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写作背景及其意义
一般来说，对于清代盛京社会史的研究，学术界往往借助东北地方志或私人笔记的记载。由于明清之际大规模的战争和清统治者对东北地区特殊的“保护”政策，导致明清两代地方志和私人笔记相对较少，所以在研究中仍存在一些薄弱的环节，尤其是社会生活史方面并无任何一部诸如“清代盛京社会史”或“清代盛京社会生活史”的专著出版，相关学术论文也不够深入。
鉴于上述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著者通过发掘韩国文献《燕行录》，尝试对清代盛京社会发展进行研究。《燕行录》是明清时期朝鲜使者往来中国的随行记录。这些记录大体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当然，它是从朝鲜这个“异域角度”来观察中国，特别是从凤凰城到北京这一路北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进行观察。这些观察很有价值，不仅可以看到一些中国史书所不载的内容，而且还会发现当时人习以为常并不注意的一些细节，例如盛京地区特有的服饰、饮食、居住、交通风俗，所经州县城池的建设等情况。朝鲜使臣在记载的过程中，无须像中国史书一样有所忌讳，这些材料相对来说比较客观。鉴于当前清代东北史的研究中仍存在着史料不足等诸多问题，从朝鲜使臣的记述材料中可以找到中国史官乏于记载的史料，因此本书以《燕行录》文献为中心。
《燕行录》是朝鲜使臣出使中国过程中，随行官员或者读书人撰写的日记体文献。如果把朝鲜王朝分为两个时期，其前期相当于中国的明朝，后期与清朝同步。《燕行录》成熟于前期，由于朝鲜士人对大明王朝一种仰慕的心态，因此将使行录称为“朝天录”。入清以后，朝鲜人从上到下，普遍持“北伐思想”他们不承认大清为“天朝”，故有“燕行录”之称。[1]《燕行录》的时间跨度有600年之久。《燕行录》中所记的内容十分广泛，除了记载沿途见闻、出使人员和所带贡品外，还记述了清朝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风俗文化等，基本可以涵盖清朝社会的各个方面。
从朝鲜使臣这个异域的角度来观察清代盛京社会，可以说是通过“他者”来审视“自我”。朝鲜、中国、日本都属于“东方文化”“同文同种”或“汉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他们皆出于“同源文化”即同一种文化，也就是“中国”和“东方”的关系，二者的属性决定着通过查阅日本、朝鲜、越南文献中有关中国的资料，就可以成为反观中国的镜子。镜子是需要一层不透明的黑膜才能映照图像的，文化之间的相互比较，也需要有彼此不同的差异才能对照和比较。所谓通过“他者”来“反观”自我，目的就是达到“揽镜自鉴”，即通过文化反思的途径，来探索渐渐发生并滋长的文化差异，并以此促成了彼此互相观看之际的感情变化、价值差异和视角分离，最终演变成现在东亚诸国深刻分离而难以弥合的文化鸿沟。总之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或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认识，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看到清代盛京社会发展的情况，这正是本书研究旨趣所在。
研究清代盛京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盛京是整个东北地区的核心，作为推动东亚合作的一个中心区域，一直备受关注。本书的研究可以为中国东北地区与东亚合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本书研究的基本书献
本书以《燕行录》文献为中心，结合《朝鲜王朝实录》《同文汇考》《通文馆志》等朝鲜史料和东北地方志史料，进行研究。现将其中重要文献加以介绍：
（一）相关《燕行录》文献
《燕行录》是元明清时期朝鲜使臣到中国朝贡期间的使行记录。它所记载的内容，上至帝王百官，下至平民百姓，各类人等《燕行录》都有不同程度的载录。可以说是研究清代社会的资料总集，其中保留了大量有关盛京地区的史料。它是外国人观察中国的真实记录，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最早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中国见闻的是高丽史官李承休的《宾王录》。李承休，字体休，号动安居士，颇具才学，以布衣身份入仕，颇得高丽忠敬王赏识。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李承休从忠敬王子顺安公赴元大都觐见忽必烈，贺册封皇后、皇太子。李承休详细记载了使行路线、朝贺礼仪及在大都的各项活动。《宾王录》不仅是现存第一部《燕行录》，同时也是研究元朝宫廷活动的重要史料。
《燕行录》分两种形式，一种朝鲜使节出使中国时，由书状官写给朝鲜官方，汇报中国问题的最重要情报，称为“状启”或“誊录”。有固定的格式，书写较为严格。一种是私人著述的“使行记录”，没有严格的格式，随手记来，多凭作者的喜好，内容五花八门，无据可考，常以“刊本”或“写本”的方式出现在文人的私人文集中。
关于“燕行录”的命名，明代许多使行记录称之为“朝天录”，直到清代才广泛使用“燕行录”这一名称。现代学者仍习惯以“燕行录”来统称这类文献，甚至越南的使行记录也被冠以“燕行”之称。事实上，使臣朝贡并不总是到北京，清入关前到沈阳进行朝贡，皇帝到沈阳祭祖，朝鲜也需派问安使到沈阳。如遇皇帝到热河，使臣还得到热河。此外还有朝鲜漂民到中国所留下的“漂海录”。因此关于“燕行录”的称呼还有待于商榷。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张存武教授提倡用“使华录”的称呼[2]；徐东日教授称以“华行录”[3]；张伯伟教授认为合适的名称是“中国行纪”[4]。著者采用的是学术界熟悉的“燕行录”之称。
“燕行录”的体例以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洪大容《湛轩燕记》、朴趾源《热河日记》为代表。朝鲜文人金景善曾评价道：“适燕者，多纪其行，而三家最著：稼斋金氏、湛轩洪氏、燕岩朴氏也。以史例，则稼近于编年，而平实条畅；洪沿乎纪事，而典雅缜密；朴类夫立传，而赡丽闳博，皆自成一家。”[5]从中可以看出《燕行录》以日记的形式集编年、纪事为一体。
最早关注燕行文献的是金毓黻先生。1933年由他主编的《辽海丛书》中，收录了柳得恭《滦阳录》二卷、《燕台再游录》一卷与《沈馆录》七卷。但可惜的是，这些燕行文献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过多关注。直到1960—1962年朝鲜成均馆大学大东研究院影印出版了《燕行录选集》上、下两册（包括朝天录4种、燕行录27种、漂海录1种），学术界才开始重视“燕行录”文献。嗣后国内外先后陆续整理与出版“燕行文献”。
国外的出版。1976—1982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今韩国古典翻译院）选取20篇燕行文献，将其译为韩文，并附有原汉文出版，称《国译燕行录选集》。2001年，韩国东国大学名誉教授林基中花费30年的时间，整理出版《燕行录全集》100卷。[6]同年，林基中教授与日本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共同出版了《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凡33种。2008年，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研究院又选辑出版了《燕行录选集补遗》，凡3册20种。近年，林基中教授又出版《燕行录全集续集》50卷，共收录约190种（含《日本所藏编》33种）。林基中先生在《燕行录研究》一书中，将《燕行录全集》与《燕行录全集续集》整合成“燕行年代顺”排列的目录，共计549种。[7]2013年，韩国推出光盘版林基中教授编《燕行录丛刊》，收录燕行文献455种。2014年，再次推出《增补燕行录丛刊》，收录燕行文献可达556种。
国内的出版。1978年，台湾珪庭出版社出版了明代《朝天录》4册36种。大陆方面，由广西师范大学弘华文教授主编《燕行录全编》于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分四辑出版，共46册。2012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共同出版《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共30册，共收录燕行文献33种。
《燕行录》是朝鲜使臣到中国的使行记录，大体为当时人记当时事，且上下贯穿六百余年，时间衔接紧密，据此可以清晰地把握相关史事的发展变化。就其史料价值而言，《燕行录》多记载国内史书有所顾忌而不敢记录的内容，或因国内习以为常而忽略的内容，其中既有局外人的敏锐观察，又有对时局的精准评价，故《燕行录》的史料价值极高。它不仅可以弥补国内官方史料的不足，还可以纠正官方史料存在的错误。
本书所采用的《燕行录》文献主要有：
成以性《己酉燕行日记》[8]，顺治二年（1645），这是大清立国第一个节日，朝鲜派出进贺兼谢恩使赴北京，成以性以书状官的身份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其书上至皇亲贵胄，下至燕行路中所反映的明清两朝之不同，如沈阳“城内外人民连续移燕，屋宇虽存而大半空虚”。大小凌河，松山锦州一线到处可见战争留下的痕迹，惨不忍睹。《己酉燕行日记》是研究清初东北城镇的重要文献。
闵鼎重《老峰燕行记》[9]，闵鼎重，字大受，号老峰，朝鲜仁祖二十七年（1649），闵鼎重廷试文科及第，曾任礼曹左郎、大司谏、大司宪等职，是仁祖朝一位重臣，康熙八年（1699），以贺正史赴燕。闵氏《燕行记》体例独特，除记载每日行程之外，还有闻见杂录，将所见所闻分门别类，其中对清初盛京文化教育、边防、军事设置、满汉矛盾有详细的记载，史料价值较高。
孙万雄《燕行日录》[10]，孙万雄，字敌万，号野村，朝鲜显宗十年（1669）科举及第，历官都监郎等职。康熙十六年（1677）以书状官身份赴燕。此行正值“三藩叛乱”，故所记“吴王”尤为详细，如关外吴三桂祖坟被掘，其部下受人监视等情况。孙万雄熟读经史，于辽野沿途所见，多能与史书所载联系考察。他对所经州县各衙门、名胜、碑牌都有严格地考证，是《燕行录》中上乘之作。
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11]，吴道一，海州人，自幼聪颖，二十五岁科举及第，三十四岁拜兵曹左郎。康熙二十五年（1686）吴道一以书状官的身份赴燕，时值三藩之乱平定，成为此行的重点。在辽东地区见到吴三桂的部下，评说吴三桂的功过是非，并与之笔谈酬酢。这不仅是研究吴三桂的重要史料，也对研究清代东北流人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闵镇远《燕行录》[12]，闵镇远，字圣猷，号丹岩，出身骊兴闵氏，官至左议政。在肃宗、景宗、英宗三朝任要职，谥号“文忠”。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副使身份赴燕。闵镇远胸有大志，沿途军事要地无不详细勘察、评论。并在《燕行录》后面附加清代八旗兵制的详细考略，特别是对盛京地区军政的设置及八旗驻防的记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13]，金昌业，字大有，号老稼斋，出身于安东世家。二十四岁中进士，学识广博，但一直未入朝当官。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进士充当上使子弟，以“打角”身份随团入燕，年已五十六岁。他所著的《燕行日记》是对中国百科全书式的介绍。尤其是盛京地区，介绍得极为详细，从山川风貌到风土民情，由政治军事到百姓生活应有尽有，史料价值极高，是本书重要的参考资料。与金昌业同赴燕京的还有崔德中，他是副使的偏裨，身份为“前县监”。崔德中所著《燕行录》颇为详尽，除记正文外，还包括《入栅式》，记载过栅门的详情。《沈阳交付分纳》记载在沈阳的公事活动。论其史料价值不仅是《老稼斋燕行日记》的补充与扩展，同时也是研究清代陪都盛京的重要史料。
李器之《一庵燕记》[14]，李器之，字士安，号一庵，康熙五十九年（1715），以子弟军官身份入燕，他继承了前辈《燕行录》的写法，逐日记录经过的城市、山川名胜，风土人情和居民信仰情况。
姜浩溥《桑蓬录》[15]，姜浩溥，字养直，号四养斋，雍正五年（1727），以随员身份赴燕，作者眷念明朝，仇视清朝的情节颇重，贯穿全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观察角度，对研究清初北伐思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16]，李宜显，字德哉，号陶谷。官宦出身，是朝鲜肃宗、显宗、英祖三朝著名政治家。两次出使中国，不记日记，却用笔记的形式分条记录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民生、社会、军事、民俗等情况，是研究康熙末年到雍正时期清代盛京地区的最重要文献。
李商凤《北辕录》[17]，李商凤，字伯祥，号懒隐，朝鲜“少论”派名家出身，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子弟军官身份赴燕，用独特的视角，介绍了沿途北中国的地理和风土人情。
洪大容《湛轩燕记》[18]，洪大容，字德保，号湛轩，出身世家，家学渊源。乾隆三十年（1765），洪大容以子弟军官的身份入燕，游访中国，通过笔谈结识过的中国文人非常多，并与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进行了坦诚的交流，其中与盛京拉助教，狼子山周学究进行笔谈，可以看出盛京地区文人的心态。他北行一路，所记载的农耕、工商交通运输、车制、建筑、器物利用等，也是研究清乾隆时期盛京地区的重要史料。
徐浩修《燕行纪》（又名《热河纪游》）[19]，徐浩修，字养直，号鹤山，是正祖朝一位重臣，乾隆三十年（1765）和乾隆五十五年（1790）两次赴燕。《热河纪游》的第一卷记载了从镇江城到热河的旅程，重点记载了乾隆时期边境的军事设置情况，对深入研究清中期清代盛京军事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李土甲《燕行纪事》[20]，李土甲，字信卿，出身官宦世家，乾隆四十二年（1777）以冬至兼谢恩副使的身份出使北京。《燕行纪事》，除记载出使过程的主体部分外，还有《见闻杂记》和《附诗》两部分，其中《见闻杂记》描写了北中国的物产、服饰、信仰和百姓生活，对深入了解当时社会情况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李德懋《入燕记》[21]，李德懋，字懋官，号青庄馆、寒竹堂等，是北学派的代表人物。《入燕记》着重描写了所经之地的风土人情和百姓的生活状态，叙述简略，文笔优美，是《燕行录》中的上乘之作。
朴趾源《热河日记》[22]，朴趾源，字仲美，号岩燕，朝鲜北学派代表人物。乾隆四十五年（1780），44岁的朴趾源陪三从兄朴明源出使清朝。《热河日记》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部客观地反映乾隆时期清朝社会及传统文化的名著。其《渡江录》《盛京杂识》《驲汛随笔》是介绍盛京地区的情况，是本书重要的参考资料。
李海应《蓟山纪程》[23]，李海应，字圣瑞，号东华，士大夫门第出身，嘉庆八年（1803）以随员身份出使北京。《蓟山纪程》的第五卷介绍了沿途所见城阙、沿邑及当时人的衣、食、住、行情况，颇具有史料价值。
李永得《燕行录》[24]，李永得，清乾隆五十年生，卒年不详。清道光二年（1822）朝鲜派出冬至兼谢恩使团赴京，李永得以书状官伴倘的身份同行。其所著《燕行录》共十六卷，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其中卷一记录了使团基本概况和行程路线；卷二记录沿途北中国“风景名胜”“丛祠梵宇”“行商贩卖”“社会民俗”等情况；卷六至卷八为燕行日记，这些都为论文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金景善《燕辕直指》[25]，金景善字汝行，谥贞文，出身朝鲜清风金氏。其先祖金堉曾出使明朝，并著有《朝京日录》。清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以冬至兼谢恩行书状官的身份赴燕。在众多“燕行录”中，金氏《燕辕直指》以“顺序清晰、列目详细”而著称。它博采众长，在金氏《稼斋燕行日记》，洪氏《湛轩燕记》，朴氏《热河日记》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发展。其内容丰富而翔实，无论是关于朝鲜境内、还是盛京、京城之记录，均真实而具体，是本书重要的参考资料。
李田秀《入沈记》[26]、金钟正《沈阳日录》[27]、朴来谦《沈槎日记》[28]，是乾隆、嘉庆年间，朝鲜使团及随行人员前往沈阳及沿途见闻的珍贵记录。李田秀《入沈记》成书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和附录，共四部分。上卷主要是日记，主要叙述了朝鲜使团从国内出发到沈阳的沿途经历见闻，不仅详细地记录了沿途的驿站、山川、河流等地理与交通状况，还生动描述了沈阳城内的风土人情。下卷是对作者在中国境内所见所闻的分类总结。具体分为宫室、衣服、器具、饮食、财货、鸟兽、言语、杂俗八篇，主要反映盛京地区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状况。《沈槎日记》成书于道光九年（1829），道光帝前往关外盛京地区谒陵，朝鲜派出问安使团到沈阳接驾，朴来谦作为书状官赴沈。他在《沈槎日记》一书中详细记载了盛京满族的情况，尤其是关于满族萨满教祭祀尤为珍贵。《沈阳日录》成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虽然文字较少，但对盛京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与生活风俗都有较为详尽地记载。
（二）相关朝鲜史料
《朝鲜王朝实录》[29]是朝鲜李氏王朝用汉文记载的官修史书，其记事年代基本与中国明清两代相当。对于沈阳和栅门的贸易、东北地区政治军事、地理风貌、百姓生活状态均有详细地记载，特别是朝鲜使臣归国后，国王召见，君臣奏对的内容，从中可以反映出朝鲜王朝对中国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内容为同时期的清朝官私史籍中所不载。
韩国景仁文化社1990年出版的《韩国文集丛刊》[30]，共收录公元9世纪至19世纪一千年间的重要文集212种，包括正编350册，附解题7册，索引8册，是研究中朝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其中闵鼎重《老峰集》、孙万雄《野村集》、金昌业《老稼斋集》、李宜显《陶谷集》、朴趾源《燕岩集》、洪大容《湛轩书》、朴齐家《贞蕤阁集》、朴思浩《心田稿》、柳得恭《冷斋集》、李德懋《青庄馆全书》等文集，记录了大量关于清代盛京地区的情况，有些情况为中国史料所不载。例如对大清与朝鲜民间往来门户栅门的描述。这些史料可以弥补官方史料的不足，有助于深入地了解清代盛京地区的发展。
《同文汇考》[31]是朝鲜王朝礼曹判书郑昌顺等人辑录的清朝和朝日关系的外交文书集。它初修于朝鲜正祖八年（1784），后经历代续编，于朝鲜高宗十八年（1881）止刊。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使臣往来、外交文书、经济贸易、使臣别单、往来敕谕、贡表和岁币的情况。其中使臣别单收录的是赴燕使团中的书状官闻见事件与译官手本，主要记录了使行人员在使行途中所见所闻。所记内容涵盖甚广，其内容包括盛京地区至北京一线的山川地理、建筑沿革、风土人情、人物事迹、清制赋税、民间舆论以及燕行使同当地文人进行笔谈内容，对研究清代盛京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于20世纪70年代曾经出版过该书，台湾珪庭出版社也曾影印出版过，但在中国大陆很少有流传。由赵兴元、刘国石、史向辉、赵文铎、张丽梅等人选编的《〈同文汇考〉中朝史料》的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书共4册，200余万字，由吉林文史出版社于2004年至2005年陆续出版。
《通文馆志》[32]是朝鲜王朝肃宗时期（1674—1720）开始编纂的一部与外交相关的史料集。初刊于1720年，主要编纂者是金指南和金庆门父子。其后又经各朝不断增补和重刊，最后一次重修本的刊刻是1888年。《通文馆志》全书共12卷，其中第三、四卷为“事大上下”，分别记录了中国使行的规章制度、文书、岁币、行程、滞留以及朝鲜接待中国派来使节的礼仪和程序等内容。第九卷是“纪年”是仁祖十四年（1636）到肃宗四十六年（1720）的外交大事记。第十至十二卷为“纪年续编”是1721年至1888年的外交大事记。《通文馆志》是研究中朝朝贡关系的重要史料。
由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于1952年整理刊行的《备边司誊录》[33]记载了大量关于中朝边境物产、交通、民俗和贸易往来的情况。
（三）东北地方志史料
本书属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范畴，因此对地方志的史料的运用尤为重要。地方志可以说是记载某个特定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民族、风俗人物等方面的“百科全书”。本书搜集到的地方志史料主要以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和巴蜀书社联合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辽宁府县志辑》[34]为主。它是国内外选收方志最完整、覆盖面广、实用性强的大型方志丛书，共23册，包括辽宁府县志辑55种。
《辽海丛书》[35]是一部大型关于东北历史、地理、文学、考古、民俗方面的资料丛书，共收录了87种书，509卷，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也包括辽宁地方志史料。例如《辽阳州志》28卷、《宁远州志》8卷、《锦州府志》10卷、《广宁县志》8卷等；同时还收录了朝鲜方面的史料。包括《沈馆录》7卷、《沈阳日记》1卷，对研究清代盛京社会和清初中朝两国关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奉天通志》[36]全书共260卷，700余万字，是辽宁省志之集大成者，其卷帷之浩繁，内容之丰富，堪称辽宁诸志之最。它全面记录了辽宁地区的历史沿革、山川风貌、天文气象、风土人情、物产资源等各个方面的情况，是研究辽宁地区的最重要史料，也是本书重要的参考资料。《钦定盛京通志》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阿桂奉敕所修，共130卷。主要内容包括圣训、诏谕、碑记、诗文、城池、庙坛、宫殿、山陵、户口田赋、兵制、名宦等，是研究清康雍乾时期东北地区的重要史料，也是本书的重要参考文献。
《柳边纪略》[37]是杨宾在康熙年间去宁古塔探望父亲的沿途记述，全书共5卷，记录了当时柳条边的形势，东北山川、道里、官制、驻防兵额、城堡、寺庙、物产风俗和流人文化，是研究康熙前期东北地区历史和社会的重要资料。
其他的地方志包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东三省政略》《北镇满族志》《沈阳满族志》等。这些方志保存了大量有关东北的文献，涉及面广，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因而成为本书的主要材料。
（四）《清实录》
《清实录》[38]全称《大清历朝实录》，共4484卷，是清代历朝官修史料汇编。其主要内容是选录各时期上谕和奏疏、皇帝的起居、婚丧、祭祀、巡幸等活动亦多有记载。各朝实录记事所多寡不均，但主要类别大多相同，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众多内容皆包含在内。其中保留了大量关于东北地区的疆域、政治及军事驻防、农业、商业、民俗文化等史料，意义重大，也是本书写作的主要参考文献。
（五）《大清会典》
《大清会典》[39]是记载清朝各部门的职掌，百官奉行的政令以及职官、礼仪等制度的政书。与《清会典》相匹配的还有则例、事例和图说。其中光绪朝《大清会典》是五部会典最为完备的一部。全书共100卷，详细介绍了宗人府、内阁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官员的职掌及其变化；同时对盛京五部和盛京内务府的构成，官员的设置情况也有相应的记载：卷25盛京户部包括侍郎职掌、档房、粮储司、内仓、农田司；卷40盛京礼部包括侍郎职掌、档房、左司、右司；卷52盛京兵部包括侍郎职掌、档房、左司、驿站监督职掌、右司；卷57盛京刑部包括侍郎职掌、档房、肃纪前司、肃纪左司、肃纪右司、肃纪后司、司库；卷62盛京工部包括侍郎职掌、档房、左司、右司、银库；卷74奉天府包括府尹职掌、府丞职掌、治中通判以下职掌；卷98盛京内务府包括总管大臣职掌、佐领以下职掌。这些文献对于研究清代东北政治、军事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清会典事例》[40]与《大清会典》相辅而成，在研究清代典章制度及其他相关问题上，涵盖多层面的翔实的基本史料。其中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共1220卷，按照会典的纲目，依年系事，基本上包含了以前诸朝的典章制度。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主要使用了其中卷289盛京户部、卷522盛京礼部、卷722盛京兵部、卷861盛京刑部、卷958—962盛京工部、卷1093奉天府、卷1111—1149八旗都统等资料。此外，还有《清史稿》[41]《清朝文献通考》[42]《清朝通典》[43]《清朝通志》[44]《八旗通志》[45]等。
（六）东北档案史料
档案文献是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本书所采用的档案主要有中华书局出版的《满文老档》[46]。该档案是明末清初满族入关前在东北地区进行各种活动的记录，涉及当时满族的社会组织、八旗制度、法律法规、对外交涉、官员任命、生产的经济状况等内容。记事翔实而广泛，文字朴实，其中许多内容为《清实录》等官修史书所未载或略而不详的，是研究清入关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重要史料。其他还有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太宗实录稿本》[47]、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盛京刑部原档》[48]、《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编译》[49]等。
三、本书相关的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燕行录》的研究可谓成果显著，但主要集中于相关的研究多局限于中朝宗藩关系的演变、李氏朝鲜的中华认同观的问题及朝鲜使臣对明清社会的认识等相关研究成果。但目前学者利用该文献对盛京地区社会史的研究还很少见，学术界多利用传统地方志或者私人笔记等资料进行研究，极少会使用朝鲜文献进行研究，而相关的研究多局限于某一地区、某一方面，这无疑成为东北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现将有关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集中叙述如下：
（一）以《燕行录》为基本史料的著作。
近年来，学界对《燕行录》的研究可谓成果显著，但目前学者利用该文献对盛京社会的研究还不多见，相关的研究多局限于中朝宗藩关系的演变、李氏朝鲜的中华认同观及朝鲜使臣对明清社会的认识等相关研究成果。现将有关研究成果概述如下：
陈尚胜著《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和“燕行录”初探》[50]一书中，在选取一些重要的《朝天录》《燕行录》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朝鲜王朝对华观的三个阶段：即事大论、华夷论、北学论，同时勾勒出了朝鲜王朝对明清两代认同的不同特征。略有遗憾的是，全书偏重于对中朝宗藩关系的考察。
邱瑞中著《燕行录研究》[51]，全书共两编。上编主要介绍了明末清初的松锦大战、战后惨景及数十年的社会变迁，同时对早期建州女真农业的发展、生活习俗做了概述。在下编中作者提出建立“燕行录”学的设想，并与敦煌学做了对比。作者认为燕行录的内容主要是社会史文献，且上下贯穿七百余年，对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呼吁更多人将《燕行录》当成研究对象，逐渐使其形成一门显学。
徐东日《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燕行录〉〈朝天录〉为中心》[52]，全书运用比较形象文学的方法，着重从朝鲜使臣的异域角度来反观中国，具体考察朝鲜使者如何看待满族人、清朝皇帝、满汉关系及汉族士人，从中折射出中朝两国的文化的价值取向，及朝鲜人对中国的总体评价。本书通过他者来观察自我，达到揽镜自鉴的目的。持同样研究视角的还有刘广铭《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洲族形象研究》[53]，这种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对本书的写作有极大帮助。
杨雨蕾《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54]，以朝鲜域外汉籍文献《燕行录》为基本史料，探讨了16世纪到19世纪初中朝两国文化交流及其文化关系的变动，以此揭示在中国传统“华夷观”的思想观念下，中朝关系发展的轨迹。该书是根据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书后附有明清两代使臣历次出使的表格，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55]一书通过明清之际几个较为典型的事例来展开论述。如第三章“去国怀乡”：鸭绿江边的感怀这一章。作者以中朝分界线——鸭绿江边的义州为中心，通过这个点折射出整个盛京地区的社会状况。这种以点带面的研究方法，对本书写作有极大的帮助。另外，作者在处理史料与论证方面有其独到之处，既不采用叙事史学的模式，对史料进行模糊处理，也不大段大段的引用史料去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是史料与论证有机结合。论点极为鲜明，论据也十分充分，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和文学水平，这一点非常值得著者学习。
张杰《韩国史料三种与盛京满族研究》[56]全书共二篇。上篇通过李田秀的《入沈记》、朴来谦的《沈槎日记》和金钟正的《沈阳日记》等三种燕行文献来介绍盛京满族的地域特色、风俗习惯及盛京城的兴起、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同时考证了《燕行录全集》中的一些作者错误和尚待商榷的问题。下篇附有三种燕行文献的原文并做了相应的校注，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但略显遗憾的是全书对满汉关系，盛京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情况并未做详尽的阐述。
张伯伟编《“燕行录”研究论集》[57]，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从名称、文献、方法等三个方面对《燕行录》的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第二部分是文献编，对《燕行录》进行考订、题解和个案分析；第三部分为专题编。按其内容可分为四大专题：其一从历史学的角度对《燕行录》进行研究；其二从文学的视角对《燕行录》进行探索；其三从语言学的角度展开分析；其四运用比较形象学的方法对《燕行录》进行论述。每个专题的问题各异，使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本书是《燕行录》最新研究成果合集，包含许多新观点、新思路和新方法，对本书写作十分有借鉴。
此外，还有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58]、刘顺利《王朝间的对话》[59]和《朝鲜文人李海应〈蓟山纪程〉细读》[60]等单行本，对《燕行录》进行详细的注释与介绍。
从以上的相关研究著作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燕行录》的整理与研究已颇具规模，但多从政治与民族认同的角度去研究，而从社会史的角度去认识中国社会，特别是认识清代盛京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还不够深入，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以《燕行录》为基本史料的学术论文。
王广义、许娜《朝鲜“燕行录”文献与中国东北史研究》[61]文中对朝鲜“燕行录”文献的整理出版与中、韩、日三国的研究动态以介绍，还重点提到《“燕行录”研究丛书》10册（学古房，2006年）这套丛书收录了韩国2006年以前的燕行文献研究成果，并从“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意识”“服饰建筑绘画地理”等五个方面进行分类整理，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但由于篇幅所限，论文仅做提纲挈领式的介绍，并未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样的还有陈尚胜的《明清时代的朝鲜使节与中国记闻——兼论〈朝天录〉和〈燕行录〉的资料价值》[62]文中介绍了《朝天录》和《燕行录》的收录及二者的资料价值对比情况，同时还介绍了明清时期朝鲜使节的组成、经由的路线、担负的使命和沿途的见闻，并附有“明清时期历次派往朝鲜使团的统计表”，对研究东北区域史是很好的补充材料。周君旗《韩国版〈燕行录〉全集对中国史研究的史料价值》[63]，指出丰富的燕行录文献，不仅反映了明清时代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的历史，也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社会领域的广阔历史层面，不少记载未见于同时代中国史籍，可弥补中国史料的不足。
王政尧《〈燕行录〉初探》[64]以《燕行录》的版本为切入点，通过政治、人物等方面介绍了《燕行录》的意义和价值。张德信、松浦章《一部研究中朝关系的重要史料——〈朝天录〉评价之一权近〈奉使录〉》[65]对《奉使录》给予较高的评价，它大量记录了往返途中堠台的设置、器用物价、风俗习惯等情况，可以弥补正史之缺，是研究明初政治经济文化史的重要史料。
杨军《〈燕行录全集〉订补》[66]对韩国东国大学林基中教授搜集整理的《燕行录全集》进行考证，认为所收的燕行录为264种，并非400种，并对重复的版本、非燕行录文献、各种燕行录的作者、出使的时间加以订补和整理，并做出表格加以说明，对我们研读《燕行录》文献有极大的帮助。漆永祥《关于〈燕行录〉之辑补与新编》[67]《关于“燕行录”界定及收录范围之我见》[68]、左江《值得关注的燕行录文献》[69]均对《燕行录》文献进行了整理和甄别。
杨雨蕾《明清时期朝鲜朝天燕行路线及其变迁》[70]主要介绍了明清时期朝鲜使臣海陆与陆路的朝贡路线，路线的变化，并附有各时期的朝贡路线图以供参考。同样还有孟宪尧、孟小泸《明代中朝使臣经行路线考——以〈皇华集〉较为集中的吟咏胜地为中心》[71]以《黄华集》为中心，介绍了明代中朝使臣朝贡的路线及其路线的变化。
赵兴元《康乾时期燕行使眼中的中国北方市肆》[72]，以北学派的几位重要代表人物在北方集市的见闻为中心，论述了北方集市发展的特点，并选取盛京—通州—北京几点来说明集市繁荣背后所反映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的变迁。对深入研究东北地区的商业经济、市镇的发展及社会阶层的流动，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徐东日《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的中国北方市镇形象》[73]、刘静《从〈燕行录〉看18世纪中国北方市集—兼论中朝文化交流与文化差异》[74]、赫晓琳《燕行使关于康乾时期中国东北商业之印象》[75]等分别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史料与观点对燕行使眼中的北中国商业社会进行描写。
关亚新《清代辽西地区的毡帽制造业》[76]，作者运用朝鲜燕行文献，对清代辽西地区毡帽制造业的兴起发展及销售做了详细的介绍，指出中后所毡帽制造业凭借自身的地理和原材料的优势，几乎垄断了朝鲜国帽业，成为清代辽西地区乃至东北地区的外向型手工业，长达两百多年，既促进了当地城镇经济的繁荣，又推动了本地及周边地区畜牧业的稳定与发展。
刘春丽博士论文《明代朝鲜使臣与中国辽东》[77]是国内少有运用大量《燕行录》文献对中国辽东地区做较为系统研究的论文。该论文对明朝辽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俗等方面做了具体的论述，并对明代的朝贡路线做了相应的考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对明代东北史的研究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同样孙婷婷的硕士论文《朝鲜使臣眼中的明末辽东社会——以〈燕行录〉为中心》[78]通过朝鲜使臣这个“异域之眼”来介绍辽东社会的经济、吏治、战局和社会民生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并运用大量的燕行录文献结合国内的相关史料，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辽东社会的面貌，是一篇学术价值较高的文章。
王振忠《朝鲜燕行使者所见18世纪之盛清社会——以李德懋的〈入燕记〉为例（上下）》[79]，一文以朝鲜燕行使李德懋《入燕记》为中心，结合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其他朝鲜汉籍，对使行所见18世纪的盛清社会做深入的探讨，具体讨论了李德懋在中国的交友人脉，盛清时代的政治状况，燕行沿途景观，书籍流通与中韩文化交流等。作者指出通过域外汉籍文献可以弥补中国史研究之不足，有利于从“他者”的角度更好地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化。文章结构安排合理，思路清晰，史料充分，非常值得学习，但过多集中北京地区的描述，对沿途经过的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风俗及百姓的生活状态描写并不详尽，还可进一步深入探讨。
刁书仁《朝鲜使臣所见的建州社会——兼论后金建国前后与朝鲜的关系》[80]，以建州女真越境采参事件为背景，通过何世国、申忠以两次出使建州的所见所闻，详细介绍了努尔哈赤所居住的费阿拉城，建州女真的军事实力以及当时社会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状况，对研究明末朝鲜与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女真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深入探讨晚明辽东社会也是一种借鉴。
同样还有刁书仁、李伟《朝鲜使臣所见的明天启社会——以洪翼汉〈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为中心》[81]文中对明末辽东难民的生活状况及辽东防御体系的构建做了详细的介绍，对深入研究明末辽东的社会、军事提供良好的借鉴。同样还有常馨予《朝中使臣文献中的明末辽东形象——以〈花浦朝天航海录〉〈猷轩记事〉〈朝京日录〉为中心》[82]，刁书仁《天启时期明朝与朝鲜的关系——以朝鲜国王李倧“封典”为中心》[83]和《天启四年朝鲜使臣的北京之行——以洪翼汉〈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为中心》[84]均对朝鲜使臣眼中的明代形象进行了介绍和记载。
张士尊《盛京“堂子”考——以朝鲜文献为中心》[85]，运用朝鲜文献，对“堂子”做了新的考证，认为虽然堂子为满洲原始祭祀的场所，但由于满汉文化的频繁接触，满洲先人完全可能把邓将军纳入原始祭祀的行列之中。
关亚新《清代凤凰城边门考》[86]对最初设立的凤凰城边门、展边后的凤凰城边门和再度迁移后的凤凰城边门进行考证，还原了凤凰城边门变迁的历史。
刘顺利《“燕行录”中的各类中国民俗》[87]依据古代吏、户、礼、兵、农、工、学的分类方法，将《燕行录》中的中国民俗归为七部，这种传统的分类方法与社会学研究方法有所不同，对本书的写作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关亚新《朝鲜使臣眼中的清代辽东民居》[88]以朝鲜使臣的独特视角，结合建筑学方面的知识，对辽东民居的规模、布局、构建等方面做了概括和总结，对深入研究辽东地区的生活习俗、民族融合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其他的还有张晓明《朝鲜使臣视角下的明代辽东民俗——以〈燕行录〉记载为中心》[89]、赵兴元《康乾时期燕行使眼中的中国北方建筑》[90]，同样的还有郑克晟《读朴趾源〈热河日记〉》[91]一文，作者也对辽东地区的村舍建筑、边防的设置及丧葬习俗做了概述和总结。
徐东日《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的关羽形象》[92]运用比较形象文学的方法，从朝鲜燕行使的视角来阐述关羽的形象，他们将关羽描绘成忠义勇武的英雄形象，这既是实地考察的结果，也是朝鲜民族社会总体想象物的集中体现，同时也反映了朝鲜使臣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反思。以上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视角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由于上述研究只对清代盛京的某个具体问题进行探讨，并未从整体上全面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具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
（三）关于东北区域史的研究
关于东北通史，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仅有两部东北通史问世：一是傅斯年《东北史纲》[93]，一是金毓黻《东北通史》[94]。改革开放以后，先后出版了多部东北通史类著作：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95]、董万仑《东北史纲要》[96]、薛虹、李澍田主编《中国东北通史》[97]、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98]。其他的还有宁梦辰《东北地方史》[99]、程妮娜主编《东北史》[100]、李治亭《东北通史》[101]、王禹浪与王宏北《东北史地论稿》[102]。东北通史的出版，为东北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关于东北断代史主要有李健才《明代东北》[103]、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著《清代东北史》[104]、王魁喜《近代东北史》[105]等。其他关于东北史的著作还有周远廉《清朝兴起史》[106]，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107]，袁闾琨、蒋秀松《清代前史》[108]等，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关于盛京政治与军事的研究
最早对盛京政治制度进行研究的是金毓黻的《清代统治东北之二重体系》[109]具体介绍了盛京地区旗民二元管理体制。赵云田《清代东北军府建置》[110]、张虹《盛京将军设置考》[111]均对盛京军政及军事设置做了具体研究与介绍。毛英萍《清代辽宁地区建制述略》[112]对辽宁地区八旗制度旗民分治制度与行省制度进行研究与介绍；郑川水《清代陪都盛京的建置及其影响》[113]则针对盛京建置进行论述。
任玉雪《从八旗驻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嬗变为中心》[114]提出了盛京八旗驻防制度中“城”这个概念，即将城作为盛京将军辖区的行政规划，从中可以看出清代盛京八旗驻防从单纯的军事职能逐步过渡到行政、军事、经济三位一体的社会组织。这种制度的变化对满汉关系的转变，对东北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田志和《论清代东北行政体制的改革》[115]以清末东北官制的改革，裁撤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大将军，建立行省为中心，论述了清代东北体制演变的三个过程，并提出清末行政改革的意义在于结束了延续两百多年的旗民双轨制，明显朝着一元化过渡，这无疑是历史进步。这对于深入探讨东北社会走向近代化，满汉民族关系的融合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样的还有暴景升《清代中前期东北地区统辖管理体制初探》[116]，作者对清初东北地区的旗民分治的二元体制进行了初探，但并未涉及东北行政制度的变化。
陈跃《论清代东北边防战略思想演变》[117]，本书以东北封禁政策为出发点，论述了封禁政策前后清代东北边防战略思想演变的四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的战略思想进行了探讨，对于深入研究东北军事防御体系，边疆的开发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2）关于盛京地区经济的研究
孔经纬《东北经济史》[118]，主要论述了清代、民国、伪满洲时期东北社会经济的演变，史料丰富，内容翔实。
姜守鹏《明代辽东经济》[119]，对明初与明末两个时间段的辽东经济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做了对比分析，认为自明中叶以后辽东经济衰退的原因与军屯、吏治、女真诸部侵扰和自然灾害等息息相关。本书有助于我们对后金占领辽东地区意义的理解及对后金辽东政策的正确评价。
赵毅、王景泽《对清前期（1664—1840）开发东北经济的检讨》[120]，围绕清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统治政策，即经济开发服从政治的需要为中心，介绍了清前期经营与开发东北的失误，及失误所带来的影响。
王凯旋《论清代东北地区的城镇经济》[121]，对东北城镇兴起的背景，即以军事城堡为基础，逐渐发展成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进行了论述，同时总结了城镇经济的特点、商人的类型。对于深入探讨清代东北地区经济、社会组织、人口结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陈桦《清代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特点》[122]，对东北三大经济区（辽沈、吉黑和西部）形成的背景、发展演变及特点做了详细的论述，通过东北经济区的发展可以看出东北城镇、交通、土地、人口的变化。
李令福《清代东北粮食作物的地域分布》[123]，以谷物、豆类、麦类、稻与薯类四类农作物为中心，总结了清代东北粮食的地域分布特征及形成的原因，同时附有“东北粮食播种面积比率表”“东北部分地区粮食产量表”，对于深入探讨清代东北地区的农业发展、人口移动及土地开发利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衣保中《论清末东北经济区的形成》[124]，通过农业、工业、金融业等三个产业来说明清末东北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并分析区域产业布局的特点及其成因，对于研究清末东北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王景泽《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东北的商人》[125]，以17至19世纪中叶东北城镇经济的发展为切入点，详细介绍了活跃在城镇的东北商人的类型、社会地位及角色，为我们深入了解东北社会经济的发展，边疆开发提供了大致轮廓。
其他相关研究论著还有傅波、迟安臻、边佐卿《满族经济与文化》[126]，赵铎《清开国经济发展史》[127]等，均各有侧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关于盛京地区城镇的研究
朱诚如主编《辽宁通史》[128]共5册，240余万字，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辽宁从旧石器时代到近代的历史。全书史料充实、内容丰富，对各个时期辽宁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均有详细论述，是一部介绍辽宁历史发展的百科式全书，对论文写作有极大的帮助。
丁海斌、时义著《清代陪都盛京研究》[129]，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大量的地方档案、古籍文献，详细地阐述了清代陪都盛京的历史沿革、宫殿城阙、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及清末盛京的衰落。作者在每一章的开头都详细介绍了相关研究的前沿动态，还附有一定数量的图表。作者观点明确，论证充分，是一部极富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对研究清代东北地区的城市发展、社会民俗、军事建制、人口的迁移、土地开发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样介绍盛京的还有齐守成编著《盛京老字号》[130]、张志强著《盛京古城风貌》[131]、郑川水、陈磊《大清陪都盛京》[132]等。其他的相关论著有汤士安《发展中的东北城市》[133]，张伟、胡玉海《沈阳三百年史》[134]，张志强《沈阳城市史》[135]以及曲晓范《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等[136]。以上相关论著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张丹卉《论明清之际东北边疆城镇的衰落》[137]介绍了明末清初在盛京、辽西等地分布的军事重镇，并对城镇的兴衰过程进行了探讨，指出盛京等城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后金所采取的“毁城迁民”政策所导致的大量人口外迁。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口的变迁过程。
梁志忠《清初东北的城镇》[138]，论述了入关前努尔哈赤到康熙时期，东北城镇的形成过程、发展特点及历史作用，但由于篇幅所限，未对城镇的规模、风格以及城名的演变做深入的探讨。
何一民《清代东北城市发展与变迁》[139]，在运用传统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热河日记》等朝鲜文献对东北地区城市的兴起发展，规模及其职能做了详细的阐述，并附有《清代东北城镇设治一览表》《东北地区主要城垣周长一览表及东北地区人口对比表》，这对研究东北地区城市发展变迁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4）关于盛京文化的研究
孙进己《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140]是东北文化史的开山之作。李治亭《关东文化》[141]论述了关东区域名称、地理风貌、文化特征和地位，确立了东北区域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张佳生《满族文化史》[142]，凡满族文化的主要内容均涵盖其中。具体包括满族的法律、教育、科技、文字、文学、书画、民俗、园林、萨满祭祀等，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帮助。李治亭《关东文化》[143]论述了关东区域名称、地理风貌、文化特征和地位，确立了东北区域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与此相关的还有《关东文化大辞典》[144]，全面展示了东北区域文化的风貌。
张杰、张丹卉《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145]第十章至十四章具体阐述了满族的日常生活、风俗时尚、礼仪节庆、萨满祭祀。本书条目清晰，内容极为丰富，基本涵盖了盛京地区满族的政治经济、军事设置、文化教育、社会民俗等各个方面。
费驰《从清代东北居民宗教信仰管窥文化之多元变迁》[146]，从清代东北居民宗教信仰的多元变化为出发点，探讨清代中国文化多元变迁的原因、特点等问题。指出清代东北文化始终处于多元的状态，但其多元框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其动态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加入外来的成分，从而体现出不同历史阶段相异的多元文化形态。
王鸿斌、向南、孙孝恩主编《东北教育通史》[147]，叙述了从先秦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东北教育发展的过程，论证了东北教育发展的复杂性、间歇性、不平衡性及与中原教育的相互作用，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齐红深《满族的教育文化》[148]是一部研究满族教育文化的专著，填补了满族学研究的空白。
张杰《清前期东北旗学论述》[149]《清前期东北地区的满文学校》[150]，介绍清前期东北旗学创立的时间、学校的分布、管理情况和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中的地位。
（5）关于盛京民族的研究
东北民族史是东北史研究成果最多，质量最高的领域之一。傅朗云、杨旸《东北民族史略》[151]，全书十六万字，对东北古代各民族在各个时期的发展与演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蒋秀松、朱在宪《东北民族史纲》[152]分编介绍了国内外研究东北民族史的概括，有关考古与文献资料以及东北民族发展的概述。张碧波《东北民族与疆域史论》[153]，对东北民族与疆域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刘小萌与定宜庄合著《萨满教与东北民族》[154]是少有将民族史与宗教联系起来的著作，明确提出萨满教是“原始宗教的形态”，否定了把它夸大为宗教的不正确说法。
姜相顺《神秘的清宫萨满祭祀》一书在运用丰富大量的史料基础之上，对清宫萨满祭祀的内容和形式进行详尽而具体的论述，全书共11章，包括萨满祭祀的地点种类程序、祭神的器物、萨满祭神的历史和演变。稍有遗憾的是对盛京清宁宫祭祀介绍较少。[155]
相关的研究还有王云英《清代满族服饰》[156]，对满族服饰的起源及制度，服饰的种类、样式、色彩进行了细致的论述与分析。李学成《满族生活风俗变迁史》[157]对清代满族的人生风俗、社会风俗、信仰风俗、节庆风俗、生产风俗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李凤民《沈阳皇寺三百年》[158]以盛京皇寺及佛楼历史为主线，兼及“四塔”及长宁寺，重点考察其创建历史、建筑、供奉、寺庙组织、法事活动等规章制度。以上研究皆各有侧重，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四）以《燕行录》为基本史料的国外研究成果
（日本）夫马进，伍跃译《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159]以朝鲜使臣许篈和赵宪为中心，通过他们在华期间的见闻，揭示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状况。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作者还重点考察了18世纪“北学派”思想出现前的情况。
（韩）全海宗著，全善姬译《中韩关系史论集》[160]，是全海宗先生对中韩文化交流研究的一部力作。全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其中清代韩中朝贡关系考一节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所占比重最大。作者运用《同文汇考》《通文馆志》《朝鲜王朝实录》和《燕行录》等大量朝鲜文献和部分中国古代文献对中朝朝贡体系做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该书从政治、文化角度来阐述中朝朝贡体系。全海宗先生认为整个中国与朝鲜关系分为朝贡关系和非朝贡关系，清代时期的中朝关系是“典型的朝贡关系”。作者还对朝贡制度中的使臣往来做了全面的考察，包括使臣的名称和任务、使臣的构成和任命、出发的准备和路程、在北京的公私活动、禀报国王和使行次数。文中还列出大量的表格进行对照，包括遣中使行的人员构成表（1637—1894）、各个时期使行次数表（1637—1894年），具有学术价值，对论文写作极有帮助。
（韩）黄普基《明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燕行录〉资料为中心》[161]，以《燕行录》文献为核心资料，辅助辽宁和冀东地区明清方志与现代气象资料，从该地区的地名、聚落、历史气候、环境变化和地理意象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同时运用历史学、地理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对本书的写作有一定的帮助。
（日）夫马进《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解题》[162]一文对《燕行录全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考证，如权近《点马行录》、李廷龟《东槎录》、洪景海《随槎日录》记载的行程或在日本境内，或在朝鲜境内的错误。除此之外，作者还有燕行录作者未详，生卒年代错误、重复收录等情况进行了考证。
（美）王硕《从〈燕行录〉看清前期的满与汉》[163]，通过朝鲜域外汉籍《燕行录》他者的角度来探讨清前期满汉在政治、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差异与联系。
（韩）李胜延《关于清代东北部地域一字屋研究》[164]，从建筑学的角度，对清代东北“一字屋”的情况进行较为详细考证。
（韩）曹圭义，徐东日译《〈燕行录〉中的千山、医巫闾山、河首阳山的形象》[165]，作者认为这三座山并不是单纯的物理空间，它还提供了燕行使与中国文化相逢的契机，即首阳山象征着作为朝鲜王朝统治理念的忠节思想，而千山和医巫闾山则体现着对传统的虚伪的觉醒以及提供意识变化契机的空间。
（韩）???（尹敬熙）《金昌业燕行文学作品中的沈阳》[166]重点论述了作为朝鲜士大夫金昌业作品中的矛盾心理，即他在《燕行埙篪录》中对沈阳记事是作者苦难、耻辱的记忆；而《老稼斋燕行日记》所载的沈阳则是繁化、发达的文明城市的记忆。
其他相关论文有（韩）???《燕行录? ??? 千山·?巫闾山·首阳山? ??? ??——燕行路程??? ????》[167]，（韩）???《燕行录与中国学研究》[168]，（韩）???《朝鲜使行之海路燕行录：17世纪东北亚历史??? ??》[169]，（韩）???、???《〈燕行录〉的史料价值之一》[170]，（韩）???、???《〈昭显沈阳日记〉与明清决战——〈燕行录〉的史料价值之二》[171]，（韩）任桂淳：《试论十八世纪清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以李朝出使清朝的使节问题为中心》[172]。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对于清代东北史虽有一定的研究，但运用《燕行录》文献对清代盛京社会进行研究与探讨，仅有数篇论文以及在相关论著中略有提及，尚无专门研究著作出版。从先行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对清代盛京社会的研究多限于东北方志及私人笔记，较少使用朝鲜史料，特别是《燕行录》文献，即便有些论著也使用些朴趾源、洪大容、金昌业等人的文集，其对他燕行文献的挖掘与使用尚不深入，且研究多集中于某个问题或某个方面，缺乏从整体上对盛京社会的整体细致的研究。基于此，著者在先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朝鲜燕行文献为基本史料，辅以其他文献，以朝鲜使臣所见清代盛京社会为题，对清代盛京社会进行全面研究。
四、本书写作的内容与方法
（一）本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章关于《燕行录》的界定。首先，是《燕行录》的整理与出版，包括《燕行录》的体例与版本。《燕行录》体例有日记、诗歌、杂录和记事等形式，版本共有5种，分别是《燕行录选集》版本、林基中教授主编《燕行录全集》版本、马进教授与林基中教授合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版本、弘华文教授主编的《燕行录全编》版本、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共同合作的《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版本。其次，是《燕行录》的史料价值与存在问题，《燕行录》的史料意义重大，可以弥补国内史料的阙失与不足，也有助于我们从异域的视角，加深对清代盛京社会的认识。同时对《燕行录》的整理与出版也存在着相应的问题。例如《燕行录》作者的校订与考证，《燕行录》字迹模糊、漏字、错字和通假字的现象，关于《燕行录》文献的重复收录等情况。
第二章清代朝鲜使团与朝贡路线。此章主要内容为：一、朝鲜使团的基本概况。包括朝鲜使团的人员构成、使团的种类、规模和任务。二、朝贡的路线。包括朝鲜使团所经过的东八站和盛京到山海关一线。使行路线的变化、沿途驿站的设置、使团的供给以及居住的馆舍。
第三章朝鲜使臣所见清代陪都盛京。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朝鲜使臣所见清代东北盛京城。包括盛京的城门、城池的建设、城内建筑以及城内的宫阙。二是盛京的军政设置。在军政设置方面充分体现着首崇满洲的原则，在行政制度方面，具有二元分治的特点。三是盛京的店铺及商业。朝鲜使臣所见盛京店铺林立，商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四是朝鲜使臣在盛京的文化活动，包括使臣所见盛京的太学，使臣与盛京文人的交往情况。
第四章朝鲜使臣所见盛京地区的宗教与精神信仰。一是盛京地区的佛教。包括辽阳和沈阳地区的佛教寺院分布、佛寺的建筑与规模、盛京百姓对佛教的崇信。二是盛京地区的道教。主要以关帝崇拜为中心。具体包括盛京地区关帝庙的分布、关帝文化的兴起以及关帝文化背后所反映的百姓风俗习惯。三是盛京地区民间的精神信仰特点，信仰对象多元性与信仰功利性。
第五章朝鲜使臣所见盛京地区的满族风俗。从衣、食、住、行、婚嫁与丧葬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述。首先是满族的服饰和发式风俗。包括满族服饰的样式、特点、变化。其次是满族的饮食风俗，包括以肉食为主的饮食风俗和具有特色的满族烟、酒文化。第三是满族的居住风俗，包括室内的陈设和满族建筑的风格，具体体现为口袋房、万字炕、烟囱立在墙外面。第四是交通民俗方面，分陆路和水陆，陆路主要是乘车，包括马车、太平车和独轮车，在水陆方面主要是乘船，包括威呼（独木小舟）和津船。第五是婚俗与丧俗方面，满族的婚姻程序可分为纳采、行聘、过嫁妆和迎亲。丧俗以火葬和土葬为主，也有天葬和树葬等丧葬习俗。
结语部分：主要基于以上各章的研究，对清代盛京社会的做全面的总结和认知性分析。首先以时间为线索，以朝鲜使臣的角度，充分展现清代盛京地区的社会的面貌。其次朝鲜使臣对清朝态度转变进行分析。李氏朝鲜对清朝的认识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一向以“小中华”自居，认为清朝是夷狄，而朝鲜才是中华的余脉。正是在这种“尊王攘夷”思想的驱使下，朝鲜使臣对清统治下的社会发展持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一直到清朝中期才有所转变。正是这种态度的转变才促成朝鲜“北学派”兴起，同时也是中朝宗藩关系的转折点。
（二）研究方法与相关概念界定
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下，占有翔实史料，对史料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围绕着提出的主要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与充分的论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历史。”[173]同样，本书亦属于社会史研究范畴，“社会史作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观察社会的历史发展。因此，在社会史的研究中，在构建社会史的科学研究体系中，运用社会学的知识，借鉴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174]因此，对本书来说，研究清代盛京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其他的研究方法还有：
文献考证法。对文献的搜集与考证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本书将对利用的国外文献《燕行录》《朝鲜王朝实录》《同文汇考》《通文馆志》等，国内文献东北地方志、清代官书《清实录》等文献进行认真的梳理比对，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力争做到所使用的资料相对客观。
田野调查法。野外考察不仅可以订正和弥补历史文献的不足，还可以了解地理环境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开发的影响。因此，著者利用时间进行实地考察，对东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有一定的感性认识。
语言学方法。运用语言学方法分析文献中的一些词汇来考察东北社会组织情况。
历史学的实证方法。以历史文献为依据，用事实说话，对所论述的问题，不妄下结论。史论结合，所得出的结论必须有充分的史料依据。
在写作中，借鉴社会史学、民族学，特别是统计学的方法，使本书的论证更为充分有力，所得的认识更为客观。
总之，本书尽可能在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立足于史学的实证考察，引用人口学、社会学、田野调查法、区域比较学和语言学等方法，分析清政府对盛京地区管理政策变化，农耕经济的发展，东北人口的变迁等因素对盛京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争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务求史料真实，结论客观可信。
（三）本书相关概念界定
关于《燕行录》的界定。《燕行录》是古代朝鲜半岛出使中国的官员或随行的读书人撰写的日记体文献。如果把朝鲜王朝分为两个时期，其前期相当于中国的明朝，后期与清朝同步。《燕行录》成熟于前期，由于朝鲜士人对大明王朝一种仰慕的心态，将使行录称为《朝天录》。入清以后，朝鲜人从上到下，普遍持“北伐思想”。他们不承认大清为天朝，故有“燕行录”之称。20世纪以后，韩国学者将这种日记体散文统称为《燕行录》。《燕行录》记事始自元至元十年（1273），终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时间跨度有600年之久。其中包括他们在中国吟唱的诗歌、向中国政府上奏的折子、发回本国的秘密报告——状启，还有他们的家书、行程录以及名单、礼单等。在元代称之为《宾王录》，明代为《朝天录》，清代为《燕行录》。
关于盛京地区的界定。本书所限定的地区主要是指朝鲜使臣所经过的盛京地区，具体是指凤凰城—松站—通远堡—连山关—甜水站—狼子山—盛京—沈阳—白旗堡—二道井—小黑山—广宁—十三山—大凌河—宁远卫—东关驿—山海关。相当于今辽宁大部分地区。[175]
燕行使，又称朝鲜使臣，是朝鲜王朝每年派遣到中国进行朝贡的使臣代表，通常由正使、副使、书状官等构成。朝鲜来华朝贡的使臣地位一般较高，多数人汉文化底蕴深厚，既是文臣，又是学者，其中不乏朝鲜著名政治家或知名学者，例如李宜显、徐浩修、柳得恭、朴齐家、李德懋、洪良浩、金正喜、申纬、李尚迪、徐相雨、李承五等。有些学者不是使团正式成员，来华的目的在于参观、游览、结交中国朋友。其中亦不乏有影响力的著名学者，如朴趾源、洪大容等，作为随行官员或子弟军官出使中国。他们大多留下了当时出使情况的详细记录，例如朴趾源的名篇《热河日记》等。
关于时间的界定。从崇德元年至道光二十年，即1636—18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