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特殊的年代，格外强调政治头脑，什么要“以粮为纲，集体财产不能侵占”，什么搞副业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坚决取缔。
十九岁的王强，很多事情还没弄明白，但他知道响应上级号召总是没有错的，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但干了一年下来，王强感觉似乎不太对劲。虽然天天晚上都组织社员在文化室学习，鼓励社员参加各种政治活动，频繁召开教育会，但社员的积极性仍然不高，一副出工不出力的模样，看到王强时还会露出一种异样的表情。
王强拼死拼活，累得屁滚尿流地干了一年，效果却十分不好，每一个工由五毛钱降到了四毛钱。
不是“一抓就灵”么？
白天大干，天天“三战”（加班），怎么社员的情绪越来越低了呢？工分值不升反降了呢，一年都白忙了？
这令王强百思不得其解。
也能听到有些社员在私下议论：
“毛头小子，没过日子的经验，哪能干队长？整天就知道开会讲政治、理论的，能当饭吃？”
“没有实际的，谈什么政治挂帅？人心呐，人心都抓不住，不创收，挣钱越来越少，开大会能顶饭吃？”
这些话陆陆续续传到王强耳朵里。
最初王强对此大为恼火，可后来这逐渐成了大部分人的一致看法，甚至连和王强要好的人也开始这样想。王强不禁怀疑起自己的做法正确与否，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广大社员的心愿。
思前想后，王强决心先把工分值拉上来再说！
他粗算了一下，果园每年挣三万块，庄稼每年收入二万块，总计五万块。如果能想办法再挣三万块，总数达到八万，那每个工大约就可以换算八角钱了。
他找来大队书记，谈了谈想法。
“社员收入不提高，说什么也没用啊。”王强说道。
“是吗？那咋办呢？”书记道。
王强急切地说：“抓抓副业吧，那苹果、苞米不听你喊口号啊，大体收入就那么多，不抓副业提高不了收入啊。”
“那你具体咋想的？”
“搞副业，把工分值拉上来，社员情绪高了，干活就不磨蹭了，什么事也都好办了。”
“啊……”书记模棱两可地打着哈哈，没有表态，但从表情中可以看出他显然是赞同的。
“行不行啊？”王强追问道。
书记叹口气，不再言语。王强知道他是默许了，只是迫于形势、身份，不好明确表态罢了。
事也凑巧，正赶上县里要建一个收购苹果的专用铁路线，就路过王强生产队的门口。更巧的是，修铁路路基需要收购土渣，而不久前，王强队里修提水站时，挖出来的土渣都能堆成一座山。
王强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的事，果断地用队里的公积金增加了一挂三套大马车，加上原来队里的那挂，每天每挂车可以挣五十元钱。如果干得顺利，算上其他副业，一年多挣三万块没有什么大问题。于是，王强便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这上面。
大队书记对外讲：“修铁路是国家的工程，是支援国家建设，是义不容辞的，不算搞副业，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尾巴’！”
晚上组织社员装拉土渣的车，给两挂大车的牲口饲料里添加了精料（豆饼等粮食）。社员们干得热火朝天、喜笑颜开，根本用不着监督、催促。
干了些日子后，王强干脆把车承包给了车老板，再配一位装车的负责自装自卸，每天拉四车挣五十元钱。
眼看着钱哗哗地往里进，大家都在心里预计着今年的收入。社员的出勤率高了，干活也卖力气了，积极性有了，也省得天天开会，抓阶级斗争了。
真是物质变精神啊！
王强至今还记得，那一年苹果产业因干旱引发的虫灾，仅收入了一万多元钱，大田收入在两万左右大致和往年持平，他们社却仅凭副业就收入了三万元。当年的工值是六毛钱，如果没有副业投入，仅算三毛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