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
一
王昭君在过去的史学家眼中是一个渺小人物，在现在的史学家眼中还是一个渺小人物；然而在这个渺小人物身上，却反映出西汉末叶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民族关系的这个侧面。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公元前1世纪下半期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的全部历史。
比起历史上的大人物来，王昭君确实是一个渺小人物，她在当时不过是汉元帝掖庭中的一个宫女。但是历史上往往有一些渺小人物，扮演着重要角色，王昭君正是一个扮演重要角色的渺小人物。
作为汉元帝掖庭中的一个宫女，王昭君不过是封建专制皇帝脚下践踏的一粒沙子；但作为一个被汉王朝选定的前往匈奴和亲的姑娘，她就象征地代表了一个王朝、一个帝国、一个民族，并且承担了这个王朝、帝国、民族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
不管王昭君自己意识得到或意识不到，落到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重大的。根据历史记载，自从汉高帝接受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冒顿单于缔结和亲以后，他的继承人惠帝、文帝、景帝一贯地奉行这种和亲政策，先后与匈奴冒顿单于及其子孙老上单于、军臣单于结为婚姻。在汉初七十余年间，汉王朝与匈奴部落联盟统治集团之间，始终保持亲戚关系。但是到了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由于马邑地方的边境冲突，这种世代的亲戚关系，便宣告中断。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到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昭君出塞之年，其间整整一百年，汉王朝与匈奴部落联盟统治集团之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而这种由双方统治阶级发动的相互掠夺的战争，不论谁胜谁负，对于两族人民来说，都是灾难。昭君出塞之年，正是匈奴绝和亲一百周年，很明白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恢复中断了一百年的汉与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中，两个兄弟民族的和解，不能说不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而王昭君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角色。
二
当然，汉元帝的政府不会把它的全部匈奴使命交给这个年青的、没有实际政治经验的姑娘，他们知道，在这个姑娘后面，还有一条万里长城。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昭君出塞是汉王朝用真人真事表演的一出滑稽剧，以此作为战争中的插曲。应该指出，昭君出塞这件事，对于汉王朝来说，是一个政策的转变，即从战争政策回到和亲政策。
和亲政策，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一种陈旧的过时的民族政策，但在古代封建社会时期却是维持民族友好关系的一种最好的办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维持民族友好关系，主要地是通过两种办法：或者是质之以盟誓，或者是申之以婚姻，后者就是和亲。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政策主要地是和亲政策，只有在这种政策不能发生效果的时候，才采取战争政策。因此，他们对昭君出塞是非常重视的。史载汉元帝为了纪念这次和亲而改元“竟宁”，就是最好的证明。应该指出，为了和亲而改元，在西汉王朝的历史上，这是最初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
另外的资料也证明汉王朝对这次和亲的重视。1954年在包头附近麻池乡汉墓中发现了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文字的瓦当残片，据考古工作者判断，这些瓦当是属于西汉末叶的。[1]还有传世的单于和亲砖，上面也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文字，[2]这些单于和亲砖，虽然没有制作年代，但和瓦当上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很可能是属于同一时代的。如果对这些遗物的年代判断不错，那么，这些印有“单于和亲”的砖瓦，只能认为是为了纪念昭君出塞而制作的，因为在西汉末只有这一次和亲，而王昭君则是最后出塞的一个姑娘。
事实的发展是符合于汉王朝的期望的，昭君出塞以后，汉与匈奴之间有五十年左右没有战争。一直到王莽执政时期，由于王莽的政府推行一种分化匈奴人的政策（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又要把大汉文明强加于匈奴人（如强制匈奴单于改用汉式单名），特别是为了确立他的政府对匈奴的政治从属关系而更换“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等等不愉快的事，汉与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才受到损害。
五十年的和平，在历史上不是一件小事，而这五十年的和平是与昭君出塞有密切关系的。当然这种和平的出现，不完全是王昭君个人的作用。作为一个个人，不论王昭君生得如何美貌，也不论她具有多大的政治才能，都不能转移作为一个部落联盟的匈奴统治集团的政治方向，至多只能从匈奴单于获得对她个人的宠爱和信任。西汉初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西汉初，尽管汉王朝不断地与匈奴单于和亲，但并没有因此而免于匈奴部落贵族的侵袭，只是没有使这种侵袭发展成为真正的战争而已。
汉与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的恢复，是中国历史发展到公元前1世纪所形成的客观形势的必然趋势。当时的客观形势是：一方面匈奴已经由于部落贵族之间的分裂而趋于衰落；另一方面，汉王朝也进入了它的全盛时代的末期。在这种形势下，双方都无力发动侵略对方的战争，特别是双方的人民，都迫切地向往和平。甚至一部分匈奴贵族也由于内部矛盾的尖锐化而感到必须与汉王朝和解才能稳定自己在匈奴部落中的统治地位。匈奴呼韩邪单于之决定款塞入朝，和汉王朝恢复友好关系，就是接受以匈奴贵族左伊秩訾王为首的主和派的意见。
和平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不能就得出班固所说的“和亲无益”的结论。不可想象，假如当时的汉王朝拒绝与匈奴和亲，单靠历史的必然性，就可以自动地发展出五十年的和平。
史实证明，在昭君出塞以前，这种形势是存在的，但并没有因此而导致和平，甚至在呼韩邪单于两度入朝以后，汉王朝还不得不在它的西北边境线上保持相当的军事戒备。这种情形，从居延汉简的遗文中可以得到证明。居延汉简中有一简云：“塞外诸节谷呼韩单于。”[3]又一简云：“就屠与呼韩单于諆。”[4]另一简云：“郅支其名未知其变。”[5]这些残缺不全的简牍遗文，虽然看不出完整的意思，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简牍都是当时汉王朝的边防驻军留下来的有关匈奴的军事情报或记录。
和亲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史载汉元帝以王昭君赐呼韩邪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见《汉书·匈奴传》）。虽然汉王朝没有接受呼韩邪单于的建议，但从此以后，双方都从思想上撤销了仇恨的堡垒。燃烧了一个世纪的烽火熄灭了，出现在西北边境线上的是和平居民的炊烟。
一直到王莽执政时期，汉与匈奴双方还在利用王昭君的关系来缓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史载汉平帝时（1—5年），王莽曾邀请王昭君长女须卜居次云访问长安。天凤五年（18年）匈奴单于又派遣须卜居次云及其婿须卜当、儿子须卜奢，还有王昭君次女当于居次的儿子醯椟王（醯椟王中途回去了）再度出使长安。王莽并把他的庶女陆逯公主王捷嫁给须卜奢。在汉王朝方面，也曾于天凤元年（14年）派遣王昭君的侄儿和亲侯王歙、歙弟骑都尉展德侯王飒出使匈奴，贺单于初立。天凤二年，王歙又再度奉命出使匈奴。所有这些活动都是通过王昭君个人的关系进行的。
很明白，昭君出塞这个历史事件是标志着汉与匈奴之间友好关系的恢复，而王昭君在友好关系的恢复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这个标志着民族友好的历史事件，却被过去的诗人、戏剧家宣布为民族国家的屈辱，而王昭君则被描写成一个抱着琵琶而恸哭的悲剧人物。这在今天看来是很不妥当的。
三
把昭君出塞宣布为民族国家的屈辱，已经很久了。大概在王昭君死后不久，就有很多的诗人把昭君出塞当作一个屈辱事件写成了诗歌。保留到现在的最早的一首以王昭君为题材的诗歌是西晋诗人石崇的《王明君辞》，在这首歌词中，作者就是把王昭君当作被历史风暴摧残了的一枝含有诗意的花朵，向她倾泄了同情之泪。从此以后，一直到明清，历代的诗人，包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在内，写出了无数的诗歌来抚慰这个被他们认为是屈辱的灵魂。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咏王昭君的诗，唐以前有二十多首[6]，唐有六十多首[7]，宋元明清愈来愈多[8]。这些诗人在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前，树立了一块抒情的堕泪碑，一千多年来，在这块堕泪碑前，洒遍了诗人的眼泪，题满了诗人的挽歌。
诗人们之所以对昭君出塞这个事件感到如此悲哀，当然不完全是为了王昭君个人的不幸，有些诗人是借王昭君的眼睛，流出自己的眼泪。但是隐蔽在诗人眼泪背后的除了诗人们个人的感伤之外，还有贯通一切时代的共同的东西，这就是大民族主义情感和封建道德观念。这种感情和这种观念就是王昭君这个人物引起诗人共鸣的真正的思想基 础。
在过去的诗人看来，只要是一个汉族姑娘出嫁比较落后的邻近部族或种族，就是伤害他们的民族尊严。如果这个姑娘是以王朝的名义出嫁，那就被认为是替民族国家带来了屈辱。因此诗人们无条件地反对和亲政策，好像一个民族的尊严就在于严格地保持婚姻的种族封锁。例如唐代的和亲，一般都不是在民族抑压，而是在民族友好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敦煌发现的唐人所写的《昭君出塞》变文，却把昭君出塞联系到突厥。如云：“传闻突厥本同威，每唤昭君作贵妃”，又云“假使边庭突厥宠，终归不及汉王怜”。[9]大家都知道，汉代尚无突厥，变文把匈奴说成突厥，显然是影射唐与突厥的和亲。
最大多数的诗人也没有忘记在道德上把王昭君理想化。他们根据封建道德的原则，向王昭君提出了贞操的要求，而且这种要求愈到后来愈严格。西晋的诗人石崇认为不能容忍的只是违反伦理主义的匈奴人的落后习俗——父死妻其后母。即使如此，石崇也没有要求王昭君为了抗议“父子见凌辱”而自杀，还是让她留在匈奴单于的帐幕中“默默以苟生”。《琴操》的作者就要求王昭君为了拒绝再嫁呼韩邪单于的儿子而饮药自杀。到了后来，诗人们便不允许这个曾经属于大汉掖庭的宫女踏上匈奴人的土地。为了保卫贞操，保卫大汉族的尊严，诗人们一定要看到王昭君死在大汉帝国的边疆，才感到愉快，而且还要看到她的坟墓上生出青草，看到她的圣洁的灵魂，回到她的“亲爱的”皇帝陛下的身边，才算心满意足。
如果说这些咏王昭君的诗歌，其中有些也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那就是通过昭君出塞反对妥协投降政策和不抵抗主义。的确，在有些诗歌中，王昭君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一面反对屈辱的旗帜。但正是在这个带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上，诗人们就不敢面对历史的真实，他们很小心地避开了应该反对的以皇帝为首的当权的封建统治阶级，向着遇不到危险的地方去舒展他们的爱国主义的热情。他们和《西京杂记》的作者一样不但不敢反对皇帝，也不敢反对皇帝的近侍，真正的贪污犯石显（他贪污了一万万），硬要无中生有，把一个与昭君出塞毫无关系的画师毛延寿拉扯进来，替他扣上一顶贪污的帽子，作为替罪的羔羊。自梁以来，许许多多的诗人都在这个倒霉的艺术家身上发泄了他们“高尚的义愤”。
四
王昭君这个人物，不但引起了诗人的共鸣，也打动了戏剧家的心弦。到了13世纪，戏剧家便让王昭君披着诗的美装，并且让她踏着诗人替她铺设的轨道走上舞台，当然，把诗人的情调塑造成为一个悲剧人物的形象而在王昭君这个人物身上打上封建道德和大民族主义的烙印，戏剧家们在艺术的创造方面发挥了最大的智慧，而且在思想感情方面和写作的动机方面都贯彻着自己的时代精神和个人意图。保存到现在的最早的一个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剧本是元代戏剧家马致远的《汉宫秋》，在这个剧本中的王昭君就是为汉元帝流着眼泪的一个姑娘。在此以后，明清两代的戏剧家也写了王昭君的戏。在明代，有陈与郊的《昭君出塞》[10]，无名氏的《和戎记》[11]，还有另外一个无名氏的《青塚记》[12]。在清代，有周文泉的《琵琶语》，还有京剧中的《汉明妃》。[13]所有这些戏剧中的王昭君就都是流着眼泪 的。
在这些戏剧中，应该提出来说一说的是马致远的《汉宫秋》。作为13世纪的戏剧家所写的一个剧本，《汉宫秋》未可厚非，因为在这个剧本中，作者反对了妥协投降和不抵抗主义，谴责了那些在外来侵略面前被吓倒的满朝文武，甚至也讽刺了皇帝。但是马致远究竟是13世纪的一个戏剧家，而且生活在民族矛盾最尖锐的时代，他不可能没有大民族主义情感和封建贞操观念。
在《汉宫秋》这个剧本中，作者把匈奴呼韩邪单于放在敌人的地位，让他以一个好战的粗野的酋长形象以压倒的威力和汉王朝对立，并通过匈奴人的战争威胁，替整个的戏剧投下了民族仇恨的阴影。然后把王昭君连同她的皇帝陛下和整个汉王朝放在战争威胁的面前，或者说，放在民族屈辱的面前，迫使汉王朝不得不让王昭君出塞和亲来承担这个民族屈辱。作者的民族情感是浓厚的，他甚至不允许王昭君穿着汉家的衣服走到匈奴去。只是由于作者生活在蒙古王朝的统治下，他才不得不违背他的民族情感，让这个戏剧以匈奴人的胜利而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