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里的一天，老家的侄子要办婚礼，我回去了一趟。
新房是家里刚刚盖成的两层小楼，位于村旁的马路东边，这地方原来是庄稼地，叫东园，它紧邻的马路是焦作至张茹集的公路。
那是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我初中刚毕业，由于家庭出身，没能上公社高中。伏天已至，玉米已经是大喇叭口了，一株株披散着的焦黄的叶子，像是张开那焦渴的口。抽水机哗哗的喷水声，柴油马达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这是在演奏一曲交响乐呀！
我和生产队里的一个叫重叔的在东园浇地，东园伴着马路由北向南成一个下坡，南头有一道横沟。
重叔有一个那个时候是非常好的收音机，是熊猫牌的，可以收很多台的广播，晚上拉出天线调台时，会断断续续地飘过来台湾的播音。说实话，阶级斗争这根特殊的神经从小就植入了我们的身体中，对于“敌台”等外来异物，我们有着强大的“抗体”，若干年后一次晚上做梦，也说明了这一点，那是和港人的一次交往，被骗到了深圳的关口，猛然醒悟了过来，往前一步就是黑暗的、万恶的资本主义呀！可我已身不由己，被狠狠一下推了过去，陡然，电影中那些英勇就义的共产党员的画面，闪现在我的脑海中，共产党万岁！***万岁！醒来后惊得一身冷汗。
台湾的播音和歌声绵软缠绕，没有我们的播音、歌声铿锵有力，夏青、齐悦那穿透力极强的声音，就像冲锋的号角鼓舞着人们的斗志。
已是半夜时分，用铁锨挖开两垄口子，水从垄沟哗哗流入到地里，我俩歪坐在一旁，仰望着黑幕中闪烁的星星点点……
不知什么时候一阵大声的呵斥把我们从憨睡中惊醒，天已大亮，坏了！南边地头的沟里水已满满的，队长狠狠地训斥我们，还扣了公分，至今想起来脸还有点发热。
侄子的新房装扮的喜气洋洋，这是举全家之力，为的是迎来新人入门。
娶亲的队伍还没回来，我出门顺着马路往北走，两旁是新建的房子，清一色的两层楼，走到老街口左拐，就是老村口，我们村庄不大，有几条街，但都不长，只有这一条街最长而且大队部还在街上，所以把这个街口叫村口，也叫东头。
东头原有一道土墙，更早还有一个寨门，不过我童年的记忆里只有这道墙，不高也不厚，它不能和寨卜昌的寨墙相比，那是要在上边走马行车的，也无法和刘村的寨墙相比，那是在上边行人的！但在时代的步伐下它们的归宿是一样的，淡出人们的眼界，变成楼房瓦舍。
站在此处我有点感慨！前村壁已无，何处觅“弹洞”？墙外右侧的大柳树没了，左侧的大碾盘没了，大碓臼也没了！大柳树不知何年月谁人所栽？树冠庞大、根系发达，村里人送亲别友常常在此，上世纪六十年代，焦张公路通车，这里成了焦作六路公共汽车一个站，附近几个村的人都在此集散。在历史浩瀚长空里，几十年间的事情也只是瞬间的烟云，可小时候我和那些小伙伴们头上戴着柳圈，手舞着柳枝，老人们端着盛有焦叶的盘子，绕着大碾盘转圈，在此向老天祁雨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步入街里，太多的记忆绊住了我的脚步。街南第一家原来是生产队的马房院，一个带过道的走车大门，平时也是停放队里唯一的运输工具马车的地方，宽阔的大院尽是拴牲口的木桩，也有一片空地，那是大牲口下套后打滚嘶鸣解乏的地方，大院的南头从东至西一排草房，这就是马房，东头两间是存储草料的，剩下的是喂养间，一长排的马槽横贯屋里，东是牛，西是骡马。
冬日里只有马房里的火炉还在敞开着烧，不时有老人和小孩往这里聚，老人坐在煤火台不停地搓着那青筋暴露的手，讲着那已讲了很多遍的故事，小孩子们围在一旁，仰着那被火烤的红彤彤的小脸狐疑地听着，不时的问话打断了老人的故事，一个嘎嘣脆的弹指会落在你的头上!
刨出了红薯，割了棉花秸秆，地里的大活已经干完，冬至也快要来临，劳作一年的人们可以喘口气了。
马房里牲口的臭粪味和有点发酵的麦秸味以及煤炭燃烧的煤气味，还有百十号人散出来的味搅浑在一起，那真是多味杂陈呀！一年一度的评工分开始了。
马驹是我本家堂兄，他媳妇在女劳力中，绝对是一把好手，割麦子时，一只手一揽就是半畦宽，镰刀一舞，另只手一合就是一大捆，眨眼的功夫身后一大溜。夏暑天，玉米长的掩住了人，她牵着骡子拉着犁，大牲口呀，一般男的还紧得牵，她挽着袖子、裤腿，任由玉米叶子在身上剌来剌去，把玉米地一垄垄的穿成沟。能干是能干，可她被评为7.5分，就坏在她的嘴上，人说乌嘴骡卖个驴价钱。队长冉大志的媳妇叫麦香，已经生了五个女孩，这不又怀上了，封庄拐石头给算了一定是个男孩，大志高兴的整天乐呵呵的。媳妇爱吃韭菜饺子，他隔三差五的在队里的菜地弄一些，马驹媳妇就在妇女堆里议论起来。这话传到了麦香耳朵里，扔过来一句话，走着瞧！麦香人气旺，男人是队长，每天出工派活、请假等全是他说了算。想干个轻活，图个好差事能不看着队长的脸吗？而冉姓家族在我们队里别看人少，是最能捏成一团的，所以这评的结果就可而知了。
可马驹媳妇咋也忍不了这口气，当场就骂起来，“小妞养的，眼长到屁股沟里了，谁有我干活出的力大？”
麦香挺着肚子，两手插腰，“这是大家评的，举手表决的，骂骂咧咧嘴里有屎了？”
“你才是吃人屎不办人事哩！仗凭着你男人是队长，横行霸道，欺负人哩？”马驹媳妇脸红脖子粗的跺着脚、挥舞着两只手往前窜着身子，眼看就要打起来，人们赶快上前拉开。这时只见一个脸庞黑黑的中年男子站了起来，“我说今天这事只有队长一句话了！”他和我同姓同辈分，喊他三哥，他话音落下，大家都把目光注集到了大志身上，他不好意思的站起来了，“马驹媳妇确实低了，应该评为8分。”8分是女劳力的满分。三哥遇事一般不说话，说出来能把地砸个坑，他没学过木匠、水泥匠，可是队里修木器、垒墙盖房都缺不了他，人称大能人。
我们队是村里最大的生产小队，二百多口人分属于、佟、冉三姓，有三多：干部多，在外工作的多，困难户多。户与户，人与人关系复杂。每年除了评工分，还有评吃粮标准，与每一个人利益十分相关，这些会开得时间很长，吵得也最厉害！
每年的腊月二十后，队里都在马房院里支上一口大锅宰猪杀羊，从邻村聘请的屠夫手握尖刀在众人的帮助下先将猪杀死放血，然后再放在锅里烧热的水中刮毛，被刮毛后的猪去掉头尾四肢，挂在一个架子上，白白的、净净的——猪的胴体！
说起胴体这个词，多年后还有一些说法，当时有不少的名人志士，一些文学作品把裸露刚建的男性躯体冠为这一美称，后来就引来一些嘲讽的疑义，词典里对这一名词的注解是动物宰杀后去掉头尾和四肢、内脏的躯体以及人的躯体。
去掉内脏，人们就开始分肉了，每家人口不同分得多少不同，多的四到五斤，少的二到三斤。那时的人一年之中很少能吃到肉，此时分到肉的心情那是多么的喜悦！
那个年代，马房里的会很多，在时间流水的冲刷下大多变的模糊不清，但公元一九七八年冬日那一个晚上的会是我至今难以忘怀！那是给我父亲的右派平反会，不！当时还不叫“平反”，说是“摘帽”，后来又称为“改正”。
1953年父亲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温县吉祥镇教书，57年被打成右派，送回村里。不甘自己悲惨的境遇，几个月后只身一人，告别妻儿老小，背井离乡去外逃难，62年农村土地大下放，他回来了！
我依稀记得和父亲相见的场景，在大姑的家里，我被大姑推到了他的面前，却生生地看着他，记忆的脑海里没有父亲这个形象，只知道大饥荒年代一个唯一情景，母亲爬到很高的树上去给我们摘树叶充饥，更不知道他是去逃难的，只知道他是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了。见到我，父亲用他那双手不停地抚摸着我的头，他从带的包里拿出一顶海军帽给我戴上，“叫爸爸！”大姑在一旁催促着我，我用用劲张开了嘴，可还是没发出声。
几年的逃难，父亲交给大队东北四平一个公司开出的下放证明，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队长。
父亲能说，无论开会讲话还是给别人家说事或者教育子女，说出的都是理。父亲善写，写出来的就一个字，冤！自己的冤和别人的冤。叔叔说父亲十几岁时候那笛子吹的美妙动听！那板胡拉的豫剧曲调铿锵有力、委婉动听。可惜，我们从没听过，坎坷的人生没能再给他表现乐的机会。
父亲事隔二十多年后又重新走上了三尺讲台，回到了人民教师的队伍中！
马房院变成了几家宅院，一个红门楼前面站着一个满头白发，一脸褶子的女人，她的男人也当过队长，走路的时候肩膀有点斜，眼睛不太好使，声音非常洪亮，人们有时捉弄他，记得有一年的冬天，小麦要冬灌，我和国哥在坟南地，牛圈和箍锊在大块地，牛圈比较孬，从小坏点子就多，本来水是从东往西一畦一畦的浇，一会儿水变成了从西往东浇，就在最西头的两畦刚浇完，队长提着个马灯一晃一晃地走过来了，晚上他要查夜的，一会儿，只听哎呀一声，他的两只脚已经陷到麦田的泥土中了，“怎么回事？咋从这头浇了？”“那头泷沟跑水，我们正在修，就把水放到这头了！队长，对不起了！这么冷的天，看把脚冻了？烘个火给你烤烤吧？”牛圈满脸愧疚，装的很不好意思，“算了，回家再弄吧？”“那你赶快走吧？天太冷了！”队长拖着两只泥脚回家了！我们就到井台旁的房子里暖和去了。“回来了？爷们？”她家和我同姓，辈分低，亲热的给我打招呼，“身体看着还可以！现在跟谁过哩？老大还是老二、老三？”队长已经走了几年了，说是心脏病。“一个人，谁也不沾他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