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助”到“外助”
经常听人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能干的妻子，因此，就有了“贤内助”的美称。每当听人说起这个称谓，我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赞美那些默默奉献的女人，同样，我总是怀着羡慕的心情，感叹那些男人的好福气。我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可能跟我没有能干的妻子有关，当然更反映了我对福气的渴望。然而这一切又全是命运使然，无论自己怎样努力都难以获得，只好把这份赞美这份感叹珍藏于心，过自己应该过的劳累的日子。谈不上惬意，总还算宁静，这样一想，也就心安理得了。 不曾想，这几年情况又有所变化，有些“贤内助”不甘寂寞了，她们从后台走到了前台，为丈夫的发展干起了“公关”，摇身一变成了“贤外助”，这不能不说是女人的“进步”。比如有的妻子见别的男人升了官，自己的老公还是个一般干部，或者见别的男人出了国，自己的老公还没开过洋荤，于是便毫无遮拦地亲自出马，找丈夫单位的领导说情献媚，直到目的达到才算罢休。还有的妻子比这本事还大，不仅在背后帮丈夫谋划工作，而且在丈夫遇到麻烦时，还能使丈夫摆脱困境，这就更是堪称女中豪杰了。难怪有时说起某女人时，人们无不惊叹地说：“她呀，那可是一把好手，谁要是娶了那样的女人，何愁青云直上，一辈子荣华。”
事情果真如此吗？依我看也不尽然。倘若只从物质的得失来衡量，这样的“贤外助”的种种表现，毫无疑问是能够带来许多好处，让你有享受不尽的富贵荣华。但是从个人的名声人格来看，更多的时候会带来负面的作用，在众多的正派人中产生不良的影响。我的一位朋友所在的单位，他的领导的妻子就是好“参政”的人物，给他丈夫出了不少的坏主意，单位里的人都是敢怒不敢言。朋友说，这也还算罢了，这样的女人，就是不当面“参政”，她也会吹“耳边风”的，反不如让她搞点儿阳谋好，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有的时候她还当面骂人，这就有点儿过分了。你男人骂人，再怎么着，还是单位的头头，你耍威风算怎么着？
这些在今天不算稀奇的事，听后还是觉得有点儿稀奇，一个女人照这样支持自己的丈夫，恐怕就有点过分了，可以说是连自己丈夫的面子都丢了。更为不可思议的是，有的女人还把不是当理讲，把粪土当胭脂擦，说什么：“我丈夫是个老实人，不会讲话，不会争，我不替他说谁替他说。”看这理由多么充分、多么正当。这样的一位“贤外助”又是多么令人“敬佩”。不过我还是想劝说这样的女人和这样的男人，谁家有这样的“贤外助”，谁家也就永远甭想过安稳日子，当有一天她的男人退休下来，这样的女人绝不会安于寂寞冷落，那时谁知她又会干出些什么来呢。想到这些我的心里也就踏实了，家有“笨”妻并不是坏事，起码她可以让我不致被人指脊梁骨。说句带点儿阿Ｑ味道的话，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安慰呢。
2008年5 月18日
球迷嘴里没实话
有天跟几位朋友一起聊天儿，从足球聊到战争，从经商聊到当官，总之，全是男子汉热衷的话题。你一言我一语的，无拘无束，有说有笑，大家都非常开心。我虽然也忝列男子汉之中，但对这两个话题并无兴趣，只能出只耳朵听别人侃,自己却很少搭话接茬儿。可能是我的心境过于外露了，被一位朋友看了出来，他便指名道姓地问我：“你知道阿尔巴尼亚在打仗吗？”这我当然知道，我每天都听收音机，还看电视新闻，跟他们熟悉球赛一样，我了解天下大事。我“嗯”了一声之后，这位朋友又说：“告诉你吧，最近停战啦。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停战我当然知道，还知道欧盟在调解，至于这是不是停战的原因，我就不敢妄谈了，就敬候这位朋友的高论。
这位朋友抻了一会儿，卖了个关子，带着得意的神情说：“告诉你吧，原来世界杯赛，打算放在阿国来着。他们的战事一起，国际足联火了，你不是起‘腻’了吗，我移赛希腊。阿国的球迷一听着急了，立刻呼吁停战，先看足球，打不打仗完了再说。你说足球这玩意儿，邪乎不邪乎？”这位朋友的话眼儿，原来在这儿,我算真的服他了。如果不是个真正的球迷的话，绝对不会有如此精彩的妙论，可是我对球迷历来有个成见，十个球迷八个吹，剩下的两个，一个会侃，一个会哄，球迷嘴里永远没真言没实话。谁轻信球迷，谁就要上当，后悔都找不到地方哭，因为随便走一圈儿，都会碰上俩仨球迷。你想想谁会同情你。
我这样说球迷，不信任球迷，不理解球迷，并非全因为我不是球迷，主要还是球迷们自己有些表现，我这个局外人看得一清二楚。更多的事情，我就不说了，免得球迷们难看，再说得罪了球迷，说不定哪天给我使绊儿，我犯不着给自己找别扭。何况我认识的人中，还有不少的球迷，而且大都是铁杆的，弄不好跟我断交，值得吗？所以我在这里只说两例。
例一：北京国安足球队，气势正旺的时候，从北京球迷的嘴里，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胜也爱国安，败也爱国安。”这种切肤的极言，简直是少男少女的海誓山盟，我听了之后颇为感动。我不认识国安足球队的人，不知他们听后怎么想，是不是当时有点儿晕乎的真信，起码总会感到理解和安慰吧。我甚至于觉得有这样好的球迷，国安队没有理由不踢好球，中国的足球没有理由上不去，不然太对不起球迷父老乡亲了。可是这足球毕竟是圆的，即便是马拉多纳这样的超级球星，圆球在他脚下也不见得完全听其使唤，总难免有不如意的时候。当这失败有一天被国安队摊上了，我忽然听到球迷的话更多了，只是再没有了“爱”字挂在嘴边，代之而来的是一连串中国式的污言垢语，略微好听点儿的也还是“臭脚”。这时我对球迷的认识开始打折扣，他们再说出大天来我都不太相信，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什么好话都会说，一旦事与愿违他们就会失去起码的风度。这样的球迷，仔细地想想，他们也怪可怜的。
例二：同样还说国安队的球迷，别家的球迷我不熟悉，表现如何他们自己清楚。足球比赛时为国安队呐喊助威的球迷，声浪声色都是独一无二的，很难分出南腔北调，思想情绪都非常的一致和谐。当时我就想，倘若抗日战争那会儿，有这么一拨人拿起枪来，何愁打不败日本小鬼子。因为，再强大的武力只能摧残肉体，绝对征服不了信念垒就的人心，国安球迷个个都似铁杆分子，我相信更不会轻易地被“颠覆”。结果我又想错了，事情没那么简单。有次国安队跟一支外地队比赛，有的国安队球迷给外地队喊加油，这下可把我弄糊涂了，我就问：“你不是国安的球迷吗，怎么向着对方了？”他笑了笑说：“你忘记了，我是××人哪。”噢，原来如此。这件事再次告诉我，球迷的心灵天平，准星永远是不准的，当然也就不会有是非标准。这说明他们的话，是受情绪支配的，谁认真地听了，谁就要上当，到时找上门去，他们都会背着牛头不认账。
有了这些认识，对于球迷们的话，我就有了警觉。只可惜我不是球队教练，更不是驰骋绿茵的球员，他们的谎言真语，都对我起不了作用。不过从旁观者的角度，我依然想提醒足球界人士，无论有怎样的赫赫战功，首先要提防的还是球迷。球迷嘴里确实没实话。
1997年7月1日
原来足球并未变方
早说过，我不是真正的足球迷，前几年许多人痴迷足球，议论中国男子足球时，我写过几篇谈球迷的文章，有人就误以为我爱足球。其实只是跟着瞎起哄。若是说有想法的话，就是想知道，足球到底是方的是圆的，因为，如果足球是圆形的，怎么就那么难踢出国门；如果足球是方形的，它自然不好滚得很远，球迷们何必那么着急？直到这次女子足球大闹美利坚，扬眉吐气地捧回个大奖杯，我才大解疑惑：原来足球是圆的。
足球，在女子的脚下是圆的，在男子脚下也不会变方，那么，一个个虎背熊腰的大老爷们儿，怎么就不能让足球远行呢？只会在家门口逞能。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对照着女子足球，有一点还是值得注意和思索的，这就是，在男子足球被人们捧着拥着时，女子足球正在为生计奔波，许多人早忘记了她们的存在。姑娘们知道没有人待见，更指望不上任何什么人，于是就像一棵死不了小草，在寂寞中挣扎，在忍耐中苦练，用自己的毅力和智慧，硬是撑起一片清亮的天空。
面对着姑娘们的业绩，人们服了，人们信了，情不自禁地抛去鲜花。就连我这个假足球迷，都想为她们喊几嗓子，不为别的什么，只想沾她们点儿光，吐吐中国人的闷气。这些年来中国的足球，就像一块古老的城砖，方方正正摆在神州大地，不管怎样呐喊助威，它就是不肯离家去闯荡，你说气人不气人。
不过喊完了有时也在想，这男女足球的处境，就好像两个人的境遇，情况好点儿的不愁吃喝，干不干活儿照样数日子，情况差点儿的得想办法挣钱，每个时辰都得拼死拼活，结果后者往往会更有作为。咱们中国男子足球的情况，我是一无所知，只是听说颇像饱汉子，只要出场就有可观的钱，踢好踢歹照拿不误，这就难怪进取心要差些啦。女足姑娘们则没有这么幸运，她们踢不好不光是收入少，恐怕还得面临解散的危险，所以只好用自己的脚开路。同样的例子还有，咱们有的输出的球员，成了外援在国外踢球，时有表现不俗的消息，很让国人欣慰和自豪。在国内无大出息，异地踢球反而成“仙”，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就是因为踢不好，要被东家炒鱿鱼，不得不拿出全部看家本领。
由此可见，生存条件的好与坏，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不能完全小看和忽视。从一般的顺理情况看，优越条件应该更有利发展，困难条件会阻碍才情的发挥，可是我们的男女足球却相反。顺境中的男足老是抖不出威风，逆境中的女足在世上出尽风头。这一不争的足坛事实，尽管让重男轻女的球迷，多少有些不解和无奈，但是又不能不接受，以至于开始为女足加油。我倒是觉得这样才真正顺乎自然了。
就一般的球迷来说，看足球无非两个目的，一个是欣赏球艺，一个是观看输赢，除此再难有别的打算。既然有这样明确的目的，男足没有满足我们，女足称了我们的心，还不是一样的吗，何必非要纠缠着男足不放？我不懂得足球的技艺，更不知道足球规则，每次就是看个热闹劲儿。这次世界女足比赛，刘爱玲的凌空远射，孙雯姑娘的好战绩，让我们着实地兴奋，我就觉得不枉熬夜一次。尤其女足姑娘们的印证，原来足球并未变成方的，这就使人增强了对男足的信心，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的小伙子们也会踢出去。让圆圆的足球，在世界绿茵场上，滴溜溜地翻滚，扬我中华的国威，岂不快哉。
1999年9月18日
树的联想
生活里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几乎是不经意的一件事，就会引起你的种种联想。这些联想也许是奇妙的，也许是荒诞的，也许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它却又是那么让你开心。这时你就不能不佩服联想在人的思维中的独特作用。
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起缘于近日一次公园散步。这个在我居住处的公园，里边有不少的新植小树，经过自然气候的侵扰，春日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有的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有的长得婀娜多姿悠然自得，有的长得也还算茁壮，只是显得歪歪扭扭。园林工人在整理园林时，他们总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对于每一株树分别对待。那些正常生长的树，用不着他们着意侍弄，就会蓬勃地还绿人间。那些枝柔叶嫩的树，也不必过多地为它操心，就会经受住风雨剥蚀。唯有那些看似壮实，其实枝干扭曲的树，常常让园林工人操心。他们通常的做法是，用两根木棍支撑住，让这些树不至于被风刮倒。如果没有了这两根棍的支撑，这些树也就完全趴下了，那种可怜的小模样，很难让人相信它还像棵树。
看到这些树，我想到文坛。作为一个编辑，对于某些作家，我还比较熟悉，他们很像这些树。有的执著地从事写作，写作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在文学上的成就，当然也就会有不虞之誉。这些人是真正的著名作家，给他们如何加冠都不为过。还有一部分人写作还算勤奋，尽管文学成就并不显赫，但是他们对文学的热衷，给他们冠以作家的头衔，我想这同样是合情合理的。已故老作家林斤澜先生说得好，作家就好像是木匠，手艺高低不一可分为几级，只要他干木匠活儿，他总还是个木匠。同样道理的话，文学前辈巴金先生说得更透彻，作家的名字，要跟作品联系在一起。如果按这样的要求来看，上边说的这两种类型的人，都是跟作品联系在一起的，就如同没有打木桩的树，他们在自自在在地生活着。文学的繁荣，文坛的纯净，正是得力于他们。倘若没有这些属于真正作家的人，今天的文坛很难称其为文坛。
而另外一种人则完全相反，从他们在文学界的地位看，那简直是不得了，俨然一位大作家大文豪，今天给这个写信，明天给那个致电，自以为是文坛的轴心人物。至于开会必有话讲，拍电视必有镜头，更是每天的家常便饭。其实只要稍微认真考察一下，就不难发现，就如同那些打桩的树，这些人也是靠木棍支撑着。他们的木棍也有两根，一根是靠耍阴谋捞来的官位，一根是靠新闻媒体吹出的虚名，只要把这两根棍猛然一撤，他就如同那些歪斜的树，再也没有了堂皇的模样儿。要是再遇到个王海式的打假英雄，毫不留情地拆穿他们的把戏，说不定不少丑事都会出来。这是近年文坛出现的新人物。倘若哪位小说家有兴趣，让这些人进入书中，很可能成为一个新典型。
这些人物之所以能够招摇，除了他们自己有这方面的本领，还因为有抬轿子吹喇叭的人。这年头什么都是待价而沽，吹捧有势力的人也不例外，年轻的给个小官头衔，年长的给台消暑空调，都有可能让人丧失人格。尤其是有的文学老人，清醒了一辈子，守节了一辈子，老了老了竟然犯了糊涂，一点儿小恩小惠的诱惑，几句顺耳的哄骗话，他立刻便会找不到北，给人写起了吹捧文章。如果他本心如此，说明确实老了，对作品判断不准，那就干脆不要发议论。如果明知是假话还要说，说明确实变了，这样的人再有名位，又有谁会再尊重。在文坛上混饭吃，却没有了文人的骨气，再大的作家又该如何？作品写得多少好坏，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是要有点儿做人的分寸。
有位圈外的朋友说，这会儿的文坛，实在不够神圣，有的人挂着作家的头衔，却没有文化人的味道儿。那么，文化人的味道儿，又是什么味道儿呢？这位朋友没有说。也许是不好说。要不就是卖关子。不过这位朋友倒是建议，把神圣的“坛”字，最好换成“场”字，这么一讲，我也就明白几分了。沿着这样的思路去想，跟“场”字连在一起的，主要是“官场”和“商场”，再往更开处点儿去想，当然还有“赌场”、“娱乐场”等等。朋友作为一个圈外人，对于我们置身的文坛，竟有这样不友好的认识，我实在感到有点儿意外，然而又着实无可奈何。谁让我们的文坛有那些靠木棍支撑的人呢？
2009年5月28日
文人宜民不宜官
我跟诗人邵燕祥先生，相识半个世纪，从年龄上说是同辈人，但是他出名早，我在中学读书时，就读他写的诗作，他又应该是我的老师。因为有这样一层关系，每逢他给我送来新作，我的“追星”之心总是不泯，再忙也要立即拜读，哪怕读得并不仔细。有次他赠我新书《旧信重温》，那天恰好在评论家何镇邦兄家，畅饮了镇邦兄家乡好茶“大红袍”，弄得我精神极度兴奋难入睡，索性拜读燕祥兄这本新书。让我万万未想到的是，邵兄的书，何兄的茶，这两样东西都很提神，结果弄得我一夜未眠。把这本邵编新书，拣有兴趣的内容，几乎一一读了个遍。
这本名为《旧信重温》的书，是燕祥兄的100多位朋友，不同时期写给他的200多封信，由他整理编辑成册出版。这部25万多字的书信集，文字长短不一，内容各有千秋，是一部吐露真情实事，给人启迪让人思索的好书。由于书中的写信人有的我认识，信中所谈之事有的我了解，有的事有的人我想知道，因此读起来颇有兴趣。
书中，有已故老作家秦兆阳先生1983年5月24日的信，这是读了燕祥兄的一篇文章后，秦老写的感想性质的书信，其中的一个感想是：“‘文人宜散不宜聚’，乃至理之言。但须补充一句：‘文人宜民不宜官’。”对于秦老补充中的“文人宜民不宜官”，我不仅感兴趣而且有想法。不妨在这里说说。
秦兆阳老师跟我是忘年朋友，他在世的时候，对于我的工作做人多有指点，我对这位为人正派正直的人，自然也就有较多的了解。以他的资历成就，做个官占个位，应该说不成问题，可他好像并无兴趣，更乐意写作绘画，过宁静的文人日子。他说这句“文人宜民不宜官”，我认为也就更可信，绝对不是矫情作秀，像有的文人那样，巴望多年有了个官（？）位，反过来却卖乖地说，自己如何不想干的假话。更不要说有的文人，极尽钻营溜拍之能事，成了个管作家的“官”，就觉得人五人六的啦。甚至于当做夸耀资本，到处吹嘘自己如何高于作家，以此为空虚的内心壮胆。这里，我想首先揣摩一下，秦兆阳先生所说的“官”，到底是怎样的含义。对照着秦老的情况，他在这里所说的“官”，显然，一不是业务负责人，二不是作协领导者，因为这两个差使他都干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倘若这样的职位也算个官，他既然说“宜民”干吗还接受呢？可见不是指有虚名无实权的官。他所说的官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官员，譬如部长、司长、市长。我想这样理解大致不误。不过我还得加上一句，就是作协书记处书记这个职务，他在私下里也跟朋友们说，实在不想干。
“官”的含义弄准确了，知道是指有权有势的官，那么，既然别人都适宜，文人为什么“不宜”呢？
我是从这些方面理解的：其一，文人写作得有充分的时间，当了官就会官身不由己，历史上的例子且不说，就是现在，有的作家当了政府官员，再说两不误也白搭，忽然有了写作冲动，你总不能丢下正经事情，立刻跑回家去写小说。文坛的散淡生活和官场的严格制度，绝对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环境，再聪明的作家也甭想利益兼得。其二，官员思想和平民意识，在许多事情许多时候，往往不尽完全一致，在对待这类事情上，作家总是说自己的话，当了官就得说官话，不说就要违反官场纪律，说违心话又觉良心不容，所以还是不做官的好。因为作家这种职业，是靠自己思想生活着的，说些人云亦云的通用话，何必非要作家干啥？其三，文人的生活习性比较散淡，待人接物都有随意性，看不惯的事不中意的人，立刻就会表现出来，这在官场绝不允许。而作家大都不愿意屈尊，反不如当个活得本分的人，不是比当个什么官儿，更自由更自在更快活吗？
从以上三个方面理解秦老的话，即使不完全对，起码也包括这三方面的内容。如果把今天文学圈里的人，按适合当官和“不宜”当官的分开，我们就不难发现各自的不同。适合当官的作家，在走关系用心计上更精通，写作上却是个懒汉和二五眼；相反“不宜”当官的作家，在写作上要勤奋和有进步，而对于走上层关系却根本不入门，两种人的结果和处境也就大相径庭。所以我很赞同秦兆阳先生的话，谁想做个真正的作家谁就别为官，就是写不出好作品，总不至于写不出作品，写作只有在心灵放松时，才会写得更有自己的风格。
2000年１月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