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到战国
现在我们用春秋战国的两国名词来代表时代，是根据记载当时史实的两部书——《春秋》和《战国策》——而来的。两时代中间还隔有一百三十年。这一百三十年也是极重要的文化转变时代，可惜我们已无史实可考了。不过大体上还可以看得出来这种继承春秋末年混乱时期，而走向战国的趋势而已。
新国家的出现
经过春秋时代二百多年努力的结果，黄河流域的大部，长江流域的一部分，所有的异民族，都已同化为中国人了，所有的小国家，都已逐渐合并为几个大国了。到了战国，遂成为燕、赵、韩、魏、齐、楚、秦七个大国并立的世界。这七国之中，韩、赵、魏是将旧日晋国分割而成的，齐国是另换了一姓，都算新国。燕、楚、秦虽是旧国，但燕在春秋时代尚未开化，楚也本来是蛮夷，秦则在战国初年尚被东方诸国看作是化外，故这三国就本质讲起来也是新国。这些新成立的大国，富有异民族的新血，又人口众多，取精用宏，故战国的文化得以极度发展，实在是有缘故的。
大都市的兴起
因为这种大国家的出现，于是政治中心所在的地方，人口集中，而大都市遂出现了。如齐之临淄，赵之邯郸，楚之郢，都是当时最著名的大都会。这种大都市出现以后，使人才都荟萃于一处，对于文化之提高及普及，都有关系。
商业化的倾向
中国本是农国，春秋时代虽有商人，但也还未占据什么重要的地位。到战国时代，商人的势力渐渐大起来，家资千万的巨贾也渐多起来了。虽然大部分人民仍然以务农为业，虽然有些国家如秦国之类，仍然极力的扶农抑商，不过山东诸国，商人的势力却一天一天增长起来，对于文化也极有帮助。
社会风气之变更
这时候，社会的风气也与从前大不同了。从前社会上的拘谨守礼的风气，至此完全没有了，人民的生活豪奢，任侠好气的风气也大行。有些贵族们如孟尝君[26]之流，且专门提倡这种风气，所以影响于社会很大。
学问的解放
在古代求学问是很困难的，因为学问只是贵族的专有品，不许普通人参预。专司保管图书的人谓之“史”，“史”在上古与“祝”并称，本是一种事神的官，有宗教僧侣的性质。上古学术握于宗教家手里，这是中外一致的。到后来由神权政治变成了贵族的政治以后，“史”也就跟着成为替贵族保守学问的专门职业家了。因此一般平民想求学问是很困难的。到了春秋末年，贵族制度渐渐崩坏，有许多贵族渐渐因种种关系变成了平民，他们与平民接近，以自己的智识教授平民，这才开了自由讲学的风气。历史上第一个自由讲学的是孔丘——虽然以前也许有他人实行过，但已无可考了。孔丘是个贵族后裔的新平民，他平生周游列国，遍观各国藏书，所以学问很博。他又召集了许多弟子，授以相当的学识。游学和讲学之风，都开于此时，对于战国文化影响极大。
布衣卿相之局
因为这种自由讲学之风一开，有学问的人的声名就容易传布，从党众多，对于政治社会影响都很大。当时列国君主对于这些学者自然要另眼相看的。加以列国并立之后，各国君主都想延揽人才，所以有学问的人容易取得政治地位，而贵族势力就差不多完全失坠了。
游说的风气
因为学问的解放，和当时有势力者对于人才之提倡，遂养成一种自由讲学和论政的空气，而产出一种以周游列国为目的的游士来。这种游士有两类：第一类是以学问为目的的，或者自己学问未成，周游各地去求师访友，或者是自己学问已成，到处去传布学说，广收弟子。第二类是以政治为目的的，他们周游列国，遍访列国的国君及卿相，以蕲获得政治上的地位。这两种风气都开于春秋末年。孔丘就是其代表。
各派思想之成熟
因为学问自由解放和政治社会都发生大变迁的结果，于是有各派不同的学术出现，古代中国的思想至此始成熟而大放光明。战国的学派后人讲法不同，《汉书·艺文志》的九流十家之说也觉不甚适当。依我们看来，当时最占势力而确有独立思想系统的学派，约可分为五家，即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是也。
儒家
儒家是最先出的学派，他的创始者是孔丘。当春秋末年封建社会已到最后崩裂期，孔丘生在这个时候，最初想努力于实际政治以挽回这个趋势，但结果不幸败了，于是遂专意于学术之传布。他生的时代学术的空气还未养成，故他算是个学术的启蒙时代的人物。他的思想很实际，多注重于伦理道德。他死以后，学说大兴，遂造成儒家一派。儒家后来的主要思想是维持宗法社会的旧道德，讲“礼”，讲“孝”，想拿稳健渐进的方法去改良政治和社会。末流有孟轲者主张颇激烈，有荀卿者思想近于法家，但都只能算儒家的别派。
墨家
墨家的创始者是墨翟，时代略后于孔丘，他平生的行径颇和孔丘相类，也是以政治运动而兼思想运动的。他死后信徒也很多，与儒家对抗为古代思想界两大潮流。墨家的重实际精神和儒家一样，但比儒家更趋极端。他们主张兼爱、非攻之说，反抗当时好战的风气。他们的学派后来组织成宗教的形式，以天为其崇拜之对象，有巨子为其宗教之首领。他们的末流，任气好勇，流为游侠。
道家
道家相传始于老聃，似较孔丘尚早。《道德经》一书是否为老聃所作，历来有争论，一般认为书中所述，基本反映了他的思想。这一派思想的正式成立大约在战国中叶，他们都是个人思想家，不似孔墨之热心于政治和讲学，故无弟子，其传不广。他们是极端的自然主义者，凡事以放任为主，因此也就没有与他派竞争的野心。不过他们的思想很高，著的书也都有精采之处，所以以后仍然留传下来，而且对后世影响很大。
法家
法家是最后起的，也没有主要的首领。大约自战国末年各派学说已经都发达成熟，彼此比较切磋，自然有最进步的学说出现，法家就是这最后出的最进步的学说。法家学说之最精密者，莫过于韩非子。韩非是荀卿的弟子，荀卿虽是儒家，但其说法后王，重礼治，主张人性恶，都已开法家的端，到韩非出来遂演成法家的理论。韩非对于道家也很有研究，对于墨家虽不崇拜，然实践的精神颇相同，故韩非可谓为上古学术之集大成者。法家的学说根据社会进化的理论，主张以法治国，其说最进步，而且确有实效。可惜后人都将他们认为是惨礉寡恩[27]一流，未负厚诬古人了。
阴阳家
自来讲学者对于阴阳家的思想多不注意，以为是荒诞无稽的迷信。殊不知阴阳家的思想虽未成熟，然在中国确独成一派，比较他派之思想特异点较多。阴阳家最盛于燕、齐两地，齐国的都城是他们的中心，当极盛时谈天雕龙之士至三千人。以邹衍为最著名，可惜他们的学说都不传了。不过就今日留传的一二点看来，大约他们多注重于智识的探讨，有爱美的精神，与希腊思想极相似，大约因同为海国的缘故。中国的学派像这样抛弃实践伦理的立场而注重纯理的探讨的海国思想实在很少，故此派思想极值得我们的注意。可惜这派思想因与重实际的中国国民性不合，不能大成。末流变为方士，开东汉以后道教之端。
综论各派思想
战国时思想虽极为复杂，但最主要的不出乎上列的五家思想。就五家比较起来，似乎有点代表地方民族性的色彩，如儒家代表北方民族实际思想，道家代表南方民族虚无思想，法家代表西方民族刻核思想，阴阳家代表东方民族浪漫思想之类。不过以地方来分派思想，容易牵强，不如以时代之次序分之较好。大约最先起的思想为儒家，其后有较激烈的墨家出现，又其后有更激烈的道家出现，最后则有最进步之法家思想出现。至于阴阳家则系一部分海国民族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的实践伦理思想之外别树一帜，或者倒与古代东方民族的鬼神思想不无渊源哩。
南方新文学之出现
当中国思想界正发生灿烂光明的时候，中国的文艺界也突然起了一种新光彩。原来中国的民族性本是老实农民本色，对于文学素不留心。故上古竟无可以流传的文学。到春秋末年，才有《诗》三百篇的结集出现。《诗经》中除去了《大雅》和《颂》两部无甚精采外，其余“二南”[28]、《国风》和《小雅》大约都是从周初到春秋中叶的民间的歌谣。这些歌谣的形式很简单，所表现的思想也很素朴，算不得成熟的文学。但是到春秋末年，长江流域的楚、吴、越诸新民族开化以后，文学上便添了一支生力军，色彩便有些不同了。到了战国，新民族的楚此时已吸收中国文化完全成功，经过这种文化上的调和以后，文学上便成功了屈原、宋玉等楚辞一派。这一派在文体上固然是一大创新，在内容上也将江淮间幽窈思想尽量插入，都与《诗经》不同。后来这一派更加入燕、齐一带的阴阳家思想，便成了汉朝的赋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