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当代拉丁美洲文学概况[2]
拉丁美洲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和印加文化中有着大量的神话传说、诗歌和戏剧。殖民地时期的纪事文学、宗教文学及巴洛克风格的宫廷文学，18、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19、20世纪之交的现代主义文学，都为当代拉美作家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20世纪上半期是拉美小说的迅速发展阶段，现实主义和先锋派文学并行发展。先锋派在拉美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异军突起。包括创作主义、尖啸主义和极端主义等流派在内的先锋派诗歌摈弃现代主义的夸饰之风，以简练凝重的语言表达了对现实的关注，出现了智利女诗人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等一批诗人。大量的先锋派小说为新小说的崛起和后来拉丁美洲“文学爆炸”起到先导作用。“墨西哥革命小说”的代表作品有墨西哥作家马利亚诺·阿苏埃拉（1877—1952）的《底层的人们》（1916）和马丁·路易斯·古斯曼（1887—1977）的《鹰与蛇》（1928）等；“大地小说”（或“地域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品有哥伦比亚作家何塞·欧斯塔西奥·里韦拉（1889—1928）的《漩涡》（1924）、委内瑞拉作家罗慕洛·加列戈斯（1884—1969）的《堂娜·芭芭拉》（1929）等；“印第安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品有玻利维亚作家阿尔西德斯·阿尔格达斯（1879—1946）的《青铜的种族》（1919）、秘鲁作家西罗·阿莱格里亚（1909—1967）的《广漠的世界》（1941）和秘鲁作家何塞·马里亚·阿尔格达斯（1911—1969）的《深沉的河流》（1958）等。这些作家以现实主义方法表现拉美下层人民的生活，注重描写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
20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卡夫卡、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等欧洲先锋派的影响在拉丁美洲日渐扩大，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1904—1980）、危地马拉作家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5）、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1902—1989）等，纷纷进行艺术实验，创作了一批先锋派诗歌和小说，使这一时期的作品出现新的风貌：描写重点从农村生活转向城市生活，对精神领域的疾患与痛苦给予了更多关注；不拘泥于一种流派的风格，能够博采众长，吸收各流派之长加以创新，在作品的结构安排、时空处理和语言风格上呈现出新的特色。阿根廷作家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1914—1999）的长篇小说《莫雷尔的发明》（1940），将现实和幻想交杂，巧妙地融情节小说、心理小说、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于一体。阿根廷作家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的《一部开始的小说》、埃德华多·马耶阿的《一切绿色终将枯萎》和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以及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1904—1994）的《无主的土地》（1941）等作品，以现代派的手法、奇特的想象、崭新的叙事方式或独特的心理描写，打破了地域主义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另外，幻想小说和心理小说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墨西哥小说家胡安·鲁尔福（1918—1986）。他的创作都在拉美“文学爆炸”之前，作品数量不多，但故事集《燃烧的原野》（1953）、《佩德罗·帕拉莫》（1955）等却写得异常精彩。其中，《佩德罗·帕拉莫》以作者虚构的科马拉为背景，描写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庄园主佩德罗·帕拉莫的堕落。小说采用意识流、追叙等手法，突破传统的“时空观念”，将故事连缀成拼接的“画面”，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被誉为“当代墨西哥神话”，成为拉美新小说的经典之作。
六七十年代时期，拉美文坛上呈现“文学爆炸”（boom）局面。所谓“文学爆炸”，其实是指在经历了长期的借鉴、继承、探索和骚动之后，拉美文学终于崛起、繁荣——作家辈出，流派纷呈，佳作不断。在这一时期内，小说这种叙事文学取代了曾经在拉美文坛占据首位的诗歌而成为主要的文学形式和文学体裁。实际上，“文学爆炸”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纲领，也缺乏核心人物和学术刊物。但总体上，拉美文学进入了它的高度繁荣时期。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说：现在领导世界小说潮流的已不再是欧洲，而是拉美小说家。
拉美的“文学爆炸”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拉美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冷战的气氛笼罩上空。古巴革命，阿根廷、巴西、智利、巴拉圭、秘鲁等国家的军事独裁政权统治，都是拉美文学发生变革的政治根源。在这种背景下，拉美的文学创作日益贴近社会历史现实，作家们创作了一批切合时代的作品。“文学爆炸”时期，流派众多，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恐怖现实主义、电影现实主义、动物心理现实主义争相竞呈，尤其以魔幻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最为活跃。
“魔幻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就在于魔幻手法和地方宗教意识、传说和神话的结合。”[3]也有人认为是通过印第安人或黑人或混血人的集体无意识来表现拉丁美洲社会的落后与神奇，总之，这种小说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并取代了土著小说，主要包括卡彭铁尔的《这个世界的王国》（1949）和《消失的脚步》（1953）、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1949）、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戴面具的日子》（1954）等。
结构现实主义小说注重形式创新，如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1946）、卡彭铁尔的《追踪》（1956）、富恩特斯的《最明净的地区》（1958）、阿根廷作家莱奥波尔多·马雷查尔（1900—1970）的《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1948）等作品都堪称典范之作。
进入80年代后，拉美的政治形势出现逆转，大批作家对前途失去了信心，内心感到茫然，理想逐渐破灭，在创作上出现了向内转。他们对祖国、民族命运的关切程度降低，试图在作品中寻找自我，发泄苦闷，表达人生的感触。有研究者指出，促使拉美作家创作转型的另一原因是宿命论[4]。这一因素常常被人忽视。拉美文学的魔幻、神奇色彩有所消退，作家创作的写实倾向抬头，现实主义小说与各种新小说共同构成众声喧哗的局面。拉美文学进入“后爆炸文学”时期（Postboom）[5]。爆炸时期的主要作家如富恩特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费尔南多·德尔·帕索、卡夫雷拉·因方特、罗阿·巴斯托斯等在爆炸时期结束后陆续有优秀作品诞生。“后爆炸”时期的作家大多数属于新生代，也有的作家如何塞·多诺索被认为参与“文学爆炸”和“后文学爆炸”两场运动。他的小说《淫秽的夜鸟》（1969）被视作“文学爆炸的经典作品之一”。女性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智利）、劳拉·埃斯基韦尔（墨西哥）和安赫莱斯·马斯特雷塔（墨西哥）、路易莎·巴伦苏埃拉和艾琳娜·波尼亚托沃斯卡（墨西哥）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后爆炸”时期的代表作品主要有：阿根廷同性恋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1932—1990）的《蜘蛛女之吻》（1976）、墨西哥作家费尔南多·德尔·帕索（1935—）的《墨西哥的帕利努罗》（1977）、《帝国轶闻》（1987）、伊莎贝尔·阿连德（1942—）的《幽灵之家》（1982）和《乌拉圭》、赛尔希奥·比托尔（1939—）的《夫妻生活》（1991）等。这些作品通常采用一种更朴实更易懂的风格并回归现实主义。
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期，拉美文学继续发展，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一批老作家宝刀不老，新一代作家异军突起。这一批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作家，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再现了拉美的现实生活。代表人物有阿根廷作家何塞·巴勃罗·菲因曼（1943—）和门波·贾尔迪内里（1947—）、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1940—）和路易斯·塞布尔维达（1947—）、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1947—）等人。当然，也有大器晚成者，如阿根廷作家阿维尔·波塞（1936—）等人。
巴西文学属于葡萄牙语文学。巴西文学经过20世纪初期的先现代主义、20年代和30年代的“现代艺术周”运动，到1945年，巴西的现代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小说家若热·亚马多（1912—2001）是巴西30年代“东北部小说家”最主要的小说家之一，作品数量众多，他的《无边的土地》（1943）和《加布里埃拉》（1958）等作品在巴西以及世界文坛上赫赫有名。小说和诗歌创作有了新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敢于创新的作家，被称为“45年代派”。马朗埃斯·罗萨（1908—1967）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对小说的文体、主题、语言、叙事等方面进行革新。《广阔的腹地：条条小路》（1956）用优美的语言描绘巴西腹地蛮荒的世界，描写土匪的生涯。作者被评论界认为是巴西第一位从世界角度成功地描绘一个地区的作家。“45年代派”的另一位作家克拉丽赛·利斯佩克托尔（1924—1977）的作品，通过独白、内省、暗示、隐喻和象征手法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她的代表作是《濒于冷酷的心》（1944）。
“45年代派”诗人“主张诗歌形式的严谨，注重诗歌讲求创作的技巧，力求使诗歌凝练，与传统诗歌一脉相承”[6]。但是，这一派诗人的成就不大，最著名的诗人是若昂·卡布拉尔（1920—1999），其代表作为长篇叙事诗《塞韦里诺的生与死》（1956）。50年代以后，以诗人奥古斯托·德·坎波斯（1931—）等人为代表的具体派诗歌创作出大量作品。1962年，该派诗人创办《发明》杂志，具体派诗歌由此进入鼎盛期。到了70年代，具体派诗歌走向衰落与消亡，巴西诗坛各种诗派并存，并有一批新人崭露头角。
50年代以后，巴西文坛又有一批作家相继登台，小说创作取得较大成就，重要的小说家有奥斯曼·林斯（1924—1978）、阿多尼亚斯·菲略（1915—）、马里奥·帕尔梅里奥（1916—）、达尔通·特雷维桑（1925—）、莉吉娅·法贡德斯·特莱斯（1923—）、奥特兰·多拉多（1926—）、保罗·科埃略（1947—）等人。
曾经是殖民地的加勒比海地区英语是主要语种之一，其英语文学的发展历程通常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殖民统治的20世纪早期到30年代；第二阶段是地区各民族独立前到独立之间的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后期；第三阶段是独立后时期[7]。20世纪50年代，大批西印度洋英语写作的作家或出于“文化朝圣的心理”，或迫于生计流亡至昔日的殖民宗主国英国，他们在英国出版了包括乔治·兰明（1927—）的《在我皮肤的城堡内》（1957）、V.S.奈保尔（1932—）的《比斯沃司先生的房子》（1961）等在内的大批作品。加勒比文学在伦敦这个帝国中心也出现了“爆炸”现象。加勒比英语文学的创作者运用宗主国的语言——英语，有时也用本土的克里奥尔语书写本土的风景、建构边缘人的形象，具有浓厚的后殖民色彩。对西方经典的改写或重写曾一度成为加勒比英语文学中盛行的做法，如1966年，长期旅居欧洲的多米尼加女作家简·里斯出版了长篇小说《藻海无边》，续写了或者说逆向写作了《简·爱》中罗切斯特的前妻——疯女人伯莎的故事。
第二节 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略萨和其他小说家
在20世纪拉美小说史上，屡次出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们是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略萨。本节将对他们重点予以介绍，同时兼及其他小说家。
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危地马拉小说家、诗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1967年，他“由于出色的文学成就，作品深深植根于拉丁美洲民族气质和印第安人的传统之中”而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阿斯图里亚斯1899年10月29日出生于危地马拉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23年从圣·卡洛斯大学毕业后在首都当律师。1923年因参加反独裁政府而被迫流亡欧洲近10年。1930年，故事集《危地马拉的传说》出版。作品“展示出一个沸腾张扬的蛮荒世界，一个波谲云诡、五光十色、富有魅力的大陆”，在欧洲文坛引起震动。1946年，第一部长篇小说《总统先生》问世。小说从酝酿构思，到最终在巴黎完稿，历经10年，成为拉美反独裁题材的优秀作品。小说塑造了一个典型的拉丁美洲专制暴君的形象，揭露了帝国主义势力、陈腐的社会制度对普通人命运的控制，还有古老的宿命论和宗教意识对当代人的侵蚀。作者试图将人们从梦魇中唤醒，奋起反抗专制统治，靠自己的力量赢得自由解放。这部气势恢宏的悲剧性讽刺作品奠定了他一流作家的地位。1949年出版的《玉米人》，其思想更为成熟，笔力更为遒劲。《玉米人》成为其代表作之一。此后，他出版了《云雀的鬓角》（1949）、《贺拉斯主题习作》（1951）、《玻利瓦尔》（1955）、《戏剧集》（1964）、《强风》（1950）、《绿色教皇》（1954）、《被埋葬者的眼睛》（1960）、《珠光宝气的人》（1961）、《丽达·萨尔的镜子》（1967）、《马拉德龙》（1969）和《多洛雷斯的星期五》（1972）等作品。1956年，阿斯图里亚斯应邀来中国参加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
小说《玉米人》的叙事结构源于古印第安神话。据古代玛雅人史诗《波波尔·乌》记载，造物主造人时，先用泥土，后用木块，都不理想，最后用玉米作材料，才造出了满意的人。在印第安人看来，玉米和人处于不断的互相转化的过程中，玉米滋养了人，人死后又长出玉米。在墨西哥首都“全国历史和人类学博物馆”中就有这样一幅壁画，画的是在一个死人身上生长出一棵茁壮的玉米。玉米神圣不可侵犯，如同人不可侵犯。
《玉米人》描写的是伊龙地方一个印第安部落的故事。一批西班牙人和土生白人闯进伊龙，毁林开荒，种植玉米去出售。印第安人在酋长加斯帕尔·伊龙率领下，将白人赶出了山林。政府派戈多伊上校率兵攻打伊龙，却屡战屡败。上校买通酋长的部下马乔洪和妻子玛努埃拉，设计用药酒毒死酋长，然后荡平部落。但最终迫害印第安人的罪人们都遭了报应：马乔洪的儿子被萤火虫的冷光灼死；马乔洪本人由于悲伤而精神失常，被燃烧的玉米烧死；上校的军队在混战中遭受重创，上校本人在烈火中丧生；向敌人出售毒酒的萨卡通一家被杀死8口人，只有萨卡通幸免。萨卡通与瞎子伊克结婚，生下一子后精神失常，离家出走。伊克四处寻找，也一去不返。多年后，伊克与妻儿在一座海岛监狱相会，被邮差尼乔用船载回。从此，他们在家乡重新种植玉米，繁殖后代。在小说中，玉米象征印第安人的人格尊严、生活信念和生存价值，也代表着古老而生气勃勃的印第安文化。而那些以牟利为目的的白人闯入者和为虎作伥的官府官军则无视玉米的真正价值，最终下场悲惨。印第安原住民与他们之间的冲突既有政治、经济的，也有民族的、文化的。
阿斯图里亚斯是拉美文学革新的旗手，首先提出“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肯定梦幻与非理性意识在文学中的地位。在《玉米人》中，他充分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人物和事件。在小说里，时间和空间往往是不确定的，“现实”并非是对现实的直接摹写，而是一种再创造出的情境。他的作品常常给读者展现出一个虚幻的世界，各种人物和事件都笼罩着一种神秘莫测的气氛。他称之为“超现实”。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辞指出，阿斯图里亚斯的“爆炸式的风格与法国的超现实主义极为相似”。但阿斯图里亚斯的“魔幻”之根是深深扎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的。在早期的印第安文献中，历史、神话与小说是无法分割的。阿斯图里亚斯正是想以印第安人的眼光来看世界，用印第安人的方式来描述世界，他所要展现的是印第安人的“内心现实”。超现实主义文学使他看到印第安文化精神与外部世界沟通的可能，但他并不把人的梦幻、潜意识和本能冲动看作唯一真实，它只是全部生活内容的重要侧面，况且他始终坚持为人民代言的世界观。
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2014），哥伦比亚著名小说家、随笔作家、新闻与电影工作者。1982年，由于其作品“融幻想与现实为一体，勾画出一个丰富多彩的梦幻般的世界，反映了拉丁美洲大陆的生活和斗争”，马尔克斯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马尔克斯1928年3月6日生于哥伦比亚马格达莱纳省加勒比海边阿拉卡塔卡镇。1940年他进入一所教会中学读书，开始为校刊《青年》撰写报道和诗歌。1944年，第一篇短篇小说《无法摆脱的精神变态》发表。1947年，他创作了短篇小说《第三次无奈》。1955年，第一部长篇小说《枯枝败叶》用内心独白的形式讲述了马孔多小镇的生活与变迁。中篇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56）描写了老实、天真的退休老上校和妻子苦度年华、毫无希望地等待政府发放退役补助金的故事。短篇小说《恶时辰》（1961）再现了一个小城围绕匿名帖发生的种种事件，描绘了各种人物的不同心态。1962年，短篇小说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问世。1966年，代表作《百年孤独》出版。1972年，短篇小说集《纯真的埃伦迪拉与残忍的祖母》出版。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1973）以漫画手法刻画了一个残暴、狡猾、荒淫无度、恶贯满盈的独裁者形象，是拉美反独裁小说中的一部力作。长篇报告文学《尼加拉瓜的战争》（1979）有力地支持了桑地诺民族解放运动。1980年，马尔克斯重返哥伦比亚《观察家报》工作。以他为编剧的电影《我亲爱的玛利亚》获得卡塔赫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1981）描写一桩荒诞故事，在光天化日下，一群人根据无端的谣传和猜测，公开残暴杀害了一个无辜青年，暴露了封建的陈规陋俗对人们的毒害。小说结构严谨、文字精练，将现实和虚幻、写实与夸张、爱情纠葛与喜剧冲突融为一体。1985年，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发表。长篇小说《迷宫中的将军》（1989）描写了拉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生前七个月的生活、工作和若干鲜为人知的经历，塑造了一位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英雄形象。随后，短篇小说集《十二篇异国旅行的故事》（1992）、中篇小说《爱情和其他魔鬼》（1993）先后完成。1995—1996年，长篇报告文学《绑架的消息》面世。1999年，长篇小说《我们相会在八月》在西班牙出版。2002年，回忆录《沧桑历尽话人生》出版。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被普遍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小说以虚构的马孔多小镇为背景，描写了这个小镇在百年间的历史变迁和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生活、命运和最后的结局：老布恩迪亚为了逃避被他杀死的邻居冤魂的纠缠，偕妻子出逃，在一片荒原上建造了一个名字叫马孔多的小镇，他年迈时因为精神失常而死去；小儿子奥雷利亚发动了多达32次的起义，躲过了14次的暗杀、73次的埋伏和一次枪决，最终对战争感到厌倦而走上了自杀之路。但自杀未成，回家后依靠制作小金鱼打发余生；孙子阿卡迪奥被反对党枪杀；曾孙女雷梅德斯身披被单被风刮走；曾孙阿卡迪奥二世从运送罢工工人尸体的火车上逃走后，却遇到了长达4年11个月的大雨；六世孙恩迪亚和姑妈乱伦，生下一个长着猪尾巴的孩子；第七代人被一群蚂蚁活活地吃掉。小说的结尾，吉卜赛老人的寓言终于应验：马孔多被一场飓风刮走，从此不会在世间出现。
小说以马孔多为典型，以充满象征的手法生动地展现了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演变历程，勾勒出拉丁美洲民族深层的文化和心理特征。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揭示了造成拉美近百年来“孤独”的原因，指出孤独落后所带来的严重危害，表达了作者对于哥伦比亚和整个拉丁美洲民族命运的深层思考和热情关注，是一部当代拉丁美洲的百科全书。
小说描写的历史跨度大、人物众多、情节复杂。书中融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宗教典故、预言等神秘因素，充分运用夸张、象征的艺术手法，大量使用荒诞的描写，在叙事上采用时间轮回和循环叙事的手段，巧妙地糅合了现实与虚幻，向读者展现出一个瑰丽的魔幻世界。《百年孤独》问世以后，立刻引起西班牙语文学界以及整个世界文坛的震动。
《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男女主人公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费尔明娜·达萨，在他们都年轻的时候彼此写了许多感情炽热的情书，并且一度决定结婚。然而，当费尔明娜再次见到弗洛伦蒂诺时，她却对自己的心间被一个幻影长时间占据感到吃惊，于是她对弗洛伦蒂诺说忘却这事。而后者却一直珍存着对她的那份渴望，并且决心为她保持童贞直到他们最终能够走到一起。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不得不用放纵的生活来排遣分离的空虚。后来，费尔明娜嫁给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成为他忠实的伴侣。医生死后，弗洛伦蒂诺才重新思考了对费尔明娜的爱情，他慢慢地通过自己的文字消弭了两人之间的隔膜。在一次船上的旅行中，年迈的一对发现彼此重新坠入爱河。费尔明娜担心这桩情事可能引起丑闻，于是船长升起了一面代表霍乱流行的黄旗，护送着这种永远不分离的爱情。
这部小说以弗洛伦蒂诺和费尔明娜之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爱情作为主线，同时将其他多种爱情穿插其间。作者将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用“爱情”的红线连缀起来。其中有阿莫乌尔的隐蔽但偶尔爆发的爱情、弗洛伦蒂诺的父亲的爱情宣言、弗洛伦蒂诺的朝思暮想等等。各种爱情虽形态各异，但真情相似。马尔克斯展示了爱情的多种可能性和丰富性，突显了拉美人民神奇而独特的心灵世界。
与作家的其他作品相比，这部小说最能显示马尔克斯化腐朽为神奇的雄健笔力。他将被世人唱了无数遍的爱情老调作为自己小说的题目和主题。他在这部小说中摈弃了《百年孤独》时期娴熟于心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采用19世纪欧洲传统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小说对话很少，情节进展缓慢。小说里的“一切都是严肃的，有分寸”。它被评论界称为“我们时代的爱情大全”，被誉为“一部充满哭泣、叹息、渴望、不幸和欢乐的爱情教科书”[8]。马尔克斯也正是凭借着这部小说捧走了198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声誉达到顶峰。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36— ）于2010年因“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和对个人反抗的精致描写”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为《城市与狗》。这是拉丁美洲作家第六次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
略萨于1936年3月28日出生在秘鲁阿雷基帕市。1950年，遵父命进入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读书。1952年，略萨从军校毕业后考入圣马尔克斯大学学习法律，后来攻读语言和文学。大学期间，略萨认识了青年作家路易斯·罗阿易萨，并由此认识许多重要的作家，如博尔赫斯、胡安·鲁尔福和奥克塔维奥·帕斯等。1958年，他因为一次征文获奖得到一次去巴黎的机会，由此眼界大大开拓。1958年，短篇小说集《首领们》出版。1962年，以军校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城市与狗》问世，获得西班牙“简明丛书”文学奖，被评委认为是“三十年来最好的西班牙语小说”。1965年，长篇小说《绿房子》问世。随后，他出版了《幼崽》（1967）、《酒吧长谈》（1969）、《潘达雷翁与劳军女郎》（1973）、《胡莉娅姨妈与作家》（1977）、《世界末日之战》（1981）、《玛依塔的故事》（1983）、《狂人玛伊塔》（1984）、《叙事人》（1988）、《继母颂》（1988）、《利图马在安第斯山》（1993）、《情爱笔记》（1997）、《元首的幽会》（2000）和《天堂在另外的街角》（2003）等作品。另外，略萨还出版了非小说类作品，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1971）、《给“白脸蒂朗”下战书》（1971）、《小说秘史》（1971）、《无休止的纵欲》（1975）、《塔克纳小姐》（1981）、《萨特与加缪之间》（1983）、《凯蒂与河马》（1983）、《顶风破浪（第一卷）》（1983）、《顶风破浪（第二卷）》（1986）、《琼卡姑娘》（1986）、《顶风破浪（第三卷）》（1990）、《谎言中的真实》（1990）、《作家的真实》（1991）、《水中鱼》（1993）、《阳台上的疯子》（1993）、《文学乌托邦：何塞·马里亚·阿格达斯与其虚构和想象》（1996）、《给青年小说家的信》（1997）、《文学的激情》（2001）、《阐释鲁文·达里奥的基础》（2001）、《不可能的诱惑》（2004）等。
1967年，《绿房子》获得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小说的地点被设置在秘鲁北部城市皮乌拉和亚马逊地区的圣达·马丽亚·德·涅瓦镇，时间跨度为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长达40多年的时间，以5个人物的命运变迁为线索，通过皮乌拉城的妓院“绿房子”的兴衰，浓缩了包括沿海、山地和森林组成的整个秘鲁北部的历史和现实，涉及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各色人物。小说再现了秘鲁社会各色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社会风俗，揭露了社会的愚昧、野蛮、暴力、欺诈等阴暗面。就像《哈姆雷特》中所说“丹麦就是一个大监狱”一样，这部小说中“绿房子”就是整个秘鲁社会的缩影。
《城市与狗》是略萨根据自己少年时在军校学习的亲身经历写成。故事以20世纪50年代的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为背景，描写了一群军校学生的学校和家庭生活。这所军校在外人和少年眼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平行世界”。家长们将这里视作让孩子们得到磨炼、成为真正男子汉的地方。少年们却在这里形成了自己的小社会：新生刚一入校就要遭受“洗礼”，从财物到自尊，遭到全方位的抢劫和凌辱；等新生升入高年级，同样继承“传统”欺压低年级；嫖娼、拉圈子、打群架、抽烟喝酒、聚赌偷窃、装病请假、越墙出逃，甚至偷考卷买卖试题，大部分教官毫不知情，协助管理的士兵视而不见。直到一个绰号“奴隶”的士官生在演习中被枪杀，他唯一的朋友阿尔贝托终于挺身告发，揭露了事件的真相。陆续从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们源源不断地走进社区，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而他们个性中的残暴、疯狂和邪恶逐渐淡去，甚至被遗忘。只有当初那个唯一没有做过任何坏事的男孩，却死在军事演习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位他暗恋的女孩，则与心地亦有纯良一面的凶手喜结良缘。
作者塑造了一个“中间人物”，他名叫阿尔贝托。他扮演着一个中立者的角色，像是连接城市与狗之间的一座桥梁。他为人不卑不亢，不欺负弱小，也不容强者欺负弱者。在捍卫尊严和个人合法权利方面，阿尔贝托绝对不放弃斗争。他时而生活在社会上层，时而与来自社会底层的黑人、混血种族学员住在同一宿舍；他既看到了上层社会的伪善、欺诈和糜烂的生活，也了解贫苦阶层的悲惨处境。然而，这两个极端他都不能接受，因此，他宁肯躲进文学天地，试图用文学的手段，抵挡来自“城市”和“狗”的狂吠，逃避“狗咬狗”的生活。文学为他的个人反抗提供了武器，也提供了施展的空间。
《城市与狗》和略萨其他所有的作品一样，充满着强烈的现实感。“城市”指秘鲁社会，“狗”指军校学员。作品中使用大量篇幅描写学生的赌博嫖娼、打架斗殴、金钱交易等丑恶行为，小说看似在揭露一个军事学校的不公，其实是在批判秘鲁社会的暴力盛行、伪善欺诈、种族歧视以及道德沦丧等各种黑暗现象。揭示出底层人生存的艰难处境，也表现了作者一贯的反对军人独裁统治的写作主题。作者通过“美洲豹”、“黑人”巴亚诺、“山里人”卡瓦、“奴隶”里卡多等人物，塑造了一群军事学校的士官生形象，并把矛头直接对准整个军事和警察机器，作品寓意十分明显。
小说由“第一部”、“第二部”和“尾声”组成。每一部各包括八章，每章包括大小、多少各不相同的断断续续的段落式情节单元。从写作技巧上看，略萨受欧洲意识流文学，尤其是萨特的影响很深。从一开始，作者就打破按照故事情节发展写作的套路。很多情况下，小说是按照人物内心的活动展开，对话、独白、梦境、第三者叙述不断交织，通过不断变换的叙事手法，略萨描绘出各不相同的场景。看似分割的片段并不是小说结构的混乱，恰是作者别具匠心的安排。略萨不断变换的叙事主体，构成了刚开始阅读该书时的主要障碍，但极强的情节性依然吸引读者继续前行。随着故事的铺展，变换的叙事主体成为一种优势，几位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一一凸显，给读者带来强烈的立体感。从成长的精神困境，进而呈现出丰富的层次和复杂多变的状态，小说的笔力和深度成为“青春文学”领域某种难以超越的高峰。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期的巅峰之作，巴尔加斯·略萨苦涩少年回忆录，矛盾、虚伪、压抑的魔幻现实写照”[9]。
由于在叙事艺术手法上实现了成功的创新，略萨的小说被认为是拉美“结构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城市与狗》是略萨的成名作，也成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四部里程碑小说之一。巴尔加斯·略萨因此和卡洛斯·富恩特斯、胡利奥·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被称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四大主将。
在当代拉美文坛上，还有一批小说家以其高度的艺术水准，获得了评论界和读者的青睐但限于篇幅，我们只能简列如下，以供参考。
尔弗雷多·布里塞·埃切尼克（1939—），秘鲁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胡利乌斯的世界》（1970）属于当时秘鲁流行一时的新潮小说。它描述的是一个名叫胡利乌斯的富家子弟在利马上流社会的生活。在作者的笔下，有闲阶级的奢侈生活和社会底层的艰难生活形成鲜明对照。小说采用大量漫画式的描写，但作者更注重客观描述，极少进行主观评论和分析。作品充分展示了资本主义上层社会的腐朽、没落和丑恶，同时对痛苦、不幸的人们和下层社会表示出深切的同情。
何塞·多诺索（1924—1996），智利作家。他参与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最出色的作品是《淫秽的夜鸟》（1970），小说通过一个虚构的人物虚幻的故事叙述，揭露资产阶级的腐朽和没落。
伊莎贝尔·阿连德（1942—）的长篇小说《幽灵之家》以家族为背景，借助于实证主义的叙事方法，叙述了三个家庭四代人的故事，表现了智利人民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抗争。
埃内斯托·萨瓦托（1911—），阿根廷现代文学先驱。代表作《英雄与坟墓》（1961）是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一部《隧道》于1948年出版）。这是一部关于一段爱情，一个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故事。小说描写的情境阴暗晦涩，情节离奇。萨瓦托主张文学创作中要使用科学性和超现实精神相结合，反对单纯追求艺术技巧，反对在重大现实问题面前持讥讽或回避的态度。
胡利奥·科塔萨尔（1914—1984），阿根廷作家。他是拉丁美洲“新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期的一员创作主将。1963年，长篇小说《跳房子》的发表使他进入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行列。这是一部开放的小说，没有中心情节或连贯的故事，只有一个主要人物奥拉西奥·奥利维拉。小说主要描写他“在那边”（巴黎）和“在这边”（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地方”（可以省略）的生活和遭遇。作者以跳房子作为隐喻，表现主人公无望的人生追求。小说结构新颖、独特，广泛地采用现代文学创作技巧，使作品具有很强烈的立体感。小说语言敢于大胆创新，各章内容的安排简洁经济。《跳房子》被称为拉丁美洲小说史上的“一部罕见之作”，“犹如欧洲的《尤利西斯》”[10]。
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1917—2005），巴拉圭小说家。《人子》（1960）是巴斯托斯最早出版且获奖的长篇小说，表达了巴拉圭政治压迫和社会斗争的主题。小说描绘了从1912年到查科战争结束这段时期巴拉圭统治阶级和被压迫的大众之间的斗争，融入了近百年间的巴拉圭传说和故事。《我，至高无上者》（1974）以小说的形式描写了19世纪巴拉圭一位独裁者的生活。这部小说融合了不同的流派和风格，由历史、传奇、道德哲学、传记小说、革命小册子、证明记录、散文诗、自白书等不同的形式编织而成。在叙述手段上，主要采用意识流和内心独白等手法，兼有多重时空、魔幻描写等多种表现手法。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1909—1994），乌拉圭著名小说家。1939年，他发表处女作《井》并一举成名。1943年，标志着奥内蒂风格形成的《为了今宵》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后，反响强烈。《造船厂》（1961）是“圣塔玛丽亚”系列小说的一部。该系列小说不但是二战后南美社会病态发展的写照，同时也是作者生活感受的外化和内心世界的袒露，情调有些悲观，时空被高度浓缩。它们被视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期的重要作品。由于作品多以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为背景，奥内蒂被誉为“城市作家”。
何塞·莱萨马·利马（1912—），古巴诗人、小说家。代表作《天堂》（1966）围绕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而展开，以一种普鲁斯特式的小说叙事形式表达了对昔日美好生活的怀念。
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1929—），古巴小说家，《三只忧伤的老虎》（1967）是其代表作。小说通过三个主要人物的叙述，再现了巴斯蒂塔独裁统治后期即20世纪50年代哈瓦那的夜生活。其余还有赛维罗·萨多伊（1937—1993）等古巴诗人、小说家，他的《科夫拉》（1972）表现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也有一定影响。
第三节 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帕斯和博尔赫斯
1916年，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的去世，标志着拉美现代主义的结束和拉美当代诗歌的开始。在从现代主义向先锋派诗歌的过渡时期中，产生了著名女诗人米斯特拉尔。先锋派诗歌中的杰出代表是聂鲁达、帕斯和博尔赫斯。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原名卢西亚·戈多伊·阿尔卡亚加，智利杰出的女诗人。1945年，“因为她那富于强烈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理想的象征”[11]，她成为拉丁美洲文学史上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获奖作品是《柔情》。
米斯特拉尔于1889年4月6日出生在智利北部一个小镇。1914年，她参加在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花奖赛诗会”，以三首怀念不得志而轻生的未婚夫所写的《死的十四行诗》获得金奖而蜚声文坛。1922年，纽约的西班牙研究院出版了她的《绝望》。这部诗集共分七卷，其中五卷是诗歌，涉及生活、学习、童年、痛苦、自然等方面。另外两卷是散文诗和短篇小说。诗歌中除了表现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之外，米斯特拉尔开始表达她对教育儿童、拯救贫民以及对西班牙美洲人民的关注。在艺术上，她的诗歌文字笔触细腻生动，感情真实，在形式上力求突破传统，锐意创新。
1924年，米斯特拉尔的第二部诗集《柔情》出版。之后，她进入外交界，先后任智利驻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美国的领事，晚年还曾任智利驻联合国特使。1930年发表《艺术十条原则》，认为世界上不存在无神论的艺术；美就是上帝在人间的影子；美是指灵魂的美，美即是怜悯和安慰。1938年，她的第三部诗集《塔拉》问世。诗集歌颂大自然的美丽，抒发对母亲的挚爱，反映被压迫的痛苦。《塔拉》中的诗歌都是象征主义的佳作。米斯特拉尔还出版了《白云朵朵》（1934）、《智利掠影》（1934）、《母亲的诗》（1934）、《有刺的树》（1938）、《葡萄压榨机》（1954）、《智利的诗》（1966）等作品。另有散文集《智利信札》（1957）和《旧金山的主题》（1965）问世。她的作品题材广泛，艺术水准极高，她成为一代女诗人的代表和中心人物。她在拉丁美洲诗歌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人物，对智利乃至拉丁美洲许多诗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柔情》是米斯特拉尔的第二部重要诗集，共百余首诗。诗集中的大部分作品是献给母亲和儿童的，此外也有一些儿歌。这些诗格调清新，意境美丽，内容健康，诗句朴实易懂，感情真挚、热烈。墨西哥曾经举行由四千儿童组成的大合唱，演出这些歌谣，以表示对歌谣作者的敬意。“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成了象征母爱的诗人。”[12]
如《摇篮》一诗这样唱道：
木匠，木匠，
给我的娃娃做个摇篮，
快快锯些木材，
我在迫切等待。
……
木匠，木匠，
我摇我的娃娃入眠，
但愿你的小孩带着笑颜，
今晚睡得香甜。[13]
这首小诗以母亲要木匠做摇篮一事入诗，表达了母亲对孩子浓浓的爱意。像这样的小诗，情境交融，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记忆。《柔情》中的诗一般都讲究形式，有的可以朗诵，有的可以歌唱，生动地表达了诗人即母亲对婴儿、幼儿和儿童的爱心和柔情。
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是智利伟大的民族诗人。1971年，“因为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14]，凭借着《情诗 哀诗 赞诗》，以其无可比拟的境界和成就，聂鲁达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马尔克斯誉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
1904年7月12日，聂鲁达出生于帕拉尔城。1920年起，出于对捷克现实主义诗人杨·聂鲁达的仰慕而开始启用巴勃罗·聂鲁达的笔名。1923年，聂鲁达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黄昏》。1924年，他的第二部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问世。此后，诗集《奇男子的引力》（1925）、《戒指》（1926）和小说《居民及其希望》（1926）相继出版，当时被称为智利三大诗人之一。从1927年开始，聂鲁达进入政坛，供职于外交界，先后出使仰光等多地，任驻外领事、总领事和大使等职。1935年，诗歌集《大地上的居所》（第一、二集）出版。聂鲁达用充满象征、比喻、神秘莫测的语言和自由体诗歌来发泄绝望、苦闷的情绪，表现畸形的阴暗世界。
1936年6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聂鲁达回到智利，创作了著名诗篇《西班牙在我心中》（1936），热情讴歌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1939—1940年，他出访苏联、美国等许多国家，陆续写下了《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献给玻利瓦尔的歌》、《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新情歌》、《歌颂红军到达普鲁士门口》等诗篇，这些作品连同《西班牙在我心中》等其他作品一同收录在诗集《大地上的居所》第三卷（1935—1945）中。他的诗歌在结构和形象上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但在内容上则已经出现了向政治诗的转向。1945—1949年间，聂鲁达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并完成两部长诗《1948年纪事》和《漫歌集》。
1950年，聂鲁达获得“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奖金，嗣后访问中国。1952年8月，智利政府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他得以返回智利。此后，他完成了《元素之歌》（1954）、《葡萄和风》（1954）、《新元素之歌》（1956）等。《葡萄和风》创作于聂鲁达在访问欧洲、苏联和中国以后，是他一系列保卫世界和平政治活动的记述。而《颂歌》则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颂歌》中的作品富有哲理性，普通人和平凡的事物成为歌颂的对象，描绘了社会生活的细节。在表现形式上，语言简短、活泼，节奏较为平缓。
《黄昏》是聂鲁达于1923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其中不乏带有神秘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色彩之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是他的第二部诗集。诗集形象地展现出美丽的自然风光，歌颂爱情和青春，也表现个人爱情的悲欢。诗中感情真挚、文字朴实，风格清新。《漫歌集》（又称《诗歌总集》）是聂鲁达的巅峰之作。诗集分为15章，共248篇。它具有史诗般的品质，述说了美洲的历史、古代印第安文化的历史、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史、独立战争的斗争史，总结了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形势。第一章《大地上的灯》象征着人的潜意识中，美洲大地对人的召唤，一直到第十五章《我是》，写出了战士和诗人的责任。其中包括对西班牙征服者的描述，对美洲解放者的颂扬，对压迫者、独裁者的谴责，对普通劳苦大众的赞美，表达了诗人的愿望和理想。其中第二章《马克丘·毕比丘之巅》，是诗人在1943年结束墨西哥总领事工作的归国途中，参观秘鲁的印加帝国遗址——马克丘·毕比丘后而创作的，长达3500行，是《漫歌集》的精华所在。
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8），1990年瑞典文学院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这位墨西哥诗人、散文家，认为“他的作品充满激情，视野开阔，渗透着感悟的智慧并体现了完美的人道主义”。帕斯成为拉美第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帕斯出生于墨西哥城一个书香门第。14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31年他与人合办《栏杆》杂志（1931—1932），后来创办《墨西哥谷地手册》（1933—1934），介绍英、法、德等国的文学成就，主要刊登西班牙语国家著名诗人的作品。第一部诗集《野生的月亮》于1933年问世。1937年，《在你清晰的影子下及其他关于西班牙的诗》出版。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出版了《在世界岸边》和《复活之夜》（1939），并创办墨西哥后先锋文学的重要刊物《车间》（1938—1941）、《浪子》（1943），成为“车间”派诗人的重要一员。1949年，帕斯第一部重要诗作《假释的自由》面世。1955年，帕斯创建“诗歌朗诵”小组，推动诗歌戏剧运动。此后，他又创办《墨西哥文学杂志》来捍卫和实践现代派艺术理论。1956年，帕斯的诗论专著《弓与琴》出版并获得墨西哥文学的最高奖赏——比利亚马鲁蒂亚文学奖。1957年，出版文学随笔集《榆树上的梨》和第一部长诗《太阳石》，后者标志着帕斯诗歌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次年《狂暴的季节》出版，表现了诗人对当时墨西哥现状所持的批判态度。此后，他专业从事文学创作。这一时期发表的主要有《蝾螈》（1962）、《旋转符号》（1965）、《交流》（1967）、《可视唱片》（1968）、《东山坡》（1969）、《回归》（1976）、《内心之树》（1987）、《另一个声音：诗歌与世纪末》（1990）等一大批作品。
《太阳石》是帕斯最具代表性的抒情诗之一，写于1957年的墨西哥城，收录在《语言下的自由》中。诗人写诗“是对墨西哥心理和神秘的底层作深入的探索”，“也是对我本人的一种深入探索”。他写社会，也写他自己。因此，他的“诗歌是对当时、对我们面对的时刻产生的内心和外部反应作出的回答”。
这首诗共有584行。太阳石即阿兹台克族的太阳历石碑，生死轮回、昼夜交替、时空置换，就像太阳历本身的循环一样，没有穷尽地轮转下去。《太阳石》描写了这种循环运动。这首诗的开头和结尾以相同的诗句表达了这种循环：
一颗晶莹的垂柳，一颗水灵的黑杨，
一股高高的喷泉随风飘荡，
一株笔直的树木翩翩起舞，
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
前进、后退、迂回，总能到达
要去的地方：……[15]
这首长诗从15世纪的阿兹特克太阳历石碑切入，借赞扬阿兹台克太阳历石碑来赞美灿烂的美洲古代文明。诗的主题是描绘世界万物的特点、人类命运的变幻，抒发了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眷恋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诗人展开想象的翅膀，打破时空的界限，用蒙太奇、联想波、套合术等手法，将现实、历史、神话、梦幻、回忆和憧憬融会贯通，充分显示出帕斯通古博今的学识和激越奔放的诗情。从形式上看，长诗以十一音节的无韵诗写成，一气呵成，被切分成几十个段落，却没有使用一个句号，表达了帕斯那一代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度思考和切身感受。这首诗被评论界认为是一部罕见的“当代史诗”。《太阳石》的问世使帕斯声誉鹊起，跻身世界文坛。
《语言下的自由》（1958）是帕斯的重要诗集之一，收录了诗人1935年至1957年的诗作。全书共分五大部分，包括历年创作的名篇，即《在你清晰的影子下》（1935—1944，六组诗，共40首）、《灾祸与奇迹》（1937—1947，两组诗，共31首）、《为一支颂歌准备的种子》（1943—1948，三组诗，共37首）、《鹰还是太阳？》（1949—1950，包括散文诗33首）和《狂暴的季节》（1948—1957，包括9首诗），总计150首。这些篇章是帕斯对时代和他自己关心的问题的思考。《语言下的自由》之所以如此命名，源于诗人对自由的不懈思索。他认为自由不可或缺，它是必须的面具，自由与命运互相依存。这部诗集的特点鲜明：一是题材广泛。人的生死爱恋、肉体情感，宇宙的时间空间、黑夜白天，大自然的花鸟草木、湖海山川、风云雷电，古往今来的社会事件，以及诗人的生活写作，应有尽有。二是形式多样。自由体诗、十四行诗、散文诗、叙事诗都有，长诗和短诗交相辉映。三是艺术手法丰富。象征、明喻和隐喻交替出现，充分运用了形象重现、诗句重叠及标点省略等各种手法。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小说家、诗人，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富有家庭。1914年，全家迁往日内瓦，博尔赫斯在那里接受中学教育。1919年至1921年间，他在西班牙参加了极端主义文学运动。1921年，博尔赫斯回国后，将极端主义引介到阿根廷，同时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1923年，博尔赫斯出版第一部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他以诗人的身份登上文坛。此后，他又出版诗集《面前的月亮》（1925）、《圣马丁札记》（1929）、《诗人》（1960）、《另一个，同一个》（1964）、《为六弦琴而作》（1965）、《诗选》（1923—1967）、《影子的赞歌》（1967）、《老虎的黄金》（1972）、《深沉的玫瑰》（1975）、《铁币》（1976）、《夜晚的故事》（1977）、《天数》（1981）和《密谋》（1985）等。有评论家评论说：“他的诗作形式简朴，内容却深奥复杂，将逻辑的迷宫、直观的形象和神秘的寓言融为一体。”[16]他的诗歌涉及了很多主题：时间、梦幻、迷宫、死亡、镜子、图书馆、无限、永恒、宗教、神和“另一个我”。他的作品反映了世界的混沌性和文学的非现实感，其诗歌中包含有“一切皆流、一切皆变”的辩证法思想和“怀疑主义”与“不可知论”的唯心主义。他认为，古往今来的诗歌在题材上是相同的，诗歌永恒的本质在于典型和纯粹的形式。他的诗歌汇集抒情和叙事、激情和理智、思考和感受于一体，既有源自生活的灵感，也有深思的果实。对东方文明的向往构成了博尔赫斯诗歌的一个特色。他的作品用简练、明净、通俗的语言表达了深奥和玄妙的哲学思想。博尔赫斯被聂鲁达誉为“影响欧美文学的第一位拉丁美洲作家”。由于在文学上的卓越贡献，他一生获奖无数，如1956年获阿根廷国家文学奖等，唯独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博尔赫斯的创作在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更高。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1935）、《永恒的历史》（1936）、《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等。散文作品有《探询集》、《我的巨大希望》（1926）、《新时间论》（1947）、《阿莱夫》（1948）和《死亡与罗盘》（1951）等。他的诗歌、小说和散文是交相辉映的。尤其是他的小说，获得高度的评价。评论者称：“博尔赫斯的小说短小精悍，却隐藏着一种深奥的哲理；运用典故和象征，制造梦幻、神秘的氛围。小说的情节扑朔迷离，结构新颖，充满了想象力，有的评论家把博尔赫斯的小说归入幻想文学。”[17]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是诗人的第一部诗集，写于1923年。除了“序言”以外，共收录33首诗。博尔赫斯在1969年为诗集再版作了新序。他说：“我发觉1923年写下这些东西的那位青年本质上已经就是今天或认可或修改这些东西的先生。我们是同一个人。我们俩全都不相信失败与成功，不相信文学的流派及其教条……”[18]博尔赫斯保持了早期的信仰、理想和追求，是让人认清自己的本质并在其中看到自己成长的一面镜子。街道、广场、庭院、黄昏、思念与离别成了他这部诗集的主题。该诗集中最出色的一首是《分离》，“三百个夜晚必定变成三百堵高墙/无情地将爱侣与我隔断/大海将成为我们之间的梦魇。可能有的只会是思念。……[19]”这是一首爱情典范之作，表达了一种浓烈的爱意和思念。类似的爱情诗还有《星期六——致C.G.》等。
《面前的月亮》创作于1925年，博尔赫斯在1969年再版时加了一篇“序言”，收录了17首诗。《圣马丁札记》作于1929年，1969年再版时作者补充了一篇“序言”，共计9首诗歌。《另一个，同一个》写于1964年，博尔赫斯为这部诗集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声称“我与世无争，平时漫不经心，有时出于激情，陆陆续续写了不少诗，在结集出版的书中间，《另一个，同一个》是我偏爱的一个”[20]，该诗集共计收录76首诗作。篇章是在不同时间写成的，最早的是1934年写就的《英文诗两首》，有的则没有标明完成时间，可以说是一个汇编。这部诗集涉及的题材很广泛，如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对日耳曼语言文化的研究、怀念先人、时间的流逝，还有一些涉及《圣经》的内容或荷马史诗等。
第四节 拉美戏剧
拉丁美洲的戏剧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前，那里就存在印第安人的戏剧，如危地马拉基切族玛雅人的剧作《拉维纳尔的武士》，主要对战争进行了描述，结构完整，对白生动，剧中穿插着合唱、舞蹈和哑剧式的表演。另外，印加人用克楚亚语写成的诗体剧《奥扬泰》描写了将军和公主相爱的故事。剧情生动，诗句韵味浓重，成为早期拉美戏剧的典范。16世纪和17世纪，拉美戏剧受宗主国西班牙“黄金世纪”文学的影响，有了较大发展，产生了很多为宗教服务的圣礼剧。后来，西班牙戏剧家洛佩·德·维加的戏剧大量传入，有力地促进了拉美戏剧的发展。墨西哥剧作家路易斯·德·阿拉尔孔（1580—1639）创作了《隔墙有耳》、《获得朋友》等剧作，流传甚广。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剧作家弗洛伦索·桑切斯（1875—1910）成为这一时期拉美戏剧的代表性人物，他创作了戏剧《我的博士儿子》（1903）、《外国姑娘》（1904）、《每况愈下》（1905）、《死者》（1905）等。其戏剧创作剧情曲折感人，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富有加乌乔的乡土气息；在表现艺术上，注重吸收欧洲现代戏剧的技巧，用以反映拉美人的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进步潮流的影响下，拉美戏剧取得突出的成就，五六十年代出现了戏剧繁荣的局面，开始了拉美现代民族戏剧的进程。1949年，阿根廷上演了卡洛斯·格罗斯蒂萨的《桥》，标志着戏剧新的开端。拉美各国都比较关心戏剧的发展，不断举办戏剧演出和评奖活动，涌现出一批颇有成就的剧作家。例如，哥伦比亚的剧作家恩里克·布埃纳文图拉（1925—）在拉丁美洲享有盛名，是著名的卡利实验剧团的创建者。该剧团于1963年上演了他的《克里斯托弗国王的悲剧》，该剧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戏剧研究院奖。秘鲁剧作家贝纳尔多·罗卡·雷伊（1918—）擅长写历史剧。独幕剧《阿塔瓦尔帕之死》写的是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来到南美洲，侵略印加古国塔乌安廷苏约的历史，该剧于1950年获国家戏剧奖。胡里奥·拉蒙·雷贝罗以《阿图斯帕里亚》而闻名。古巴的何塞·拉蒙·布雷内（1927—）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创作有《哈瓦那旧城的圣卡米拉》、《海盗与女修道院长》、《萨维诺修士》等。1970年，他被授予古巴全国文学与艺术协会奖，被誉为“当代古巴戏剧的经典作家”。阿根廷的奥斯瓦尔多·德拉贡（1929—1999）是50年代阿根廷独立戏剧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创作的剧作有《城里两点钟》（1967）和《旧市场的奇迹》（1962）等。阿根廷戏剧家还有爱德华多·帕夫洛夫斯基，其代表作有《悲惨的等待》、《加林德斯先生》、《权威》等。墨西哥剧作家卡洛斯·索洛萨诺（1922—）曾于1948—1951年间去法国研究戏剧，归国后担任墨西哥大学剧团导演兼国立戏剧博物馆馆长，作品有《堂娜贝亚特丽丝》（1952）、《巫医》（1954）、《十字路口》（1959）、《天使的梦》（1960）和《鞋》（1970）等。此外，墨西哥的埃米利奥·卡瓦利多（1925—2008）、维克托·乌戈·拉斯孔·邦达（代表作为《蒂娜·莫多蒂》和《蓝色海岸》）、赫苏斯·贡萨雷斯—达维拉（代表作是《圣母的项链》、《街道上》、《田园曲》），智利的塞尔希奥·博达诺维克（1926—2001）、胡安·拉德里甘（代表作是《对决》、《既成事实》）、亚历亨德罗·希尔维奇（代表作有《狩猎小游戏》、《妓院》、《螳螂》、《二月底》、《天真的鸽子》），多米尼加的弗兰克林·多明格斯（1931—），厄瓜多尔的阿吉莱拉·马尔塔（1909—），阿根廷的阿古斯丁·库萨尼（1924—1987），波多黎各的雷内·马尔克斯（1919—1979），秘鲁的萨拉萨尔·邦迪（1924—1990），巴拉圭的何塞菲娜·普拉（代表作为《三人时刻》和《关于完美之地的寓言》）等，都是享有很高声誉的拉美戏剧家。
拉美戏剧一方面力图立足于本土，注重从本国的社会现实中吸收营养，反映本国本民族的现实生活，展现本土的民族精神和思想感情，有着明显的本土化和民族化趋势；另一方面，剧作家们刻意探索新的戏剧表现手法，在内容和形式上大胆创新。当然，拉美戏剧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戏剧的影响，剧作家和导演往往效法西方流行的舞台技巧和表现手段，追求新奇的戏剧效果。不过，他们也注意学习印第安戏剧和西班牙古典戏剧的传统，把它们糅合在一起，创造一种新型的戏剧形式和风格，从而使拉美戏剧日益发展，走向新的繁荣。1968年，秘鲁、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国家举办了隆重的戏剧节，有力地推动了拉美戏剧的发展。70年代以来，由于电影、电视的日益普及，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加上80年代经济危机的冲击，拉美戏剧的发展受到了制约。近年来，随着网络、影视的影响，戏剧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冲击，拉美剧场纷纷倒闭，戏剧的创作也受到不小的影响，但拉美戏剧仍然在艰难中不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