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又在为东坡移民新村的安置忙活，东坡村原来是大峪乡的一个行政村，全村有1500号人，规划的安置地点是市区东侧二十多里处的梨林乡。要接收这么大一个移民村，作为安置乡，原计划把东坡村的人员分散一下，可以安置300人的地方就安置300人，可以安置500人的地方就安置500人，根据可能划出地块的大小决定安置人数。这种办法，在移民工程中称谓分散安置，或分散插花安置。没有想到，东坡村却不接受这种安置办法，他们要求，一定要整建制地安置东坡村，即1500人的住宅群，要建造在一处宅基地之上，为他们划出的耕地，也要在宅基地附近且连成一片。实际上，这也是移民乡的主意。这样的安置，移民有一种安全感，有一种人多势众，不怕当地农民欺侮的自信心；然而，作为安置乡，却对这种整建制安置接受不了，特别是周边的村民，他们认为，这帮山上人都粗莽，没文化，叫他们聚在一起，不会干出啥好事，甚至对周边的村民是一种威慑，必须将他们拆散打乱，这样他们才会老实，安置地的村民也才觉得平安无事。一开始，两种规划方案就碰撞起来，本来，在人均土地并不富余的城郊平原乡，很难一下子构划出大片的土地，最早东坡村的方案是在梨林乡的两个小村子中间，划出一片宅基地，这方案一露面，两家小村子就火冒三丈地蹦将起来，指责这方案是胡球弄，仔细听听人家说的道理，也在谱，人家说，他个东坡大村的宅地，插在我们两个小村子中间，用尺子量量，从他们那到俺们这，中间才百十米，以后他们喂的猪啊、羊啊、狗啊、鸡啊的乱跑起来，就一头扎到俺村子里，到时候不惹事才怪哩。还有，跟他们划的耕地，他们去种地就得踏进俺的地里，从俺的地里穿过去，才能到他们的地，这怎么行？这不是故意找事吗？还有句话小村子没公开说，他们只是在背旮旯里说，以后要碰上争夺利益的事，就凭咱俩村子里的五六百人，能打过他们1500人的村子？他们山上的人，又野！
好说歹说，东坡人还是坚持整建制的搬迁，坚决不让把他们的村庄拆散打乱。也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梨林乡让步了。当然，也是政府对其施加压力的效果。这种时候，作为市政府一方，不论采用什么手段，必须要见效果，见行动。梨林乡终于为东坡村选择了一方宅基，是在乡养猪场东南方向100余米的地方，这方土地距原先东坡村看好的位置（夹在两个小村之间）并不很远。可是，东坡人在看过地点之后，却提出新的意见，嫌这地方距养猪场太近，担心猪场粪便的臭味要“袭扰”移民新村，还怕到了夏日有苍蝇蚊虫之害和污染。梨林乡的干部却说，怎么可能呢，猪场的臭味也只能到夏季才有，夏季从来是刮东南风的，这位置就在猪场的东南方，那是上风口，即使有点味道，那味道也是往下风口跑的。再说，那猪场附近就有村庄，我们乡的农民能在这地方生活，你们移民为什么不能？我们的农民从来没说过猪场有什么臭味有什么污染的话，你们山里的农民，就这么金贵。一时间，工作陷入僵局，一方的态度是，你移民村若想整建制地过来，我们安置乡就只有这块地方可用，否则，就别想整建制地搬迁。另一方的态度是，你安置乡若不跟我另找地方另划拨宅基地，我们就不搬迁，要想叫我们村分散安置，我们一万个不答应。怎么办？东坡村搬迁日程早已定了，他们必须在限定日期离开即将淹没的库区。此刻，能动用政府行为，强行指令梨林乡重新划宅基地吗？不能，划地这事，是不得了的，一旦动手，就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反应。稍一疏乎，就会有成群结队的百姓闹腾起来，一旦把事闹大了，捂都捂不住的。也是因为划地实在太难，而划出供1000多人赖以生存的大块土地，更是难上加难。
那么，我能强行指示，东坡村必须分散插花进入梨林乡安置吗？这事也难！当下移民的心态很怪，特别是移民村的干部们，一个个的像居功自傲的人物了，他们的心思是，这种搬迁不是我们自愿的，是国家叫搬迁的，我们是为国家的大工程迁移的，所以我们移民就是功民。那么，在搬迁过程中，国家就应该满足我们的要求。干部们不仅自己这样想，他们还对众多移民这样说。这样一弄，移民工作就难做了，他们手中就有这样一张底牌，你政府不把事弄好，我就不搬迁，看你咋办？这种态势下，若向移民村施加压力，叫他们让步，弄不好就会有捅了马蜂窝的恶果。因为时间太短促了，之间没有回旋反复的余地。
针对这种现状，我以政府名义组成一个论证小组。这是安置方与移民方都“逼”我表态的结果。当时我就在猪场附近拟定的东坡移民新村宅基地。
“焦市长，你说说，这地方距猪场能说不近？能不受污染？”这是移民村的人讲的。
“焦市长，你说说，这地方与猪场的距离能说不够，猪场这么远了，还会对他们村有啥污染，看看人家××村，××村，不也是在这方圆一带嘛，怎么人家都没说过污染！”
这是安置乡干部讲的。而移民村的人讲的则是与之完全相反的话，他们还在一味的说这地方离猪场太近……双方都注视着我，等我表态。此刻，我只要一表态，肯定有一方会火冒三丈地蹦起来……
也是我灵机一动，道出个连我自己也不曾准备的方案。
“这样吧，这是个技术问题，咱们请市环保局、卫生防疫站、农业局三方组成个评估小组，经科学的测试和论证后，再下结论。”
其实，这是为我的最后定夺赢得时间，也是缓冲双方的碰撞力度罢。但是，这出戏必须得唱，还得快唱。一个有特别职能的小组成立了，组长是移民局局长，成员有环保局，卫生防疫站和农业局的资深专业人员，任务是论证这个猪场对东坡移民新村的选址有无污染，对这里的居民生活有无损害。
双方的论争暂时划个逗号，似乎都在等待“专家”的结论，梨林乡有人对我说，这样弄事就好办了，你市长叫他们（论证小组）怎么说，他们就会怎么说，明明没有污染嘛，他们净是胡搅蛮缠。的确，事实是这样，这大概应该说是政府一方的优势，凡不合政府口味的论调，政府总是能否定它的，政府毕竟是强势的一方，在与诸多社会团体、平民百姓的纷争时。但是，当政府明明要将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时候，老百姓的内心是不会服气的，由此导致的后果是非常恶劣的。所以对这出戏，我必须真唱。同时，我与同仁及安置乡的干部再次深入现场调查，看看究竟能不能将移民新村的宅基地划得距猪场远一点，再远一点。
在现场深入的勘测和观察之后，终于发现原来划的宅基地周边还有调地的余地，乡干部终于说了心里的苦衷。那地方不是不能再向东南方靠一靠，只是那么一靠，土地的调配工作量就太大了，在农村，啥最难，调地最难，调一次地，至少要换掉几个生产队长（居民组长）。调地是惹人的事，谁出面调地，谁就是众矢之的，谁就犯了众怒，谁就落个替罪羊的下场。
我说，比起让移民没有意见，一劳永逸，我们就是“牺牲”个把生产队长，也值。再说这次调地，开始我们就把情况讲明说透，这是市政府叫调的，不是生产队长要调的，把矛盾的火力集中到了市政府，安置村的农民对他们的生产队长还会有那么大的怨恨吗？其实，乡里的干部并不是没有这样说过，为了保护他们的干将（生产队长），他们早就知道，把怨恨的火力引聚到上一级政府，以企消除和淡化农民的怨气和怒气。可是，效果不佳。是的，世上你见过哪一个刽子手是自己决定去杀掉他刀下的死鬼的？刽子手不都是在执行上边的权力机构的指示吗，难道因为他是一个执行者，死鬼的亲人好友就不痛恨刽子手了吗？对于安置移民的乡和村，他们提出的问题会更难回答：
济源市这么大，何以把他们（移民）安置到我们乡；我们乡这么多村庄，何以把他们安在我们村？我们村有这么多居民组，为啥要把这帮山里人塞进俺的家园……你要跟他们讲小浪底工程的巨大意义，讲为了全局利益，应该有点奉献精神，讲大局意识之类的道理，他们才不理睬这一套大道理哩，趁早收起。这些理论和道理，是对干部讲的，农民只看眼前的得与失。
安置乡与移民乡，安置村与移民村，安置一方的农民与移民一方的农民，无疑的形成两个阵营，犹如买卖双方，都在抱怨对方的不是，诉说自个的有理和委屈。在十分现实的利益争夺中，双方就避免不了交手过招。作为主持这项工作的我，真像位居双方之间的裁判，又像指挥比赛的教练，有时候，又像他们的父母，为他们操心，反复嘱咐交待应该怎么办；有时候，又像他们的儿女，有时候，还像一个为双方讨价还价的经济人，以使那价位的法码摆的恰在好处，最后的结果是使双方都不大满意，双方都有些意见。其实，这是最好的结果。倘若结果是一方十分满意，另一方十分愤懑，这就糟了，糟透了……
有人说，为什么不使双方都十分满意呢，那才是一个应该的结果。其实，说这话的人都是纸上谈兵的人。
作为居中的裁判也好，激烈赛事的教练也好，父母或儿女也好，首要的工作是权衡事情的得失利弊。也许有多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关键是要当机立断。
是一个阴沉沉的天气，天要下雨了。安置乡、移民乡、移民局的一把手都进了我的办公室，大约是下午快下班的时间，东坡移民新村的位置敲定了，在原来拟定的方位处向南移动200米。可想而知，为这200米的移动，其中做了多少工作，生了多少点子，搞了多少调研，花了多少心血，费了多少口舌，个中酸辣一言难尽啊！
走出办公室时，我注意到，移民乡的人物流露出一种惬意，但咀上还在嘟哝着什么，意思是他并不满意，而安置乡的人物则是发着牢骚离去的，但那牢骚的声音显然不是很大，也不很强烈了。
我把移民局长留下来，推心置腹地说，今天的事，凭良心说，咱有点偏向移民了，有点叫安置乡为难。可是，不这样，行吗？东坡是个有1500人的大村，他们搬迁的时间已进入倒计时，倘若不稍稍向他们倾斜一下，他们闹着不搬迁，那费劲就大了。
移民局长点点头，他很明白我的意思，他知道，在东坡移民新村的问题上，安置乡已让步到了底线，移民村基本达到目的了。下边的事，就应该稍稍往安置乡倾斜倾斜……
我说，待东坡移民新村安置好后，我设宴为大家庆功。不过，眼下的任务压头，千万不敢有一点松懈。
东坡移民新村终于在他们认可的位置奠基建房了。不过，谁要以为事情至此，东坡村的问题就解决了，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里，不妨用意识流的手法把东坡村开始建房以后的画面剪裁并联接起来。
【画面之一】是1998年11月13日，一支由十四辆三轮车组成的奇特车队，每个车上插着三角形的小红旗，100多人分别乘坐在十四辆三轮车上，在大街小巷招摇过市之后，云集到市移民局大院。这支特殊的队伍招来许多围观的群众，他们是来向移民局讨说法的，我闻讯赶到现场，面对面地听他们提出的问题：
一、电和路啥时能通？
二、移民款为啥不能一次到手？
三、宅基地垫土的钱咋解决？
四、建房材料价太贵，咋办？
五、有移民户实物补偿的钱不够建房，咋办？
六、抓阄（宅基地）抓住了距猪场近的几户，有意见咋办？
……
一共提出了十三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竟然是“今天我们来说事（上访）造成的损失咋办？”他说的损失是乘机动三轮车的油费、误工费、误餐费等。与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还有几个，我对身边的移民干部说，你们先回答能回答的问题，不好回答的问题最后由我来说。
东坡村的移民新村建房是由移民局干部与大峪乡的干部直接操作的，具体的事他们最清楚，当然由他们先讲。
他们由上访移民提出问题的顺次一一回答，电的问题进展的还算顺利，高压电已到村口，只是低压电的问题，正抓紧协调，很快就能进村。路的事，也已没有问题了，大路（干线）已修到村口。只是通往村里边的路，现在不敢修，怕修好后各家各户盖房载料的汽车超重，把路轧坏了，所以要等到房子框架弄好后，再修进村子的路。
下边要回答移民款的事，这事很有趣，如今的东坡村，已不再怕有人截流他们的实物补偿款了，因为新的发钱办法开始实施了，每户一个存折，只有户主才能到银行取钱。可是，并非这种改为存折发放移民款的办法就一劳永逸。实践证明，这种钱是不能一下子叫移民户取走的，不然，他们会（当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移民）毫无计划的花费，做不到“专款专用”。还有个别的移民户，敢用盖房的钱打牌赌博，买酒喝，待他盖房的钱不够了，就会来找政府要钱，遇上这事，咋办？还是那一条，预防为主，压根就不叫这种事发生。这样，又弄了个土政策，移民户的钱只能分期取走，只有看到上次取的钱确实树起了工程形象，才能取下一批钱。最后，移民户的钱当然是一分不少地都取他们手中了。当然，操作这事是有制约措施的。虽然移民款已如数存入移民户的存折上，但是，银行的人只有见到移民局有关的批示，持存折的移民才能取款。移民干部耐心地回答了移民款何以分期发放，其实这些原因他们也知道。
有人知道，从移民个人实物补偿款的发放找不出啥毛病，就从另一个角度发出质问，“树木款呢？”移民户都有树木赔偿款，先前，是根据移民户原住宅的院落里，还有院前院后的实际树木来评估价格的。说起来，这是很合理的办法，根据你家里的树种，是枣树，还是苹果树，还是槐树什么的定出价位，然后再看你那树的高低粗细及它的年龄，定出最后的钱数。谁知这么一弄，不得了了，移民家与家，户与户相互攀比，都觉得自家的树赔的钱少，人家的树赔得钱多，同样是一颗枣树，张三家说李四家的枣树没他家的粗，为啥跟他家的枣树补一样的钱？李四闻悉这信息，就说张三家的枣树粗是粗了点，可是他那树没俺那树高，再说，俺那枣树结的枣比他那枣树多得多了，都赔一样的钱，俺还吃亏哩，真是恶人先告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