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月初一个极其炎热的日子里，傍晚时分，一个年轻人从他刚刚买下的小房子里出来走到街上，看起来像是尚未打定主意似的开始向他朋友P.家走去。
P.穿着一身运动服接待了我，他打开门之后我立刻注意到他脸上像刺青一样的枕头印，他抱怨着马努埃尔——一整天都在捣蛋，像恶魔一样的他四岁大的儿子。“你知道幼儿园老师是怎么说的吗？在班上二十二个学生中他是最差的。在全欧洲犯罪率最高的社区里的二十二个孩子中，我儿子是最差的。你觉得我应该担心吗？”他示意我进屋，“要喝点咖啡吗？”
我们的友谊刚开始的时候，大约是在十六年前，P.就坚持认为朋友处境不好的时候需要一直陪伴其身旁。因为两个非常有价值的理由，第一个是：在一个朋友困难的时候支持他；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是：增加自尊心。因为和一个不幸的朋友接触会让你的所有忧伤都消失。这个理论的唯一局限在于它的可解释性：两个认识了十六年的家伙，谁的日子过得比另一个更差呢？
从马努埃尔的小房间里传来一声可怕的尖叫，让我希望能够在比较中轻松胜出，至少在那天晚上是。“费德丽卡不在吗？”
“不要尝试，不会粘到我身上的。她在工作。”
“这个时候？”
我从小客厅的墙上撕下一条已经开胶了的墙纸，拿给他看：“你待在家里苦不堪言，而你老婆工作到深夜，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们的儿子能够在街区里的卡莫拉[1]学校取得成功？这一切都不容易吧。”
“不要给我撕墙纸，”他打断我，“我们去那边。”
在厨房里他打开一扇已经倾斜了的碗柜门，从里面拿出摩卡壶、装咖啡的袋子和一个反击我的想法。“你将会很激动的。”他说道。
“为什么？”
“你刚刚买了房子。”
“谁知道呢。”
“那贷款呢？从今天开始你不可以犯任何错误，否则银行会收回一切，你必须更努力地工作。你脑海里已经构思好下一部小说的情节了吗？”
一阵凄凉的冷风穿过我的后背。当我听到某人发出“情节”这个词的音时，总是会感受到同样的凄凉的冷风。当他们说“情节”的时候，总是会带有可疑的神情。
只是几个简单的动作，P.便拧紧了摩卡壶并把它放在了灶台上。他转过身去，向我展示着那身紫色运动服的背面，在肩胛骨的高度还穿插着一些黑色条纹。
这种穿衣风格包含着一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青春理念，那个时候流行宽宽斜斜的鬓角，不整齐的胡须，方格子衬衫，印有某个自杀了的摇滚明星的黑色T恤衫，当然还有那些带着奇怪条纹的运动服。二十年过去后，却变成了一个正在准备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失业者的家居服。
“你很清楚根本没有什么下一部小说。”
“那琪娅拉呢？她在玛黑区[2]日子过得怎么样？”
他心满意足地在我对面的那把椅子上坐下，和给我开门时的那个人相比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然而他还是不停地说出“情节”这个词，在谈话中提及贷款，提及我在感情上和事业上的失败，从他的表情中我就能明白。就这样我决定向那种失败彻底投降。
“你觉得为什么我决定买房子？”
P.扬扬得意地张开了双臂。刚刚刮过胡子的光滑的脸庞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口袋里揣着手榴弹的新兵。“你想听真话？”他说道，“因为你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和你父母亲一样。不过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你已经三十岁了这个事实。为了能够扛得住父母的反对和稳定性的引诱那种冲击浪潮，我们必须要有更强壮的肩膀，或者至少在过去曾经历过灿烂的十年时光。可惜并没有过。”
“你是说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我们应该更放纵一些？”
“不会有什么坏处。”
“但是你有了一个儿子。”
“你申请了一个贷款。”
“你曾放弃过出国学习交换的机会。”
“你甚至都没有申请过。”
“说得好。”
“你总是使用类似‘说得好’这种词。”
“说得好。”
摩卡壶咕噜咕噜响起了它的结局，P.斜着眼瞥过去。
“得了。”我说道，“你赢了。现在你感觉好一点了？”
“你看起来真的是狼狈不堪。你不再像以前那样带给我满足感了。”
一阵邪恶的笑掠过他的脸庞，他的嘴很大，泛红，颧骨膨胀得就好像里面藏着一个乒乓球一样。他站了起来，给我倒了一杯咖啡，继续对我说道：“你看到了吗？你是一个悲伤的人，不加糖的咖啡也是如此。”
这时传来一阵盒子里东西晃动的响声，接着是马努埃尔用可怕的笑声宣布游戏开始，每一次当盒子里的东西散落出来时，需要去猜预先随机选择好的东西可能会落在视线范围以内什么地方。我突然有了灵感想要再继续斗嘴，但那将会是毫无意义的。P.没有工作，但多年来一直在准备司法机关的公务员竞考。他住在一套快要坍塌的公寓里，到处是脱落的墙皮，四处透风，还有家庭内的不平等，但这里充满了活力，色彩丰富。然后他有一个儿子和一个他曾爱过也曾爱过他的伴侣。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如果我们最终扬扬得意于这种肤浅的谈话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在我们的生命中对这些事情倾注了太多感情，甚至连我的咖啡都放弃了甜味。总而言之，我没有任何希望。在我们俩之间，那个日子过得更差的人是我。
但是我睡得很香。
在那个破房子里早上醒来我会反复问自己：已经有多长时间我没有睡得这么香了？无论谁问我是怎么做到的我都会反驳——已经有多长时间我没有睡得这么香了？
一天P.问我：“只有那张在地上的床垫而没有床，你是怎么做到的？”
“床垫很舒服，重要的是内心安宁。已经有多长时间我没有睡得这么香了？”
“去他妈的禅宗。”
“那叫作贫穷风水。”
那天夜里我是如此激动于又将美美地酣睡一场这个念头，以至于久久不能合眼。第二天早上，我依然沉醉在失眠里，绵羊、牧羊人甚至连草叶都被我数过了，我意识到我在家里沿着相同的路线移动着：沙发（托皮南布尔，799欧元）、厨房（艾劳内，1050欧元）、卧室（帕克斯大衣柜，351.91欧元；天堂床垫，499欧元）、厕所（夏威夷淋浴间，56.60欧元；皇家悬空柜，27.77欧元），然后再一次沙发、厨房、卧室。时不时我会扫一眼挂在客厅的镜子（苔丝狄蒙娜，46欧元）。我扭着腰摆出一些笨拙的姿势，想要检验自己是否仍然能够模仿在一九六六年曼彻斯特的舞台上唱着《像一块滚石》的鲍勃·迪伦，接着我又站直了身子。然而在其他时间里，我会在一件烟熏色玻璃家具前犹豫不决，那是来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父母亲的剩余物，我母亲一直很讨厌它，然而，出于一种传统意义上节俭的考虑，一直没有扔掉。它在我出生之前便住进了这破房子，是被我父亲偷偷搬进来的。
“为什么那个东西必须要放在我家里，妈妈？甚至连你都从来没有喜欢过它。”
“已经付过钱了。”
“是的，但那是四十年前了。要我说我们已经物尽其用了。”
“所以呢？你想扔掉它？”
“肯定的。”
“所以你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总之，我没有找到勇气去摆脱它，不过为了减轻那令人悲哀的存在所带来的影响，我在它的架子上摆满了书、报纸、酒瓶、几根蜡烛和一台坏掉的雷明顿豪华版打字机。我并不是那种用打字机码字的作家。不过我明白人们会喜欢在一个身无分文的小说家的公寓里发现那类东西。那会有助于让他们触碰到一种浪漫主义，有助于让崩溃感更加优雅，那种失败对于我们这些搞文学创作的人是注定的，而考古则是一种安抚。
事实上，那件烟熏色玻璃家具是一个警告。
并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在那个时代里一件一件的家具没有名字，也从没有人会去叫它们托皮南布尔或者夏威夷，用一个亲切的绰号去蒙蔽其严肃性；也因为假如我最终用那些令人愉快的东西反而消磨掉了我的居家世界，那么它那阴暗的存在便会提醒我即使在决定属于自己的角落的样貌时，人类的意愿也是少之又少。
我听到了一阵敲门声。血管里的血液开始凝固，这是第一次有人敲门。也许正因为如此，门铃声显得刺耳又响亮，更像是一把斧头砍在钢铁上而不是夜莺温柔地歌唱。我走到门口，心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涉及我的欢迎委员会。最近的几天里我注意到一些奇怪的行为，当我路过别人家的楼道时他们会发出嘘声，小心翼翼地仔细打量着我，像是会发生在一些重要人物身上的事情。也许消息已经传播了出去，某个人认为我的作家身份值得一场庄严神圣的欢迎仪式。或者在门后藏着一个更巨大的惊喜：一个非常漂亮的邻家姑娘——对我的小说着迷的女读者，终于鼓起勇气来找我签名题词。
然而，相反，打开门之后，一个光秃秃的脑袋冒了出来。那是萨巴蒂诺，住在楼梯间另一半的男人。
“也许你有剩余一些洋葱？”
我回答他说没有。再说了，向我借洋葱就像是在尝试着向印第安人部落头领销售一个电话套餐。
“那你有大蒜吗？”
“我只有一些干面包。”
萨巴蒂诺像我一样是个单身汉，他声称自己是一名顶级律师，一个周日上午我被迫注意到他偏爱左派的创作歌手，而从这种音乐品位来判断，他差不多五十岁。在听伊万诺·福萨蒂的歌曲和工作之外，他致力于改善这栋公寓楼在他看来危急的状况。他有着被动攻击型人格的典型外表，就好像在一天里完成了漫长的一系列谋杀之后，将会登上全国期刊画册的封面：大蒜和洋葱的连环杀手。
“你要咖啡吗？”我问他。
我已然失去了对欢迎委员会的所有希望，除了厨房里那些每次在我忘记把食物放进冰箱的时候蜂拥而出欢迎我的蚂蚁。萨巴蒂诺那双一直在转动着的灵敏眼睛，犹豫不决了那么一瞬间：这个男人又矮又胖，鼻子上缀着黑头，正遭受一种不能克制的局促不安。他的颧骨因为眼部活动的负担而疲惫不堪，蜷缩成一小团失望的皱纹。“谢谢，但是我不需要。”
有那么一瞬间他的瞳孔静止了，直觉告诉我有什么事情正让他感到困扰。“你要跟我说什么吗？”
萨巴蒂诺垂下眼睛，目光注视着那张门前的擦鞋垫（青蛙，9.99欧元）：“你这儿也有那些斑点？”
“哪些斑点？”
“发霉的斑点。在墙壁上。”
“没有。”
“有的，”他叹了一口气，“到处都有。我觉得情况如此严重事出有因。”
“事出有因？怪谁？”
“要怪那个为我们提供服务的承建商。”
“谁？那个皮肤黝黑的家伙？”
最近一个月，自从我住进这破房子以来，萨巴蒂诺已经成功地逮到我至少十多次，就为了讨论一些他用那双不会出错的眼睛所发现的危急状况。每一次当他的声音划破这片居民区的沉默，再加上让人苦恼的回音混淆在一起时，会突然地让邻居们会聚到楼梯间：“楼下的氖光灯该换掉了，维护太差了，卫生状况我们甚至不用说了，外来人员在夜里的任何时间都可以进进出出，还有电视信号太差……唯一正常运行的东西就是栅栏门了——一件‘完美杰作’。”
我已然能够联想到萨巴蒂诺回家后那双忧郁的小眼睛，像是邪恶的律师准备好了要闹革命，要把世界划分为由发霉的斑点组成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拥有着别墅和奥运会规模游泳池的富有承建商们。萨巴蒂诺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房产主，他是每一种小的和极小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港湾：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对他抱有同情。对待一个潜在的连环杀手抱有同情永远都要好过抱有厌恶。
“我很抱歉，我这儿没有霉菌。”
萨巴蒂诺失望地看着我，递给我一堆信件：“拿着，我替你取了邮件。”
在那堆信件中我隐约看到了一个来自银行的信封，信封正面透明窗口里那张蓝色的纸上毫无意外地写着：流水账单。我差点跳了起来。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在那里面装着的尽是麻烦。
“那么再见吧。”他同时竖起两根大拇指向我告别，接着又放慢了步伐转过身来，“对不起，米歇尔，有一件事。”
我用一个出其不意的动作打开门。“告诉我……”我邻居那双灵活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我，在我身上寻找着很可能会对他感到厌烦的痕迹。我并没有感到厌烦，只是准备好了假如他再次举起大拇指就划破他的动脉。“在下一次的集会上我想自己提名参加管理员的竞选，我可以期待你的支持吗？”
“当然，”我回答道，“把我算在内吧。”
他再次竖起了它们。
接着，当我确信他不会再回来了，便关上了门，把邮件丢到那烟熏色玻璃家具上，那件无名氏家具。
注释：
[1]卡莫拉，那不勒斯地区黑手党的名称。
[2]玛黑区，法国巴黎的一个区域，横跨巴黎右岸的第三区和第四区，传统的布尔乔亚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