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刚从探访室回来。前来探视他的是他的女朋友森夏恩。她说她得了癌症。当然，隔着电话和玻璃，他摸不着也抱不到她。他说他差一点就动手砸那厚厚的抗震玻璃了，但他转念一想，那样做不仅不能给她以安慰，反倒会折断自己的手腕。他在我们中间扫了一圈，眼睛里依旧燃烧着怒火，仿佛在等着我们对他的克制表示赞美。
走廊尽头的牢房里关着几个有自杀倾向的女人，她们经常把一些下流的话写在肥皂上，滑到我们的牢房，就像在奥运会上掷冰壶。所有有潜在自杀倾向的犯人，无论男女，都被关在监狱这一小片区域里。我们从来没见过那些女人，只听过她们的声音，看过她们的字。一般男性犯人大概都愿意和女犯做邻居，但因为看不见又摸不着，这样的邻居关系颇令人沮丧且毫无意义。我宁可用十倍这样的待遇换台好一点的电视机。我们墙上那台已经实在看不下去了。每天有一半时间都是黑屏，只能听到声音，要么就突然砰的一声把人吓个半死。
我坐牢这段时间，自杀监视这片监区并没有出现死亡事件。监狱里确实死了一个人，但此人不在A区北翼，而是死于禁闭室。那天我妻子正好来探监，监狱长在等候室里把死者的物品交给了他悲恸欲绝的妹妹。我妻子并没有打听死亡事件的细节，她很震惊，而我也不想给她压力。可在我心里却把那个场景演示了一遍又一遍。我给自己想象了一个兄弟或姐妹，我们相亲相爱，一起长大，他不幸入狱，精神崩溃，走了极端，我们再也没有活着见过一面。最后他只给我留下一个装有他私人物品的小袋子，袋子很轻。
A区北翼没有死过人，至少我熟悉的人都活得好好的。可乔治的女朋友得了癌症，我们一个个也像吃了苍蝇似的浑身难受。当你和自己熟识的以及深爱的人分离，情感便会成倍放大。你的头脑犹如一个清晰无比的棱镜，每一种情感投射进去，都会折射出七八种不同的情感。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位置负责——简单而言，大家谁也不比谁无辜。然而只有当你身陷牢笼时，感觉才会格外痛苦。
我们都为森夏恩感到难过，与此同时又不免担心乔治。他是个性格暴戾的孩子，动不动就想揍人。女朋友身患癌症这件事对他本就敏感的情绪无疑是火上浇油。我一直在用浸湿的厕纸做象棋棋子，“象”即将完成，虽然看起来像极了“卒”。乔治坐在他的铺位上说，他女朋友的头发都快掉光了。说完他就哭了。真正的哭泣，声声呜咽令人心碎。
“她得癌症多久了？”一个狱友问。
“她——呜呜——今天——呜呜——才查出来。”
作为我们这间牢房里的百事通，我表达了自己的疑问。我说森夏恩的癌症有点蹊跷，谁都不可能刚查出癌症就开始掉头发。
“掉头发是化疗的副作用。”我说，“如果她刚刚确诊得了癌症，不可能今天就开始化疗。”
乔治一向有暴力问题。那是他成为我们这间牢房里的第五名成员之初就首先声明了的。他说他爸爸经常让他和他老爸那些酒友的孩子们打架。他们甚至还会下注赌上一把，就像他们的孩子是斗鸡或者斗狗。我的质疑无异于揭露森夏恩是个骗子，为此我已经做好了吃乔治一通老拳的心理准备。可他没有揍我，于是我继续用湿厕纸做我的象棋棋子。
乔治终于不哭了。他躺在床上，眼睛盯着黑漆漆的电视屏幕，仿佛他能看到里面的节目。
我一直认为是森夏恩撒了谎，也许她几个月前就已经查出得了癌症，只是苦于没有勇气当面告诉乔治。然而在A区北翼和乔治做了几年狱友之后，我忽然意识到撒谎的很可能是乔治本人，是他编造了女朋友得癌症的故事，目的自然是为了博取同情。
他躺在那里，盯着电视，竖起耳朵听扬声器里的声音。电视里显然在播某部肥皂剧，而他听得津津有味。这感觉多像听广播剧，或者偷听，仿佛真实的情节就发生在煤渣砖墙的另一边。剧中似乎有绑架情节，一个操着南方口音的疯子声称要两百万美元的赎金。我们听出人质是剧中的主要人物，所以知道她不会有事。也许她以为自己快要死了，但那怎么可能呢？不过，当一回人质对她也有好处，或许她肤浅的灵魂能受到一点点激荡。这时扬声器中砰的一声巨响，电视机后面冒出一缕黑烟，随后便哑然无声了。
我们始终不知道人质危机的结局，不知道它对剧中人物的性格起到了怎样的影响。我猜她从此一定饱受噩梦困扰，毕竟她与死神擦肩而过，而电视剧里通常都这么设定。或许和我一样，她醒来时头上也套着纸袋子，等着某人把噩梦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