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骞踏上向西部探险的征程之前，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尽管秦始皇用赫赫武功统一六国，建立了版图广大的中原王朝，但是当时中国人的脚步，向西只到达今天陕甘交界的陇山。地理的隔绝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在大山的那边有什么景色？有什么人居住？这些未知引发了人们的种种好奇和幻想。
难道在张骞之前，就没有一个中国人跋涉浩瀚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登上白雪皑皑的帕米尔高原吗？
自汉朝开始，丝绸之路的盛名就已经传于天下。无数的商队沿着这条古老的行径，连接东西，互通有无。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条贸易大动脉，也是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蕴含了最多财富的黄金之路。
在张骞通西域前，于丝绸之路上，每天都有无数的商队从这里经过，将东方的丝绸、瓷器等运到西方，再将西方的毛皮、玉石、珠宝、香料等贵重物品运回来。这一来一回可能长达数年，但获利却是以十倍百倍计算的，就算这条路全是沙漠戈壁，渺无人烟，也有人甘于冒险。
然而在当时的世界，汉朝毕竟不是一家独大，北方的匈奴就一直是他们的心腹大患。因为匈奴的存在，汉朝与西域的联系时断时续。历史上，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曾经三次中断又三次畅通，史称“三绝三通”。西汉武帝时期北伐匈奴，才算是较好地解决了匈奴的威胁。
张骞先后两次出使两域，耗时20余年，行程数万里，最卓著的贡献是以其亲身实践，沟通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线——丝绸之路。它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里程碑，司马迁誉称这一贡献为“凿空”，以昭示张骞的开拓之功。丝绸之路不仅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地区和外界的联系，也为中国和中亚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开创了新纪元。
汉朝是丝绸之路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即奠定于这一时期。西汉时的丝绸之路走向大致为东起长安，向西穿越河西走廊，经由敦煌境内的阳关或玉门关后西行至楼兰。此后便分为两条支线：一条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至莎车，西越葱岭到大月氏、安息等国，称为南路；另一条则沿天山南麓西行，越葱岭至大宛、康居等国，称为北路。至东汉明帝时，汉军攻取伊吾，一条经此西行的新北道得以开辟。这样一来，三条主线基本齐备，敦煌也因为是三线汇聚之地而成了总绾东西的交通枢纽，被誉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
细细考量，张骞通西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其必然性在于客观上，秦、汉两朝之大帝国，与欧洲之罗马帝国东西对峙，为世界中古史初期无上光荣之大国。中原文化之盛，武力之雄，至西汉中叶达于极点。汉武帝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继续休养生息，从而具备了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军事上厉兵秣马，最终击败匈奴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为沟通西域，保障与西域的贸易安全提供了保障。丝绸之路的开通虽说得之于偶然，但偶然中亦有必然，如果没有西汉王朝的强盛，没有雄厚的经济做后盾，要完成这一对外沟通的历史使命也是断然不可能的。故而，丝绸之路的开辟，不只是大汉外交能力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汉朝的综合国力。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凿空”崇山峻岭和广袤沙漠，皆出于军事目的。张骞出使西域最大的成果在于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以及建立了与各民族的友好关系，扩大了汉朝的影响，沟通了西汉与西域各国，为丝绸之路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这是在必然中蕴藏的偶然。而历代人都在谈论丝绸之路，这足以引发后人的无尽思考。
西汉前期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民族亲和力极强。当时，西汉王朝与北方最强悍的游牧民族匈奴建立了姻亲关系，与东南沿海的百越特别是岭南的南越国建立了臣属关系，张骞通西域后又与西域各民族建立了良好的兄弟关系。此时的汉族与周边各民族保持了和平、友好、稳定的联盟关系。民族向心力、亲和力支撑民族吸引力，民族亲和力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就会大大增强。一个民族，如果其经济萧条、政治动荡、文化衰落，是很难具有吸引力的，也很难具有凝聚力。
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使西域诸国摆脱了匈奴的统治，转向生产技术先进、经济比较发达的汉王朝，从而加强了与内地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联系。这无疑也是复兴丝绸之路的重要启迪。
古代丝绸之路促进了欧亚地区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在那个古朴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沿着丝绸之路，伴着有节奏的驼铃声，缓慢地相互沟通和交流。当时没有“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军事威胁”这些问题，也没有“国际恐怖主义”，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地区是相对安宁的。几千年的实践表明，丝绸之路是人类的宝贵遗产，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极为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