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萧萧是在初二时被编在一个排里的。那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年级叫做连，班级叫做排。校方忙着革命，顾不上学生的学习，一切唯家庭成分论。
萧萧的父亲早年参加过新四军，头顶着背包在南方的某个湖里涉过水，因此她早早就当上了红卫兵。虽说她因父亲的文化不高而心生叹息，我却很羡慕她，因为我家的成分不好，她可以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学校某思想宣传队里蹦蹦跳跳，而我却每逢校级班级批斗会总是战战兢兢。令人羡慕的还有她有一个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妈妈。在那个一册在手万卷皆废的年代里，她的妈妈可以偶然带回一点“禁书”，我们渴望一切新鲜活泼的东西。
我们是怎么好起来的？我们都记不得了，大约就是从借书开始的吧。萧萧有时会带来一本前苏联侦破小说，薄薄的一本让人眼睛放光。看之前先为它包个皮，一来可以偷偷带上课堂；二来可以留个爱惜图书的美名，讨她妈妈的欢心而不会断了书路。借阅范围之小，借阅方式之隐秘促进了我们的友谊。
虽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阵营，但这不影响我和萧萧的交往。我们去农场学农，熄灯之后顶着一床被子，打着手电快活地分食一小包她家人从南方老家带来的芝麻酥糖，舔完手指又舔糖纸。
我去拉练，背着小行李卷在城市周边做速度为30～40公里／日的行军，数日不归，间或模拟与美帝苏修蒋匪遭遇之状。萧萧身体不好另兼有宣传鼓动我们之重任，她没有拉练，却想法捎给我一只饭盒，里面有我妈妈做的咸菜，还有她放进去的糖块，那应该也是从自家嘴里省出来的吧。
萧萧的爱说爱笑、无拘无束让人愉快，富有同情心、重情重义令我心安。多方面的天壤之别使我们很少在同学面前显示我们的友谊，这一是由于情势所迫，二也因为少年人的担心、敏感和骄傲。在那样一个让人担惊受怕的年代，在那样一个不谙世事懵懵懂懂的年龄，拥有一个信任你理解你的朋友无疑是命运对你的厚爱。
革命革掉了初三，也革掉了高三，一转眼四年过去，已进入花季的我们要到农村这广阔天地去绽放了。我们不属于老三届，革命激情已相当弱，下乡是为了回城，早去早回人尽皆知。还是由于身体的原因萧萧成了免于插队的幸运儿。为避免站台上的离愁别绪，这幸运的人提前去我家送我，泪如雨下。三十年后，我写下这只有天知地知的一幕不禁悲喜交集，而当年我并未流过一滴眼泪。
我们一起分享了我在农村的劳累，分享了她参加工作的喜悦，虽然千山万水，虽然分多聚少，但我们从未生疏过。
盼望已久的招工导致的绝望，不期而至的恢复高考带来的希望，繁重的体力劳动，枯燥的精神生活，格格不入的陌生环境，远在天边的亲、爱、友情，这就是我的一九七七。在那段日子里，我接到了我平生第一个长途电话。萧萧做长话接线员工作，“利用职务之便”她把电话从省城打到我所在的市，从市里查到我的单位，从单位追到我的工作地点：一条山沟。在那个“精神富足”但电话机却极度匮乏的年代，这个迂回曲折的来电让工友们惊奇不已，让我惊喜万分。日久年深，电话的内容已模糊不清，记住的是一份永远的情意。
现在，生活又使我们相隔千里。萧萧四十岁生日的时候，一向疏于写信的我用写信的方式祝她生日快乐，告诉她这半生里她为我做得多，我为她做得少。
我们的友谊像一条小溪，波澜不惊却有自己的方向，她滋润我们不知不觉已过三十年了。
三十年过去了，我们成了知己。我感谢中文里有知己这个词，她比“朋友”更能表达我的心意。我感谢上苍让我在茫茫人海中拥有我的知己，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个人怎样悲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