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行于世，总离不开朋友的相伴，这些朋友会随着年龄、环境的变迁而变换，而唯有一种朋友彼此不会经常联系，但却时常让你挂念，这种朋友是你人生路程上的加油站，他们是良师，是诤友，更是兄弟。
一
论年龄，他是兄我是弟。论身份，他是国营单位的正式工，我是单位里的临时工。他曾是厂报编辑，而我曾看过大门。他姓黄，我叫他黄哥。
与黄哥结识，以书为缘。我所在的集体多是一些好吃喝、善打斗的赳赳武夫，我因喜读书，性内向，便成了群体中的异类。那时的黄哥皮肤白净，戴一副眼镜，说话慢语细声，仍然是一幅学生做派。两个寂寞孤独的人，也就有了扎堆的理由。
黄哥原是建筑技术员出身，后来调到政工部做了厂报编辑。单位的单身职工一般都是住集体宿舍，颇为拥挤，而他这个编辑因为工作关系，得以独居一室。这是一间普通单身宿舍，一张单人床，一张黑漆漆地老式办公桌，桌上的简易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籍，最多的还是一些文学作品。桌前摆着一张微型的黑色靠背椅，到处都是黑色的基调让这个房间里的人也更加寂寞。幸好椅子的坐面是鲜艳的红色，红得晃眼，就像黑夜里的一团火炬，温暖着两个文学青年的寂寞和孤独。
那些日子，我们的业余时间大部分在这间屋子里打发掉了。有时我们一起侃大山，有时一起交流某本书的读后感。此时，他就像一名饱经沧桑地智者，坐在那张吧椅上，一手夹着香烟，倾听着我的心声，或沉思，或浅笑，其实他那时候也不过是个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
单位远离市区，在村庄的包围之中。无书可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周末一起坐公交车去市里逛书店。公交车来回需要近两个小时，为了尽可能在书店里能多待一会，通常我们会坐最早的一班车出发，坐末班车回来。到吃饭时间，我们就会找一家小店，要上一两个小菜，偶尔还会浅酌一番。不过每次都是黄哥请客，理由是正式工收入比我高许多。开始这样的情况会让我觉得心里不自在，但后来也就释然了。我知道他绝没有居高临下的意思，纯属善意的关爱。那个时候我们最喜欢的一道菜是海米油菜，价格便宜，味道鲜美，几棵颜色翠绿的油菜配着几粒海米，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增。
单位对面有几家小馆子。两个寂寞的男人偶尔也会去打打牙祭。特别是细雨飘零或是白雪纷飞的日子，常会勾起对“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向往，兴致便愈发盎然起来。记得生意最好的小馆子是一家东北人开的。店主就是厨师，最拿手的菜是干炸里脊和鱼香肉丝，店里唯一的一名服务员是店主的表妹，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一口地道的东北话听起来十分甜美。直到若干年后，我都认为若不是曾听过她的声音，打死也不会相信东北话原来也可以这么甜美动听。或许因了这个原因，这个小店的生意相比其他几家要红火了许多。小店面积小，桌位也少，常常出现客人爆满的现象，这个时候喜欢喝两口的职工就会到店里订菜，让店里送到宿舍下酒。于是，就常看到姑娘像一只轻盈地鸽子，托着菜盘子，穿行在生活区里。那娇美地身段不知道丰富了多少男人的梦乡。
我和黄哥都是单身小伙子，也是小店的常客。若是他对那位姑娘有点想法，或许能成就一对神仙眷侣，国营大企业的正式工，收入高，福利好，当地的姑娘都争着抢着嫁到公司里。我承认我也对那姑娘有点想法，只是我那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异想天开。
不久厂报开辟了文学版块，黄哥鼓励我大胆投稿。那个时候我是非常自卑的。虽然喜欢写点东西，但都写在日记本里，从来没有拿出来示人勇气。他就几次三番地做我的工作，鼓励我要相信自己，不投稿怎么知道自己写得好不好？怎么能提高写作水平呢？终于，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怀揣抄写了数遍才算满意的稿子，我敲开了黄哥宿舍的门。
月底新的一期报纸出版了，我的那篇散文第一次变成了铅字，出现在报纸上。这件事情让大多数人感到惊讶，在投向我的目光里充满了嫉妒和怀疑，这种局面让我忐忑不安。在黄哥的宿舍里，黄哥耐心的开导我说，这种情况很正常，只要你继续写下去，这些谣言自然就会消失。
随后，我的名字接连不断地出现在公司的报纸上，甚至有一期报纸还同时登载了我的两篇散文。那些充满嫉妒、怀疑的目光慢慢变成了欣赏、变成了羡慕。终于有一天，部门领导找到我，让我接替了因考学辞职的文书。从此以后，我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和第一张办公桌，更重要的是我终于可以自由地看自己喜欢的书，写自己喜欢的文字了。两年后，我的一篇人物通讯经黄哥的推荐，发在了一家省级报刊上。从此我又与新闻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还因此成为公司的一名专职新闻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