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小浪底第二标段（泄洪工程）的原项目经理韦根，常盛气凌人地说，我们日耳曼人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从来没有难倒我们的工程。然而，在中国的小浪底工地，日耳曼人遇到了意料不到的麻烦，复杂艰巨的工程，变化莫测的地质结构，加上无法想象的施工环境，使这支优秀的工程队伍陷入困境。
是的，即使再优秀的团队，也必须有远见卓识的帅才，才能率得起来。其实，韦根不是帅才，所以在不久以前被旭普林公司总部免职了，取而代之的是四十三岁的克劳泽。总监理工程师向我透露了其中的故事，因为韦根不具备一个帅才的素质。帅才必须有多种才能，他不仅谙知技术，更得懂得社会和人，对于中国，更需要弄懂国情。否则，就适应不了中国的“水土”，最后导致失败已是必然。
德国旭普林公司中标的小浪底泄洪工程，是难度最大的工程。可以说，小浪底的精彩乐章大多是在这里弹奏出来的。远远望去，黄河北岸巨大的山体被鬼斧神工劈去了一半，偌大的立陡绝壁平面上钻出16条密集的洞群，山体里边要打通纵横交错的108条洞子，数量之多，是世界上同类工程从没有过的，而规模之大，也实属罕见。其中3条导流洞的3个中闸室，能装入3座18层大楼，每个中闸室高52米。大坝截流之后，汹涌的黄河水就从这里流过。
仅看看如此态势的工程，就会使行家望而却步。说它是全世界最难的水利工程，当然是名副其实。怪不得，当小浪底工程向全世界发出招标信息时，深谙中国黄河个性的日本人和美国人试了几试，还是放弃投标了。不是他们不想赚取这笔可观的报酬，实在是黄河的个性太古怪、太蛮横，发起脾气简直没个规则，不讲道理，它太离谱了，离谱得使任何行家高手也算卜不了它到底想干什么？要干什么？那些并不大了解中国，不大了解黄河的欧洲人成群结队来了，为什么？欧洲人认为在做水利水电工程方面，他们有的是经验，有的是资本。至少，他们已把自己的水利水电工程做完了，做好了，无论是源于德国黑林山东麓穿越过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等9个国家的“美女”之河，还是长达3530公里的伏尔加河，那里的水利水电工程早已被他们做的尽善尽美。更为重要的是，欧洲的水工专家很早以前就踏出国门，遍及天涯。他们到过南美、非洲、亚洲，去承揽另外国家的水利工程。他们当然有资格认为，他们已经积累了兴修水利水电工程的丰富经验与资本，且拥有世界领先的设备和超强技术，尽管他们知悉中国的黄河非同一般，甚至困难颇多，但这种预测丝毫不会阻止他们向东方开拓的脚步。其实，与中国更为接近的大和民族，做起水利水电工程，一点也不比欧洲人逊色。至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美利坚人，无论凭技术，还是论设备、人材、资金及经验，当然也属世界一流了。然而，他们还是没有来，也许，说他们不敢，是准确的。要么，德国人怎么会在小浪底遭遇曾未有过的困惑和无奈。
当实力强盛、技术精湛、设备先进又有着丰富经验的德国工程队伍开进小浪底时，他们发现，小浪底工程的洞群处理太难了，更使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山体里的地质结构。设计院为他们提供的地质勘探资料是一回事，将山体开膛剥肚，挖开内脏时，真正的地质结构是另一回事。显然，里面的地质情况异常复杂，并非以常规的勘探及凭经验判断所能弄准确的。德国工程队愈往里挖，情况愈复杂，地质结构变化莫测，一处一个样子，倘若依照原来设计的方案施工，肯定行不通了。当然，照原来合同签定的工期，也肯定完不成了。因为工程量增大了，风险也大多了，地质的变化莫测随时造成的塌方，往往使开挖过的地方坍塌的一片狼籍，不仅得重复施工，更得想方设法制止继续塌方。这是劳民伤财的事，由于延误工期，使自己（施工方）违背合同承诺，届时将受到业主惩罚，不能如数拿到报酬，又因为工作量大大增大，随之增大了施工成本投入，左算右算，亏吃大了。这样下去，不仅要在小浪底工地丢了面子，还要赔进去巨额的资金。进入小浪底的外国施工队伍，目的当然都是来赚钱的。这种局面，还怎能赚更多的钱。德国人哪里是等闲之辈，他们通告业主，鉴于实际地质情况与设计不服，有两点必须改变合同原定的内容，第一，工期必须延长，延长期限根据实际施工环境确定；第二，由于工程量增大，施工费用需随之增加。
客观地说，承包商的要求不无道理，他们要求工期延长，是因为设计有了变化，设计之所以变化，是因为实际情况（地质）的变化，而实际情况的变化，的确与前期工作不够充分有关。当时曾提出用边勘探，边施工的方法。
承包商与业主的谈判开始了，也许，这并不是个复杂的问题，只要遵照客观事实，实事求是地去商磋。然而，没有想到，这次讨价还价的拉锯战，弄成了马拉松赛事，以至于承包商停工不干了。
由于国情不同，德国人怎么也不理解，小浪底的业主何以坚持不能改变工期？作为工程技术工作，他们以为，当然是顺其客观现实和自然规律的事。既然工程遇上没有预料的困难，为什么还要依照原来的在不服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拟定的竣工日期呢？是的，他们不知道，在中国的现实生活里，一切都是有政治含量的。国家领导人之前向世界宣布，小浪底工程的大坝一定在1997年10月30日合拢。也许，外国人认为，大坝就是推迟几个月合拢又有何妨？但是，中国人认为，这个日子不能推迟，它不推迟，就意味着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它不推迟，就证明中国人有能力管理好这项难度空前的世界级工程。对中国人讲，这叫政治，它是用单纯的技术眼光看不到的东西。而大坝的合拢，必须是在导流洞（二标工程）按期竣工的基础上。也是这种原因，谈判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工期不能推迟，尽管地质情况发生千变万化。至于增加施工费的问题，当然可以商磋。
双方的谈判又出现一种有趣的态势，这态势又使承包商大不理解。业主出场谈判的人物，往往在关键问题上，在需要表态定夺结果时，却总是举棋不定，大多问题是要回去请示上级的，上级不发话，坐在谈判桌边的人物就不表态，谈判就不能进展。实际上，重大的决策和决定，都是由上级和党组最后敲定的，真正坐在第一线的人物，并做不了主。这一点，老外又不理解了。他们说，你们中国人怎么这么滑稽，出场来谈判的人做不了主，能做主的人却不出场，这不是故意拖延时间浪费精力吗？按照国际惯例，凡是能坐在谈判桌的人物，都是有充分授权的人，他们有当机立断的权力，只要能互谅互让达成协议。但是，眼前的谈判，由于诸多原故，分歧又大，争议也大，致使谈判一开始就不顺利，遇到这场合，承包商索性停工了。他们可能担心，若继续施工，到头来谈判不成，掏力却赚不到钱，怎么能行。对于承包商，赚取利润是他们最终的目标，也是他们的动力。还有一种可能，他们以停工向业主施加压力，使其让步，答应他们的要求。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步他们走错了。随着已开挖的多条洞子的停工，洞子连续塌方起来，洞子里没有施工人员，里面坍塌的一塌糊涂，可谓积重难返了。在这种实事面前，承包商对业主按期完工的要求更加失去了信心。至于增加施工经费的问题，双方分歧也非常之大。承包商要求增加，不，他们用的措词是赔偿，是因为业主方提供了对地质的不准确的勘测结果，给他们造成了损失，所以，他们要求业主赔偿8180万马克。这是个天文数字，太大了。即使站在业主和承包商中间的监理工程师，也是不会答应这个过分要求的。业主与承包商继续谈判，承包商将赔偿费降低了18%。业主依然认为，这是个不可能接受的数字，赔偿多少钱款的谈判陷进僵局，就反过来再谈工期问题，承包商反复强调一个理由，说你们这里一切情况都在变，特别是山体里面的地质情况，真不知道再往里挖还要发生什么，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恶劣变化，我们真的不知道那里边是什么，怎么能对不知道的东西下结论呢，倘若我们冒然承诺你们要求的工期，到时完不成，怎么办？
是的，德国人就是这样，他们必须对亲自见到了，看清了的东西才下结论。这样的状态，使两个问题都难以进展，谈判在僵持着。洞子还得很往深处挖，山体里边的地质结构到底怎么样？还会出现什么样的不可预测的情况？谁也说不准了，这地方的地质的确复杂。
其实，这个工程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就反复论证过，直论证得那代献身水利事业的学者专家白了少年头，告老还乡，依然没有等到这一天。因为这工程太难啦！要么，前任国家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会说，长江三峡工程，我敢签字批准，黄河小浪底工程，我不敢签（大意）……
这时候，一直在谈判双方坐居中位置的总监理工程师突然来了一种灵感，中国不是有句老生常谈的话，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吗，眼下若再让德国承包商赶回工期，已是难上加难了。即使满足他们增加工程款的要求，他们也不会答应如期完工。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办事规则。即使山体里边没有再遇到什么难题，最后他们按期完工了，那只是以后的事，眼前他们不会承诺这事。对于我们，若见不到承诺，听不见保证，就不放心，特别是高层人物，是不认可这种谈判结果的。那么，现在谁敢来揽这项棘手的活儿呢，总监理工程师想，只有中国人了。国家水利部下属的十几家工程局，其实实力并不弱，特别是技术实力。只是因为从事国际工程尚少，拥有资金量少，在世界同行中影响力小，信誉度因此少了，许是这些原因，致使中国的几家工程局在投标竞争小浪底工程中一个个失利。三个标段全叫欧洲人拿走了。
总监理工程师李其友，可谓黄河的忠贞不渝的情人，谙知黄河这匹烈马习性的资深专家，他已经在黄河中泡了三十多个春秋，从黄河头干到了黄河腰。大学一毕业，他就被分配到黄河头的刘家峡水电站，之后调到龙羊峡、李家峡，直到1995年秋天，他又来到处于黄河腰（中游）的小浪底工地，任小浪底总监理工程师之前，他担任着水利部第四工程局局长。若论对黄河的了解、理解和感悟，他是权威。他大概知道，用什么样的处方去治黄河的症结，以什么样的绝活去拿住黄河的烈性。艺高才能胆大，要不然，他不敢让中国工程队进驻德国承包商揽下的工程。这时候，业主与承包商的谈判已进行十几轮了，双方都已疲惫不堪了，谁也不想再持续谈下去。也许，这种办法对业主和承包商都是最好的选择，虽然承包商旭普林公司并不真正满意这种办法，但又很是无奈。他们知道，如果还是一味地拿着菲迪克条款抠条文，认死理，很可能会遭到被炒鱿鱼的恶果。他们知道，这是在中国的地盘，这里有这里的国情，在这地方，权力往往是神圣的真理，领导人物的指令常常胜过合同条文，而他们习惯的市场概念却被计划打败。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道理他们懂了。本来嘛，既然是谈判，就意味着参加谈判的双方都要让步，不让步，怎能找到共同点，又怎能达成共识，双方都认识到如此僵持下去，对谁都有损无益。此刻，尽管德国承包商陷入一种矛盾的境地，他们期望反承包的中国工程局能按合同期限完成任务，可又顾及因此丢掉面子。反之，则又怕延长工期，违背了合同条款遭到惩罚，被扣钱款，甚至遭到更坏的结果，一向骁勇善战的日耳曼人在小浪底遇到了严酷的挑战，思虑再三，他们让步了，同意让中国工程局分包二标的部分工程。同时，业主一方也做了相当的让步，特别在经济赔偿方面。
中国的几家水利工程局与旭普林公司承包商签了分包工程的合同书，并向业主保证，工期一定在合同书签定期限完成。
这是一种严竣的考验，又是一次残酷的挑战，面对“真枪实弹”，中国人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推到了世界都在瞩目的巅峰。倘若没有拼命的精神，缺少理想的信念，是不会冒这种风险的。多少人都在为挺立工程前沿的热血儿女捏一把汗。
两个月的光阴过以后，实践向世界宣布，中国人在洞子里干得很好，很漂亮，他们抢回了先前延误的时间，为大坝按期合拢截流铺平的道路，德国承包商看出点门道，用中国工程局做工程非常合算。在尊严与利益的天平上，西方人更倾向利益。日耳曼人是理智的，更是现实的，时间来到这年盛夏，他们干脆把进出口项目也分包给了中国人。
这时间，二标的整个洞穴已被中国工程局分包了，小浪底工程的命运开始掌握在中国人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