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淑蘅
周瘦鹃最早是靠翻译起家的。
在《礼拜六》创刊之前，周瘦鹃陆陆续续发表的文章共计58篇，其中有46篇是翻译作品。而在《礼拜六》的创刊号上，他发表的文章《拿破仑之友》也是一篇翻译作品，他在《礼拜六》上发表的翻译作品也有69篇。
周瘦鹃翻译了很多优秀的欧美作品。1917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一套《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再版时更名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一共包含五十篇欧美名家作品。教育部曾经对这套书表示过赞赏，那时候鲁迅在社会教育司担任科长，批语就是他写的。但是起初周瘦鹃并不知道这件事，一直到几十年之后，他才通过好友给他的剪报词知晓此事，于是便写了文章来纪念。
早期的翻译作品往往没有标明原作者，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缺点。但是周瘦鹃的翻译作品却显得极其规范，不仅标注了原作者，还写了一些作者的“略传”，这在当时还是第一次。他的翻译作品甚至能够供当时的学者研究使用。
周瘦鹃早期的翻译作品大多采用意译的方式，从1918年之后，直译的方式才逐渐在他的翻译作品中占据了上风。
在中国，文人往往喜欢改编前人的作品，就像诗中的典故必有出处一样，他们在写小说或者是写戏曲的时候也必有出典。可以说，这是一种时代的风貌，前人作品往往都是改编而来，原创作品则少之又少。周瘦鹃早期进行翻译的时候，也是秉承着这种改编风尚。古代文人在对前人作品进行改编时，一般是在原著的基础上创作出自己的新作品，或者是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恰当的典故。周瘦鹃的翻译小说可以说是与之异曲同工，他依照原著，用中国讲述故事的方式和语言来重新叙述小说内容，并对其进行创造；而对于戏剧，则是叙述其大体的故事情节，将它改编成小说。简单来说，就是在原著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审美和学识进行二次创作。
周瘦鹃一生一共翻译了418篇外国作品，当然这里面已经剔除了周瘦鹃名为译作，实则为自己所作的几篇。其实这样的现象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很常见，那时候，有很多作家会将自己的作品当作翻译作品发表，甚至还有一些人会将翻译作品当作自己的作品拿去发表。不过他们却不会像周瘦鹃那样，自己说出作假的事情。
周瘦鹃的翻译作品大多为短篇小说，并且大都发表在期刊上，这也说明周瘦鹃对于期刊这种传播媒介有着充分的了解。周瘦鹃曾说自己“生性太急，不耐烦翻译一二十万字的长篇巨著，所以专事搜罗短小精悍的作品，翻译起来，觉得轻而易举。”其实周瘦鹃选择短篇小说也不仅仅是因为翻译长篇起来过于复杂，他也考虑到了读者。小说过长，读者会觉得拖沓无味，而短篇小说往往言简意赅，剧情发展快，情绪表达更为直接，读者接受起来自然就会比长篇小说更为容易。所以周瘦鹃才根据报纸杂志的需要，选择了那些篇幅小的短篇小说来翻译。
而且周瘦鹃选择要翻译的那些刊登在英文期刊上的小说时，对英文期刊本身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上面的小说是“此前所未见”的“绝妙之言情小说”就可以，这也就使得许多佳作不至于明珠蒙尘。
周瘦鹃在早期翻译界的功劳可以说是卓越的。他不仅是为当时的人们打开了世界之门，自己也在这一过程中吸取了来自西方的经验，借此对自己的写作水平进行了提升，而他的作品也在与他的翻译水平共同进步和成长。
周瘦鹃的小说有着庞大的市民读者群，对于周瘦鹃小说的研究历史也已经颇为久远了。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鸳鸯蝴蝶派就遭到了新文学的批判——新文学认为周瘦鹃的脑中还盘踞着“以文章为游戏的思想”，他们以新文学的思想为标准，在文学态度、思想和艺术观念等方面展开对周瘦鹃小说和写作态度的批判。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在这几十年间，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对于周瘦鹃小说的研究却并不客观——鸳鸯蝴蝶派依然遭受批判。
二十世纪初期，鸳鸯蝴蝶派可谓风靡一时，其名字来源于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出自清代狭邪小说《花月痕》。苏州可以说是出产鸳鸯蝴蝶派人物的风水宝地，周瘦鹃虽然出生于上海，但是祖籍却是苏州。
那个时候，上海有一句广告语非常流行：“宁可不讨小老婆，不可不读《礼拜六》”。《礼拜六》是当时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可见这个流派的作品在当时的火爆程度。在鸳鸯蝴蝶派中，周瘦鹃可以称得上是中流砥柱，人们在文学史上也能经常看见他的身影。
但是鸳鸯蝴蝶派作品的内容多为才子佳人，以言情为主，风格略显媚俗，而且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包天笑称“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是他的创作宗旨，这显然与当时提倡科学新文化运动之间有着很大的矛盾。一时之间，鸳鸯蝴蝶派与新文化阵营之间可谓是剑拔弩张，新文化阵营的人也纷纷撰写文章痛斥鸳鸯蝴蝶派。不过即使是如此，鸳鸯蝴蝶派的群众基础依然还在，还是有很多人追捧，刊印的小说也依然大量地印刷。
出版物没有受到影响，但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们却有些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所属派别，并常常以其他的名目自称。比如周瘦鹃就曾经在《闲话〈礼拜六〉》里说过：“我是编辑过《礼拜六》的，并经常创作小说和散文，也经常翻译西方名家的短篇小说，在《礼拜六》上发表的。所以我年轻时和《礼拜六》有血肉不可分开的关系，是十十足足、不折不扣的‘礼拜六派’。”
周瘦鹃小说的文风娇婉而又唯美，这给他的小说作品增色不少，但是带来的局限也很明显，比如一些悲伤的情节显得有些刻意，太过注重辞藻的华丽而忽视了人物的个性与故事创新。周瘦鹃的小说《留声机片》就曾经遭到过文学评论家茅盾（沈雁冰）的批评，说他“只以二百余字写零用账似的直记了出来”。不过，对于周瘦鹃的小说，新文学也并不是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分析，只是从感性层面来进行批判。
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周瘦鹃的小说被认为“内容空虚贫乏，充斥了无聊的词句”。不仅如此，那些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如《为国牺牲》，也只是被认为“或多或少具有一点点的积极意义”。很显然，在这段时间里对周瘦鹃小说的研究，依然是新文学时期的延续，很多研究者在没有认真思考的情况下，就先行对其作品进行了否定。他们认为其小说存在着弱点，认为他改不掉自己身上旧文人的习性，哪怕他想要向新文学阵营靠拢，也无法真正写好一本“新”小说——那些旧的东西早已经在他的骨子里扎根了。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周瘦鹃小说的研究才开始深入起来。八十年代初，郑逸梅对周瘦鹃的小说进行了肯定与赞赏，后来王稼句和王智毅对周瘦鹃的生平和创作经历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其中有一部分是其他文学流派对周瘦鹃小说的评价，梳理得非常详细。人们渐渐认识到，周瘦鹃的小说沿用了传统小说中的一些内容，但是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变革，既然周瘦鹃是一个过渡型的人物，那么他的小说就难免会出现新旧结合的情况。
其实，周瘦鹃的小说在初期的确是有一些封建意识掺杂其中，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周瘦鹃小说中的这类思想已经逐渐消失。他早期的《父子》一文被人认为是宣扬“愚孝”，而他后来的《说伦理影片》一文中就很明显划清了“愚孝”与“孝”之间的界限。
还有，在周瘦鹃的小说中，也能看出他对于“从一而终”的看法，应该说他的心理对此有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他一边赞扬那些节烈的妇人，一边又认为寡妇应该再嫁，他还写了《娶寡妇为妻的大人物》一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周瘦鹃从他的第一部小说《落花怨》开始，就走上了哀情的道路。他笔下的言情小说“瑟瑟哀音，流于言外，滔滔泪海，泻入行间”，但是小说中描写的封建家庭却很能引起当时人们的共鸣，他们觉得这些故事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甚至就是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虽然当时新文学对周瘦鹃的小说进行了批判，但还是有无数的青年将他视为知己。
在那个年代，青年们在爱情婚姻上都面临着传统势力所带来的巨大阻力，周瘦鹃的小说正好拨动了他们反对这种势力的神经。周瘦鹃的小说不仅仅局限于对封建家庭的反对，他赋予了文章更为深刻的含义。可以说在那时，周瘦鹃的小说是与时代合拍的，而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小说能够一直畅销不衰的原因。
周瘦鹃的散文是清新而又自然的，它们虽然抒情，却丝毫不矫揉造作，而是带着鲜活而又有趣的韵味，散发出阵阵淡淡的清新幽香。不管是描摹花草还是记录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感悟，周瘦鹃的散文中总是透露着一种清新婉约、一种枯木逢春之感。而这种风貌的形成主要受其心情的影响，舒畅的心情使他在行文之时总是透露出无限的情趣和韵味。他在写花木的枯荣时，也是在写自己的感受，无论是以前遭遇过的悲郁愤懑，还是现在的愉快欢畅，都会在他的散文当中流露出来。
周瘦鹃经常描写特定的对象来抒发自己对于人生的思考或者是对生活的感悟。在《咖啡谈屑》中，他就通过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在不经意中透露出自己的感受，描绘出了一些人生的哲理。
周瘦鹃的艺术造诣水平是毋庸置疑的，他笔下的事物往往透露出一些美学原理。在夏天制作瓶子供时，他“以花的颜色来配瓶的颜色，务求其调和悦目”，十分注意花与花瓶之间颜色的搭配和相互衬托；插花时也十分讲究，“高低疏密，都须插得适当，看上去自有画意”。在谈到梅花之时，他认为梅花“尤以浅红梅含苞为美，一开足反而减色了”。虽然只是谈及花木，但是其中表达出来的趣味却令人获益匪浅。
阅读本书，你可以从周瘦鹃的视角来发现整个世界的美和充满了诗意的生活，发现那些花草树木中隐藏的人生哲理与丰厚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