞争的学派。他也积极呼吁各学科的学术组织要按费孝通所说的“开风气，育人才”，积极支持并为学科理论创新，尤其是学派的形成创造条件或提供必要的保障。他认为社会学的中国理论学派，是中国社会学的支撑点，这样的学派越多，表明中国社会学的力量越雄厚，水平越高超，越有生命力和创造力。而理论自觉则是形成社会学中国理论学派的巨大动力，因为只有理论自觉，才能推动学派核心理念的提炼，促进核心团队的凝聚，推进学派氛围的形成。真正的学派是理论自觉的高层次形式——理论自觉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共识【108】。
郑杭生在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建构其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主导观点、核心理念的同时，也十分注重以这些观点和理念影响自己的学术团队和培育学派。在社会运行学派奠基和形成初期，他的主要工作是让社会运行论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所和社会学系的学术团队的接受和认同，并将其转化为学术团队的主导观点。社会运行学派的形成、成长主要奠基在郑杭生所奠定的主导观点、核心理念以及体现这些主导观点、核心理念的论著上，也奠基在其学术团队能够自觉地、创造性地贯彻、运用这些主导观点、核心理念上，学派又在实践检验基础上，进一步在理论上深化、拓展、推进这些主导观点和核心理念。郑杭生很早就明确提出自己所要打造的社会运行学派的主张，并以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欢迎和尊重各种评论和质疑，积极开展学术争论，在争论中澄清问题。他指出，如果一个学派经不起评论，就表明它还没有资格成为学派。肯定性的评论，推动学派发展，扩大学派影响；否定性的评论，则促使学派改进，消除自身缺陷。不能或者无力消除自身的缺陷，特别是根本的缺陷，该学派就会不可避免地衰落，就会有新的学派来取而代之。【109】
社会运行学派形成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动力机制就是郑杭生十分重视对自己和其学术团队，以及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反思性回顾、梳理与总结。他指出：“不论是梳理和回顾，还是新的探索，都是自己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同时也是想求得社会学界的指教。”【110】总结过去有助于推动原有的理论更加系统、深入，更加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有助于不断创新，拓展理论的新视域。
郑杭生也十分重视根据学派和理论发展的需要，结集出版自己的前期著作。以郑杭生去世前出版的四部《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为例，四百多万字、几百篇文章，都是他亲自谋篇布局，一篇篇分类、分卷的，每一卷都撰写序言和导言，精心挑选照片和题字，这样浩繁的工作，都是他在撰写新论文的同时进行的。花费如此大的精力编辑出版《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对形成“社会运行学派”或“协调发展学派”有所推动，有所促进【111】。《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各卷的出版，也确实意味着中国社会学界开始反思和自觉整合自身力量，重塑中国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地位，提升中国社会学的理论与现实影响力【112】。
此外，郑杭生十分鼓励团队成员发挥各自的特长为学派做出贡献。对于为社会运行学派做出过贡献的成员，无论贡献大小，他都在《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各卷的序言等相关文字中，严谨周到地详加说明，这也是形成社会运行学派良好学派氛围和团队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瞻望
郑杭生及其领导的社会运行学派的发展历程表明，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学提升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是提升理论内涵的内在要求，也是形成学派的巨大动力。郑杭生对“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的明确阐述，表明他和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自觉意识更明确、更强烈、更主动、更坚实，也标志着中国社会学进入了强调理论自觉的新阶段。在理论自觉的新起点上，中国社会学也必将立足于提炼自己的概念、命题、理论来回应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和新趋势，增强社会学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开创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新局面。
针对当前中国社会学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机遇，这里从理论自觉的角度对社会运行学派乃至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做以下三方面的瞻望。
（一）积极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社会运行学派的发展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自觉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根本途径。总体上来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仍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其原因不仅在于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实证主义等西方社会学流派的影响，而且也在于中国社会学的自我意识不足，未能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看作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13】。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至今仍有勃勃生机的根本在于它蕴含着与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不同的基本立场、理论构架、方法原则和价值取向，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至今未能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就连社会学的业内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也缺乏了解，反而有不少偏见和片面理解。现在需要系统、深入地总结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消除对它的偏见和片面理解。【114】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机遇。同时，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及其所带来的世界困境，也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机遇。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才能正确把握新时期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与内在逻辑；也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革命批判立场上，才能正确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及其根源。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革命批判立场对资本主义及其当代困境进行深刻分析与揭示，是对社会主义进行建设维护的重要方面，这对遏制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在全世界的盛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对于世界和人类的借鉴意义等方面有重要意义，也是当前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陲转为中心、提升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和任务。
（二）反思性梳理社会学的相关概念、理论和方法
西学东渐已近两个世纪，但是中国学术界仍是“西话”萦耳，本来仅在世界一隅的西方产生并得到印证的东西，却被有些人当成了全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被当成价值上的“正确”、时空上的“先进”以及适用上的“普遍”，结果是将西方神话为“普遍的”“必由之路”加以盲目崇拜【115】。社会科学中的这种思维，既成为我们思想的牢笼，也可能成为影响中国实践的不良因素。在当前中国社会学等相关学科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一些社会学者将西方的社会资本理论演绎和狭隘化为“关系”资本的做法，就缺少反思性的理论自觉。以西方学者研究东欧国家的狭义转型论来分析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以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为理想蓝图设计中国社会建设与治理之路，无疑是落入了西方理论的陷阱。
因此，当前中国社会学迫切需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全面、深入和系统地对我们所使用的概念术语、理论、原则和方法加以反思性梳理，对那些当前流行甚至逐步占据主流话语权，但与中国实际（包括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经济政治社会背景）不相符且不利于中国社会建设和治理实践的相关概念、理论与方法进行反思性清理，要立足于中国社会建设和治理实践的现实，借鉴国外但要跳出国外；对于以前形成的符合国情的概念与理论，也需要通过积极回应社会快速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和新趋势，进行必要的更新。
（三）注重中国社会建设和治理中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给中国社会学提供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但中国社会学中某些僵化的立场、观念和方法，使得社会学往往对中国社会巨大的变迁及其对社会学的需求不敏感，也使得社会学自身处于边缘化和话语权缺失的境地，这种状况无疑不利于中国社会学，也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
中国社会学要有投身中国社会建设和治理实践的理论自觉，关注其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当前尤其要重视对相关社会制度、社会政策的理论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十分重视对制度设计的研究，对于这一点，有分析认为，西方工业社会倾向于强调在大多数交易情境下，个人应当根据自我的利益做出理性的决定，西方文化的这种特色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的社会科学界针对公平法则做了许多精致的研究”【116】。当然，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社会科学是否重视对制度与政策设置的研究，主要取决于社会变迁和对制度的需求程度，而不仅仅是文化使然。另外，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对制度与政策建设需求的把握，也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当前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社会建设和治理挑战，迫切需要在制度和政策方面有所创新，因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要靠各项具体的社会制度和政策来落实和实现。我们在走向更加公正、更加安全、更加和谐、更加健康和更加开放的社会的进程中，有无数具体社会问题要面对。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根据我国的现实，研究改善民生的具体社会政策，调解各方面的利益。【117】过去由于社会学理论家们对社会制度社会政策的研究重视不够，从事具体社会政策研究的学者又往往缺乏一定的理论高度，使得我们的制度和政策建设表面繁荣，但往往效果不明显，要么制度政策得不到贯彻执行，要么反而造成制度障碍，甚至带来反面效果，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与政策建设缺乏理论研究的支持，制度设计也不合理。实际上，社会政策最能集中体现社会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社会学在社会制度、社会政策研究上有着重要的优势。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秉持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深层理念，深入研究相关社会建设和民生社会政策与制度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是中国社会学当前的主要使命和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