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河奇遇
我与哈德考恩原本素昧平生，然而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神奇地来到我的身边，不仅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他所告诉我的那些故事，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在2012年夏季，我带着从国内来德国的父母哥嫂登上了多瑙河游船，那是一次计划不周的旅程，以至于没能事先了解到，除了我们一家以外船上是清一色的德国游客，船上的所有广播、通知、解说以及沿岸各地的导游解说所用的语言都是德语，与船方交涉的结果是，他们同意每天提供第二天行程的英文书面通知，除此之外爱莫能助。
游船驶离起点德国小城帕绍时，正是夕阳西下，多瑙河在这一段河面狭窄，河道蜿蜒曲折，在绚烂的霞光里，两岸的旖旎风光尽收眼底，山崖上的城堡、宫殿、教堂、修道院、葡萄园以及城镇乡村，移步异景、风景如画、美不胜收，宛如一幅幅田园风景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沿岸居民的生活场景一幕幕映现在眼前，生动活现，好似一部永不完结的电影。多瑙河，因其流经欧洲腹地众多国家、拥有丰富的人文地理历史景观而闻名遐迩。接下来八天的行程安排满满，奥地利、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和德国众多城镇的知名景观，让我们期待却又一筹莫展，难道真的就这样因为听不懂解说而抱憾而归了吗？
第二天我们来到奥地利瓦豪省小镇Durnstein的一所修道院，当我正与众多游客一起跟随着导游时，身后忽然传来一个男士亲切的声音：
“你们听不懂，是吗？”
待我回头一看，面前站着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高大男士，他身材均匀、学者气质、面貌随和。
“您说对了，确实听不懂。”我笑着摇摇头回答道，却仍然不明他的来意。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为您翻译。”
他说的是标准的英语，既不是侉里侉气的美音，也不是咬文嚼字煞有介事的英音，说完他就和蔼地看着我，等待我的回答。在那一瞬间，我的脑子里闪现的是这样的疑问：莫非天下真有这等好事，有人要义务地为我做翻译，为什么啊？这好像凭白地收人礼物一样。
“多谢您的好意，可是我又怎么能让您辛苦地为我翻译呢？”
“给需要的人提供帮助是我的乐事，不必介怀。”
“那么我该怎么酬谢您？”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您不必客气。”
他的诚恳和善意打动了我，使我放下了戒心和客套，接受了他的好意帮助。
“那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辛苦您了，真的很感谢。”
“我叫哈德考恩，很高兴认识您。”
他伸出手，我握住了他的手，我们相视而笑。
之后的八天行程中，他一直不辞辛苦、尽心尽力地为我们一家做翻译，他知识丰富，常常深入浅出地讲解一些相关的史实和背景知识，使我们受益匪浅。在一座大教堂里，他给我们讲解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在斯洛伐克Sturovo小镇中心广场，这里在1989年东欧剧变中曾经是民众和平聚会、示威游行的地点，他讲起当时的事态发展和演变。当东西德合并，拆毁柏林墙时，他就在现场，他描绘了当时一个个感人的画面，人们激动万分、欢呼雀跃、热泪盈眶，来自东德的人们涌入西德一边，互不相识的人们彼此拥抱、握手、亲吻，失散的亲人重聚，抱头痛哭、互相诉说，那一幕幕情景令他刻骨铭心，他至今还保留着一块柏林墙的石头。他的讲述情感真挚，极富感染力，把我带到了那个大动荡的年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哈德考恩一起上船的有他妻子、女儿以及妹妹和妹夫一家子，他妻子也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她主动热情地为我母亲和嫂子翻译解说，我常常看到她和母亲互相挎着走在一起边走边聊，好像很说得来的样子，我们两家也结下了友谊。此间我跟哈德考恩也聊了很多，我了解到他们一家人都为教会工作，妻子年轻时就投身教会，曾被派往澳大利亚工作过几年。他们的女儿在教堂下属慈善机构工作，帮助智障儿童，他妹妹和妹夫也都在教会工作。他妹夫看起来像是患有某种疾病，他的皮肤刷白而且脱皮，有点像白癜风那种，表情略显僵硬，说话慢吞吞。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问他，现在已经退休是不是可以经常出来到处去旅游，他说不行，因为他要工作，我好奇地问他都做些什么，他告诉我有一位老妇人在医院里住院，因为无儿无女，他要去医院照顾她，给她喂饭、擦洗、读书，定时用轮椅推她出去晒太阳，等等。他还告诉我对于很多像她这样没有儿女的信徒，教会会照顾他们，他们都立下遗嘱，身后把所有财产捐给教会，教会中需要有人来打理和经营这些事情。
我问哈德考恩做什么工作，他告诉我在一个慈善基金做总经理，手下有三十多位雇员。他们的基金旨在帮助东欧各国的儿童，那些失学、残疾、家庭暴力、性侵、孤儿，等等。他告诉我在俄罗斯、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克罗地亚、黑山、塞尔维亚、马其顿、波兰、白俄罗斯等东欧国家有很多这样的儿童，他们需要帮助。在乌克兰，除了几个大城市外，其他地区的人们生活极其困苦，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希望，人们穷困潦倒，前景一片黯淡，到处是酗酒，而儿童的境遇就更加悲惨，他们被虐待、被家暴、被性侵，他们的慈善基金用到这些地方，所到之处为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他们建学校，让孩子们受教育，给孩子们带去衣物，给他们治病、送去医药，也给他们带去上帝的福音，解除他们精神上的苦痛。而所有这些钱，都来自于好心人和虔诚的基督徒的慷慨捐赠。
他讲了一件事情，在乌克兰他们有一项计划，一次要带孩子们到另一个地方去野营，需要购买帐篷和一些设备，需要两万零八十欧元，可是这时他们的账上已经没有钱了。正当他们到处想办法却毫无进展的时候，忽然他们的账上收到了两万欧元，他们很兴奋，有了钱可以买帐篷、设备、实施他们的计划了，可是兴奋之余，他很纳闷，是什么人捐了这么一大笔款？一般人是不会一次性地捐这么大一笔款的，会不会搞错了呢？他通过银行查到是一位老妇人汇的款，他打电话过去询问，老妇人说，她有了这笔钱，但是她想她的两个女儿都有工作，并不需要这笔钱，还是把它捐给那些更需要钱的人们吧，于是她就汇给了这个基金会。多年来正是因为有很多像这样的好心人持续的慷慨捐赠，他们的基金才得以长期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他们定期印制简报寄给捐款人，汇报这一个阶段都做了哪些项目以及各个项目的进展情况。他拿给我一份最近一期的简报，A4开的版面，一共四页，第一页是一张大幅黑白照片，上面有五位年轻的姑娘，年龄大约从十八九岁到二十一二岁的样子，穿着短裤或裙子，脸上绽放着笑容。他告诉我这些女孩都是吉普赛人，因为吉普赛人在欧洲属于落后的少数族裔，他们还保留着传统的浪迹天涯、居无定所、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职业，很多人仍然是靠着偷窃为生，所以到处不受欢迎。他们的孩子们很多都失学，没有干净的衣服，不讲个人卫生。这个基金给她们派去老师教她们读书，教她们清洁卫生，给她们干净、漂亮的衣服，其中一个女孩儿头上还顶着一副太阳镜，她们脸上的笑容都很甜美、灿烂。第二页是一张十三岁男孩和他的男老师的照片，男孩的父亲整天酗酒，对他拳脚相加，他曾经自暴自弃、离家出走、弃学、偷东西、被警察抓，在这个基金的帮助下，男孩已经重归学校，现在学习成绩优异。第四页是一张五个孩子的照片，年龄从六七岁到十一岁不等，他们手里分别拿着毛绒玩具、机器猫和娃娃，站在后排的是照顾他们的阿姨，手里捧着一个大蛋糕。哈德考恩告诉我，这些孩子分别来自吸毒、暴力、酗酒、贫困或离异家庭，他们幼小的身心都曾经受到过创伤。他们收容了这些孩子，并聘请了一位中年女性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另外还请了一位女教师教他们读书，并兼做心理咨询和辅导，他们的努力使这些孩子慢慢地走出心理阴影，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暖与爱。这些照片下面是报道文章，介绍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份印刷品被定期邮寄到每位捐款人家里，让他们了解所捐款的用项以及项目的进展情况，很多人还会再捐款。
哈德考恩另外给我看了一本彩色小册子，是他们慈善基金印发的宣传册，上面有几幅小照片，一幅是几个只有四五岁的孩子们每人手举着一支挤上了牙膏的牙刷，冲着镜头大笑；另一幅是一个孩子手里抓着一个面包正在吃着，旁边一个孩子正捧着一个硕大的塑料水桶在喝水；还有一幅是一位老妇人手里拿着一个大塑料袋，里面装满了面包，这些照片明示了在基金的帮助下，这些贫困地区的人们有了面包和清洁饮用水。小册子下方有该基金会的地址、联系方式、银行账号等信息，小册子摆放在各社区的教堂里。类似这样的慈善基金，在欧洲各国都有，无论你到哪个国家、哪个城市、甚至小镇，走进那里的教堂，都能找到类似的印刷宣传品，旨在倡议人们捐款。
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和哈德考恩也越来越熟悉，好感和信任也与日俱增。一天，我们像往常那样随着旅游团访问一座小城，虽然我们两人走在游客中间，但是我们谈话的内容却与旅游毫不相干。他缓缓地告诉我说，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情报收集工作，也就是传说中的间谍。那时他二十七岁，为一个美国机构工作，主要任务是资助和联络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犯。他要携带大量现金入境，设法交给那些政治犯的家属，同时从他们那里获得一手情报，再带出境。他被指派主要活动的国家包括当时的东德、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前苏联，为此他需要接受很多相关的训练。每一次秘密入境，他身上都会携带三四万美元的现金，到达目的地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兑换成当地货币。一次在莫斯科，他住在一家星级酒店里，他需要兑换三万美元的卢布，他找到饭店外币兑换台的人，私底下跟他说了，一开始他满口答应说没问题，他还以为是要换五十美元呢，当他听清楚是三万美元时，他开始浑身哆嗦起来，他怕被克格勃发现，可是他还是很想赚这笔钱。他报了价，高于哈德考恩的心里价位，他没有接受，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终于达成交易。他告诉哈德考恩饭店的地下一层是厨房，地下二层是空调和供暖设施，地下三层是仓库，交易地点就在地下四层。当哈德考恩带着钱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地下四层时，只见那里站着七八个大汉，那个人马上解释说他们是来保护他们的。他们来到卫生间，进来了一个大胖子，穿一件宽大的大衣，大衣里面、袖子里面藏着的全是钱，他们钻进相邻的两个单间，坐在马桶上开始交易，从中间的木隔板下面互相递钱，他递过去一千美元，那边就递过来相当于一千美元的卢布，就这样一手美元一手卢布，交易顺利地完成了。之后他要带着这些钱，避开克格勃的监视和跟踪，送到有关人员的手中。有一次他带着钱走在路上，后面有几个克格勃在跟踪，他们都身着黑色皮衣、戴墨镜，就像在间谍电影中常常看到的那样，他下了地铁，然后就像电影中那样在车厢门关闭的一瞬间跳下来，又蹿上了对面的一趟列车，向相反方向驶去，如此这般连续换了几次车，终于成功地甩掉了尾巴。当他确认没有跟踪后，才去了目的地，把钱交给当事人，并带回了情报，完成了任务。为了掩人耳目，他们经常要扮成游客，有时还要带上家人同往，他就曾带着妻子去执行过任务，当然也要装模作样地参加一些游览活动。
他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听得都呆了，很想了解更多，可我也知道像他们这样的人，警惕性高，不想说的你问也问不出，很多事情他们会一生守口如瓶，即使是对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我问他当时压力大不大，他说当然，每次在接到任务的时候，都会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状况，而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必须独自面对，找出解决的办法。我又问如果万一发生不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危险？是否会有生命危险？他回答说不会有生命危险，如果被发现并且被捕，顶多蹲几周监狱，然后会被释放，但是会被在护照上盖上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的戳，然后被驱逐出境，永远不许再入境，他说有一对夫妇就有过此经历。而他自己在大约二百五十多次执行任务中，有一次因为车出故障，险些就使他被捕，最后有惊无险地躲过了。我问他有没有来中国执行过任务，他说曾经去过香港，找一个广东人，他蹲了二十六年监狱，这二十六年里，他没见过自己的妻子，当他最终被释放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是癌症晚期，他们只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妻子就去世了。
多瑙河游船的八天很快就过去了，我和家人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在船上的最后一晚，我们两家坐在了一起，我们为哈德考恩和夫人准备了两份从中国带来的礼物，并请他们全家喝酒。而哈德考恩给我讲的故事，我对谁也没有说。
时光荏苒，这一段发生在几年前的故事，至今每每忆起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是什么原因使得哈德考恩告诉了我他那一段鲜为人知的间谍生涯，我仍不得而知。
（发表于德国《华商报》2017年9月15日第441期）
因祸结缘
这天中午打完网球开车回家。
前方易北河运河Elbe-Seitenkanal拐了一个弯向南流去，运河上的公路桥在这里形成了一个120度的大弯道，因为此段公路不限速，像过往车辆一样，我的车速达每小时110公里左右。此时从反光镜看到后面一辆黑色轿车正紧紧跟随，目测距离大约只有二三十米左右，这显然不符合德国交规所规定的在高速路上车距应不小于时速的一半，过小的车间距不仅非常危险，而且会对前车呈现一种威逼态势，可视为对前车的一种冒犯，如果你认为被后车冒犯了，可以去警局报案，如果你能够举证的话，那么后车将面临重罚。
过了桥，前方就是我家的邻村卡尔巴拉村，这是一段长长的下坡路，尽头就是卡尔巴拉村入口，在进入村子前，要按规定把车速降到50多公里，扫了一眼反光镜中的后车仍紧追不放，感觉似乎越来越近，这催命的，我只能放慢减速。转眼就来到了村口，忽然余光看到从右前方猛地窜出一只小动物，不好，我绷得很紧的神经使我完全来不及踩刹车，而此时只要我稍微刹车狠点，后车就会毫无反应时间没头没脑地撞上我，后果不堪设想，更不能打轮避让，因为对面方向正开来一辆车，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也是德国交规所告诫的，在那短暂的瞬间，我十分清醒的理智使我做出这样的判断，我没有狠踩刹车而是延续之前的轻踩刹车，只能听天由命。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噗、啪、啪、啪”，我感觉右后轮把什么东西裹挟了一下，车身猛地一震，随之因车轮受阻车速减慢下来，显然是我撞到了那个小动物，常常在路上看到被车撞死的野生小动物被往来车辆碾压，而此时的我完全没有经验该如何处理，我减速靠边停下来时，已经开出去几十米，后面紧跟的车经过时摇下车窗，向我指着出事的方向说了一句什么，就开走了，我只听懂了“汽车”两个字，再看看那边已经聚集了一些人，我感到必须回去看看，于是调转车头开回去。
我停好车走出来，向着这群人走去，他们都在朝我看着，那种气氛使我隐约感到不妙，只见中间的一位妇人怀抱着一只猫，神情哀伤。天啊，一定是我撞死了人家的宠物猫咪，她一定悲痛欲绝，怎会轻饶了我啊，周围的邻居朋友也都来帮忙声讨我了，我的双腿顿时像被灌了铅一般沉重。我还是硬着头皮、战战兢兢地向他们走去，这时一位年轻女士指着路对面地上的一块黑色板块，对我说着什么，那显然是我车上掉落的部件，我不懂也顾不上，径直来到这群人面前，直愣愣地看着。抱着猫的妇人此时转过头来看着我说着什么，听不懂，问她是否说英语，她马上改了英语问道：“是你撞了她？”她用的是“她”而不是“它”。
“是我。”此时的我仿佛是法庭上等待法官宣判的罪犯一样等待她发落。
“这不是你的错，她总是在马路两边奔跑，我一直就担心终有一天她会被撞死的，今天终于发生了，这是她的命。”
什么？我没听错吧，她居然不向我问责，不讹诈，还善意地说了这番话，她一直怀抱着那只猫就像是抱着她的孩子那样，我向那猫看过去，它的身体整个扭曲了、变形了，一只眼睛整个眼球向外暴突着，我当即叫了一声双手捂住了眼睛，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骇人景象。
“如果你觉得难受的话就不必看她。”她说。此时刚才跟我说话的那位年轻女子从马路对面捡起了我车上掉下的那块部件，然后坐在我车的右前方的地上安装起来，之后走过来对我说：“我已经帮你安装好了，现在你的车完好无损了。”我木呆呆地谢了她，此时的我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昏昏然、反应迟钝。
“这是我邻居的女儿。”猫主人对我说，她又接着说道，“要不要去我家里坐一坐？”她指着旁边一栋房子。我点头应允，跟着她走进路边一个院子。
这座房子是卡尔巴拉村口把守的房子，不同于很多房子大门开在中间，这座房子的大门开在边上，进门后玄关狭小的空间里，放了一个很大的柜子，拐进客厅，客厅的布局、装饰以及老式的家具使这里显得有些老旧，我们在半旧的沙发上坐下来。
“我叫贝奈尔。”她指着自己身上的衣服说，很抱歉自己有些衣着不整，出事时她正在院子里干活，邻居过来喊她，她没来得及更衣就匆忙跑了出来。她看起来大约有60来岁，齐耳的灰白短发，消瘦的身材，再普通不过的外貌，我们攀谈了起来。
她告诉我这只猫原本是流浪猫，偶尔来到她家院子，她拿出牛奶和肉肠款待，第二天又来了，她同样礼遇，之后那猫就常常来光顾，每次她都热情招待。可是有次那猫很久没有再来，虽然她依然每天把食物牛奶备好在院子里，那猫仍然没有出现。不记得过了多久，一个冬夜里，正在睡梦中的她被院子里的猫叫声惊醒，起身披衣出门查看，只见这只猫浑身是伤、蜷缩在门旁，她抱它进屋，拿来牛奶和肉肠，看着它狼吞虎咽地吃下，那一夜猫就睡在了屋里温暖舒适的毯子上。第二天她载着猫去宠物医院，打针、伤口处理。之后那猫就留在了她家成了她心爱的宝贝，再没有离开过她。
听到此，我好不为她难过，我说：“我真的不知说什么才好，我感到很难过，把你心爱的宝贝撞死了，我……”我的声音哽住了。
“哦，你不要难过了，她跟了我这些年，这是我们的缘分，现在她去了，我们的缘分也尽了，看来这是她的命，你不要再责怪自己了。”她倒反过来安慰起我来。
我问她：“没有了猫咪宝贝，以后你怎么办？”
她一脸茫然地说：“我不知道，也许我再去领一只猫来。”
她的英语非常流利，在这一带上岁数的人中实属罕见，我问她何以如此，她说退休前一直在一家英国公司工作，她问起我的情况，我告诉她我来自中国北京，就住在邻村，每天经过她家去十几公里以外的俱乐部打网球。我们相谈甚欢，一个小时转眼就过去了，我们互相留下对方的电话号码后，我起身告辞。
转天我打电话约好了来看望贝奈尔，我带来三瓶自制果酱送给她，她有点惊讶却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她看上去因我的来访而兴奋不已，我们坐在那套半旧沙发上又谈了许多。她告诉我她丈夫从德国大众退休，我说我先生也是大众的，其实这本不稀奇，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的职员大都分布在沃尔夫斯堡周围的村庄和城镇，不过还是觉得很有亲切感。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在三年前因心脏病去世，时年才58岁，她的一儿一女在20公里以外的不伦瑞克市工作，儿子只有在圣诞节才回来看望她，女儿倒是常回家。她平常一个人在家，白天总是在屋里屋外、院子里忙碌，闲不下来。照看花园、草坪、修理树枝、照看房子大小事务，遇到需要锯树枝这样的活计时，她会找邻居帮忙，其他都是自己干，这些对于一个中年妇女来说太辛苦了。她的生活劳碌而单调，除了照看屋里院子里的活计外，她唯一的调剂就是跳进院子里一个巨大的温水池里，放松身心，忘记一切，将自己融入池水中，那是她唯一的享受。
我感到她很孤独寂寞、孤苦伶仃，然而这在德国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虽然我也认识几位丧偶的鳏夫，而所认识的中老年寡妇却更多，其中很多人在50多岁就守了寡，就像贝奈尔一样。他们之中有些人能足够幸运地再找到伴侣，但大部分人却没有那份幸运，孤独终老。我仿佛看到她在寒冷的冬夜里孤坐床前低头看书的身影，我能想象她心中的那份孤寂与落寞。
最后我告诉她，我马上要回中国几个月，等再回德国时会再来拜访她，她听了很高兴。临告别时，她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发表于德国《华商报》2017年11月15日第445期）
妹夫伯德纳
在我先生的亲戚当中，最富有的要数他妹妹和妹夫一家了。
妹夫伯德纳经营着一家专利法律师事务所，他们住在Heilbronn市富人区一栋二层别墅，这栋别墅建于20世纪30年代，带有地下室和一个大花园，20世纪80年代末，因为别墅的前任主人欠缴银行放贷，被银行收回，在清算程序中公开拍卖，被伯德纳抢得先机以不错的价格购得。30多年来，他们先后对别墅进行了修缮，但是依我先生来看，修得远远不够，换了是他的话，会对房子的整体以及很多细节做更全面的修缮，让房子保持最好的状态，像很多德国人那样，他对自家房子的维护是不厌其烦、精益求精的，他多次跟妹妹提起过应该修这儿、应该修那儿，可是20多年过去了，这些该修之处还是保持原样未动，我先生每每看到总是频频摇头，极其失望的样子。在他们入住这栋房子之初，伯德纳的父母跟他们同住了大约3年，他的父母是旅居前南斯拉夫的德国人，二战后被剥夺了资产，并从南斯拉夫驱赶出来回到德国，然而他们是幸运的，因为很多那里的德国人没能活着回到德国。
伯德纳大学读的专业是建筑工程学，毕业后在西门子就职，因为经济不景气，作为新雇员的他被第一批解雇了。在他40岁的时候，为了提升自身的价值，去了荷兰海牙学习专利法，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语言方面要求德语、英语和法语，他面临巨大的压力，在学期结束时他没能通过考试，之后他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四年后他获得了专利法律师资格证书。这期间，妻子达珂玛承担起了家庭经济重担，她把幼女交给妈妈照管，自己在研究所全职工作，支持丈夫学习。毕业后伯德纳在法兰克福一个焊接产品生产企业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有关专利权保护方面的法律事务。几年之后，伯德纳从前的同事恩特找到他，恩特数年前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做专利权法律保护业务，经过几年的经营，业务开始有了起色，客户不断增加，他一个人已经应付不过来，他说服伯德纳加入他的律师事务所，做他的合作伙伴，两人联手经营。伯德纳犹豫再三，眼前的工作和收入稳定且舒适，加入恩特的事务所，不但意味着他要放弃这份稳定的工作，而且还要投入一定的资金入股，以后的业务发展也是未知，反复考虑之后，他决定赌一把，试试自己的运气，于是他辞职并投资入股了恩特的律师事务所，与他一起经营起了专利权保护法律业务。
之后的两年，业务发展虽无显著起色，但盈利稳定。有一天恩特告诉他，自己在股票市场上所赚得的利益比他在公司业务上的盈利大得多，他想退出公司，于是他将股权以最低的价格转让给了伯德纳，至此伯德纳成为公司唯一的股东并独自经营，这一切的变故是他始料不及的。此后数年公司业务稳健增长，盈利也日渐丰盈起来，达珂玛也早已辞去了原来的工作，除了照顾家和孩子以外，还出任了公司财务总监一职。现在公司专门从事设计和图纸版权保护相关的法律业务，有三位雇员，年收入稳定。
几年前，大女儿芭芭拉开始在父亲的事务所工作，两年前伯德纳就开始培养她接管公司的管理业务。作为化学博士的芭芭拉不仅聪慧而且勤奋，就在今年初芭芭拉接管了父亲的职位，出任事务所CEO，而伯德纳退休后只任董事长和高级合伙人。为了这一天，芭芭拉已经奋斗了很多年。在德国对专利法律师的资质要求非常苛刻，必须是工科或理科大学毕业，三年专利权法律事务所工作经历，两年德国专利法庭工作经历，一年德国专利局工作经历，之后要通过考试才能获得德国专利法律师资格证书，芭芭拉不但用了几年时间完成了所有这一切的资历及考试，此后又通过了荷兰海牙专利法律师资格考试，获得了欧盟专利法律师资格，在完成了这一切后，她顺利承接了父亲的职位，这年她仅32岁，并且刚刚做了母亲。
去年伯德纳买下了办公室小楼的顶层，斥资15万欧元进行了装修，建成了一个使用面积150多平方米的公寓，芭芭拉将从现在租住的公寓搬到这里来居住，她将按月支付父母租金。律师事务所的办公楼，就在离伯德纳家几百米的另一条街上，他们每天步行上班。这是一座40多年的小楼，被修缮一新，外观装饰风格颇为现代。一、二层是办公室，每层有五六个大房间，三层是公寓，白色的墙纸、地热供暖、木制地板，厨房、卫生间和卧室一律是现代风格。芭芭拉几周前诞下女儿，她和她的小家庭搬进这个现代化的新家之后，她的办公室和家只是楼上楼下咫尺之遥，她的丈夫也是化学博士，在大学教书。他不需要全天坐班，教完课回家可以照看女儿，芭芭拉就可以抽身去办公室工作。
伯德纳的办公小楼和他们的房子所在地是富人区，他们的别墅后面是一栋非常宏大的私人楼宇，简直像一座小型宫殿。它建于1880年，正值德国统一后经济、政治、社会都处在空前发达、逐渐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时期，后来这里曾用于德国军队指挥部，现在这里属于一个工业界产业拥有者。伯德纳公司小楼的后面是一栋很美的古典小楼，外墙淡黄色和白色相间，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精美。它正面的一大片草地，是市属领地，古树参天、绿草茵茵。这楼的主人不知是哪路神仙，神通广大，他向市政府租借了这大片草地，并把楼房改建成旅馆，他别出心裁地从南非买来一只雪豹，饲养在草地上，为了不让雪豹跑出来吓着人，他在旅馆与草地之间修建了很高的铁丝网，这只非洲来的野生动物是要吃活物的，旅馆老板就在草地边上搭建了棚子，饲养野兔来喂养雪豹。当地的媒体纷纷来采访，报纸上刊登了他和雪豹合影的大幅照片，他戴着一顶美国西部牛仔帽，蹲在雪豹旁边，肩膀上还搭着雪豹的一只前爪，脸上泛着顽皮酷酷的浅笑。报纸刊出后，这家饭店顿时名声大噪，很多人慕名前来下榻他的饭店，为的是目睹非洲雪豹的风采，为他招来了不少住店客人，一时间人们纷至沓来，金钱滚滚流入他的口袋，赚得盆满钵满。然而好景不长，去年雪豹忽然死了，想必这位老板一定损失巨大、痛心疾首吧。现在草地上空荡荡的，不知在不久的将来是否会迎来新的主人，抑或会有什么其他新奇的事情发生？
伯德纳拥有两部车，一部是宝马，另一部是20年前买的老式保时捷，20年的时间却只开了19000多公里，他只是偶尔才开，例如在天气好的周末开车出去兜风，去附近面包店买个面包，去餐馆吃饭，去跳蚤市场等等，而做一次常规保养要花费2300欧元。那年我和先生造访时，晚饭后先生开着保时捷出去兜风，250马力的车开起来噪音很大，方向盘也无转向助力，所以转弯时转矩长，做一个掉头需要比一般车长得多的距离，开起来很费劲儿，这种车开时间长了会很累。开车兜风回来后，大家坐下来，喝着葡萄酒轻松地聊天，我先生和伯德纳谈的都是关于保时捷的话题。
大家在聊天的时候，达珂玛手里一直不停地织着毛活，那是给外孙女织的毛衣，她拿给我看了她的很多作品，一双紫色的小鞋、一件黄色的婴儿连身毛衣裤、一个蓝色的婴儿帽，那么小巧可爱，她的家随处可见她的作品，毛线钩的手包啊、搭在沙发上的一个银灰色大披肩，既可以当披肩，也可以在看电视的时候盖在腿上保暖，还有手套、袜子、围巾等等，看着她一边织毛活一边说话的样子，完全想象不出她是毕业于柏林自由大学的数学学士，而且毕业后在一个数学研究所做数学研究项目，更想象不出年轻时的她曾是那样一位苗条秀丽的美女。达珂玛现年66岁，松弛的皮肤、发福的身材和拉长的说话声音，使她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苍老些，只有五官依稀可以想见那个曾经年轻和美丽的姑娘。相比之下，年长她10岁的丈夫伯德纳身材和状态都保持得好得多。
伯德纳如今已经正式退休了，作为航海爱好者的他，有一艘游艇停泊在波罗的海的码头上，每年的停泊费用至少要五千多欧元，以往他每年总有两个月的时间出海航行，最初达克玛陪伴他出海，两个人曾经一起航海到远方，渡过了多少浪漫、温馨的时光。此后并不爱航海的她就让他独自出行了。近几年他独自出海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在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两个月前他忽然对达克玛说，他已经在波罗的海码头小城购买了一所公寓，准备一个人搬过去居住，她听闻后无比震惊，之后她了解到他在那里与一位情人同居了。
他们的婚姻已经维系了46年，一起经历了创业初期的艰难岁月，一起抚养大了令人骄傲的三个女儿，如今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业已退休的他们，本该是彼此陪伴、安享晚年的时候，不想却生出这种变故，达克玛从未想到过他们会有分手的这一天。
对于今后的日子和他们的前途，她心中一片迷惘。
（发表于德国《华商报》2018年6月1日第458期）
艾普一家
艾普是我们邻居中的一位，几年前在我初来德国的一个飘雪的冬日，先生带我走访了他家。
门开处站着一位十七八岁的少年，听说我们要找艾普，他三步并两步奔上二楼，先生说这是艾普的智障儿子。艾普从楼上走下来，他中矮身材，两眼成八字，他的外貌并不像德国人，倒是有点像俄罗斯人，一看便知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本分人。他满脸笑容地迎接了我们，寒暄之后，我们被让进客厅，在沙发上落座后我向屋里四处打量，极其简单而实用的几件家具，简朴的装饰，特别是几条单薄廉价的窗帘，看得出这家的家境显然不是一个殷实之家。艾普的一个女儿丽妲此时正好在家，被父亲从楼上自己房间里唤下来陪客人，她用一个大托盘端来了咖啡和自家烤制的蛋糕，然后盘腿坐在了沙发上。
丽妲24岁，是艾普第二个妻子的长女，长得像极了美国女演员朱迪福斯特，清瘦、沉稳、知性，我们攀谈起来。她告诉我她从小在这个笃信基督教新教的家庭长大，自己也成了一名虔诚的教徒，从童年时起每个周末去教堂参加唱诗班活动。她在职业学校学的是西班牙语，毕业后通过教会申请到一个交流项目，去乌拉圭学习一年西班牙语，同时在教会安排下做些帮助当地贫困儿童的工作，教堂安排免费食宿并付给她一些零花钱。她刚刚完成了在乌拉圭的学习回到德国不久，已经与一家猎头公司签了约，由他们帮助找工作，他们已经为她联系了德国大众汽车集团人事部，并安排了面试日期，她正满心期待这次面试。大众是这一带人们打破头都想得到的理想工作，因为大众品牌在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以及比一般公司好得多的福利待遇。她侃侃而谈，显得很有见解、很成熟。
“你有男朋友吗？”我问得很直接。
“我……现在没有了。”她看了我一眼，坦然地说，略停一下后她补充说：“现在的男青年，很少能找到那种很认真的人。”
“他们对感情都不太认真吗？”我问道。
她想了一下说：“他们大都没有长远的考虑，今天跟你好，过两天又去跟别人好，我要找的是交男女朋友就是为了结婚的那种人。”
“你的姐妹们都有男朋友吗？”
“是的，我最小的妹妹才19岁，她的男朋友就是那种很想结婚的人，他们还在上学，打算一毕业就结婚。”
“你对自己将来有什么打算吗？”我问道。
“对自己将来的打算吗？嗯，我想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你想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是你对自己将来的打算吗？”我不太相信自己所听到的，又追问道。
她说：“总之挣钱并不是我的理想，我想做些有意义的事，比如帮助贫困的人。”她说起了不久前在乌拉圭的经历，看到当地那些来自贫困家庭孩子们的生活状况，她很震惊，比起他们，她感到自己所拥有的已经太多太多，她开始懂得感恩，她感到自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要为别人付出些什么，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她的一席话，让我对她更加刮目相看，同时也使我在内心很感慨，一个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年轻人竟然有着这样高尚的情怀。
从艾普家出来，雪仍然在下，我们踏雪散步，先生给我讲了艾普一家的故事。艾普的祖上生活在俄国，他们是彼得大帝时期从德国移居到那里的。300多年前彼得大帝为了借助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振兴野蛮落后的俄国，大规模地实施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革措施，引进西方技术，特别是德国先进的机械制造和科学技术以及荷兰尖端的造船技术。为了吸引先进技术人才而采取了土地奖励政策，于是大批外国技艺在身的手工业者、军官、商人、医生和矿业工程师等涌入俄国，在离莫斯科不远的雅乌扎河畔，形成了一个欧洲人的居留地。当时有几百万德国人迁往俄罗斯和东欧各国，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勤劳不仅为他们自己创造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当地社会带来了繁荣发展，那些德国人聚集区成了当时最发达、富裕的地区，被称为“德国村”，后来在俄国建立了德国少数族裔自治区，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二战后，德国人被从伏尔加河畔驱赶到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很多人被杀戮或被投入监狱，有的被关进集中营从事繁重的劳役，很多人有去无归。艾普的祖先就是这几百万德国人当中的一员，他们在俄国生活了几代，1989年历经磨难从哈萨克斯坦举家迁回德国，来到我们村定居下来。
艾普的前妻在哈萨克斯坦时，与他生了五个孩子，后死于癌症。第二任妻子阿格纳斯与他育有五个孩子，在哈萨克斯坦时她是教师，在德国她的资历不够，于是她为当地教堂工作，薪酬很低。艾普在哈萨克斯坦时，是前苏联时期人民公社的农机手，他在一个物流公司找到了一份司机的工作。德国政府给予这些归国的德国家庭一些优待，以补偿他们这些年在国外所受到的迫害和苦难。靠着银行的低息贷款，他们买下了我家旁边那块地，亲戚、朋友们都来帮忙，加上全家人齐动手很快就盖起了一座房子，我们成了邻居。然而，一个十二口之家，仅靠他们夫妇俩人的微薄收入，生活异常困苦。社区借给他一块土地，栽种蔬菜、饲养家禽，全家人的日常饮食之需基本可以自给自足。可天有不测风云，忽然有一天，他被告知那块社区土地已经卖给了别人，他们必须立即撤出来。家人的日常饮食供给又没了着落，艾普愁眉不展，寝食难安。他来到房子外，向左边望去，看见我先生家的花园，绿草如茵、果树茂盛。那是2300平方米的院子，分成两个院落，与他家相邻的一个院落种着十几颗果树，可不可以借用这块地呢？一天，他来找我先生，犹犹豫豫，闪烁其词，欲言又止。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直说吧，看能帮你点什么。”
“我想……你的花园，我能借用吗？”说完艾普不安地看着他。
“艾普，你需要那块地，你就拿去用吧，我希望你们全家人生活得好，尽管用吧。还有那院里果树上的果子，你们也摘去吃吧。”
艾普的愁眉终于舒展了，从此以后，艾普就在那个院子里栽种蔬菜，他拉起长长的铁丝网，在里面饲养鸡鸭鹅，生活重新恢复到平静、稳定的节奏。只是平静的生活偶尔会起波澜，一天，圈里的鸡鸭鹅被黄鼠狼咬死和叼走，伤亡惨重，他发现黄鼠狼是从铁丝网下面挖地刨坑钻进来的，于是他把铁丝网埋进一米深的地下才制止住了黄鼠狼的袭击。艾普在村里别处还借了一块地方养了几只羊，他们从不在市场购买肉食，一家人平时只偶尔吃禽肉，每年只在圣诞节和感恩节宰羊吃羊肉。他养了十一箱蜜蜂，这其中有一箱是外来户。原来有一天，艾普发现了一群迷路的蜜蜂，在村里到处乱撞，试图找到回家的路，也不知是哪个养蜂人的，无从查找。于是，他用了烟雾催眠法，把这一群蜜蜂先是熏晕了，再收入了自己的蜂箱内，蜜蜂醒来后，就误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冬去春来，花开花落，他要开车载着蜜蜂各处去追逐那些竞相开放的鲜花采蜜。他的家门口挂着一个写有“蜂蜜”的牌子，人人皆知那是蜂农自酿的蜂蜜，比超市里卖的更加天然纯正，常常会有村人或路人来购买。此外，他还出售自家产的新鲜鸡鸭鹅蛋，补充家用。虽然日子过得含辛茹苦，但是一家人齐心协力、风雨同舟、苦中有乐。每逢感恩节，艾普会提着一篮子蔬菜、一盒鸡蛋、一瓶蜂蜜、扛着一只硕大的南瓜送来表示感谢。
几年前的一天，我先生在花园里查看果树，碰到在院子里种菜的阿格纳斯，闲聊之间得知她最近一直身体不好，心脏有问题，呼吸困难，浑身乏力，去看了几次医生都查不出所以然，她的状况还在继续恶化，情绪极度悲观。她说她恐怕活不了多久了，她母亲也是40多岁上死的，她觉得自己大概逃不出这命运的魔掌了。说着，她掩饰不住悲伤哭了起来。我先生劝慰她说，他不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更不相信她得的是不治之症。他对她说：“你全家人需要你，你的孩子们需要你，你万不可灰心丧气呀，你要有信心治好病，好好地活下去，你的路还长着呢。”凭着他多年对医学的研究，他料定这与骨科有关，并且他知道一家不错的骨科诊所，建议她去那里看医生。过了几天，先生前去询问结果，可阿格纳斯面露难色地说她丈夫白天上班不好请假带她去诊所，一直这么拖着。听了这话后我先生对她说：“这样吧，我带你去。”他利用职务的便利，调整了工作时间，腾出时间来开车带着她去了那家诊所。一检查果然如他所料，是脊椎骨的问题。之后他多次带她往返于该诊所，完成了整个治疗过程，并为他们支付了全部费用1200多欧元。治愈的阿格纳斯恢复了健康和活力，每次艾普问起费用的事，我先生都搪塞过去，他知道他们没钱付这个费用。
几年后，年长的几个孩子逐渐长大有了工作，艾普立了规矩，无论多大年龄，未结婚的一律住在家里，直到结婚那一天为止，孩子们每人责无旁贷地分担家里的活计，有了工作的，每月要向家里缴纳房租分担家庭费用。艾普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在我先生的帮助下，顺利地通过了大众汽车集团的考核，成为大众职员。
时光荏苒，如今20多年过去了，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一个个离开了家，只有一个智障儿子留在家里，艾普已经有了十五个孙辈。去年他退休后，又找了一份工作，在社区做墓地管理员，阿格纳斯和智障儿子每周两次去村里一户人家帮工，打扫卫生以及帮忙花园里的活计。每当节假日，孩子们都会携家带口地来看他们，一大家人在院子里围坐烧烤，放着音乐，孩子们在院子里戏耍，其乐融融。平时常常看到艾普在那院子里割草、浇水、照看他的果蔬、家禽。忙完了，他会坐在院子里一张躺椅上，笑眯眯地看着满园的硕果和一群活蹦乱跳、你追我赶的鸡鸭鹅，享受着简单的满足和快乐。
本以为艾普会像这样安享退休生活了，谁知两周前忽然听说艾普卖掉了房子，因为还不起房贷，我先生曾力劝他不要卖房子，“让你的孩子们每人每月出100欧元，这就够你支付房贷了，再把房屋的一层出租出去，租金够你们日常支出用了，你们夫妇俩还可以在这里安享晚年呢。”
艾普摇摇头说：“欠银行的钱太多，凭我们这点退休金到死也还不清，卖了房子还了贷，我们就解脱了，现在我们只有三个人，再也不需要这么大的房子了，买一个小房子住，有一个小院子，能种点菜养几只鸡鸭就可以了。”
我问先生：“他们卖了房子，还了房贷，剩下的钱够买一处小房子吗？”
他摇摇头说：“是啊，很难说啊，我们村里的房价要高些，艾普正在别的村里寻找合适的房子，阿格纳斯还不想住在本村呢，因为出来进去看到这房子，会让她伤心难过的。”
几周后听说他们买到了心仪的房子，很快他们就会搬出这座居住了20多年的房子了，为此他们特地邀请先生和我去家里吃晚餐。时隔6年，再次来到艾普家，除了原来单薄、廉价的窗帘换成了质感较好的，这里没有任何变化。简单的食物，南瓜汤、烤土豆胡萝卜奶油饼、几样德国特色凉菜和自酿的苹果汁、黑莓汁、草莓汁，餐桌上的一切食物和饮料都是自制的，土豆是从一个超市拉回来的，人家说过期了要扔了，他就拉回了家，在车库旁靠墙堆了一大堆。餐前祈祷时，艾普低着头、闭着眼、双手合掌嘴里念念有词：“主啊，感谢您赐予我们食物，感谢您赐予我们这么好的邻居，免费借给我们院子使用，让我们全家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20多年来他给予我们的帮助不计其数，我们感恩戴德，却无以报答，只有祈祷他和他的家人安康幸福。”
我听到阿格纳斯在抽鼻子，艾普也掏出手帕来擦眼泪，我先生也红了眼圈。吃过饭闲聊的时候，艾普告诉我先生这些年他们夫妇每年都在教会的安排下去摩尔维亚（前苏联）和格鲁吉亚（前苏联高加索南部）帮助当地的贫困家庭农耕。近几年，阿格纳斯因为岁数大了身体不好没有再去，但艾普还是跟随教会组团前往，一次不落。艾普感慨地对我先生说：“你根本无法想象当地人贫困到什么程度。”
怎么也不会想到，生活如此窘迫的艾普夫妇，竟然会伸出援手，以一己之力去帮助那些异国他乡毫不相干的人们，这让我对他们的敬意油然而生。我想这大概是爱的力量吧，是那种大爱。
（发表于德国《华商报》2013年12月15日第351期）
汉斯的晚年生活
先生的堂哥汉斯今年81岁，和妻子丽安娜住在科隆市附近Dverath镇已经40多年。
作为汽车结构设计工程师，汉斯退休前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工作了30多年，不知是否受到职业的影响，他的业余爱好是收集古董汽车，他收藏了三部古董车，然而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事，需要经常性地对车的各部分特别是发动机进行维护和保养，更换和维修部件、调试，外壳刷漆等等，使车辆保持良好的状态是异常重要的，这些工作如果送到专业车行去做，不但非常昂贵，而且也未必做得来。自己做的话，除了需要持续地投入可观的财力和物力外，还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寻找零部件、配件。因为有些老牌车早已停产，其配件也已绝迹，需要花费长时间寻找适合的替代配件，而更具有挑战性的还是这些工作所要求的超高技术性，汉斯当然具备了这样的资质，更重要的是这是他的爱好，所以几十年来他乐此不疲。
汉斯和丽安娜20多年前在科隆市内购买了三栋并排的老住宅楼，每栋有六户公寓，平均每户有60多平方米的使用面积，他将它们全部出租。当地几年前的租金是平均每平方米10欧元，每月三栋楼一共18户公寓的租金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当初买下这三栋楼时，因为是老旧楼房，需要修缮，20多年来陆陆续续从内到外都修缮过，包括每个房间的维修、楼顶的换瓦以及外墙楼体刷漆，而这些大部分都是汉斯在业余时间一点点完成的。现在这三栋楼房看起来状态良好，它们分别粉刷成淡黄色、米色和浅绿色，沿街并排而立。老式的木制大门和木制地板、楼梯保留原样，楼道里天花板下的两盏吊灯，是他从跳蚤市场上淘来的古董，古色古香，十分相配地点缀着老楼。这三栋楼位于科隆市内老城区，周围环境幽静，瓦尔拉夫理查尔茨博物馆、科隆爱乐音乐厅、路德维希博物馆、罗马—日耳曼博物馆、天主教堂、音乐厅、巧克力博物馆、米洛维奇剧院、东亚艺术博物馆以及大剧院等都在周围数公里范围内，是一个城市设施高度集中、文化艺术气息浓厚的地区。
楼的背面有一个院子，院子一侧是联排车库，打开一扇扇车库大门，里面是连通的，原来这里就是汉斯收藏爱车的仓库，揭开一块块毡布，三辆名牌老车就露出了真容，分别是福特、Eifel以及老牌德国车Adler，遗憾的是，Adler这个品牌被收购后业已销声匿迹。除此以外，仓库里还放着一个Adler车的外壳以及一部发动机，汉斯正在收集车底盘和其他零部件，计划用两年时间组装一部“杂牌”车，并完成测试和整车调试，让它能正常行驶，届时他将拥有四部古董老车，每一部都价值连城。院子另一侧是一个使用面积100多平方米的公寓，他把这里变成了维修车间，只见两面墙上井然有序地挂满各种工具，第三面墙是2米多高、从上到下全是小抽屉的工具柜，每个抽屉里藏有各种小工具和零部件，空地上摆放着小型车床、沙子抛光机等维修、加工机械，第四面墙是一排橱柜、水池、炉灶、冰箱和微波炉等一应俱全的厨房设施。几十年来汉斯就在这里维护、保养和检修他心爱的老车。
凭借他们每月出租公寓所得以及两人的退休金，汉斯和丽安娜相当富有。然而，富有的他们，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他们住的房子内部装饰朴素，家具、物品都是老式的已使用多年，他们有一部旅行车，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他们常常驾车在欧洲大陆上旅行，前几年他们夫妇去了俄罗斯和中国旅游。汉斯年轻时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工资待遇优厚，并且两次被派往外国常驻，一次是在比利时，另一次是在英国，每次三年任期，这六年的薪酬都是双倍的，几十年下来他们积累了财富和资产，然而富庶的他们，日常生活仍然极其简约。我们去他家访问，当天的晚餐是烧烤，两根香肠、一些去皮虾仁和煎鸡蛋，煮一锅土豆，捣碎后加入牛奶和一个罐头牛肉末搅拌在一起做成土豆泥，再开一个红菜罐头，加上冰镇的啤酒，这已经是奢侈的晚餐了，日常的晚餐只有面包、芝士、火腿。
本以为汉斯夫妇会这样一直平静地安享晚年，然而天不遂人愿，丽安娜患了阿尔斯海默症，通常称为老年痴呆症，她不哭也不闹，却一吃起来就没完，最要命的是，她总是趁人不备往外跑，一次差点让她走丢了。丽安娜年轻时身体很好，即使得病以后仍然精力旺盛、体力超人，常常在夜里汉斯睡着以后溜出去，搞东搞西，把汉斯搞得疲惫不堪。汉斯精心照顾了她两年，但是他自己也是80多岁的老人了，终是力不从心，他意识到丽安娜需要24小时的陪护，而自己已无能为力，最终他不得不把丽安娜送去医护养老院，那里有24小时的医护服务和照料，因此费用十分昂贵，一般人难以企及，在那里丽安娜有自己的公寓。一天养老院附近的消防站找来，说有一位老人爬上了消防站的梯子，问是不是他们这里的人，人们赶紧跑过去，看到丽安娜正站在高高的梯子顶端向人们挥手，消防站又是调动车辆，又是组织人在梯子下面铺保护垫，又是在地上向着丽安娜喊话，折腾了几个小时终于将她平安地接回到了地面。又有一次养老院的一间办公室屋顶忽然哗哗地漏水，人们赶忙来到上层楼房查看，发现那是丽安娜的公寓，她正在里面洗澡，而下水口被毛巾堵住了，也不知是她有意为之还是怎样，总之她的病渐渐恶化，她制造了一次次惊恐事件，护理人员不得不加大剂量给她注射抑制兴奋的药物，现在她终日安静地躺在床上。
汉斯平时忙于各种家中事务，包括公寓的租赁和维护，加上三辆爱车的日常保养和维修已经使他非常忙碌，还要抽时间去养老院看望丽安娜。两个女儿生活在其他城市，只有在圣诞节时才带着孙辈回来看望他，短暂的天伦之乐稍纵即逝，而平时他只有自己照顾自己，形影相吊。
可以料想的是，这将是汉斯在今后若干年的晚年生活。
牧师瓦尔德玛
2011年7月中旬，我和先生去德国耐克宗姆（Neckarsulm）拜访一位叫瓦尔德玛的德国人，他有着多重身份，他出生于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现在是德国一家电脑公司的营销员，同时在社区任牧师，传播上帝的福音。提起与瓦尔德玛的相识，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那是当年4月份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先生应组委会之邀在会上做一个报告，作为与会者的瓦尔德玛在报告结束时提了一些问题。报告结束后，瓦尔德玛特意来告诉我们当晚在圣彼得堡大剧院上演莫扎特的经典歌剧《魔笛》，我一听很兴奋，我们约好一起去观看。当晚我们三人在饭店门口搭了一辆黑出租车来到大剧院，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因为瓦尔德玛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自然是由他去交涉买票事宜，他去了一会儿后回来说演出票已售罄，于是他买了高价黄牛票，我们拿了票进剧院坐下来后才发现这不是我们要看的剧目，而是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原来这个大剧院有两个剧场，在当晚同时上演不同剧目，而我们阴差阳错地买错了票。虽然我们在丹麦哥本哈根歌剧院已经观看过丹麦芭蕾舞团演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现在也只好再看一遍了。不过能在圣彼得堡大剧院观赏一场高水平的俄罗斯芭蕾，演出的两次间隔休息时间还参观了圣彼得堡大剧院历史展览，也总算不虚此行。有了这一次经历，我对瓦尔德玛印象很深刻。
在去往瓦尔德玛家的路上，先生告诉我他们一家原来住在前苏联，祖辈在十七十八世纪移民苏联定居，二战后在苏联的德国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境遇凄惨，后来开放以后才得以返回德国。想必他们一家一定经历过不少苦难挫折，我很想了解这些故事。
瓦尔德玛在门外迎接了我们，寒暄过后，我环顾四周，看到他家车库的墙上爬满了葡萄藤，结满了成熟的葡萄，此时瓦尔德玛主动提议带我们参观他的花园，我正求之不得，我向来喜欢参观别人家的花园。这是一个极小的花园，房子四周都算上面积大约只有不到100平方米，院子正面有颗不大的樱桃树，几乎占据了花园三分之一的面积，树枝已触碰到房屋的墙壁和玻璃，不同于大多数德国家庭花园的是，这里没有一株花，也没有一块草坪，每一寸土地都被利用来种蔬菜和水果，这里的果蔬可真是品种齐全啊，有黄瓜、西红柿、生菜、油麦菜、红菜头、洋葱、青椒等，房后有十几颗小果树，接满了果实，包括梨子、两种不同的苹果、桃子、樱桃和李子，他顺手摘了几颗桃子递给我们，自己也摘了一颗吃起来，一边说着：“已经熟了。”
我们也跟着吃起来，那是一种很小的桃子，却很甜，我一边吃着一边看着他的院子，这些水果和蔬菜挤在一起，在狭小的空间里竞相生长，果树占据了上层空间，下面的土壤里种植蔬菜，因而形成了二维空间，按说这是应该避讳的，因为树荫遮住了阳光，缺乏阳光的蔬菜不容易长好，可主人寸土必争的意图显而易见，再看这些果蔬，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看来主人精心耕作和管理的功夫确实了得。
房子的正面一边是石子小路，另一边是车库，在车库的围墙下还铺了些土壤，栽种了葡萄，葡萄藤沿着车库围墙蔓延到房顶，结出的紫色和绿色的葡萄串串相接，车库几乎变成了葡萄架，物尽其用。当我对主人的园艺赞不绝口时，瓦尔德玛笑着说：“待会儿我请你们吃早午餐，全是家里自产的食物，鸡蛋也是。”我问道：“没有看到鸡啊？”他说：“我们在不远处还有一小块地，鸡就是在那里养的，还种了些果树。”
他引着我们进了屋子并指给我们看屋内各处的布局，这房子之小以及它内部的拥挤程度，是我在德国所见之最。一层是一间客厅加餐厅，面积不到30平方米，正面是像组合柜那种家具，中间隔开一段距离刚刚好可以放置一架钢琴。在客厅的一角，摆了一张转角长排椅和一张十分小的餐桌，另一边就是厨房了。没有电视、沙发和茶几，客厅已经是拥挤不堪了，这一层还有两个小间作为卧室，一个卫生间。二层住着他的大儿子一家四口人，地下一层住着他的二儿子一家四口人。简直难以想象，这么一栋小房子，竟然住了三家共10口人。看得出他们的生活很是俭朴，所有的家具都是低档的、简易的，餐桌布是塑料的，屋子里的装饰材料也都是低档的，所有的日用品也是低档的，总之都是因陋就简。
客厅的餐桌上已经满满地摆好了各种食物，有三种德国早餐面包、几块自制蓝莓蛋糕、两种芝士、黄油、自制酸黄瓜、蓝莓果酱、火腿肠、咖啡和茶，除此之外竟然还有鱼子酱，这一定是俄罗斯人的早餐习俗，因为德国人早餐是不吃鱼子酱的，倒是俄罗斯人的酷爱，这东西通常是很昂贵的，多产于黑海，他们喜欢抹在面包上吃，同时饮酒。怎能辜负这么丰盛新鲜的食物呢？于是我们开始边吃边谈起来。
瓦尔德玛说上个周末他很忙，因为周日刚好有三位社区居民加入教会，他要主持入教仪式，为他们受洗。说着，他拿出一本相册，给我们看他以往主持过的受洗仪式。当时德国已经有很可观数量的中东难民和移民，大街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女穆斯林信徒带着头巾、穿着长袍出现在各种场合，瓦尔德玛说他已经注意到有更多的基督教徒皈依伊斯兰教，他们的比例是10比1，也就是说，如果有100位基督徒转信伊斯兰教的话，那么只有10位伊斯兰信徒皈依基督教。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拿来一本英文《圣经》，翻到其中一页，念了起来：“约翰内斯信条第四条说……”
然后他接着说，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爱，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人间给我们示范什么是爱，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甚至为那些执行死刑的罗马士兵祈祷，所以基督教告诫教徒们要爱所有的人甚至是敌人，这是很难做到的。而伊斯兰教告诫教徒们要恨敌人，要杀死敌人，这似乎更容易做到，更容易被接受。相比之下，基督教所教导人们做的，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做的是完全背离的，基督教徒也有杀人、犯罪的，教会高层人士近年来爆出的丑闻不断，娈童丑闻等等。反观伊斯兰教，似乎他们的教义与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为举止更为贴近一些。他说：“以我个人的观点，也许这就是原因吧，作为牧师，我尽量按照《圣经》所说的施爱于所有人，我经常接待有需要的人临时在家里借住，做不到的时候，我会忏悔，但是我也还是不能做到面面俱到。”他说他认识的一位牧师，说他晚上睡觉时常常做梦，梦见裸体女人，而那女人并非自己的妻子，第二天醒来后他感到很懊悔，他找到主教忏悔此事，他说自己有如此邪恶淫欲的念头，不适合再做牧师，请求辞职。在日常生活中这其实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却为基督教教义所不容，而伊斯兰教却允许男人们娶四个妻子，诸如此类。
“哦，那么你是说伊斯兰教似乎更为通达人性一些，是吗？”
“是的，但也不尽然。”瓦尔德玛又说她认识一名德国妇女，嫁给了一位来自北非摩洛哥的穆斯林男人，她跟他来到摩洛哥生活，生了一个孩子后，两人在有关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意见相左，那男人坚持让孩子接受伊斯兰教育，两人因此起争执。后来那男人打她、还威胁要杀她，她很害怕，便偷偷逃出来回到德国，之后那男人经常打电话到她父母家来威胁说要杀了他们的女儿，她父母吓得失魂落魄，找到警察局报警。警察说：“我们能怎么办？他是打电话吓唬你们，又没有杀你们。”弄得他们很无奈。接着他又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事，作为牧师他经常去监狱向犯人传教，几年前他在监狱传教时，认识了一名来自突尼斯的伊斯兰教徒。他听了瓦尔德玛的传教后，深受感动，决定改信基督教，并在他的主持下受洗成为基督徒。可当他出狱以后就被伊斯兰教的人追杀，因为伊斯兰教不允许信徒改信其他宗教，他不得已到处躲藏，瓦尔德玛试图联系他，只能通过手机，他不敢告诉任何人他的住所，怕被那些追杀他的人追踪。这些真实的故事骇人听闻，如此说来，真不知那些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们是否了解伊斯兰教的真正面目。
我问瓦尔德玛移居德国之前在苏联的生活怎么样，他想了想说：“那时我有房子、有车、有工作……”他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是在整理思路。然后他告诉我，他1954年出生在哈萨克斯坦，那时候在苏联的德国人处境很不好，他们被限制人身自由，不能在各村、各地之间走动，他的父亲被投入监狱。到了1961年情况有所好转，开始允许德国人上大学，可是到了1971年，形势急转直下，德国人又受到排挤和迫害，被赶出公司。有的人为了隐瞒德国人的身份被迫改成俄罗斯人的名字，但是因为每个人的护照上都会写明原籍是德国人，因此还是隐瞒不了，他们只能低调行事，夹着尾巴做人。直到前苏联解体，德国人才被允许离境，之后90%以上的德国人都迁往德国，而那些娶了俄罗斯女人做妻子的德国人，他们的后代也已经融入了当地社会生活，甚至他们都不会讲德语了，这种情况下选择留下来的人比较多。在谈话中我隐约感觉到瓦尔德玛似乎对以往在前苏联的那段生活不太愿意深入多谈，只是点到为止。
他们初来德国时，以在哈萨克斯坦的房产和汽车以及存款做抵押，向银行借贷盖起了这栋房子。他现在在一家德国电脑软件公司，负责在俄罗斯的营销工作，因此他经常去俄罗斯出差，在德国时，他每周要驱车去50公里以外的公司工作三天。妻子米斯金娜曾是前苏联哈萨克斯坦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师，俄罗斯人的音乐和艺术造诣是被世界所公认的，来德国以后，她在当地音乐学院任小提琴教师。他们从前苏联搬来此地，家境本来就不算殷实，加上两人的薪资都不很高，米斯金娜除了在学校里任教外，还收了几名学生来家里授课赚些外快贴补家用。几十年来他们含辛茹苦、兢兢业业、勤俭持家，在瓦尔德玛即将步入60岁的时候生活终见起色，他们的大儿子已经在附近物色好一栋房子，不日将搬出这里迁入新居。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二儿子一家也将迁离，那时他们夫妇在奋斗了几十年之后，终于可以安享轻松的生活了。
（发表于德国《华商报》2018年5月1日第456期）
女友伊纳丝
伊纳丝原本是邻居安德莉娅的女友，几年前她俩都是40出头的单身妈妈。我们住在村里同一条街上，伊纳丝来找安德莉娅时，她常叫上我，三个人一起聊天，一来二去我和她渐渐熟络起来。不同于很多德国中年妇女，伊纳斯长得瘦瘦高高，清秀的五官，一副白色眼镜，修剪精致的短发，她成熟知性的气质使我非常愿意与她为友。我们三人也常常相约一起出去玩，40+单身派对、迪斯科舞厅、露天音乐酒吧派对、老火车站音乐会、老城红酒节以及沙滩派对等，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我们一起分享了许多欢声笑语和快乐时光。
最近伊纳斯告诉我，她与女友几年前开始每年去一个贫困国家背包旅游，2014年她们去了泰国和老挝，2015年是尼泊尔，2016年是埃塞尔比亚。现在她资助一名尼泊尔男童和一名埃塞尔比亚女孩上学和生活的费用。这令我着实吃惊不小，也对她格外刮目相看，才发觉我其实并不怎么了解她。这样一个住在漂亮大房子里、有着一双儿女、在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工作、有一个很贴心的暖男男友的人，她的生活和工作令一般德国人艳羡，她本可以养尊处优地生活，那么她缘何会长期资助两个毫不相干的异国孩子？我决定采访她，她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下面就是她讲的故事。
尼泊尔的汉斯及他的“快乐儿童之家”
2015年在伊纳斯启程去尼泊尔之前，偶尔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博文，介绍一个瑞士帮助贫困儿童的组织叫作“为世界儿童”，她很感兴趣，便与该组织负责人史翠珊联系，告诉她自己马上也要去尼泊尔，想届时访问那里的孤儿院并给他们带些物品。史翠珊要她直接与在尼泊尔的联系人汉斯接洽，伊纳斯很快便联系上了汉斯并相约在尼泊尔见面。
两周后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东南部一座小镇，伊纳斯与汉斯如约见面，她访问了他的名为“快乐儿童之家”的孤儿院。汉斯是这里的发起者，75岁的他是美国籍瑞士人，退休之前在波多黎各经营一家度假酒店，2010年他卖掉酒店来到尼泊尔，打算以安乐舒适的生活度过余生。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个穷孩子流浪在街头，他给了他钱并问起他的家人，得知他是一个孤儿。之后的几天他每天给他带去些食物，再后来他索性把他领回了家。此后他陆陆续续地把在街上遇到的孤儿或弃儿领回家，他为他们租了一处房屋，并提供食物、衣服以及其他基本生活用品，至今已经8年了。现在这里有45个年龄各不相同的孩子，一名曾在这里长大的孤儿已结婚生子，现在和妻子一起照顾这些孩子们的生活起居，而汉斯则负责孤儿院的经营、资金以及与政府交涉。
按说在任何国家，孤儿和流浪儿童的收养和教育应该由政府负责，而在尼泊尔他们被忽视、无人问津，现在主管的政府官员却忽然热心地经常光顾汉斯的孤儿院，这里看看那里看看，说这间房间不够宽敞、那间房间太潮湿、说汉斯不能与孩子们住在一起，还有，他必须向政府申请许可证等等，总之他们来了就挑毛病找麻烦，汉斯认为他们看到有人出钱给孩子们买食物和衣服，也想着揩点油。还有人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找汉斯，说“我家穷没钱养活这孩子，请你给我们一些钱吧”，如此这般。汉斯明白这些人都是冲着钱来的，有人劝说干脆给他们些钱吧，不然总来找麻烦，可他不肯，他说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没办法停下来，不肯向腐败低头。终于，历经挫折和不懈努力后，汉斯最终获得了政府的许可证，现在他的“快乐儿童之家”被纳入了瑞士“为世界儿童”组织的捐款项目，每年接受7000～8000欧元的资助，现在这些孩子中的适龄儿童能够全部去当地国际学校上学，其中有许多孩子有了一对一的领养，伊纳斯就认领了其中一位8岁男孩儿纳宾，每年资助他260欧元，这笔费用可以支付他的学费和生活费。
埃塞俄比亚导游高兴与他的“快乐家庭屋”
2016年5月的一天，伊纳斯和女友克里斯蒂娜来到埃塞俄比亚，当她们背着背包一脸茫然地走出亚的斯亚贝巴机场时，迎面围过来一群当地男人，他们都操着英语抢着跟她们说自己会说英语，是专业导游，可以带她们游览全境等等，她们选中了一位叫高兴的年轻男子，他不但看上去很结实，英语说得流利，而且给人一种诚实可靠的感觉。
接下来两周多的时间里，她们跟着高兴游览了纵贯埃塞俄比亚高原千姿百态的东非大裂谷，阿巴亚湖、乞力马扎罗雪山、阿瓦什河谷、法西尔盖比城堡、瑟门国家公园以及野生动物园。一路上地形复杂多变、高峰峡谷、层峦叠嶂、火山林立，他们穿过原始部落和族群，意外、挫折和险情时时伴随着他们，每一次高兴都能够镇定自若、临危不乱，以经验常识、勇气和智慧，带领她们平安躲过一个个危机和险情，赢得了她们的信任和尊重。
一天，她们问高兴是否知道当地的儿童院、孤儿院之类的地方，因为她们带来了很多孩子的衣物、玩具和糖果等物品，想拿去给孩子们，也看看他们的生活状况。谁知听了这话后高兴一脸兴奋地大声说：“那你们可是找对人了，我自己家里就是一个孤儿院啊。”听得她们俩面面相觑。她们跟着高兴来到他的家——拉利贝拉，这个只有1.5万人口的埃塞俄比亚北部小城，在高兴家里她们看到有十来个大大小小的孩子在玩耍，他们没有床，地上铺着几个破旧床垫，一张大一点的床垫要睡5个孩子。高兴告诉她们这些孩子都是他在街上捡来的，他们或者是孤儿，或者是被父母遗弃，他把他们带回家来，给他们一个栖身之地，给他们食物，他为自己的孤儿院取名为“快乐家庭屋”。最近他又收养了一位29岁的单身妈妈和她的婴儿，她的男友使她怀孕后将她抛弃，刚产下孩子的她就被家里赶了出来流落街头。伊纳斯问高兴如果他没有把他们带回家来，那么他们的命运会是什么？高兴说他们可能会流落街头，想办法找事情做，挣口饭吃，也可能会在街上睡觉时被经过的汽车压死，总之他们的命运堪忧。
伊纳斯对孩子们没有床这件事耿耿于怀，她当即与瑞士“为世界儿童”组织联系请求援助，获得了组织的支持。他们把孩子们生活的照片发到网上，并为孩子们的新床而发起募捐活动，获得了很多热心人的捐款，很快筹集到630欧元汇款给高兴。高兴拿着这钱去定做了上下双层床，临走前伊纳斯还给孩子们买了一只足球。从埃塞俄比亚回德国后，高兴发来了新床的照片，还有孩子们第一次踢足球的视频，每个孩子脸上都绽放着灿烂的笑容，他们在视频里对伊纳斯和女友说“谢谢你”，高兴在视频里说，孩子们都很感谢这两个德国女人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高兴激动地对伊纳斯说：“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
伊纳斯目前是“为世界儿童”组织的德国负责人，我问她除了每年给孩子们汇款外还需要做什么，她说太多工作需要做了，每周平均需要5～6个小时的工作量。比如她需要给瑞士组织提供很多有关孩子们的信息，因为他们要接受政府的检查和管理，涉及人们的捐款去向问题，确保捐款确实花在孩子们身上而非被人侵吞了，因此每笔开销都要有发票和图片，这些都要备档供政府检查，为此她需要频繁与埃塞俄比亚的高兴联络沟通。高兴收到汇款的凭证、每次购物的发票和实物图片都要通过WhatsApp发给她，她再发给瑞士。此外“为世界儿童”组织需要把所有孩子的信息放到网上，更新儿童之家新增加的设施以及孩子们上学、生活的最新情况，以便捐款人可以随时查看。仅仅是孩子的出生日期，就让高兴犯了难，这些孩子们有的很小就成了孤儿，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他需要跑政府各个部门去调查了解和报告。难度最大的问题是瑞士政府要求所有接受捐款的单位必须有当地政府的官方许可，为此高兴去埃塞俄比亚政府部门申请，政府官员问：“这些都是孤儿吗？”高兴说：“有些孩子是被父母抛弃的。”对方说：“那你就把他们送回他们自己家去吧，孩子应该在自己的家里长大。”高兴说：“把他们送回去之后还是会再被抛弃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初我在街上捡到了他们，你要我再把他们送回去，很快同样的事情就会再发生。”但是官方还是拒绝给他发许可证。瑞士方面回应说，根据瑞士法律，他们不能向没有政府许可证的机构提供捐款，还有那些被送回自己家的孩子也不能再接受捐款，因为他们的捐款只能给那些孤儿和流浪儿童，而不是给有家庭的孩子，否则无法向捐款人交代。伊纳斯把这个情况告诉高兴，说：“你务必再去政府那里同他们理论，无论如何你要拿到许可证。”当高兴再次来到政府部门时，他把伊纳斯发给他的信息给政府官员们看，说：“如果你们还是不给我发许可证，那么他们就不再给我汇款，我们就会又回到从前。”政府官员一想，也是啊，只要发给他许可证就可以让这些西方人继续源源不断地汇款帮助孩子们，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嘛。于是他们终于同意发给高兴许可证，至此他的“快乐家庭屋”也被正式纳入瑞士“为世界儿童”组织的捐款项目。
不遗余力的募捐活动
伊纳斯现在除了“为世界儿童”组织所做的日常工作外，还会利用各种渠道和场合积极地为孩子们募捐。她来到村里的教堂求助于牧师，牧师听了之后对她说：“你所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我支持你，这样吧，圣诞节那天你来，我可以安排你直接对大家讲讲。”2016年的圣诞节，当牧师为信徒们做弥撒结束时对大家说：“我把这最后十分钟留给伊纳斯，请她来讲讲。”此时伊纳斯极力平复激动的心情，她要利用好这十分钟，她走上台讲了尼泊尔汉斯的“快乐儿童之家”，讲了埃塞尔比亚高兴的“快乐家庭屋”，讲了瑞士的“为世界儿童”组织所做的工作。没有想到的是当天她收到1000欧元捐款，手捧着捐款的她感动得热泪盈眶、语无伦次。
村里一年一度的跳蚤市场，她把家里不需要的东西拿出来卖，在自己的摊位上，她展示了尼泊尔和埃塞俄比亚两个孤儿院孩子们的图片，向人们解说他们所做的工作，那天她卖出了60欧元；在女友克里斯蒂娜男友的餐馆里，她通过幻灯片给客人讲解了他们帮助孤儿的工作，当天募集到90多欧元；在村里社区活动中心，她同样通过幻灯片向村人展示了几年来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工作，募集到了150多欧元。她说：“这些钱虽然不多，但是可以积少成多，你知道吗，我并不感到难为情，因为这不是为我自己，我是在为那些孩子们募捐，他们需要我的帮助。”
伊纳斯的故事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可歌可泣之处，可不知为什么，听着听着我无法控制地流下泪来，伊纳斯问：“你怎么了？”我摇摇头说：“没事。”她问：“是这个故事感动了你吗？”我说：“是的。”
她说：“你知道在我到了尼泊尔见到汉斯，听他给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时我就和你现在一样无法控制自己流了眼泪，然后我就无法再平静下来。从尼泊尔回来，我寝食难安，我整天都非常难过，那段时间很难熬，我无法想其他任何事情，脑子里就是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生活。我在想，天啊，我自己住这么大一座房子，这里应有尽有，而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却什么都没有，跟他们相比我简直就是生活在天堂，我觉得要为这些孩子们做点什么。我决定出钱资助一个男孩子，他是8岁的纳宾，每年260欧元，这个孩子就可以上学了，他将来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后来从埃塞俄比亚回来，我就想我还可以每年再捐出260欧元，资助一个孩子，这个我还可以做到，于是我就领养了3岁的咪咪。”
我问：“你男朋友支持你吗？”
她说：“他支持，不过我会很注意，尽量不让我的工作影响我们的生活，尽量在他需要我陪伴的时候陪伴他，而在他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做这些工作。”
我又问：“你的孩子们怎么看？”
她笑着说：“他们支持我啊，不过我女儿说，‘妈你不能每次去一个国家回来就领养一个孩子嘛，那样的话，你就没钱养我们了。’”说完她轻松地笑起来。在采访结束时我对她说：“我要把这篇文章的稿酬给你，请你代我捐给那些孩子们，这是我能做的。”
2018年3月，伊纳丝和男友一起再次回到埃塞俄比亚，此行一是看望那里的孩子们，更重要的是检查工作，作为“为世界儿童”组织的德国负责人，她感到责任重大。“我不能只是把钱汇过去就不管不问了，我不能辜负了捐款人的信任，我要确保这些钱都用在了该用的地方。”她告诉我再次见到孩子们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她看到孩子们的生活条件比去年有了很大改善，那位年轻的单身妈妈，去年刚来到的时候，整日愁眉苦脸，而现在她总是笑意写在脸上，因为她不用再发愁没有食物、没有地方栖身，她承担起了做饭的工作。现在虽然常住在这里的孩子只有9人，但是每天这里却有15～20个孩子，因为人们听说这里的孩子可以每天有三顿饭吃，而那些虽然有家庭却吃不上三顿饭的孩子们也慕名而来。他们每天来这里玩耍，和这里的孩子们一起吃饭、上课，到了晚上又各自回家。自从政府颁发给高兴孤儿院许可证以后，他们就常常来查看情形，见这里果然一切井然有序，于是他们也转而提供支持，现在每天有政府派来的一位老师给幼小的孩子们上课。
这次伊纳丝和男友给孩子们带来了两大箱子衣物、玩具和学习用品，他们自己不穿不用的衣物，他们三个孩子的衣物和学习用品，还有他们的朋友都拿来了自己家里和孩子们不用的物品。他们在高兴的“快乐家庭屋”当着孩子们的面打开箱子，一件件把衣物拿出来分给孩子们。每个人都得到了来自遥远的德国的“新鲜”物品，他们都爱不释手、高兴得不行，给孩子们上课的老师也得到了一双旅游鞋，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看着他们兴奋的样子，伊纳丝心里有一股酸楚。
现在孩子们都可以睡在床上，虽然床不够用，有的一张床上睡了两个孩子，他们现在还小，不过在他们长大以前，这里需要添置更多的床，可是这里实在是太小了，只有三间房间。伊纳丝告诉我他们有了一个新的计划，就是要为高兴的“快乐家庭屋”买一座房子。
“买房子？那需要多少钱啊？”
“要2.5万欧元。”这可是不小的数目，然而她信心满满地说，“我们正在为此筹款，我们会办到的。”
当这篇文章收尾时，我也终于明白，是源自伊纳斯内心深处的一份善良和博爱，使她舍弃了原本可以养尊处优的生活，不计回报地投入到为贫困孤儿募捐的活动中，心甘情愿地贡献一份力量。
（发表于德国《华商报》2017年8月15日第439期）
年幼的对手
在我二十年的网球生涯中，还从未与年幼的对手交过手，也从没觉得有这个必要，然而在德国却让我有了这样的经历。
一天，我在网球俱乐部与几位球友一起打球，结束时，其中一位叫安内塔的人走过来对我说：“你愿意跟我儿子打球吗？”
“你儿子？他多大？”
她笑着说：“10岁。”10岁？我很诧异，一个10岁的孩子可以与成年人打网球吗？她看出我的疑惑，立刻解释说：“他虽然只有10岁，可是他打得非常好。”我心里还是很怀疑，于是问道：“他打得有多好？”她笑着说：“嗯，是教练说他打得很好，他总是跟比他大很多的男孩子打比赛，他每个周末去别的俱乐部打比赛，你看！”她指着墙上专栏里的一张照片，一个男孩子手里拿着一个奖杯与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在一起。“这就是他，法毕，他获得过很多奖。”她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打起球来总是没完没了，我常常需要把他从球场上拉下来……”听到这儿，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教练的评价、他的成绩可以说明很多，再者他一定是一个网球痴，有这股痴迷劲儿的孩子多半是打得很好的，我马上说：“好啊，我愿意跟你儿子打球，什么时候？”
“明天下午5点。”
第二天当我在球场上见到法毕时，还是有点吃惊，他那么瘦小的一个孩子，个子刚刚够到我胸口，瘦瘦弱弱的，皮肤出奇地白，小尖脸只有巴掌大，头发挺长，刘海快盖住眼睛了，跟他握手时，那小手是柔软无力的，很羞怯的样子，当时我真有点怀疑，他那么手无缚鸡之力似的，能打出有力道的回球吗？我们开始热身，先从网前小球的练习开始，然后是底线球，一到了场上他就像变了个人，神灵活现、上蹿下跳、极其有能量。我观察到他正手是上旋球、反手是双反，移动很好，非常灵活。15分钟以后，我们开始了比赛。第一局进展得很快，我以6:1胜出。第二局，形式急转直下，他的正手上旋球发挥了威力，时常打出让我无力招架的制胜分，他先破了我一个发球局，又拿下自己的一个发球局，以2:0领先。接着我们各破对方一个发球局，比分来到1:4，我仍然落后。但是他发球的弱点也暴露了出来，失误连连，发球对于像他这样身高的孩子来说，实在太难了。我抓住机会，连续压他的反手，再突袭正手，屡屡得手，把比分扳成4:4平。之后我们各保发球局，比分来到6:6进入抢7。此后比分一直交错上升，6:6，10:10……一直到14:14平，我们打得难解难分，不分胜负。我不得不佩服法毕，他打得确实好，以他这样小的年龄和身材，实属难得。这时一直在旁边观看的阿内塔宣布说场租时间到了，法毕一脸的遗憾，我知道他很想打下去直到决出胜负。我跟他说，“这盘就算你赢了。”
几天后当我们约好再次在球场见面时，安内塔告诉我：“法毕每天都问我怎么还不给你打电话约球啊，他一直盼着再跟你一起打球，还说他很喜欢你呢。”我笑了，我也很喜欢他，他实在可爱。这次我们的交手，竟然跟第一次如出一辙，我们又是打得难解难分，比分一路胶着地来到了6:6平分，又是需要打抢7决出胜负，而抢7同样是打到了6:6，这时时间到了，法毕呢，还是不想停下来。跟他打球的时候，我常常很矛盾，按说赛场上是不该有恻隐之心，可是每当我打出大角度的回球，调动他在球场两边疲于奔命时，每当我打出刁钻的球使他完全够不到时，他会一边奔跑救球，一边拉着长声凄惨地大叫“NO……”，足以令我心软。其实以我这样的成年人，跟他这样的儿童打球，对他是不公平的，他当然知道这一点，而他就是要挑战自己的极限，同时也是向比他大的球手挑战，因为在同龄的球手中他早已经找不到对手了。而跟他打球对我来说又岂是件易事呢？几乎每一分都是多板的较量，都要拼尽全力去争。
他是一个不知道什么叫放弃的人，明明几乎是不可能接到的死球了，他还是不依不饶地拼命奔过去接，而结果是球常常被他奇迹般地接了过来，令我目瞪口呆。无论我把球打到什么位置，他都能顽强地接回来，我简直就像是对着一堵墙在打球。他在沙地上的滑步做得太漂亮了，充分发挥了个子矮小、灵活的优势。我被逼得必须使出更狠的招，我打出一个大角度反手球后，顺势来到网前放出一个高质量小球，使他长途奔袭也救球不及，球终于应声落网。之后我利用这个战术频频得手，而法毕常常因为来回奔跑得太猛而摔倒，他会顺势将球拍甩出去飞向球的落地方向，那意思是反正我够不到球了，让拍子去够吧，然后就势倒地两个滚翻，然后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不起来，看得我和安内塔都大笑不止，这场比赛中已经不知道他摔倒过多少次了。他不屈不挠、永不言弃、奋勇救球的态度令我钦佩。他的弱点是在打逆势球时韧劲还不够，有时候精力不够集中。他的道路还长得很，有的是时间让他慢慢磨炼和领悟。对法毕来说，他只是需要长大再长大，假以时日，当他长成大小伙子时，他的能力和感悟会让他的球技全面提升，他会成为出色的网球选手。
俱乐部里顶尖的、有潜力的网球手，有几个已经有了赞助商，曾经也有过网球产品厂家主动找到阿内塔要给法毕赞助。有了赞助商的资助，会大大减轻他们财力上的压力，然而她却婉言拒绝了，理由是拿了人家的赞助，人家就希望你比赛的时候总能赢，可谁能保证总是赢球呢？她不想因此给法毕造成心理压力，她希望他把精力集中在球技的提高上而不是输赢上。法毕有今天的成绩，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阿内塔的奉献和付出。她大学毕业于生物医药专业，后在药店做药剂师。结婚后她成了四个孩子的妈妈，就再也没有工作过。当法毕表现出对网球的痴迷后，她就整天地接送法毕往返于学校和俱乐部之间，周末她开车奔波于各个城市，送法毕去那里的俱乐部参加比赛，一去就是一天，这些年来阿内塔没少为法毕打球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
夏季末的一天，阿内塔告诉我，法毕要退出我们的俱乐部，参加另一个俱乐部。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那个俱乐部更大，打得好的球手更多，法毕可以得到更多的练习和交流，更多的挑战对于他球技的提高有促进作用，所以他想加入那个俱乐部。但是那里的会费和教练费比这里贵一倍，而且离家更远，她感到经济上有压力，所以准备找一个非全日的工作，每周工作两三天。因为20多年没有工作过了，她必须重新补习专业知识，重新考取药剂师的资格才行。我问她这样做不辛苦吗？她说为了法毕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我们的俱乐部里，每天都有不同年龄的青少年来参加训练，到了假期还有集中培训，他们之中不乏身手矫健者，而这仅仅是一个缩影，像这样的网球俱乐部遍布德国全国，培养着为数众多的青少年网球手，同时也为德国职业网坛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后备军。近年来在世界网坛崛起了一批德国网球选手，名列前茅的女选手如科贝尔、利斯基、格尔格斯、佩特科维奇，男选手如哈斯、科赫尔斯奇雷伯、梅耶尔等，他们都是从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网球俱乐部里脱颖而出的。谁知道若干年后，现在的这些青少年中会不会再出一两个格拉芙或者贝克尔[1]呢？
（发表于《欧洲新报·留欧视界》专栏2017年01期）
养女丽萨
一个周六晚上，我和先生应邀去做客。为了搭配我的镶有漂亮花边的白色亚麻衬衫和两边开叉的牛仔长裙，我佩戴了一副蓝色贝壳耳环和白色贝壳项链。按照德国的社交礼仪，去别人家做客要多少带点礼物，我们带了一瓶装有铁质花篮的葡萄酒，又买了一盆漂亮的兰花，捧着这两件礼物按响了主人家的门铃。
门开处是女主人克里斯蒂娜，她亲切地与我先生打招呼、拥抱，先生向她介绍了我，克里斯蒂娜引荐了她现为德国一所大学宗教学教授的丈夫，随后我们被请进了房子。克里斯蒂娜52岁，身材略有发福，以前曾嫁给一位美国犹太人，在以色列居住过几年，之后在美国联合国总部工作数年，后来她离了婚嫁给了现在的德国丈夫贝安特。贝安特与前妻生有一子，现年22岁在服兵役，客厅里摆着这位儿子与女友的合影照片。而克里斯蒂娜没有孩子，近年他们夫妇从智利领养了一个儿子利奇，又从哥伦比亚领养了女儿丽萨。
这会儿另外三位客人也陆续到了，一对夫妇带来的一盆绿植，另一位带了一瓶葡萄酒。主人并没有请客人入座，大家站在客厅里聊天叙旧，大家说着我听不懂的德语，聊得热火朝天，而我成了局外人。终于挨到主人请我们落座的时候，三个女人坐在桌子的一边，四个男人坐在另一边，这时主人开了一瓶白葡萄酒，大家举杯碰杯。此时克里斯蒂娜提议因为我听不懂德语大家用英语交谈，立时得到了响应，大家立刻改用英语，我才发现原来每个人的英语都很流利，就连另一位先生的妻子也是朗朗上口、毫不含糊。
说话间，开胃菜已经上来了，今天是男主人主厨，女主人陪客人聊天，这还真是少见。开胃菜是托在一片生菜上、浇了火腿末芝士的三个白蘑菇，味道还不错。没有看见孩子们下楼来吃饭，我好奇地问女主人：“孩子们不来吃饭吗？”她说儿子在外打篮球，一会儿回来，女儿丽萨吃主菜的时候会下来的。我以为还会有其他的菜，可是主菜已经上来了，是一盘宽面条配奶油汁，配有三块用薄火腿裹着的烤猪肉，以及三块水煮西兰花。倒是蛮像份饭的，可惜那奶油汁太少不够拌面的，猪肉也是干干的，整个主菜味道寡淡，我只吃了西兰花和一点面。
德国人待客不像国人那般热情，菜是没有什么好吃的，而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在主人的养女丽萨身上，她是在上主菜的时候从楼上自己的房间下来的，她12岁，黑黑瘦瘦的，黑色长发披在身后，两只黑色大眼睛在黑眉毛下面灵光闪动、纯洁无邪，牙齿略显得大了些，她总是笑容可掬，使她显得非常可爱，在我眼里她是很美丽的。刚下楼来的时候，她笑着和每个人握手，跟我握手时，她问克里斯蒂娜我是哪儿来的，得知我来自中国时，她要我说几句中文，我说：“你好，你很漂亮。”她笑得更灿烂了。她在我对面的座位坐下来后，两只大眼睛不时地朝我一下一下地瞄着，我也一直在关注着她。见她盘子里只有宽面条和猪肉卷，我问克里斯蒂娜：“她不吃西兰花吗？”克里斯蒂娜说：“她很多东西都不吃，刚来的时候基本上什么都不吃，只吃土豆，现在已经好多了，我们让她渐渐适应，一点一点地增加食物的品种，不过她还是最爱吃土豆，可以一天三顿吃土豆，每天吃也不厌烦。”说着克里斯蒂娜用手抚摸了一下丽萨。丽萨盘子里的宽面条上面没有奶油汁，克里斯蒂娜说她不喜欢，一会儿她起身跑进厨房拿出来黄油，用刀子往宽面上抹黄油，吃了一口却又放下不吃了，跑到克里斯蒂身旁跟她耳语，随后跑进厨房，再出来时手里拿了一只大苹果啃起来，同时不时地向我一眼一眼地瞅着。
我对她的好奇只增未减，我向克丽斯蒂娜询问收养她的过程。她出生在一个哥伦比亚非常贫穷的家庭，父亲很暴虐，常常打她，后来她被当地一所孤儿院收养，三年前克里斯蒂娜从那里领养了她。克里斯蒂娜说：“我们几年前决定领养孩子，并且希望是比较大点的孩子，后来发现这很难，因为大多数家庭都是要领养婴儿，很难找到年龄稍大的孩子。我们去了几次智利和哥伦比亚，和当地的机构接洽了很久，提交了很多文件，最后在三年前才从智利领养了当时10岁的利奇，同时又从哥伦比亚领养了9岁的丽萨。去年我们带着他们俩去智利和哥伦比亚故地重游，丽萨却不想见自己的父亲，她仍然清楚地记得父亲对自己的粗暴，她还记恨他。”
这会儿门铃响了，是乔治打完篮球回家来了，他走过来跟大家打招呼，他有着垂肩的黑色直发，五官很俊秀，皮肤黝黑而细腻，完全没有印象中智利人那种高原山区人的粗犷，他的神态和举止不像那些亲生孩子那样自在、随意和放松，他显得拘谨、有所顾忌。这会儿功夫，丽萨已经跑进跑出几次了，伏在克里斯蒂娜耳边耳语了几次，克里斯蒂娜笑着对我说：“丽萨喜欢你的耳环，她刚刚扎了耳朵眼儿，所以这些日子她特别留意耳环。”我说：“如果她喜欢，我可以送给她。”克里斯蒂娜很客气地谢了我，她显然没有把我的话当真。这会儿丽萨坐到了克里斯蒂娜的大腿上，眼睛闪闪亮亮地看着我，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喜欢她了，我说：“我下次再来的时候可以送给丽萨一些更漂亮的天然石耳环和项链。”克里斯蒂娜翻译给她后，她马上欣喜地问这些漂亮的天然石是哪里来的，于是我就告诉她在西藏有许许多多的天然石头，色彩艳丽。她马上又问西藏在哪里，我说西藏在中国的西南部，那里有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喜马拉雅，那里有绿色的、粉色的、蓝色的、红色的石头。我问她喜欢什么颜色，她毫不犹豫地说紫色。我说：“我还真没有看到过紫色的石头呢，你还喜欢别的颜色吗？”她说蓝色。我说：“好，那我下次来就给你带来蓝色的耳环和项链。”她听了很是高兴，我又给她讲在我居住的北京，有一些来自西藏的藏民，他们从家乡带来当地的手工艺品在街上卖，有牛角梳子、各种用藏银打造的银器、银手镯、耳环和项链、戒指等，而我最喜欢的是那些色彩斑斓的各种天然石做成的首饰，这些石头都各有名字，我只记住了猫眼石，确实很像猫的眼睛，有绿色的和粉色的。我还告诉她们几年前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开始出现一些藏民，他们三三两两地一起在街头巷尾摆摊卖货，把货物都卷在大布包里，驮在车上。他们都懂得跟城管打游击，用车驮着行囊等在街边，到了下午五点，他们就在地上展开那块藏宝的布卷，或者支上货架做起生意，操着带口音的普通话开始叫卖。他们常常出没在人来人往的地铁站外和饭店周围，每次看到他们，我都会停下脚步，伸头在货摊上寻找有没有我喜欢的饰品，常常是一次买下好几个，至今我已经收藏了不下几十个了。除了我真的喜欢这些天然质朴，又不失华丽的饰品外，另一个原因是觉得这些藏民们生活在异乡不易，希望通过买他们的货对他们的生活有所帮衬，尽微薄之力而已。克里斯蒂娜逐句地把我的话翻译给丽萨，她饶有兴趣地听着，不时地提出问题，所有人也都在安静地听着，还不时地提出一些关于西藏的问题。
晚餐结束，盘子收了，客人们的酒杯一再被斟满，来宾们一边啜饮着各自的葡萄酒，一边闲聊着，话题当然不是孩子所感兴趣的，于是两个孩子上楼进各自的房间。这时克里斯蒂娜开始准备甜点，是今天从附近人家地里摘的新鲜草莓，绞碎成酱再冷冻成冰，这会儿用搅拌机打成冰霜，就制成了草莓冰淇淋，每人两小球，上面放一片绿叶作为点缀，做好后她端了两小盘上楼给丽萨和利奇。在吃冰淇淋的时候，我从耳朵上摘下了那对蓝色贝壳耳环，放在克里斯蒂娜面前说：“这对耳环送给丽萨了，请你代为转交给她。”她看着我，有点不相信似的，然后连声道谢，我说：“我下次来的时候，会再给丽萨带来些西藏首饰。”她听了一再地谢我，这时她丈夫贝安特起身说：“我该去跟孩子们道晚安了。”说完就上楼去了。不一会儿，就听到楼上噼里啪啦一阵拖鞋敲地板的声音，只见丽萨一阵风似的从楼梯上跑下来，直奔克里斯蒂娜，我会心地笑了。丽萨跑到克里斯蒂娜身边，拿起桌上的耳环，捧在手里细细地看着，脸上绽放着笑靥，这时候贝安特出现在楼梯口，笑着看着这情形。
聚会结束，客人们起身离去。当我们走到车边开启车门时，回头望了一眼，只见门边丽萨瘦小的身躯依在克里斯蒂娜身旁还在向我们挥手，她那闪烁的黑眼睛和如花一般的笑颜定格在那一瞬间，使我至今难忘。
（发表于德国《华商报》2018年2月1日第450期）
兵马俑奇缘
中国的秦兵马俑以“世界第八大奇迹”之美誉蜚声中外，不过恐怕鲜有人知中国在海外唯一的兵马俑复制品永久陈列展是在德国图林根省瑙姆堡（Naumburg）附近一座小城威尔（Wiehe）。那么中国的兵马俑何以会落户在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德国小城呢？这背后有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
2015年春季的一天，正在访问瑙姆堡的我，听说附近有一个著名的火车模型展在威尔，便特地安排了时间拐去40公里以外的小城威尔。这虽然是一个私人展馆，却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火车模型展，占地12000平方米。从外面看去其规模好似一座工厂，却不似厂房那般简陋。忽然，几个出现在展馆外墙上的大字“兵马俑”，吸引了我的注意。咦，在这个寂寂无闻之处怎么会有中国的兵马俑呢？
花了10欧元买了门票后就进入了第一展厅，只见半个足球场大的展厅里，满满地布置了山川、河流、城市、田野和村庄的仿真模型。小小的蒸汽火车冒着白色蒸汽，鸣响着长长的汽笛，一路穿行在仿真模型所营造的景物之中，奔驰在道路、桥梁、盘山路上，穿行在隧道里，火车的每节车厢里竟然还亮着灯，还有像子弹头形状的高速火车。在城市景观里，有火车站、商业区、居民住宅区、教堂、学校、城堡，应有尽有，足以以假乱真。随着行驶的火车，我走过一个又一个展厅，也走过世界各地的知名景观景物，纽约的自由女神像、伦敦的大本钟、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洛杉矶的好莱坞、英国和法国的港口城市Dover和Calais、柏林、布达佩斯、伊斯坦布尔、维也纳以及图林根火车站，等等。行驶的火车模型将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景观和城市串联起来，蔚为壮观，而每一个景观又是如此惟妙惟肖，令人叹为观止，据说这就是这个展馆与柏林和汉堡的火车模型展的不同之处。这里不愧是车模爱好者和发烧友的世界，他们从德国各地来到这里，专门来看他们为之着迷的各类火车和铁路模型，还能买到心仪的各款产品。
穿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展厅，一路找寻着兵马俑的踪迹，来到第五展厅，门口几个显眼的汉字映入眼帘——“兵马俑”，我快步上前准备走进去。正当此时，一位60多岁骑在一辆三轮车上的男子，不断回头向我张望，我向他点头微笑，心想一定是馆里的工作人员，少见亚洲面孔而新奇吧。走进展厅，发现这是一个复合展厅，里面完全是中国风的装潢布置。墙面和屋顶屋檐都是绛红色的，中间有一个六角亭，亭子里一条栩栩如生的蛟龙雄踞于高台之上。正面黄色背景墙前竖立着一座真人高的秦始皇塑像。左边两座秦俑竖立在打了灯光的玻璃展柜内，前面有一排雕刻精美的木质护栏，旁边立着两片木雕屏风。右边绛红色背景墙前站立着一座彩陶俑，一座蹲姿的陶俑展列于高台上，旁边是一扇雕花板中间镶嵌刺绣的屏风。屋顶上挂着几个中式灯笼，角落里一个柜台上售卖来自中国的工艺品，后面的货架上，摆放着各种尺寸、各种姿势的小兵马俑塑像。最里面是设有几排座椅的放映区，电视里滚动播放着一部译制纪录片——《秦始皇》。眼前这一切景象顿时使我感到格外亲切。进入主厅，我果然看到了一大片兵马俑，密密麻麻布满了巨大的长形展厅。走上前仔细观看，只见一行行一列列整齐阵列的秦兵马俑，还有那著名的驷马铜车，那一瞬间我的眼眶湿润了。透过模糊的视线，我看到那些身着盔甲、表情严肃、神态各异的陶俑按阵列队而立，构成了规模宏伟的阵容，这分明是西安秦兵马俑的缩小复制版，虽然无法与原版媲美，但仍然不失其壮观与震撼之势。作为来自兵马俑故乡的中国人，不期然地在他乡异国见到此情景时，还是不能不为之动容。感动之余，心中不免疑惑，堂堂中国兵马俑如何会屈尊现身于一介私人展馆呢？
正想着，忽然发现刚才那位骑三轮车的男子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身后，静静地观察我许久了。我们攀谈起来，才知道原来他是展馆的主人斯迪克勒先生，他告诉了我下面的故事。
斯迪克勒先生原来经营着一个汽车商行，专营沃尔沃和福特轿车，退休后他卖了车行，热爱车模的他投资建了这个火车模型馆，之后数年里不断增添内容和扩大完善。2007年的一天，馆里来了一位亚洲面孔男士，他在这里逗留了几个小时，在各厅转来转去，反反复复地观看，其认真劲儿引起了斯迪克勒先生的注意，他上前询问才得知这位先生是个中国人，操一口流利的德语。使斯迪克勒先生感到费解的是，他似乎对于展馆一切详情都很感兴趣，一一询问打听，而问得最多的是：“您有什么发展计划吗？”“您不想在今后几年里再扩大吗？”
斯迪克勒先生当然想扩大自己心爱的展馆，他希望它更具特色，内容更丰富。他有一系列想法，然而有些想法他自知不现实，因为资金和条件局限，要等待适当时机和条件成熟，因此他还没有具体的发展规划。而此刻他却被眼前这位中国人“纠缠”着，非要弄清他的发展规划不可，他有些不耐烦了，于是随口说出：“如果可能的话，我倒是希望能有像中国的兵马俑那样规模宏大的展品。”说完这话后，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本以为会吓着这位中国人，可没想到他却眼前一亮，无比兴奋地上前一步说：“您想有中国的兵马俑，是这样吗？”斯迪克勒先生看他这样子又听了他的问话，感到哭笑不得：“我是说……中国的兵马俑……当然，可是那怎么可能……”而此时这位男士却兴奋不减，他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斯迪克勒先生，郑重地说：“有志者事竟成啊，我会联系您的，您等着。”说完转身大步流星地走了。斯迪克勒先生看着他的背影感到莫名其妙，再低头细看名片时，才知道此人是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文化官员G先生。
两周后，斯迪克勒先生收到了G先生的邮件，他写道：“关于兵马俑事宜，我已与中国有关部门取得了联系，我们很钦佩您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与热情，对于您希望展出中国秦兵马俑的愿望，我们很感兴趣，为了商谈有关事宜，我谨代表中国文化部诚挚地邀请您访问中国北京和西安……”读过邮件后，他惊诧不已，他感到既兴奋又意外，直到现在他仍然仿佛在梦中一般，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惊喜毫无准备。因为对古文物的爱好，使他关注了中国的秦兵马俑，他看过关于兵马俑的纪录片和图片介绍，还专门去图书馆查阅了相关资料，深深地为2000多年前中国古人的这一恢宏浩大的工程和艺术造诣所折服和震撼。想不到，如今自己竟然也与这个举世无双的历史文物连上关系，接下来将是怎样的情形，他完全不得而知，于是他感到有些忐忑不安。之后他与G先生多次沟通，在G先生的帮助下很快取得了中国签证，一个月后启程飞往中国北京。
在北京首都机场，一位举着写有他姓名牌子的年轻人迎接了他，然后开车载上他驶离了机场。一路上他新奇地向车窗外张望，看到宽阔的公路、车水马龙的街市、摩登大厦和一张张生机勃勃的面孔。他对中国最早的印象还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那时他看过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大部分细节已经忘记了，只依稀记得影片里的人们脸上的表情都很质朴，不知为什么男男女女都穿着同样款式和颜色的衣服，街上的骑车人成群结队、阵容壮观。影片里说在一些乡村，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没解决，而另一方面中国却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在世界上引起不小的震动。其实他对现代中国的了解甚少，仅限于新闻报道，而德国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负面的居多。车窗外一幅幅画面一闪即过，而此时的斯迪克勒先生的脑海中有关中国的印象也像过电影一样快速闪过，两者交替使他有些时空错乱之感。入住酒店后，他来到街上信步徜徉。在一个热闹的步行商业街，他看到商店林立，店里各色商品琳琅满目，街上熙熙攘攘，人们扶老携幼，青年人朝气蓬勃，人们脸上洋溢着欢愉，他们像是生活得很富足。他从不曾想到中国竟然这般繁华、发达，这里的人民生活得这般美满，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切彻底颠覆了他脑中对中国的印象。是啊，近40年过去了，究竟是什么使这块土地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第二天早餐后，同一位年轻人来饭店接上他开往一座漂亮的办公大楼。他被引进一间敞亮的会议室，紧接着七八位西服革履的中国官员鱼贯而入，一位长官做派的官员上前与他亲切握手，翻译说这是中国文化部的官员，其他官员跟随其后一一与他握手，并整齐地坐在了一张长长的会议桌后面，此时他感到格外“势单力薄”，因为长桌的这一侧只有他一个人。会议开始，长官讲话，对他的到访表示欢迎，斯迪克勒先生也感谢了中方的邀请，他说道：“感谢你们让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不然的话我对中国的印象还会停留在30多年前的老样子，说实话，中国的变化和发展太让我吃惊了。”中方长官说：“这都是几十年来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成就啊。”接着他说中国对中外文化交流非常重视，文化部有关部门对他的火车车模展馆很感兴趣，了解到他有意引进中国的兵马俑在其展馆展出，他们很重视，接着他对兵马俑做了一番介绍，然后他们对他的展馆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被问到最多次的问题是：为什么他想要在自己的展馆中展出中国的兵马俑。他答说，他对兵马俑的了解并不很深入，他讲了十几年前自己是如何偶然看到画报上的兵马俑图片和介绍，第一次知道了兵马俑，就对它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和兴趣，后来又观看了兵马俑的纪录片，阅读了有关资料，使他感受到兵马俑的神奇伟大。作为2500多年前的历史文物，秦兵马俑承载了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是世界上罕见的文化奇观。他热爱中国也热爱这一中国文物，如果能在他的展馆展出兵马俑，不仅可以传播中国文化，也会增进中德文化的交流与两国友好。
会议结束后，斯迪克勒先生被邀请与这一队中国官员一同进午餐，他们是如此的盛情，各种美味五彩缤纷、大盘小碟地摆满了桌子，他被一再劝说多吃点多吃点，而从未吃过中餐的他有点吃不惯。当天下午一名翻译带着他游览了长城。之后的两天，是几乎同样的程序每天重演一遍，上午是他与一队中国文化官员的会议，午餐是丰盛的中餐，下午是游览故宫、天坛、颐和园。在会议上，他还是被反复地问到究竟为什么他这么想要展出中国的兵马俑。对于这么反复的追究，他既不理解，也渐渐地失去了耐心，他对中国官员说：“我已经回答很多次了，希望这个问题已经结束，可以翻过这一页了。”
第四天，斯迪克勒先生被那位年轻人开车送到机场，登上了前往西安的飞机，在那里他被当地中国方面的接待人员带领着参观了秦兵马俑。尽管他在此前阅读了很多有关文章、看过很多图片和纪录片，可当他亲身站在一号坑高台上，附身向下看到那军阵庞大、规模宏伟、气势恢宏的秦兵马俑时，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他仔细地观看，认真地聆听了所有的介绍，他对兵马俑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
第六天，回到北京，继续开会，在会上斯迪克勒先生一反常态地率先发言说：“先生们，我很感激你们邀请我来北京和西安访问，在西安我亲眼看到了秦兵马俑，它给我的震撼和感受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很钦佩你们为保护文物所做的努力。我感到我的展馆现在规模和资历都还不够，对于陈列和展出兵马俑，我不抱希望，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们。”
这时中国文化部的长官讲话了：“这些天来，我们已经研究过您以及您展馆的情况，我们认为您的展馆很适合展出我们的兵马俑，我们已经决定在您的展馆展出秦兵马俑复制展品。恭喜您！”这时的斯迪克勒先生有点摸不着头脑，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这是真的吗？长官接着说：“说实话我们做出这个决定是非常慎重的，您可能也已经感觉到了，我们经过反复考察、推敲、筛选才做出了这个决定。对于展出兵马俑的展馆，我们有一系列的要求，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您对于兵马俑的热爱和关注，以及您展馆的知名度。您在这两点上都达到了我们的要求，其他方面也都符合要求，所以我们认为您的展馆最适合永久展出秦兵马俑复制品。后面还有一系列工作，希望我们双方密切合作，把工作做细做好，预祝您成功展出兵马俑！”
听了长官的这一番话，斯迪克勒先生终于长舒了一口气，这场马拉松式的谈判终于落下帷幕。这些天来被没完没了地追问，曾使他一度丧失了信心。
接下来双方就所议事宜达成意向签订了合约，他了解到作为中国文化部的一项文化交流项目，这是秦兵马俑复制品首次在中国以外永久性展出。直到现在他似乎方才明白为什么当初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G先生在他的展馆流连忘返，又为什么在与他的谈话中屡屡问起他是否有进一步的发展计划，以及这次在北京连续几天的会议中，为什么中国官员总是反复在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您想要展出中国秦兵马俑？”所有这些，现在都迎刃而解有了答案。
斯迪克勒先生在中国访问期间，一直不适应中餐，以至于他竟然患了胃病住进医院，出院后他立刻返回了德国。在之后的时间里，双方就各种相关技术问题进行了反复沟通和磋商，兵马俑复制品的制作需要三个多月，期间他筹划资金、扩建展厅，为即将到来的展品做准备。半年后，来自中国西安的几个集装箱运抵了德国码头，又经过陆路运输后，这些中国的兵马俑复制品不远万里、跨洋越海、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小城威尔，又经过了三个多月的拆装、整理、就位、布置等一系列工作，这些来自中国的秦兵马俑复制品终于在这里展出了，包括780个与原版1:2.5比例的兵马俑及驷马战车，6个与原版1:1比例的将军俑，一个与原版1:1比例的秦始皇塑像。
这些形神兼备、神态各异的陶勇，构成了一个整体静态的军阵地，车兵俑、步兵俑、骑兵俑还有驾车的御手俑排列成各种阵势，武士俑们昂眉张目、肃然而立，神态坚定而勇敢。有冲锋陷阵的锐士；有手持弓弩的弓箭手；有短兵相接的甲士；有一手牵马一手提弓的骑士，机警地立于马前，一旦令下飞身上马驰骋疆场；还有身材魁梧气度非凡的将军；那一匹匹曳车的陶马，两耳竖立、双目圆睁、张鼻嘶鸣、跃跃欲试。这几百个栩栩如生的陶俑官兵，好似整装待发，又好似临战之前，目视前方、待命而发、昂首挺胸、巍然伫立，再现了2500多年前秦军奋击百万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
兵马俑展出后，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许多人慕名而来，不仅是普通民众，一些知名人士也趋之若鹜。中国驻德国大使夫妇曾以普通人的身份造访，智利驻德国大使和夫人专程前来参观，其中要数美国大使的来访最声势浩大、兴师动众。来馆参观之前，先来了一众保安人员，带着猎犬馆内外进行了一番地毯式搜查，检查是否有可疑爆炸物，然后是清馆专场。一日，斯迪克勒先生在展馆里看到一位有着亚洲面孔和小巧玲珑身材的女子，只见她久久地在兵马俑馆里流连忘返、不肯离去，走过来询问时，看到她脸上的泪痕，原来这是一位在德国居住十几年的中国女孩，看到兵马俑激起了她对家乡的思念。
斯迪克勒先生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你知道吗，这可是在中国以外唯一的兵马俑复制品永久性陈列啊。”据我所知，在美国休斯顿郊区的一个名为“紫金苑”的中国主题公园，曾经陈列过6000个与原版1:3比例的兵马俑复制品，但后来因修建高速路的缘故公园关闭，就地甩卖了所有的兵马俑复制品，还曾经引发了附近人们前来排队购买的狂潮。至今，兵马俑复制品在海外永久性陈列展出的，这里是独一家。
有道是事在人为，莫道万般皆是命。斯迪克勒先生在回顾往事时感慨地说，若不是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了解，当初在受到G先生的“纠缠”时，就不会冲口而出地说出希望展示中国兵马俑这样的话，自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和今天的兵马俑陈列。因此，每当人们问起他怎么会想起要展出中国兵马俑时，他会神秘地笑着回答说：“这是源于我与兵马俑前世今生的奇缘。”
（入选江西高校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出版社《故乡在中国》丛书）
注释
[]1格拉芙与贝克尔缔造了德国网球的传奇。施特菲·格拉芙，是德国女子网球运动员，德国史上最优秀的女子体育人物之一，为第5位登上WTA单打排名第一的选手。是世界网球历史上最成功的女选手之一，尤其是1988年创下网球运动史上、所有男女选手至今唯一的年度金满贯。鲍里斯·贝克尔，德国网球名将，三次温布尔登网球赛冠军，两次澳大利亚公开赛冠军，一次美国公开赛冠军，一次戴维斯杯冠军，贝克尔在17岁时就成为了温布尔登网球赛最年轻的男子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