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秀说：“逍遥法外的在逃犯又不止他一个，有什么面子可丢！再说了，他谢长山不把咱芦村公安局放在眼里，不等咱的人凑齐，急于抢功去抓人。人是在他眼皮子底下逃的，丢面子也是他丢！”
李世茂叹了口气，说：“必定人是在咱们辖区逃脱的，这个面子还是咱们丢的大。再说了，他谢长山拍拍屁股回他的上高县，不都得凭他的一张嘴？我这个副组长难啊。”
母亲说：“你有什么可难的？难道就因为你和刘玉祥是朋友关系，会有其他说辞吗？”
丽红和文秀都以惊异的目光看着母亲，又把目光投向李世茂。
李世茂和母亲对视了一下，喘了口大气说：“您说的没错，因为必定我和刘玉祥是老乡，又是朋友，而且在抓捕刘玉祥时，我又是第一个冲进那片玉米地的，哪能不多想，别人会说什么，人言可畏呀！”
母亲笑了笑，说：“你纯是自作多情，你也不想想在芦村这个地方，和刘玉祥要好的朋友数不胜数，除去吴长河以外，上至县长下至局长，公社书记，有哪个不比你官大？”
李世茂茅塞顿开，拍了一下大腿，说：“罢了，一切云消雾散，说点高兴的事吧。小唐啊，今儿我就替你父母做主了，这门亲事，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就这么定了。回头找个机会两个人见一面。”
母亲说：“不用找机会了，正好，今儿是品正回家的日子，一会儿六点来钟的火车，马上就要到家了。”
文秀惊讶起来：“啊，这不是天作之美吗？”
李世茂起身，半开玩笑的冲文秀挥了挥手，说：“别碍事，咱们呀，赶紧撤。”
等他们走了，丽红这一刻不得不大大方方，略加严肃的面对这件事。于是便问道：“伯母，他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母亲回答道：“基本一个星期回家一次，这次有事，脱不开身，有两个星期没回家了。”
丽红又问：“这两个星期，他会不会和别人谈上了？”
母亲说：“不会的，昨天我和他通电话，他说，他同事刚给他说了个本单位的姑娘，他没相中，说那姑娘太胖了，我还把他数落一顿呢。没事，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两个人见个面，谈得来就谈，谈不来就当交个普通朋友。现在提倡婚姻自由，一切都由自己说了算。好了，咱不说这个了，有件事我想搞清楚，当时在玉米地追捕刘玉祥时，随后过来的几名公安是不是按照李世茂指的方向追的？”
丽红说：“是，这个细节过程局里上上下下都知道。李世茂并不否认，当时由于视线问题，很有可能搞错了对方逃跑的方向。”
母亲问：“当时，李世茂是不是朝目标开了几枪？”
丽红惊讶的说：“伯母，您太厉害了。没错，他确实开了几枪，您不会是怀疑李世茂故意放走了刘玉祥吧？”
母亲想了片刻，说：“我没把你当外人，索性，我就都告诉你吧。的确是李世茂故意放走了刘玉祥。他身为公安人员，铤而走险，放走了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只有一种解释：他和刘玉祥之间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只有先破解这个秘密，才能有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关于这个秘密，目前，我只了解到解放前上高县有一家古玩店，一夜之间被土匪洗劫一空，店里的人全都被杀光了，而相近的另一家古玩店却安然无恙。恰恰，这家古玩店的一个伙计正是李世茂。假设李世茂暗中勾结刘玉祥，抢走了价值连城的宝物，而李世茂只发了笔小财，远比不上那件宝物的价值，两个人获利不均，李世茂不敢不忍。事过多年，李世茂和刘玉祥在芦村偶然相遇，刘玉祥在种种的压力下，不得不向李世茂承诺：等那件宝物出手，二人平分。当时，李世茂在抓捕刘玉祥时，完全可以杀人灭口，不会有人产生质疑。他不想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种解释：那件宝物只有刘玉祥知道放在何处。如果我们的这一假设成立，就不难找到刘玉祥的藏身之处。”
丽红若有所思的说：“最近，我发现李世茂偶尔会去合作社买一些烟酒和熟菜。难道这些东西是给刘玉祥买的？”
母亲说：“李世茂有个好吃懒做的舅舅，孤身一人住在保营村，人所共知，在生活上李世茂没少照顾他舅舅。这些东西，应该是买给他舅舅的。”
丽红说：“这儿离保营村不足十里，刘玉祥会不会一直藏在李世茂舅舅家？”
母亲说：“在芦村，有谁不知道刘玉祥这个罪大恶极的通缉犯，他舅舅，怎么可能不计后果，敢藏个杀人不眨眼的通缉犯？我觉着如果我们的这种假设事实上确实存在，那么刘玉祥极有可能就藏在咱们的眼皮底下，藏身之处巧妙又隐蔽。一旦时机成熟，他一定设法逃往国外，绝不可能一直在这苟且偷生。”
丽红一边听母亲推断，一边不时的扭头往门外看看。能猜到，丽红此时此刻，心里紧张到了极点。
下午不到五点钟，母亲就打发我带着品相和春花去站上接品正，说是品正这次回家带了许多年过货，大包小包的，一个人不好往家带，叫我们帮把手。不到五点，有趟在芦村停的客车，我们没见到品正下车。第二趟客车五点五十分到达芦村站。听广播说这趟车晚点半小时到达芦村站，天太冷了，我们毅然决然去了候车室大厅，站在了火炉旁等候。大厅中间有个两米来高的大洋炉子，炉火半死不活跳动着，大厅内显得冷冷清清的。
有一对情侣试试乎乎的抬了一把长椅走向炉旁，屁股没坐稳，有个女售票员把头探出窗口，喊道：“哎，那不能坐，快把椅子抬回去。”小伙子坐那没动，扭头冲窗口喊道：“火车晚点，还不许人坐这暖和暖和，不抬，就是不抬。”
这小伙在女友面前大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态势，女友“腾”的站了起来，也怒了一嗓子：“就是不抬。”
她见售票员把头缩了回去又扫了一眼众目睽睽的旅客说：“火车晚点，炉子又半死不活，这还拿旅客当人吗？什么玩意儿，这是……”
这种把长椅搬到炉边取暖的事经常发生，并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值班员可管可不管，故此不大一会儿，炉旁围了一圈长椅。
我们被围在了中间，有人问我们的年龄，上几年级了，还夸了春花的长相。春花的额头，手心都出了汗。她和品相都被四下的人看毛了。我较为镇定自如的一直盯着眼前这个乡下的中年妇女。那妇人带着个五、六岁的男孩，怀里揣着月窠大黑色的四眼狗。小狗终于尖叫着，他赶紧拿出奶瓶，止住了叫声。
我说：“阿姨，火车上可不让带狗。”
不等我把话说完，她白了我一眼，说：“一站地的功夫，不等他们发现，我就到站了。你可别给我说出去，就当没瞧见。”他又翻了我一眼说：“这孩子眼可真毒。”
我说：“检票员、列车员眼更毒，快过年了，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他们恨不得长八只眼，就怕有谁身上藏定时炸弹呢。”
她反感的说：“这孩子，嘴可真够贫的！”
小狗又尖叫起来。奶瓶里的面糊被小狗喝干了，这妇人边哄着狗，边往四下里看，生怕招来个值班的，让他难看。
我说：“阿姨，别让它受罪了，把它送给我吧。”
小男孩说：“不给你，它是给我的。”
“别理他，坐这儿老实呆着。”
这妇女翻了我一眼，看意思，想要狗，门儿都没有。
我发现小男孩的手里攥着一个玻璃球，爱不释手的样子，我冲小男孩说：“这狗我不白要，我用二十个橘子瓣球跟你换，行吗？”
小男孩万分惊喜的，二话没说，从他母亲怀里把狗抱给了我。小男孩儿的母亲烦透了这条狗：“快抱走吧。”
我征求了对方的同意，让春花和品相在这等着，我抱着狗跑出了候车室。这时天已大黑。我见一个站务员，在站台上冲着一个披头散发，面如黑锅底的要饭花子，喊道：“你从哪过来的？出去，快出去！”
那个要饭花子拄着拐棍儿，端着一个破瓷碗，一瘸一拐的，被人从检票口给轰了出去。他身上散发着一种混合型的腥臭味儿。我捂着嘴，跑出了十几米，才回头看了看，只见那要饭花子，直接往北去了。
这时，母亲朝这边走了过来。母亲不放心，想到站上看看。我告诉母亲，客车晚点一小时，母亲这才放心。她问我这狗是哪儿来的，我把经过告诉了母亲。母亲正想养一条狗，她把狗抱在怀里，满脸喜悦的回了家。
丽红没走，见了面，母亲让我叫她大姐。丽红亲切的夸了夸我。她给我的感觉就像一家人，无拘无束，亲近又随和，还顺手给我拍打着身上的土。
母亲没让我在家多呆，让我赶紧把玻璃球给人家送过去。那布袋里大概有四十个球。母亲让我把球一个不留的都给人家，还让我给那个小男孩儿带去一把水果糖。我回去把这两样东西递给母子俩，说：“这里大概有四十个球，还有这包糖，这都是我母亲让我给你们的，收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