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黄旭初从海口回香港后，经常与张发奎在香港蓝塘道张的家里交换意见，稍后张提议邀青年党的李璜参加。张发奎对组织第三势力非常热心，原因是广州岭南大学校长Dr. Henry（香雅阁）于解职过港返美时，曾对张发奎说，蒋介石已不中用，要张组织“第三势力”。张曾一度想参加顾孟余为首的“自由民主大同盟”以童冠贤、黄宇人反对吸收军人而作罢。而今经过香雅阁的鼓动，他又雄心勃勃、跃跃欲试了。
在会谈中，张发奎聆悉桂军已全部被歼，而李宗仁在美长期住下去也非良策。他主张李自动辞去“代总统”，以在野之身份推动第三势力运动。那时在香港所得到关于美蒋关系的情况是这样：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艾奇逊主持的美国务院曾召集一个关于对华政策的会议，研讨是否要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会谈由负责起草《中美关系白皮书》的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主持。参加会议的中国问题专家三十五人，相约严守秘密。会谈分两组举行，其中由拉铁摩尔（拉铁摩尔为美国“太平洋学会”负责人。）召集的一组，主张美国放弃台湾，承认新中国。而由史塔生（史塔生为共和党的一个州长，其地位与杜威同。）召集的一组则提出相反的意见。后来司徒雷登提出一个折中方案，由国务院成立一个三人小组，负责草拟美国临时对华政策。可是这一小组在十月一日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也认为国民党政府已无任何希望，建议把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并要蒋介石将台湾省政府主席一职从陈诚手上交给吴国桢继任。司徒雷登把有关人事部分的决定通过郑介民（郑介民于一九四六年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代表，此时任参谋次长。）转告蒋介石。蒋当于十二月十五日改组台湾省政府，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十二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分发秘密的备忘录给五十二个驻外代表，通知他们要为台湾落入新中国手中做思想准备。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杜鲁门更进一步地发表声明：“美国不采取足以涉入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在这种情况的启示下，黄旭初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三日从香港电李宗仁：
此间同志以桂军及广西丧失后，纵有美援，倘蒋不出国，公回台湾，仍难展布。新政治号召重于残余武力。公辞职组党，方为远图，乞详审裁之。
李宗仁十六日复黄旭初电云：“组党尚非其时。”于是香港的第三势力运动，遂以顾孟余、张发奎两人为中心，分途发展。两人都希望取得美国的支持，后来由于张发奎有香雅阁在背后做靠山，顾遂与张合作，号称“张顾联盟”。
美国人热心于支持中国第三势力，固不是此时始，溯本追源，由来已久。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杜鲁门特使马歇尔以调处失败离华返美时曾发表了一个声明，他把调处失败的责任推给国、共“双方之极端分子”，而认为“此项情势之挽救，唯有使政府中与小党派中之自由分子居于领导者的地位”（《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六九八至七〇一页，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才有可能。他的这种观点被美国无任所大使杰塞普接过去，就变成了积极发展第三势力的理论根据。一九四九年夏，美国使馆驻广州代办克拉克通过使馆顾问何义均怂恿李宗仁组织“第三势力”，当然是有所秉承的，这就是以顾孟余为首的“自由民主大同盟”产生的由来。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七日，杰塞普从台北飞抵香港，指示驻港美国总领事馆有关负责人员，设法支持海外“第三势力”组织，于是逃到海外的军政人员和知识分子，纷纷举行座谈，酝酿组织，蔚然成风。
“自由民主大同盟”原是从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内民主自由社脱胎变形而成的。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民主自由社串联了华北大同盟。黄埔系、三青团、朱家骅派和与桂系有关的一些立委，推选童冠贤为立法部长，一举成功。李宗仁在南京任代总统时，民主自由派是支持和谈反对CC破坏的可靠支柱。后来由于李宗仁拒绝和议协定，在上海有五十五名立法委员发表声明起义（国民党立法委员范予遂、李世军、于振瀛、武和轩等五十五人在上海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拥护共产党。），民主自由社势力削弱，以致五月末李宗仁提居正组阁时，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李宗仁引为奇耻大辱。立法院第二次会期闭会后，由于克拉克的鼓动和何义均的居中拉拢，童冠贤又积极起来了。他们主张把民主自由社改为自由民主同盟，请顾孟余出来领导。当时在知识分子队伍中，顾孟余颇负虚名。张国焘在香港对我说，顾孟余是李大钊一九二五年初向孙中山荐贤名单中的第一名。当时汪精卫在孙中山身边担任秘书工作，所以顾受到汪精卫的青睐。顾孟余一九二五年是北京大学教务长，一九二六年去广东当上国民党宣传部长。当汪精卫一九二九年秋在香港跑马地组织国民党地下中央反蒋时，顾是汪的主要策士，陈公博还不能望其项背。至一九三二年在汪、蒋合作，顾孟余做了有实权的铁道部长，而陈公博只任徒有虚名的实业部长。抗战初期，汪精卫变节投日，在南京组织伪府，顾未随去，在重庆任中央大学校长，颇为知识分子所推崇。那时童冠贤是中央大学教务长，何义均则在中央大学任教，所以今日童、何热心捧顾，固非偶然。
一九四九年八月，顾孟余来到广州，住沙面陈伯庄家中，同李宗仁长谈三日，顾卒答应出来领导自由同盟，张发奎也愿意予以支持，并建议把这一组织加一个大字，这样就变成了“自由民主大同盟”。九月初在广州秘密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顾孟余为主席，童冠贤、程思远、邱昌渭、黄宇人、甘家馨、李永懋、尹述贤等为干事。并推童冠贤为书记，程思远为副书记，周天贤为组织组长，涂公遂为宣传组长，何义均为政治组长（未到职），陈克文为财务组长。李宗仁援助港币二十万元，作为开办费；李还支给顾孟余港币三万元。一年以后又补助他美金六千元；此外，干事、组长每人港币五千元。这些钱都在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于离职时拨给李宗仁的一笔专款项内开支的。刘因此不能去台湾“归队”，其后到新加坡经营金融事业去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自由民主大同盟”从广州移到香港，在九龙福佬村道租了一层楼作办事处，在里面住的有跟顾孟余多年的谷锡五和童冠贤的秘书刘汉文。这时这个组织吸收了一些新人，其中有：前清华大学教授张纯明、前东北大学校长黄如今、原属CC小组织革新俱乐部立法委员王孟邻、邵镜人以及前北平市教育局长王季高等。该盟干事会每周开会一次，每次顾孟余都亲来主持。经干事会决定，办一机关刊物，顾定名为《大道》，向香港政府办理登记手续时，由涂公遂在香港洛克道租了一层楼做办事处。顾孟余自告奋勇，当了这个刊物的总编。张纯明、黄如今等都给《大道》写文章，可是《大道》只出了两期，就再无下文了。原来朝鲜战争发生，形势大变，顾孟余想静观一时，看看形势的发展。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李璜向张发奎提出，日本人想拨出一个军港作为自由港，让香港工商界前去投资，并可以在那里进行政治活动。张以为不妨派人去看看，乃推黄旭初偕同青年党的赵毓松前往。临行，黄病了，又改推我替他赴日。我在日本待了一个多月，查实并无此事。那时对日和约尚未签订，日本在麦克阿瑟的管制下，哪里有活动的余地。一九五一年一月，我从东京回到香港，适值农历春节，我去张发奎家拜年，顺便报告此行的经过。张发奎说，现在有了新的发展。香雅阁介绍一个叫做哈德曼的美国人来到香港，张同他见了一面，由李微尘担任翻译。哈德曼说，他此行的任务完全是为帮助建立第三势力。并说美国人准备在菲律宾的海军基地中拨出一个小岛给做基地，那里有房屋设备可供使用。张以为此事关系重大，希望我约顾孟余同他谈谈。
一九五一年农历正月初七（原约初六，张发奎后来记起那天是人日，所以改次日），我陪同顾孟余到张发奎家里谈话，到时李微尘已在座，这是张、顾到香港后的第一次会晤。张发奎把香雅阁去年过港时的谈话和哈德曼此来的任务从头说了一遍，顾倾听时极为注意似乎抱着期待鸿鹄将至的心情。张随后问顾：香雅阁当时约我谈话时，许崇智也在座。下一次可不可以约许老总来谈谈。顾说：“许不能保守秘密。”以后张顾会晤，我就不参加了。从此，顾孟余避与大同盟同人见面，《大道》杂志无疾而终，“自由民主大同盟”名存实亡。
不久，甘家馨、涂公遂主张另办一个期刊，我和黄宇人都赞成，定名为《独立论坛》。向香港政府登记所需的保证金四千元，由我负担一千元，四川立委李永懋也出一千元，其余两千元由黄宇人、甘家馨找其他几个朋友凑集。《独立论坛》于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发刊。由甘家馨、涂公遂担任编辑。参加第一次编辑会议的还有一些二十多岁的青年陈濯生、胡越、许冠山等人。陈濯生在中央大学肄业时即已加入“三青团”，他们总想另搞一个组织，后来居然成立了“友联研究所”专门搜集和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提供有关方面参考。据美国《亚洲研究学术评论》一九四七至一九七五年第四卷第一至二期合刊所发表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香港材料来源》一文透露：“友联研究所是香港藏有研究当代中国最完整的研究材料的研究所，它是香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最老和最大的研究组织之一。它拥有五十名工作人员，从事广泛搜集资料和研究工作……美国、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大学和研究中心已经从友联研究所获得它所收藏的所有缩微胶卷的复制品，约达二千五百盘之多。”可以说，“友联研究所”是香港一九五一年“第三势力”运动发展时期唯一留下的产物。其他都荡然无存了。
李宗仁在广州的时候，以代总统名义发给青年党、民社党各三万元，作为疏散经费。民社党中央把钱平均分完了；青年党却把这笔款办《自由阵线》，在香港复刊。该刊初由左舜生主持，后交由谢澄平接手。在杰塞普到香港后，谢澄平从香港美总领事馆得到了资助，因而建立“自由出版社”，并出刊《中声晚报》。远在一九四八年四月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我就与谢澄平（他当时是农林部次长，左舜生当部长）密切往来，由于他的帮忙，青年党的票全部投给李宗仁。这时他主张举行一个定期座谈会，几经交换意见，决定参加者的名单如下：
罗梦册（曾任国民参政员和中央大学教授，此时出版一本书名《福利宣言》，主张建立福利国家）
张国焘
程思远
董时进（在重庆时曾发起组织中国农民党）
伍藻池（旅美华侨、民社党人）
黄如今（前东北大学校长，颇受顾孟余重视）
座谈会举行几次后，大家都认为应该邀请更多的人参加，共同建立一个组织。关于组织名称，经过讨论。最后大家都同意谢澄平所提的“民主中国”。并认为应从办理教育着手。
就在此时，忽传顾孟余与那位从美国来的哈德曼见面后，建立了张发奎、顾孟余、伍宪子三人最高领导体制。伍宪子与李大明是美西华侨组织的民宪党领袖，李大明就是李微尘的胞兄，十分明显，伍宪子是李微尘一手推荐的。实际上伍宪子只是敬陪末座，参加决策的只是张发奎与顾孟余。不久，顾孟余忽到福佬村道的办事处找《大道》杂志社的同人开会，说是因病在家里静养了一个时期，没有同大家见面，请大家谅解。又说，现在有一个外来的好机会，我们可以再做一番努力。过了几天，张、顾约集多人在张发奎家里开会。张发奎主张立即建立组织，他说：“外国朋友来找我，我不能立即约请你们各位一齐来会他们，更不能要他们去分访你们这么多的朋友，没有组织，如何应付？”黄宇人是一个有名的大炮筒子，他立即提出异议说：“为了与外国朋友保持联系，就请你们原来推出的三位先生（即张发奎、顾孟余、伍宪子）暂时负责好了；如果组织过于匆促，将来也不会太久的。”顾孟余看到情况不对，马上转圜说：“目前我们只能初步交换意见，俟有关朋友到齐或联络好后，再开始筹备组织。”不久，张、顾决定办一周刊，取名《中国之声》，以张国焘为社长，这样就把张国焘拉过去了。“民主中国”座谈会只好停止举行。
参加张发奎家里开会的那些人，接到通知，准备去菲律宾。每人填了两张表，贴上照片送去。人们都以期待的心情等候着，可是久久杳无消息，原来给伍宪子台北之行把这个“出洋”计划彻底破坏了。台湾当局知道顾、张联盟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做后台，不好公开出面破坏，便从收买伍宪子入手。伍宪子在重金引诱下，秘密去了台湾，事前曾相约双方严守秘密，但台湾当局敦促他参加一个庆祝双十的纪念大会，并故意介绍给美国大使馆的官员见面。随后台湾当局就向美方提出抗议，说华府正在支持台湾，另外又支持张、顾在香港搞“第三势力”来破坏台湾。美国当局不得已把那个哈德曼调回去，加以申斥。几个月后，这位好汉又回到香港，对张、顾发牢骚说：“你们说没有钱不好办事，但有了钱又闹纠纷！”言下不胜感慨。从此，所谓在海外建立基地的宏伟计划就被束之高阁了。但他们也搞了一些名堂，如出版《中国之声》；秘密派胡跟去冲绳受训；津贴陈濯生开办“友联研究所”等等。张、顾对台湾收买伍宪子之举，深恶痛绝，在《中国之声》发表一篇文章，骂蒋介石是一个毒瘤，应该割去。这篇文章是顾孟余、张国焘、李微尘先一晚会商决定，然后由李微尘执笔的。
张发奎、顾孟余积极筹备的“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终于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十日正式开张。同日，台湾国民党召开七全大会、“战盟”选择这一天露面，意味着同台湾唱对台戏。该盟以顾孟余、张发奎、张君劢、童冠贤、张国焘、李微尘、宣铁吾等七人为中央委员；以甘家馨为秘书组长、周天贤为组织组长、涂公遂为宣传组长，黄如今、何正卓、邵镜人、王孟邻等也分配在各组工作。这些人都是年前“自由民主大同盟”的人马。李微尘要甘家馨将所有属于《独立论坛》的东西和登记费，都交给“战盟”，甘家馨为了取得李的好感，只好照办。
不久，甘家馨、涂公遂、何正卓、王孟邻、邵镜人等五人都被“战盟”开除，就是张国焘的《中国之声》社长一职也被张发奎派其亲信林伯雅来接收。张国焘被排后，在美国亚洲基金会的支持下，依靠江西同乡许鹏飞、涂公遂帮助收集资料，写他的回忆录，所得的稿费是美金六万元。有一次他与我在浅水湾酒店饮午茶，他心有所感地说：“思远，过去我们搞政治都是扮演跑龙套的角色，以后不再搞了。但是，我们的孩子，都应该使他们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那时，张国焘有一个儿子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我以为他真是彻底悔悟了。谁知不久，他就把他儿子从广州召到香港。在我回到祖国不久，又举家移民到加拿大。年前在一间养老院内被活活地冻死，终结其反复无常的一生。
在“战盟”公开不到三个月，顾孟余蓦地失踪了。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十六两日的《东京新闻》发表了顾孟余与日本新闻界耆宿阿部真之助的谈话。当阿部问到“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时，顾孟余说：“我们发起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已有三年，为要慎重，故未发表，直到最近，始出宣言。暂时以张君劢、张发奎两先生及鄙人三人之名出面，宗旨则在反共反独裁。”（《中国之声》一九五三年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一期。）意思是两面作战。顾孟余离开香港，不是出于自愿的。张发奎原来向顾发了保票，说是香港政府会买他的面子，不会给顾麻烦。可是一天，香港政府的政治部请顾孟余去谈话，问他是否在香港搞政治活动。顾说：“没有。”又问他是否常去张发奎家开会。顾答：“不认识他。”由于很多人都知道顾、张有了二十多年的关系，政治部的那个英国人，当然也有所闻。他以为顾孟余有意欺骗他，很生气，即向顾说：“倘若你再在香港搞政治活动，我们就把你驱逐出境。”谈话的态度，很不客气。在这种情况下，顾只好灰溜溜地带着老伴逃到日本去了。
顾孟余到日本后，再经过一个时期，“战盟”又决定增加中委四人，由盟员分组投票选举。此时台湾方面在香港的特工人员已经渗入，选举结果，当选的，不是台湾的特务，便是与他们有关的人。顾孟余很希望黄如今当选，亦爱莫能助。他认识到不能再干下去了，只好从东京写信给张发奎，声明退出。那几个当选者找张发奎，张虽然没有明白表示退出，但借口“顾先生退出，我也没有办法”，即停止经济供应，远在美国的张君劢亦无可奈何。《中国之声》只得停刊。于是“战盟”即无形解体了。“战盟”结束以后，那些靠美国人支持的出版社、刊物和报纸都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先后“执笠”（广州方言“完蛋”的意思）。原在美总领事馆工作的何义均，他在一九五三年共和党政府上台以后，辞职去美。行前他对我说：“战盟”的失败，固有其内在原因，主要还是由于美国改变政策。外因比内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