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事起，村上的老少爷们就叫段步清“傻哥”。按辈分，我该叫他大爷（按老家习惯，大爷就是大伯）。“傻哥”终身未娶，姊妹三个，家中非常贫寒。“傻哥”年轻时，因家中缺少劳力，父母亲只能供养弟弟和妹妹上学，弟弟和妹妹天生聪颖，在“文革”后期都考上了高中，毕业后弟弟在我们村小学当了校长，妹妹进县纺织厂当了一名工人，后与县宣传部的一名干事结了婚。家中只剩“傻哥”未成家，父母亲愁白了头，可家中实在没钱为“傻哥”张罗媳妇，村上连一个提亲的人都没有。父母亲去世后，给“傻哥”操心的人也没了，一晃就过了而立之年。“傻哥”跟着弟弟一家过，把弟弟家的所有农事都包了下来，白天劳作，晚上就睡在牛棚里，照料起牛羊方便。
“傻哥”的力气特别大，村上谁家盖房子都会叫上“傻哥”，“傻哥”也特别勤快，掂泥巴往房顶上提的活也自然被“傻哥”一人揽了，给老少爷们干活也不要什么工钱，管顿饭就行，“傻哥”照样乐呵呵的。等到弟弟家盖房时，大家都主动过来帮忙，小小的院落里挤满了干活的男人，五间大瓦房不出两天就矗立起来。
那时候，弟弟和弟媳对“傻哥”也好，弟弟隔三差五地给哥哥拿上一包烟，弟媳一年给“傻哥”打一件毛衣，弟弟的几个娃也都“大爷”长、“大爷”短地叫个不停。
我的父亲比“傻哥”小两岁，按老人的说法，我们还没出五伏，算是亲戚，过年过节自然还是有些走动的。“傻哥”的弟弟在附近方圆几里小有名气，字写得好，挺会说话，尤其对清朝历史谙熟于心，在老家也算是能人了。那时，父亲和“傻哥”的弟弟在一起拉家常，聊农事，“傻哥”也过来凑热闹。高兴处，“傻哥”手舞足蹈，憨憨的笑声传到好远。
稍微懂事时，就记得“傻哥”特别喜欢和我一起玩，下军棋，教我学繁体字。可有一次和“傻哥”下五子棋时，不知为何他突然一下子把我的手拽过去，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使劲地捏，我疼得直咧嘴，祖宗三代地骂，他捏得更紧了，一边捏一边得意地笑。父亲闻声赶来，瞪了“傻哥”一眼，“傻哥”这才放手，可还是呵呵地笑，满脸的皱纹堆积在了一起。从那以后，我才知道“傻哥”精神上可能有问题，每次见了他就躲得远远的，再也不理会他了。别人当面叫他“傻哥”，我背后也开始叫他“傻哥”了。
九四年春节，妹妹把“傻哥”接到扶沟县城住上几天，妹夫所在单位的一个宣传部副部长听说“傻哥”象棋下得特别好，大年初四晚上带了几个朋友到妹夫家找“傻哥”下棋。棋至中途，副部长的一个“车”一不小心被“傻哥”的边“马”吃掉，副部长笑嘻嘻地提出悔一步棋，“傻哥”一听，火了，满脸通红直至脖根，“王八蹩还有一个规矩喱，你悔个求棋”。副部长站起身来，一声不吭走了出去，妹妹傻傻地站在那里，妹夫随即跟下楼去，一个劲儿地向副部长赔不是。
第二天，“傻哥”又回到了水泉村，从此再也没下过棋。听大人讲，回去以后，“傻哥”变得痴呆了。
母亲那段时间离开村庄到十里远的姜庄照顾年迈的外婆，一次年底到镇上赶集时偶遇“傻哥”，“傻哥”见了母亲，一声“大妹子”未说出口，竟像小孩子般嚎啕大哭。母亲一看“傻哥”脚下穿得那双胶鞋已露出好几个洞，忙从口袋掏出十元钱递给“傻哥”买了一双棉鞋。同村的王婶把母亲悄悄拉到一旁，“嫂子，你可不要和傻哥多说话，他现在病得越来越厉害了。前一个月，他弟媳妇给他送饭时，傻哥竟然拉着弟媳妇的手不放，弟媳当即给傻哥一个耳光，传到弟弟那里，弟弟大声骂道，以后就让他吃剩饭！弟弟的几个娃也当面骂他‘老狗’了
”。
十年前的春节前夕，一次和母亲打电话时，无意中又谈起了“傻哥”。母亲讲：“傻哥”后来又得了糖尿病，摔了一次也就一卧不起了，床上拉床上尿，弟弟一顿给一个馒头，弟媳在他心窝上放两个鸡蛋，啥时候饿了啥时候吃，也没人端水。2004年2月份就死了，死后第三天才被人发现，屋子里到处是苍蝇。你傻大爷活着的时候，可没少给咱家帮忙，给咱家拉砖盖房，拉煤，翻地，帮忙浇水，种庄稼，比你亲大爷都亲。哎！
不知“傻哥”大爷的灵魂在天国能否得到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