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是不紧不慢、飘飘洒洒地落着，碰到脸上痒痒的。
脚开始发麻，关节开始僵硬，帽子、肩上都是雪，我们已经在雪地里整整地站了两个多小时。
卫健街8栋1号，一座破旧的小院。院子里黑洞洞的，一点声息也没有，只有那只悬挂在一根榆木杆子上的灯笼在寒风中不停地摇摆，发出“哗哗”的响声，灯笼没有点亮，在覆盖在上面的白雪的映衬下，你能辨别出它的红色。
院门旁边停着一辆趴窝的破面包车，是对过郭大爷家二小子花2000元买的“黑”车，准备到农村倒腾鸡用的。树文就躲在车后面的黑影里。靠着硬邦邦的铁皮，又增加了周身的寒意。
“喂！屋里有没有动静？”树文扒着墙头轻轻地喊我。
贴着小院的墙是一个煤仓，煤仓没有门，跟在外面差不多，但至少它有面墙可以挡着刺骨的寒风，所以我在煤仓里比在墙外靠着面包车，顶风冒雪的树文要“幸福”多了。
我朝窗子望了望，灯下，一个佝偻的老妇人的影子映在窗上。
“烟袋油子，还坐在那等呢！”
“这小子今天能回来吗？”
“怎么不能！去年都被郭大爷撞上了！”
“春节晚会都快演完了！我看今天够呛！“
我知道，树文是个电视迷，春节晚会年年不落，大年三十让人家跟我出来蹲坑，真有点夺人所爱。其实我也很焦虑，听他要打退堂鼓，肝火乱窜，可想到这些，火气就没了，谁让是我片儿里的事儿呢，于是我的口气缓和下来。
“别着急，我看烟袋油子的架势，她儿子肯定回来!”
新年的钟声响了，远处近处的鞭炮声如爆豆般传来，院外杂乱的脚步声伴着孩子的兴奋的尖叫声，“二踢脚”在空中炸响，“炮打灯”在夜幕里绽放出绚丽的彩霞。
闹腾完了，人们都回去吃饺子、看电视、守岁。街巷里变得冷清起来。
这是一片低矮的平房，是60年代东安厂为解决职工居民住房困难盖的，老百姓叫它自建房。这一片共有40趟平房，每两趟房门对门。住长了，居民们都在门前用破砖烂瓦垒起了小院，因为没有统一规划，所以里出外进参差不齐，很不雅观。居民们不但不觉得碍眼，还很受用，能放很多舍不得扔的杂物，破家值万贯，老百姓还是实用第一，十多米的空间也塞得满满的。
近年来，高楼大厦天天在盖，原来在这里住的有头有脸、有钱有势的都搬走了，剩下的基本上是工人阶级和无业游民了。这一片共有856户，2860人，男1560人，女1300人，重点人口32人，作为片警的我如数家珍，因为这是我们的主要业务。
烟袋油子孙家就住在8栋1号，紧把西头第一家。
“嘭嘭！”院外传来跺脚的声音。
“树文，咋的了？”
“我的脚都木了，不听使唤了！活动活动！”
我心里一热，赶紧说：“你进院里来，在屋里待着能暖和一些！”
其实我感觉也不好，开始脸像猫咬一样痛，渐渐地已不觉得痛，腮帮、嘴唇开始发硬麻木，手脚已经不像是自己的，原来紧紧握住的枪把已松开，因为那块铁已经变成了冰疙瘩。
“嘎吱，嘎吱。”由远及近，从房西头传来脚踏雪地的声音。
我和树文浑身一振，立即来了精神。
两个身影一转弯向这边走过来，隐隐地传来说话声：
“我说在这儿待到天亮，你非要回家。”
“在你妈家咋住呀，那么多人孩子那么小！”其中一个是女的。
“你这人毛病太多。”
我们俩看清了，是一男一女，女的戴了一条白围巾，男的抱个小孩。男的把小孩递给女的，女的往后躲。
“你抱着，我尿泡尿！”
“回家尿呗！”
“我憋不住了！“
“有病！”
女人接过孩子，男的说着边解腰带边奔破面包车后面的墙根过来，做撒尿状，突觉异样，猛一抬头。
“妈呀！人！”
男的提着裤子，张大嘴，从原地跳了几步方才站稳。女的被他的惊诧声吓得惊坐在地上，孩子也脱了手。
“谁？！”男的壮着胆问。
“同志别害怕，我们是警察！”树文压低声音说。
“警察？大三十晚上不在家待着，在车后干什么？”
“我们有任务。”说着，树文掏出了警官证，男的没敢接，但他看到了头上的帽徽。女的一听不是坏人，立即由惊变恼，她抱起掉在地上包着的孩子。“警察黑灯瞎火不在家过年，跑车后待着干啥？！吓唬人玩儿呀!看给我孩子摔的！”
孩子大概在包猴里儿睡着了，没有听见哭声。
女的愤愤地说：“把人吓死了！我孩子要是吓坏了，你们得负责，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男的倒很客气，一个劲地拽那女的：“警察同志，你们别跟她一样，女同志胆小，她吓蒙了。”
“走，走……”，男的把女的推走了。
“有什么任务？准是让媳妇打出来，不让过年了吧？是警察也是个××警察！”飘来女人连讽带刺的话。
“你嘴闭上，警察你也敢骂！胆肥了你！”男的阻止道。
本来树文脸已经冻得通红，现在变紫了，他刚要发作，我连忙隔着墙拉了他一下。
“我们不知道在家过年好啊，我们也有老婆孩子，我们为了谁……”树文低声愤愤地说。
“老百姓也是啥人都有，觉悟不一定都那么高，当警察就得啥饭都能吃，啥气都能受。刚才我叫你进院你不进，要不，能受这闲气！”我说这些是为了给他消消火。
树文脸上依然没有笑模样，他抬手看了看表：“洪伟，我看咱们这是傻老婆等苶汉子，这没完没了地等下去啥时是个头，我都快成冰棍了，不行今天就这样吧！”
我一听就急了：“二十八拜都拜了，就差这一哆嗦了，大半宿都过来了，要走你走吧！”
树文看我有点生气了，念我平时对他的好处，也知道我这个人是一条道跑到黑的主儿。他进了院子。
影子仍旧一动不动印在窗上。
我示意树文向窗子这边走，我要看个究竟——烟袋油子在屋里干些什么。我们悄悄地靠近窗子。玻璃上有霜，看不见屋里的一切，怕里边的人察觉，我俩急忙后退。我碰了门一下，无意一推，门斗的门开了，门没锁，留着门呢！她儿子今晚一定回来！我顿感浑身精神了许多，劲儿也足了。
我缓缓地把门推开，我和树文跨进门斗。北方气候寒冷，为了保温，居民常在桶子屋里接出一块，盖成房子，既减缓了寒气入侵，屋子里还能放些杂物。门斗里一片漆黑，空气中泛着尿臊味。老房子，没有厕所，人们常常把尿桶放在门斗方便。门斗里面就是厨房。我们推开二道门，透过厨房的窗户，屋里的一切都看清楚了：
炕上坐着一位年逾花甲的老太太，头发灰白，一张饱经沧桑的老脸布满皱纹，像一个山核桃，稀疏上挑的眉毛下一双三角眼，高高的颧骨，乌黑的薄嘴唇叼着一只蛤蟆烟吧嗒吧嗒地抽。
这刀砍斧剁般的薄嘴唇我太熟悉了，大宝子跟她的一模一样。大宝子是她的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
那是六年前的腊月二十八，离过年也没几天了，大宝子从外面回来，烟袋油子正在炕上哭，大宝子便问：“妈，你哭啥！”
“我想起你爸来了，那死鬼两腿一蹬走了，剩下咱娘俩，这是过的啥日子。单位给那点钱，月月花不到头，你又整天在家闲着，要过年了，家里要啥没啥！”
“妈！你别上火，不就是钱吗！钱是王八蛋，花了还能赚，我大宝子别的能耐没有，养个妈还养不起？”说着，大宝子就往外走。
“大宝子，你可别给我惹祸了！”知子莫如母，烟袋油子听了大宝子这么说，便有了不祥之感，上去拽大宝子。大宝子笑了：“妈，你干啥？郭三上回和我包土方的活，他还欠我钱呢，我去找他要去！”
烟袋油子半信半疑地撒开手，她以前确实听他说过包土方的事。大宝子趁机一溜烟似的跑了，走到厨房顺手把菜刀别在了裤腰带上。
晚上，天也是飘着大片的雪花，大宝子抿着那薄薄的嘴唇，像一只恶狼一样等待着猎物。
离厂门几百米有一片柳树林，树林旁有一条小道直通家属区，比走大道要近10分钟的路，所以每天下班工人们愿意走这条路。大宝子躲在一个雪包后边，两只三角眼左右瞄着，不时向厂门口的方向望去。
“吱吱……”自行车胎辗在雪地上的声音由远及近传来。自行车快到近前，他看清车上是个女的，白色的羽绒服虽然显得臃肿，可是仍掩不住女孩苗条颀长的身材。
大宝子手持一条长棍，眼瞅车到近前，他在雪包后面把长棍往自行车轮圈里一捅，“咣啷啷”车圈辐条发出刺耳的声音，车子“咣当”一下倒在雪地上，幸亏车骑的不快，如果是一个楞头青把车骑得飞快，棍子捅到车圈里，自行车就会整个翻过去，人非得摔个半死。这会儿，那个姑娘也摔得够呛，虽然侧倒在雪地上，毕竟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大宝子一个高儿蹿上去，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将女孩按住，菜刀架在脖子上。女孩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傻了：“你……你要干什么？”“把钱拿出来！”不由分说，大宝子迅速地翻遍了女孩的裤兜、衣兜，在羽绒服兜里掏出一沓钱。那是女孩单位刚发的奖金。大宝子用手一摸厚度，他知道大约二千多块。挺有钱呢，大宝子暗想。“还有没有？”大宝子不满足，他的手拉开羽绒服向里面摸去。姑娘惊慌中以为他要行不轨之事，就说了一句话：“你别碰我，我正来事儿呢！”这句话像晴空的闪电一样在他大脑划过，触动了大宝子的某根神经。活了二十多年，他没有真正地碰过女人，对女人的隐秘事他始终是朦朦胧胧，神神秘秘。他夜里做梦想过，白天瞎想过，偷偷地盯着女人看过，现在姑娘的一句话，勾起了他的好奇，勾起了他的欲火。眼前是他的猎物，是属于他的东西，他可以主宰和占有。他扑上去，捂住女孩的嘴，连拉带拖弄到雪包的后面像剥鸡蛋皮一样把女孩扒个精光……
虽然案件不是发生在我们管内，但作为相邻的派出所，我们也赶到现场。
雪停了，雪包后一片狼藉。雪地里一个凹下去的“人形”。女孩被蹂躏时间太长，凹下去的雪已被捂成了冰，“人形”的中间，是一片殷红的血迹，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刺眼。
姑娘已经不会哭了，眼泪和鼻涕在她脸上结了冰，木然地光着身子裹在军大衣里。她的男朋友搂着她在不停地安慰她，年迈的父母在旁边啜泣着。
姑娘是厂里的劳模，工厂对这件事很重视。厂长激动地跟局长说：“只要保证工人上下班的安全，尽快把案子破了，公安局需要我们出钱出车都可以……”
局里感觉压力很大，这个案件性质太恶劣，影响太坏，闹得整个工厂人心惶惶，很多女工已经提出不再加夜班。
破案会上，局长要求根据姑娘描述的特征迅速进行排查。局长话音未落，我马上站起来说：“我看这个人是我管内的大宝子……”
语惊四座。
刑警和局长顿时两眼放光。
……
我带着刑警到大宝子家时，烟袋油子正在厨房里洗衣服，看到我们进来，很是慌乱，手在洗衣盆里不停地倒腾着，慌不迭地问我：“小刘，咋地了？这么多人到我家里来干啥？”她的薄嘴唇在颤抖着。
“大宝子呢?”
“刚才还在这儿呢！是郭三叫去喝酒了吧！”
这时，我听见里屋的后窗“哐啷”响了一声，我和刑警箭一样蹿到屋里，推开后窗，只见大宝子已经翻过后院围墙。我掏出手枪，“砰砰”连放两枪。因为是居民区，我的子弹是朝天上打的。就在这时，我听见一声怪叫，我整个人被从后面抱住，接着是一声撕心裂胆的哀嚎：“你不是父母养的，孩子能犯多大罪，你用枪打他？呜呜——”几名刑警赶紧过来，把烟袋油子的手掰开，我感觉到两臂酸疼。几位刑警疾步跳过窗子向外追去。
毕竟进了门斗，挨着厨房稍有点热乎气，我们浑身感觉不那么冷了。我透过厨房的窗子，仔细地打量着屋里，很简陋，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具，一铺炕占了屋子的一大半。炕头放着一个烟簸篓，簸篓旁边放着用报纸卷的蛤蟆烟，码成一个小烟垛；炕梢有四个盘子，两盘是水果，两盘是花生瓜子，最边上是一盖帘儿刚包好的饺子。我心一震：她在等人！
“嚓！”烟袋油子又划了一根火柴，薄嘴唇叼着一颗有手指粗的蛤蟆头，伸长脖子，向火够过去，使劲地吸了一口，两个翻鼻孔里散出两缕清烟。
这个神态我太熟悉了，那天她被带到派出所，也是这个样。当时我没有客气，立即让她把烟掐了。她翻了翻眼珠，又吸了一口。这下惹怒了我，我劈手把烟从她嘴上夺走，扔在地上。
她那两道稀疏的眉毛立即倒竖起来，从那嘴唇里甩出带着烟味的话：“你们抓我儿子，我也犯法了？”
我也不示弱：“你包庇你儿子，你当然犯法了！”
“我怎么包庇我儿子了？我一个老太太整天在家待着，没招谁，没惹谁，我怎么就犯法了，你是穿警察服的，你可不能瞎说，我要找你们所长！呜呜……”烟袋油子撒起泼来。
“你儿子明明在家，你说他不在家。你是不是有意骗我们？”
“我自己的儿子在不在家，我为什么跟你说？”
“因为你儿子犯了罪！”
“你说他犯罪就犯罪？你不能凭空拿屎盆子往别人身上扣！”
“我们有证据！”说着我把湿漉漉带着经血的裤头扔到烟袋油子的脚下。
“这是不是你儿子的？”其实我一进屋就已经注意烟袋油子正在往搓衣板下藏东西，只是刚才只顾抓大宝子，没有来得及管这事。当烟袋油子被带到派出所后，我赶紧把搓衣板拿开，盆子里放着大宝子的裤头，上面血迹斑斑。
“这就是你儿子犯罪的证据！”我义正辞严地说。
说实话，当时，烟袋油子也浑身一震，可是她马上又恢复常态，把头一歪，咧开薄嘴唇，露出一嘴黄牙，冷冷一笑：“这个破裤衩子是什么证据？”
“你儿子的裤头怎么有别人的血？这不是证据是什么？”我大声质问。“告诉你，你要态度不老实，我今天就以包庇罪对你刑事拘留！”
一听我这么说，她眉毛竖得更厉害了，小眼睛也冒出凶光：“你凭什么拘留我，我给孩子洗裤衩还洗出罪来了？”
“见着我们进来，你为什么把它藏到搓衣板底下？”
她狡黠地翻翻眼睛，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冷笑：“我藏什么？裤衩子是什么好东西，你们进来，我把它挂到旗杆上去？”
“你看没看见那上面的血？”我有点被她气哆嗦了。
“对，是有血！”她眼睛直直地瞅着我，很认真地说，“可是血都是一样的，我知道是什么血？”从她的语调中我分明听出她的得意，“再说我儿子从小肾不好，他尿血！”
“你……”我气得说不出话。
这时，所长进屋了。
“嚓!”烟袋油子又点着一根蛤蟆头，屋里弥漫浓烈的旱烟味，一直飘进我的鼻孔。在门斗虽然暖和些，但我们已经冻僵了，一时半会儿是缓不过来的。烟袋油子坐在炕上，侧着脸对着我们，两只眼睛盯着窗外。我心里暗骂：“你在屋里暖暖和和的，我们在外面冻着，等抓住大宝子，有你好瞧的！”
那天多亏有所长进屋打圆场，不然我真的没法下台，应当说烟袋油子的刁蛮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所长先批评我们俩说话的态度，然后又向她交待政策，并要她协助公安机关做工作，让大宝子尽快投案自首。所长言语不多，字字叼骨头。烟袋油子态度也老实了很多，对所长说的话不但不反驳，而且还连连点头称是，并痛哭流涕地咒骂儿子该杀，她含辛茹苦把他养这么大白养了。烟袋油子被放了回去。我余怒未消，呆坐在那里生闷气。
所长过来跟我说：“讯问首先要作铺垫，把该问到的话都要问到，把该堵的路都堵死，不能把自己掌握的证据一股脑都端出去，这样最容易让人家钻空子。另外还要针对不同人的不同特点采取相应的办法。”
“不过，”所长咂咂嘴：“像她这样的人，你来对付确实有点难为你了……”
我当时接片儿才半年，工作经验太少。
从那以后，我才在居民的嘴里知道烟袋油子家里的事情。她原来也不是这个样子。她和丈夫都是一家大国营工厂的职工，她丈夫是建筑公司的一名工长，她是这家厂子三产公司的大集体工人。二人结婚以后可以说是很美满。那时她的性格温顺，通情达理，她丈夫很能干，挣的也多，两口子甜甜蜜蜜。可是美中不足，结婚十年没有孩子，两口子盼啊盼，孩子还是没影。天有不测风云，一年夏天，她丈夫在工地指挥吊车往楼上运预制板，吊车上的钢丝绳突然断裂，预制板像小山一样掉下来，将她丈夫实实在在地压在下面，还没等工人们把他从水泥板子底下救出来，他已经口吐鲜血断了气。她哭天喊地地赶到工地，丈夫早已进了停尸间。单位帮她料理了丈夫的后事。她被突然的变故击蒙了，不知道怎样面对眼前的一切。就在她对生活失去信心的时候，肚子里一阵颤动，使她又惊又喜，丈夫的遗腹子——就是现在的大宝子。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孩子呱呱落地。她把孩子看成是丈夫生命的延续，对他百般疼爱，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扛在肩上怕吓着。大宝子十多岁的时候，她下岗了，原本紧紧巴巴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这时有人劝她再找一个，她也动了心，可是凡是跟她接触过的男人都躲她远远的。长期单身和生活的重压，使她性格变得孤僻怪异和暴戾。尤其是对大宝子的溺爱，无以复加，她的中心就是她的儿子，她能为他去死。这样一来，哪个男人还能够奢望得到她的感情呢？
周边的居民说烟袋油子有两个特点：一是护犊子，二是不讲理。
我轻轻地跺着脚，那股木劲儿还是没过来。树文也跺着脚。我比他还强点儿，我脚下穿着一双进口的大皮靴，这是我花了半年的工资买的，就是为了蹲坑用的。即使这样厚厚的皮革，也很快被凛冽的寒风打透了。
“噗叽！”一颗烟过后，烟袋油子薄嘴唇向前一努，脖子向前一伸，一口清痰划着弧线，飞向三米开外的地上。
这个情形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这一带的居民背地里都叫她“鸭子蹿稀”。在大宝子还没有出事的时候，一天我正在片里工作，居委会吴主任风风火火地来找我：“你快去吧，烟袋油子跟老郭家二小子打起来了，她把人家的玻璃都给砸了，还没完没了地在那儿骂街呢！”
我三步两步地赶到老郭家，还没转过房头，烟袋油子尖利的叫骂声已经传过来：“你挺大个人了，不要个脸，那么点儿的孩子你说打就打呀。你家孩子是人，我家孩子就不是人啊。我都舍不得伸手打一下，你长那个手了吗？你再敢打，我把你手指头掰了去！”
这个时候，大宝子已经辍学在家，游手好闲，与社会上的流氓鬼混。他们在校园边上僻静的街道等着学生放学回家，将男学生截住翻兜，把孩子们吃早点、午餐的钱抢去，稍有不从，就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大宝子最坏，打完后，他还要学生下跪，向他们保证不和学校、家长说，第二天还要准时给他们送钱。截到女孩子，他们便嬉皮笑脸，百般调笑。
今天郭老二的女儿郭小蓉正好从这儿过。她比大宝子低一年级，平时邻居住着，经常见面，大宝子素来对小蓉有好感，有事没事爱和小蓉搭讪。但小蓉是好学生，看不惯大宝子吊儿郎当的样子，根本不拿正眼瞅他。大宝子的心里总是痒痒的。
“哎，哥们儿！这丫头漂亮！”这帮小流氓像苍蝇见了血一样。
大宝子变了脸色：“都滚一边儿去！这是咱哥们儿的马子！”
他学着港台电影里黑社会老大的口气。小哥们儿看他生气了，纷纷向后退去。大宝子很得意。他很绅士地走到小蓉近前，要和她单独谈谈。小蓉不肯，他就拽小蓉，小蓉挣脱，他又过来搂小蓉。
二人正在撕扯的时候，郭老二骑着三轮车从市场上回来，一看这个情景，拽过大宝子，便给他一个满脸花。大宝子捂着淌血的鼻子跑回家。
烟袋油子一听大宝子吃了亏，像心被剜了一块肉，舞马长枪地到对门兴师问罪。
气是气，郭老二打完也很后悔。他知道烟袋油子不讲理的劲儿，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才想到这里，烟袋油子已打上门来。
“大嫂，你家大宝欺负我家小蓉，我也是当时来气……”
话还没说完，烟袋油子尖利的骂声已经把他的声音淹没了：“欺负你家小蓉？我们大宝可是好孩子，再说了母狗不掉腚，公狗能上去吗？你养孩子不好好教育，整天画眉画眼四处放骚……”
郭老二嘴笨，气得说不出话，索性好男不和女斗进了屋。烟袋油子哪肯罢休，一边跳着脚一边骂，还不解气，最后又捡起石块砸烂了郭家门斗的玻璃。看见我来了，郭老二黑着脸从后屋里出来。烟袋油子一见，更来了劲儿，拿着石块就要往前上。我示意居委会吴主任把她往后拉。吴主任就推着她往后走。就在这个时候，烟袋油子一扭头，脖子向前一探，薄嘴唇向前一努，“噗叽！”，就见白光一闪，一道弧线，中间隔着吴主任、两位看热闹的群众和我，不偏不倚一口稀痰正中郭老二的面门……
我和树文快要坚持不住了，脸上有些发烧并伴着灼痛，脚好像不是自己的。可是屋里的情景分明是在等人，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大宝子一定能回来。这是我们在此坚守的唯一精神支柱了。
烟袋油子仍旧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颗接着一颗地抽蛤蟆烟。烟簸篓旁边的烟垛不断在削减，剩下没几颗了。一股股呛人的烟浪从屋里喷到屋外，呛的我要咳嗽，可我还是忍住了。
她抽烟远近闻名，基本嘴不离烟，据说，夏天的苍蝇、蚊子都不往她家屋里跑，她往那一站，苍蝇蚊子掉一地，这传的有点玄了。她的身上的的确确散发出呛人的烟袋油子味，据说，以前很多男人不跟她来往，大多是受不了她身上的烟油味。她的绰号，也是由此而来的。后来，渐渐的别人就忘了她的大名了。
她屋里这烟味儿，我太熟悉了。四年来，我来这间屋子无数次，忍受这种浓烈的烟袋油子味也不知有多长时间了。我回所跟所长说这工作是有害工种，要求配备防毒面具，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我到她家主要还是为了大宝子，我觉得不把他捕获归案，绝对是我职业生涯的一种耻辱。
可是不管我怎么跟烟袋油子谈，怎么交代政策，她不是用言语搪塞我，就是一问三不知。问烦了，她不时挪揄我两句：“他身上长腿的，我知道他上哪去了？我家哪来什么亲戚，有亲戚也不来往了，大宝子更不能上那儿去，你有能耐把他抓住，总来找我这个老太太干什么?”
大宝子究竟上哪去一直是个谜，他就像水蒸气一样在这座城市蒸发了，一点痕迹也没留下。但我还是坚信，大宝子和烟袋油子有联系，她知道大宝子的去向或藏身的地方。
后来，三年前的一天晚上，郭大爷和我喝了点酒，闲唠嗑的时候，跟我说，三十那天晚上他出去上厕所，看见一个人翻墙进了院，那个人就是大宝子。郭大爷喝了一口酒，说：“我怕看不准，后半夜我没进屋，一直在门斗里看着。天没亮，大宝子就走了。这回我可是看个真真切切。”
郭大爷接着说：“第二年大年三十晚上又看见大宝子了。这件事我跟谁都没有说，我们两家因为小蓉的事闹过别扭，如果从我家说出去，烟袋油子又得来找茬生事……”说着郭大爷冲我歉意地一笑。
从那以后，我一面四处打听大宝子的下落，一面做烟袋油子的工作，敦促大宝子投案自首。我每年的年三十晚上都来大宝子家等待他的出现，但结果令我失望。但有一点，还是让我信心十足，大宝子虽然挺“牲口”，但他对母亲却很孝敬。三十晚上要给老人磕头是大宝子家祖上传下来的规矩，这是邻居都知道的。他潜逃在外这么多年，母亲不是不牵挂的，他一定会回来。还有一点，就是说大宝子离家出走几年了，可居委会的人说他母亲从来也没申请过民政的特困补助。
“当啷！”我一惊，回头一看，树文踢翻了尿盆子。黑暗里树文向我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出去看一看。我分明看见烟袋油子的两个耳朵动了几下，但仍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睛还是瞅着窗外的方向。她拿起最后的一只蛤蟆头，点着了火，贪婪地抽起来，清烟从鼻孔里喷出来。
此时，钟已经敲响三下。
“小刘，你进来吧，我知道你来了！”烟袋油子依然端坐在那里。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小刘，你进来吧，外边太冷了！”烟袋油子仍没有回头，但声音的的确确是随着浓烈的烟味从里屋传出来。
我有些尴尬，但还是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推开屋门走进屋。
屋里浓烟弥漫，地上痰迹斑斑。
“上炕坐吧，你冻坏了！”
烟袋油子仍然望着窗子，声音是那么柔和，像母亲对孩子。我感到非常陌生，却又有些不知所措，愣在那里。
烟袋油子把最后的烟蒂扔在地上，转过头来，眼睛注视着我，她眼圈有点红。
“去年的三十晚上你来了，12点半走的，前年的三十你也来了，是半夜1点走的。”她的声音有点发颤。
“你说的对，今年抓不到他，还有明年。我知道他每年的三十都回来看你。”我语气沉稳。
烟袋油子看了我一眼，眼神中充满哀怨和无奈。
“小刘，我知道你这股劲儿，他是跑不掉的！”
忽然，一颗泪珠从她的脸上流下，一直淌到那薄薄的嘴唇。
“我知道他跑不了，早晚有一天……”她喃喃自语。
我默默无言。
半晌，她缓缓倾斜身子，伸出瘦弱的手指，按了一下墙上的一个开关。
我感到眼前一亮，屋里一片通红。
我一惊，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情。
忽然，外面传来激烈的打斗声。
“洪伟！快出来！”我听见树文在大喊。我奔到院子里，身材结实的树文已经被一个黑大个打翻在雪地里。可树文毕竟身上有功夫，一个“鲤鱼打挺”，借势站在他对面， 堵住了大门。黑大个身形彪悍，动作敏捷，见我出来，三步两步蹿上墙头。我拔出手枪，举枪瞄准。
这时，我听到一声熟悉的尖叫：“畜生，你给我站住！你不要命了！你不要妈了！”
在黑大个一怔的刹那，我和树文闪电般靠近，扯住双腿往下一拽，他结结实实地摔在雪地里。我掏出手铐反剪双臂，将他铐了起来。
大宝子从雪地里抬起头，瞪着三角眼，喷出嘴里的雪，喘着粗气：“妈！你知道他们在这儿，咋还点灯笼？“
“败家的，有这帮人你能跑得了吗？你跑到哪里算一站呢？你再跑早晚把命搭上！”
大宝子眼睛一翻，泄气地把头埋在雪里。
“带走！”我和树文把大宝子从地上提起，一左一右架着，准备带回所里。
“小刘，他判多少年是他罪有应得！大娘求你给他一条生路……”烟袋油子哽咽着说不下去了，蹒跚地走进门斗。
我望着她佝偻的背影，心里不禁一阵心酸。
回到所里，值班的同志们马上对其进行审讯、取笔录、办手续。大宝子身上有一万块钱，他指天发誓这钱不是偷的，不是抢的，是在沿海一座城市和亲戚贩卖海鲜挣来的，是给他妈当生活费的。
折腾到天亮，大宝子被押进看守所。这时我和树文才觉得脸、耳朵、脚开始灼痛，同事们捧来雪给我们往脸上、脚上擦，后来我俩迷迷糊糊地被送进了医院。
等我们醒来，不知道是初几了。阳光透过窗户，直射在整洁的病房里，照着我们耳朵上、脸上、脚上、腿部的纱布。
门开了，所长领进几个人来，有大人，有孩子。
我看清了前边的一对夫妇。那个女的就是被大宝子侵害的那位女工，男的是当天晚上安慰她的男友，他们的孩子已经四岁了。后面的那对年轻夫妇，我瞅着有点面熟。树文瞅见那女的围在脖子上的白围巾，便把头侧到一边。
那对年轻夫妇红着脸，把水果和营养品放在床旁边，不自然地愧疚地搓着手。
那女工说，大宝子被抓住后，她妹妹看到了报纸，把那天晚上与我俩争吵的事都跟她说了，于是他们来到医院，一是来感谢，二是来道歉。说着，女工拿出2000元钱，硬塞给我们。我们在床上不能动，所长代表我们表示感谢，并把钱退给她。女工含着泪，和家人千恩万谢地走了。
树文跟我说：“真有这么巧的事！看来我们所做的一切也不是白干啊！”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我说。
我俩都笑了。
2004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