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去过大姐的婆家两次，一次是她结婚，一次是她出殡。
25年前，我作为娘家代表之一去接大姐回门。上车前母亲叮嘱我，吃酒席的时候，一定要记着偷个酒杯带回来，据说这样有福。我贪心，见那淡青花瓷的小玩意儿，凑成一对怪可爱的，一下偷了两个，心里却忐忑：人家收拾餐具时，见少了两个酒杯，不知道会怎样乱找呢。
我良心上过不去，回来的车上，偷偷告诉了大姐，她只是笑了笑，摸了摸我的头。她虽然只比我大6岁，但从小背着我上学，言行举止，十足一个小母亲。
那时大姐抱不动我，就两手反扣背着我，我俯在她的背上，喜欢玩弄她粗黑浓密的辫子并使劲扯，扯得她耐不住疼，脑袋总是往后仰，所以她长大了走路也总是昂首挺胸。我自己还有印象，我哭闹时她就任我啃咬她惟一的一块红头巾，咬了好多个窟窿，好几个冬天她就带着那块破头巾。平时开玩笑，大姐总说我欠她一块新头巾。我被说臊了，就赌气说：“以后挣了给你买一打，好吗？”
后来我考上了学，在外工作。我发表在报纸上的豆腐块文字，大姐只要看到就剪下收藏起来。她自己文化程度不高，是给周围的人看的，我不知道我成了大姐的骄傲。我相信别说两个酒杯，就是两只金碗，只要大姐有，她也舍得给我。
个子高高，英姿飒爽，走起路来一派大丈夫风度。大姐确实是女中丈夫，15岁就抢着当女民兵。但我对大姐这个身份并不喜欢，看得出来全家人对她这个身份都无可奈何，因为那挎着枪站在大卡车上押着犯人游街的大姐虽然威风凛凛，却很僵硬。
从父亲嘴里知道，大姐这样做是为了救我们全家，虽然奶奶和父亲、二叔、三叔当过八路军，但也爷爷当过韩复榘手下的团长，还有一个大伯下落不明，据说去了台湾。总之功不抵过，我们家属于政治上有问题的，每次运动都会被挤在悬崖边上，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
晚饭时大姐悄悄告诉我们，听说那些政治犯大部分是无罪的，她捆绑他们时，手尽量轻，这样他们可以少受一些罪。父母叹了一口气，我也才渐渐喜欢：由心慈手软的大姐看管犯人，总比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强。
她初中没毕业，就去县城的一个小饭店打工挣钱养家，负担我和二姐上学，她也想圆她的大学梦，但从初中水平开始自学，这梦何其遥远！晚上我看着书本，她背政治题，总是背了又忘，我急了，说大姐你怎么就这么笨呢？我哪里想到我的大姐白天炸油条卖副食，已经很累了。她开玩笑，要我找两个小棍，替她把掉下来的眼皮支起来。
我考上了师范，她骑自行车送我到35公里外的学校。“好好替我上吧。”他含着泪花笑盈盈的对我说。
她自知上大学无望，发狠学习烹饪技术，当上了厨师。几年后她与人合资承包了当时县城最大的综合性服务楼，集旅馆、饭店、加油站、停车场于一体。每次我回家，出车站旁边就是服务楼，我进门，她赶紧放下客人让别人招呼，亲手做两个我爱吃的菜，坐在旁边，笑嘻嘻地看着我吃。她总嫌我身子不壮，常攥住我那只不拿筷子的手，用它的双手使劲摩擦一会儿，说我是念书念得手脚冰凉。她总是哄着我：“再多吃一口，别给姐姐省啊。”
要是我直接回了家，她晚上打烊后就把菜带回去，菜用托盘和扣碗盖严实，这样冬天回家也是热乎的。
有一回我出其不意的跑进厨房，看到大姐袖子挽得很高，正用双手搅拌一个大盆里的凉菜，那些菜还带着冰碴，她的手臂粗糙通红。我也倒吸了口凉气。我一直以为她是老板，坐在办公室里运筹帷幄，哪里想到很多事她都要亲历亲为呢。
她以为我嫌脏：“手洗得很干净的，再说筷子也叫不动，这样可以少雇一个工人，不也省一份钱吗？”她精打细算的连一粒米也掉不到地上。
那几天有婚宴，还有“两会”的席，每天要上百桌。我不肯留下吃饭，大姐追出来，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有一沓钱。我不要，她说不全是给我的，叫我分一半给我的同学霞霞，霞霞是个孤儿。我说那就只要一半，我的还没花完呢。大姐笑了，说我妹知道勤俭节约了，那就都给霞霞吧，叫她买件衣服，上次见她，大冬天的，连个围巾手套也没有，褂子都毛了边，裤子也脱了线，大姑娘了，别少襟露肘的看着寒碜。
大姐的服务楼干了十年，突然要拆迁，大姐也失了业。我正在为她发愁，她从《农民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回娘家包了几亩地，养起了梅花鹿。电话里她告诉我，又一头最小最漂亮的母鹿是我的。我赶紧回家看“我的”那头鹿，脖子上挂着一牌牌，上面写着我的乳名，眼睛圆圆，睫毛长长，性格温顺，真是一头可爱迷人的小鹿！我把头顶的杨树叶子捋下来给我的小鹿吃。大姐说：“你不是会写那个什么诗吗，给咱这头鹿写首诗吧。”我没写诗，我画了一幅油画，一个半人半兽的鹿神，半边身子是大姐，半边身子是梅花鹿。大姐笑着说很像。
这是大姐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她的养殖场成了全县养殖业的龙头，最多的时候有六十头梅花鹿，二百多头猪，六十多条狗，后来还养过五千只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