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98年夏季的一天，我开始到座落在小浪底施工区的蓼坞村调研，发现那里潜伏着不少问题。到了1999年，问题已暴露出来，由先前我到村里调研了解村情，变为村里人来找我说事了。又往后发展，蓼坞村就成为小浪底施工区一方的不安定因素。有时间，他们会成群结队地进入小浪底建管局大楼，黑压压一片人，静坐一楼大厅，阻塞往来通道，影响正常工作。有时间，省政府会向济源市发来紧急电传，告知蓼坞村有移民在小浪底的核心部位聚集上访，指示立即处理……
蓼坞村之所以出现问题，是数年前就埋下的定时炸弹。也许，称之谓炸弹有点过分，也不尽准确。但是，事实是这样的。一旦重大决策失误，必然引发不好的后果，只不过是潜伏期长与短罢了。面对又一次走进我办公室的蓼坞村与坡头镇的当家人，顿然有了一种家长面对不听话的孩子的感觉。俗话讲，不听老人言，毕定受作难。如今，孩子作难了，且是因为不听老人的话而酿成的难，他们就来找家长了……
蓼坞村的故事应该从小浪底工程动土前夕前起。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蓼坞村成了小浪底工程首当其冲的村庄。可以说，蓼坞村若不搬迁出去，小浪底前期的三通一平工程就不能进行。在这种背景下，政府为蓼坞村的1300口人安置到本镇的泰山村，蓼坞村认为泰山村土地瘠薄，不想去，要求在原村址往后靠，移民干部就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说，后靠安置不是好办法，因为后靠的位置在山坡上，不仅土质瘠薄，而且耕作困难，用水也不便利，远不如政府规划的泰山村好。蓼坞村的农民哪里听得进去这些中肯的劝告，其实他们心中自有自己的小九九，眼看着小浪底工地开工，挣钱发财的机会就要到了，这种舆论已经在周边响起好长时间了，蓼坞村地处得天独厚的优越位置，怎能在这时候一走了之，失去千载难遇的发财良机。政府的人还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后靠安置的办法后遗症大，咱们要从长远的利益考虑，还是照政府的规划搬迁吧。一边又在邻近济源市区的轵城镇东留养村划出了耕地和宅基地，政府觉得，蓼坞村迁移出施工区已成定局，既然他们对泰山村的土地不满意，就重新为他们划地，看他们还有什么说的。蓼坞人说，什么长远利益？眼前伸手即得的利益还不让我们得，长远的利益在哪里？我们根本看不见。干部们看明白了，蓼坞人正在摩拳擦掌，准备进小浪底工地打工，这是伸手可得的挣钱门路。是的，一旦工程开始，这么大的工地，需求的劳务量是很大的。位于施工区的农民，自然有优势在身，施工单位当然会“就地取材”，安排他们做工的。当然，蓼坞人想的还不只是打工，随着工程的来到，发财挣钱还有多种门道。他们一个个想入非非，兴奋不已。
“可是，小浪底工程终归要结束的，到那时，你们打不成工了，土地又被占了，咋办？想过没有？”干部们好心劝说老乡。蓼坞村的农民表态了：
到那时我们自有办法，车到山前必有路嘛，这事你们就甭多操心啦！
真是的，大活人还能叫尿憋死，这么大的天地，到哪里刨不出一口饭吃，你们做干部的就别再想毁了我们的好事，成吧！
这样的分歧和争论愈演愈烈，根本平息不下，村民与政府各持一词，谁也别打算改变谁。就是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村民用刀片划破手指，用手指当笔，以鲜血作墨，在摊开的纸上写出决心，只要政府同意村民不迁出，让村民在原地后靠，以后发生任何后果，都由村民自己负责，决不去找政府麻烦。血书竟然签了800余人的名字，都是以手指当笔，用鲜血作墨写就的，誓言铮铮悲壮至级。
800余人的团队，汇成一汪感情泛滥的“洪流”，强劲地冲击着政府规划的移民蓝图，只有亲历现场的人，才明白原来世界上最可怕的是愚昧！一双双逼人的目光，一腔腔愤怒的吼叫，气氛到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格斗边缘。倘若再不随他们的心愿，一场不该发生的悲剧就会发生吗？谁也不知道那会是什么后果，因为没有待那种后果出现，政府让步了，答应了蓼坞村的要求，开始实施原地后靠的安置方案。
蓼坞村陶醉在胜利的欢乐中，是的，他们醉了……
紧接着，蓼坞村马不停蹄，全民皆工地出现在后靠的小山包上，一座又一座新房在这方近乎不毛之地上建成了。当然，眼前并不寂寞，小浪底工程带来的热闹的确令人忘乎所以了，他们把国家补偿的实物款铺到新建的家园了。这时间，政府在轵城东留养村为他们划拨的耕地却荒弃了，之后终于另做它用了。
效益真的像蓼坞人预料那样显示了，随着工地的兴起，蓼坞一个村仅打工者就到了五六百人，除了挣大把的钞票，工地还管饭吃，这日子比早先蹶屁股刨土坷垃强多了。不打工的人，有开小吃店的，有摆烟酒点的，有推车去工地生活区卖烧饼蒸馍的，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就是没有劳动力的人家，最没办法的下策，也会靠出租房屋（住不完的房间和尚未拆除的老屋）挣钱。小浪底上万人的施工队伍，是个何其大的市场啊！蓼坞人得意了，更加陶醉在精明盘算带来的幸运中。是的，蓼坞村确有幸运者，那是为数极少的暴发户，很少，也就是几个人，这几个人根本没去工地打工，也没开小店，他们知道，那种生活只能是较先前富了，却发不起来，他们的目标是“发”。
蓼坞村的好景况掐指一算，大约也就是四五年吧，时光走至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八年的仲夏，他们开始觉得有点不大对劲了，工程依然呈现着巅峰状态，自家的兄弟姐妹却从工地下来了。当然，这种状况是慢慢来到眼前的，随着时间推移，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劳务被工程局解雇了。为什么呀？工地上依然的夜以继日，灯火通明，人头攒动，车来人往。开始，被解雇的农民劳务不走，与雇主方讲道理，为什么工地还在施工，就叫我们回家，这地方（施工地盘）先前就是俺的家，只要工程不完，就不能叫俺走。雇主方说话了：农民兄弟姐妹，我们也不想叫你们走啊！可是，没办法啊！你们能干的活都干完了，实在没有啥活好干了，剩下的活是很多，可那都是技术活啊，别说你们，就是一般的专业施工队也干不了的。下边能进场干活的都是“正规军”啊！真对不起了，对不起了……
是的，当粗大笨的活计基本干完以后，进工地的不是工程师，也是技师、技工，即使有一般的劳务，也轮不到农民兄弟了。那种劳务也需经过一定的培训才能上岗的。我们的蓼坞村农民，破天荒地遭遇了“下岗”。以往，他们在自己的责任田刨土种地，谁敢说你别种地了，这地叫别人种了，要是真遇上这场，他们敢拼上老命去把种地权夺回来。如今，不中了，他们真的发现，就是留在了工地，那些活计自己根本插不上手。
随着下岗现象，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又出现了不尽人意的事情，市场不再有先前热闹了，繁荣了，规模在悄然地缩小，生意在渐渐地清淡，一切进行的虽然缓慢，但却清晰而真实。生意确实衰退下来，连租房的人也敢挑三捡四讨价还价了。为什么？眼下再不是先前那时求租房的人只怕无房可租，哪里还会为那几张钞票说三道四的，如今的房子不缺了，你张家不愿意租，我就到李家租去……
其实，真正的市场经济是最公平的，蓼坞人开始破天荒地经历市场的挑战了。可惜，之前他们缺少必要的准备。也是万般无奈，他们来找政府了。毕竟蓼坞人说过大话，以后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找政府的麻烦，而且为这誓言还写过血书，800人都用血手签字的血书啊！若不是实在没了办法，谁愿意挑头去找政府啊，人嘛，谁没有尊严？
然，一次使我没有预料到的对话，活生生的出现了。那是当蓼坞村的头头都站到我面前，道出他们新的要求，要求政府为他们重新划出耕地，划出宅地，他们要搬出施工区，重新过种地的日子……
我不带感情的说道，你们先前不是说过，以后永远不再找政府，无论遇到啥困难，听说还有那么多人写了血书……
场面先是沉默了一阵，其实我并不是想让他们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提醒一下，以后别再跟政府打别，政府看问题毕竟要全面一些，看得远一些，见解毕定要正确一些。正当我准备接下来说话时，他们中的一个突然说话了：
“看你焦市长说的，我们都是老农民，老农民知道个啥？要是老农民说咋弄就咋弄，那还要你们政府干啥？”
他的话一出口，另外的几个人都附和着说起来，当然是共同指责政府的不是。
我鄂然了，我反而不知所措了，尽管做出让蓼坞人后靠方案的不是我这一任政府，但是可以想到，当时的政府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成全”了蓼坞人的美梦。可是，如今他们却对成全他们的人倒拉一耙。
我无言以对，场面冷静下来，反过来一想，对呀，要你政府干啥？要是政府都听老农民的，政府还有啥球用……也许，老农民在写血书向政府做保证时，并没有这种认识，那时候，他们一定很是自信，自信的谁的话都听不进去，谁去劝说他们，他们就认为谁在搅他们的好事。如今，他们一头碰到南墙上了，方意识到，后靠安置实在不好，后遗症很多，他们又想搬迁出来，可是，已经铺到山包上的钱（盖房用的）却永远取不出来了。农民要求二次搬迁，也就是要求国家再给一次实物补偿款，以供他们第二次安置使用。
国家已经把盖房的钱拨给他们了，还会再给第二次吗？我故意发出这样的疑问，而没有正面否定他们的期望。我与国家计委的同志打过多次交道，他们的每项拨款都是有计划的，不像蓼坞村的农民所想的，想拨款随时就可以拨款。
我们有实际困难，国家能不管我们？蓼坞村的村民也发出了疑问。
可是，国家也有国家难处，况且，国家也有国家的规矩呀。我只是这样温和地应对着面前的移民，得叫他们知道，许多事情并非他们想的那么简单。
不管咋说，社会主义国家总不能撂下我们老农民，不管我们吧。这也许是他们的底牌。我无言以对。我若说，社会主义是万能吗？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按经济规律做事吗等等，老农民听到这话，肯定还是不服，还会诡辩，我哪里想再为这事辩论，眼下是解决问题，做实事，哪里有空儿扯淡。当然，从内心里，我已决定了，要管这事。虽然定夺蓼坞人后靠安置的谬误与我无关，当然我没有负这种错误决策的责任，但是，我应该有修正这种谬误的责任。
唉，面前又多了一道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