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蓬
大理的机场，亲切得像我们村口的长途汽车站，办登机手续的时候，工作人员经常会跟我唠唠家常。
这次过安检，检查完毕，小伙子问我：熊熊怎么没来？熊熊曾经是大理机场第一只乘机的导盲犬，当时听说它要乘机，整个机场都动员起来了，拍照的拍照，摄像的摄像，一路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一样，把我和熊熊送上了飞机。我和安检的小伙子解释，这几天总下雨，熊熊不便出门。
过安检后，专门有机场地服小姐送我去登机口，她把我安置在座位上，临走时冒出一句话：我妹妹可喜欢你了。没等我反应呢，“嗖”的一下就没了。
登机后我被安排在经济舱第一排，这里相对宽敞，离洗手间比较近。
起飞后，我小睡了一小时，醒后空姐过来询问是否去洗手间，说她可以带我，我感觉稍微有点便意，但三个半小时的航程，这才刚刚开始，还是再憋一憋，争取解决一次，全程无忧。等吃过饭、喝完饮料，空姐收拾走餐具，又问我：去不去洗手间？这时，便意稍重，但我想再等等。是不是憋尿也能被别人觉察到，空姐过一会儿又问我，别怕不方便，可以带我去洗手间。看我还不想去，空姐拿来一瓶矿泉水：你喝点水，盖拧开了，水倒出去了一些，这样你打开盖的时候水不会洒在身上。服务真好，我咕咚咕咚地把一瓶水都喝光了。空姐高兴地过来说：这回可以上洗手间了吧？我说：是的，水到渠成了。
飞机落地，我要最后一个下机，等待地勤人员登机引领，还是那位空姐问我，“你背的是吉他吗？”“是啊。”“那你给我们唱一段呗。”“那你给我免票啊。”“这个我说的不算，下回等头等舱有空位，我给你升舱。”哎呀，我觉得和空姐斗嘴很好玩。等了很久，地勤人员才到。
“再见，再见，再见。”
我扶着地勤人员下舷梯了。他还要把我交接给下一位地勤人员带我出机场。这个机场特别大，他说：工作人员已经出发了，但是要走十多分钟才能到这里。我们站在大厅入口，十几分钟后，他说工作人员还在路上，估计还得十几分钟，机场太大了。我说：没关系。
我觉得刚才的飞行很愉快，对于这里遇到的一点点延迟，并不太介意。继续等，我保持一个站桩的姿势，气定神闲，心如止水，感觉自己都快入定了。然后静极生动，我觉得我走在一大片空场中，去某个地方，这个空场，几乎没有线性的路，没有什么参照，没有可观赏的房屋和树，走了半天，感觉跟原地踏步似的，可要去某个地方，这是必经之路，这虽然无意义，但是就是要穿过这片无意义，我们能消受这空旷的无意义吗？
不想前也不想后，不升华不懊恼，像个白痴一样，我就站在那里等着，等得他都有点不耐烦了，拿着对讲机呼唤：你们也要考虑一下乘客的感受。对方好像在忙不迭地道歉。可能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吧，有个姑娘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她就是要带我出机场的服务人员，刚才上飞机找我去了，然后又追了过来。
他们进行了简单的交接，我开始了下一段机场内的长途跋涉。这姑娘也跟我解释，这个机场太大了，她每天走来走去的，觉得很能锻炼身体。刚开始，我扶着她的胳膊，走了会儿，她停下说，你扶我肩膀好吗？那当然也很好。原来她要一边走一边写点东西。我说那我们就停下来，你慢慢写。“那接你的人会着急的，我们还是边走边写。”她问我：您的年龄？我答：47。职业？我答：歌手。我稍后又追加了一句：诗人。这姑娘的肩膀轻轻地抖动了一下。婚姻状况？我说：啊？这也要填啊？她说：有这一栏，也可以不填。我说：离异，现在单身。她说：你来这儿是演出吗？看你背着吉他。我说：来参加一个关于鲍勃·迪伦的研讨会。她“噢”了一声：中国人好像很关注鲍勃·迪伦。我说是啊，缺啥补啥么。接着惊诧地反问：你听过鲍勃·迪伦？她没接我的话，这时我们要乘坐直梯下楼。
“叮”——电梯门开了，“叮”——电梯门关上了，“叮”——电梯门又开了。这个机场实在太大了，这才走了一半啊。“那你是以诗人的身份还是以歌手的身份谈鲍勃·迪伦呢？”我说：不知道，就掺和着谈吧。我给她讲在她到来之前已经等了半个小时，走了这么远，刚知道才走了一半，这个飞机场大得让我怀疑飞机是提前几里地降落的。她说：不是提前降落，你坐的飞机停靠的是最远的停机位。我跟她说我想起了一本小说，很像我此时的处境。她说是卡夫卡的《城堡》吗？我说你这个更准确，但我刚才想到的是波拉尼奥的《2666》，那是一本比世界本身还庞杂的漫长的书，漫长得我都不敢从头再看一遍，有时候会从中间的某一部分重新阅读，或者干脆读读结尾，站在结局的制高点，回望全书，一个个人重重叠叠的命运，有种站在景山上俯瞰北京的感觉，这是我想象的。她说：不错，你的想象很真切。
我的腿还在机械地走着，就像在给我们的谈话打拍子，四二拍，强弱、强弱。她问我，你听说过鲍勃·迪伦那些尚未完成的作品吗？鲍勃·迪伦曾经想写一首歌《不要把我的骨灰撒在犹他州》，915年，有个工人运动领袖乔·希尔，被人诬陷谋杀罪名，他本来有不在场的证明，但那个时间他和某女士在一起，他不想说出那女士的名字，暴露他们的隐私，就为了这个，他不能证明自己不在凶杀现场。当时全美国的工人农民都上街游行声援他，但是犹他州无视这一切，还是判他死刑，在死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别把我的骨灰撒在犹他州。鲍勃·迪伦一直想写，但至今好像还没写出来。我说：他身体好像还挺好，有生之年我们应该能听到这首歌。
“鲍勃·迪伦还想为契诃夫的小说写一张专辑。”我很惊讶，是吗？契诃夫是我的最爱，如果有这么一张专辑，那一定很有意思。歌的名字分别是：《第六号病室》《套中人》《带阁楼的房间》《古塞夫》《万卡》，或者还有《草原》。她说，是啊，想起来就觉得温暖，不过我更喜欢莱昂纳多·科恩，听鲍勃·迪伦就像隔着桌子跟他对话，而听科恩，你觉得他是躺在床上和你耳语，带着一点点的困倦和梦意：窗外下雨了，亲爱的，该睡了，亲爱的。
我由衷地赞叹，这个机场不仅仅是大，还藏龙卧虎啊，这姑娘完全可以去写乐评，或者跟我一起坐在剧场里对谈。都谈了这么久了，走在无边无际的机场大楼，感觉像德国军队进入苏联：兴奋、绝望，最终还是兴奋。这么好的聊天，走上几天几夜也不累。
我们又说了很多，关于莱昂纳多·科恩的女友：玛丽安、苏珊、好莱坞的大明星，还有他的死，在睡梦中结束，多么完满。“Who by fire”翻译成中文到底是“谁在火的旁边”，还是“谁遭遇火”，“谁死于火”？只是一句歌词的翻译，就可以消磨我们一整天的时间。
聊啊聊，脚打拍子从四二拍变成了四三拍。四三拍是最稳定的拍子，不再向前，原地转圈，嘣嚓嚓、嘣嚓嚓……如果这个机场再大一些，本来可以天长地久，天荒地老，可是这个破机场“咔哧”一下走到了头。接我的人在前方晃着小旗高喊：周老师，我们在这儿。那个差一点儿陪我走到天荒地老的姑娘快速地请接站人签字，对着对讲机说：特殊旅客送到了，交接成功。
难道这就结束了？我真想和她追加一句：其实我更喜欢科恩，我想躺在床上和你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