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遍野，草木葳蕤，蔬菜的新芽冒出了头，空气中弥漫着勃勃生机。咖啡馆的桌椅也摆到了人行道上。更有率性乐观的人，已经到鞋店外面五颜六色的货架上挑选了轻便的帆布鞋。
杏树枝头，点点花苞初绽芳颜。白昼变长，黄昏时天边泛起迷人的粉色涟漪。狩猎季节已过，要等六个月猎枪才能再度派上用场，猎犬才能再次出击。葡萄园里又忙碌起来，恪守农时的农民开始照料葡萄树，而那些散漫懒惰的家伙此时也匆匆跑到地里修剪葡萄枝，这些活计十一月就该做好的。普罗旺斯人迎接春天的激情难以言表，仿佛大自然给每个人都注射了一针兴奋剂。
瞬间的工夫，集市也一改容颜。货架上先前摆着的钓鱼用具、弹药带、雨靴和清扫烟囱的业余人士用的长柄钢刷纷纷下架，取而代之的是形状威猛的农具，如弯刀、除根铲子、镰刀、尖端分叉的锋利耙子，还有农药喷洒器，它喷出的致命雨雾足以对付那些危害葡萄生长的野草和害虫。
山花遍野，草木葳蕤，蔬菜的新芽冒出了头，空气中弥漫着勃勃生机。咖啡馆的桌椅也摆到了人行道上。更有率性乐观的人，已经到鞋店外面五颜六色的货架上挑选了轻便的帆布鞋。
与这种热闹繁忙的景象相反，我们家的厨房改造工程却停滞不前了。受春讯的催促，工匠们都转移他处，只是象征性地留下几袋水泥和沙子，表明他们有朝一日必会回来完成这项已近收尾的工程。施工队突然消失的现象哪儿都有，只不过在普罗旺斯体现出细微的地区差别，带有明显的季节特征。
每年的三个时节，复活节、八月盛夏和圣诞节，本地度假别墅的主人纷纷逃离巴黎、苏黎世、杜塞尔多夫、伦敦等大城市，潮涌而来，体验几天或几星期简朴的乡村生活。当然，为了在假期过得舒适称心，他们起程之前自然会想到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比如浴室里需要增添一套库雷热洗浴设备，游泳池边得装一盏照明灯，露台要重新铺平整，杂役房要换换屋瓦，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如果不把这些事情提前安排好，怎能尽享短暂的乡间闲趣呢？所以，他们在慌乱之中纷纷打电话给当地的建筑师和工匠：“一定要在我们到达之前办好！”语气虽紧迫，弦外之音却也不难听出：只要马上动工，丰厚的报酬自不必说。速度最重要，钱不是问题。
这样的诱惑没人抵挡得了。人们对密特朗执政初期的经济危机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有钱人都捂紧钱袋，守着存款不肯花掉一分。普罗旺斯的建筑业也跟着萧条了。那样的坏年景，谁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再来？所以，先赶紧接下挣钱的活儿再说。至于老实本分的客户，突然间会发现陪伴自己的只有休眠的水泥搅拌机和惨遭遗弃的未完工房间。遇到这种情形，只能做出两种反应，但别指望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只不过其中之一至少可以减轻焦虑情绪，而另一种怕是会徒增烦恼了。
这两种方法我们都尝试过。最初，我们自觉调整了时间观念，更宽心地看待普罗旺斯的拖延习俗—安心地享受美妙的春光，不像普通城里人那样在意。这个月，下个月，又有什么区别？不如来上一杯茴香酒，放松一下。但这种心态也就管用了一两周。很快我们就发现，堆积在屋后的建筑材料经春风吹拂，已然长出一片绿色。我们决定改变策略，想和那个再也不见踪影的施工队敲定复工日期。这段经历可真让人长见识。
我们体会到，时间在普罗旺斯是个极富弹性的商品，不管它被界定得多么清晰准确。“马上”可能指的是今天的某个不确定的时间，“明天”则指本周说不定的某一天。最具伸缩性的莫过于“半个月”这个词了，它可能是三周，也可能是两个月，甚至是明年，反正不会是十五天。我们因此还学会了在讨论最后期限时，怎么读懂对方的手语。当普罗旺斯人直视着你的眼睛，向你保证下星期二一定来敲你家门开工，这时候他的手势极为重要。如果双手静静低垂，或者安慰地拍拍你的肩头，那么星期二还是有指望；如果一只手臂伸到腰间，掌心向下，且左右摇晃，你就得将计划调整到星期三或星期四；如果摆手动作变成焦虑不安的晃动，他的意思是下星期，或者天晓得会是什么时候，要视那些不由他掌控的情况而定。这些沉默无言的否定式手语，似乎出于本能，因此往往比语言更能透露实情。有时，伴随着手语的还有一个奇妙的词语，“正常情况下”，会起到相得益彰的效果。这一应用极广的托辞，论灵活度和保险条例不相上下。“正常情况下”，可能是说假如天没下雨，假如卡车没有半路抛锚，假如小舅子没有借走他的工具箱，等等。就像合约里的陷阱条款一样，普罗旺斯的工匠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越来越心存疑虑。
不过，虽然他们无视时间承诺，又不肯打个电话告知来还是不来，我们却从不会恼怒个没完。因为他们总是那么坦诚、快乐，干起活儿来不计工时、不辞辛苦，又能保证质量。总之，他们还是值得等待的。这样一来，我们又渐渐转换心境，开始顺应普罗旺斯的时间观念。我们告诉自己，从现在开始，一定得学会对寄予无限希望的事情不抱任何期望，如此，哪怕一点点进展都是欣喜。
福斯坦最近行为诡异。两三天来，他驾驶着那辆拖拉机铿铿锵锵地行驶于葡萄藤之间，后面拖着类似金属管的奇怪装置，向两边不停地喷洒肥料。他时不时会停下车，走到一块曾经是瓜田、如今杂草丛生的田地上，先是在地的一头打量一番，然后爬回拖拉机继续喷洒肥料，再停车在地的另一头琢磨一阵。只见他来回踱步，时而陷入沉思，时而抓耳挠腮。趁他回家吃午饭的工夫，我跑到地里去看看是什么让他如此着迷。可那只不过是半亩普通的田地，一块休耕期的瓜田，除了杂草就只有去年保护作物用的破塑料薄膜。我暗想，福斯坦准是怀疑这地下埋藏着什么金银珠宝。我们就曾在自家房子旁边挖到两枚拿破仑时期的金币，这家伙还说可能会有更多发现呢。只是一般说来，农民是不会将宝物埋在耕地下面的，还不如藏到石板下或沉入井底来得安全。此事定有蹊跷。
当晚，福斯坦和他太太亨丽埃特来访。他一改往日形象，白皮鞋，橙色衬衫，装束整洁，倒显出几分商人模样。他们还带来了自家特制的兔肉酱。第一杯茴香酒喝到近半，福斯坦神秘兮兮地凑过来：“你了解自己葡萄园出产的葡萄酒吗？那可是正宗的隆河谷吕贝隆葡萄酒，很快就会有自己的酒标了。”说完，他靠回身去，缓缓地点点头，不停地咕哝“是啊，是啊”，而我们还在消化这消息。福斯坦说，很明显，葡萄酒价格会越来越高，葡萄园主要赚大钱了。这就意味着葡萄种得越多，钱就赚得越多。
见我们对此并无异议，福斯坦端起了第二杯酒—他喝酒干脆利索，不等我回过神来就已见杯底—开始向我们提建议。他认为，我们的那块瓜田应该得到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他停下来啜了一口酒，太太亨丽埃特趁机从包里取出一份文件，那是政府颁发的种植葡萄的优惠政策。我们读文件的时候，福斯坦挥舞着酒杯，数落起继续在这块地上种瓜的愚蠢念头：种瓜费时又费水，夏天还常常有山里的野猪来搞破坏。就在去年，他弟弟杰克家三分之一的瓜地被糟蹋了，收成都进了野猪的肚子！福斯坦想起这痛心的往事就不断摇头，看来得再喝上一大杯茴香酒才能缓过神来。
福斯坦说，他随便估算了一下，这块地不种瓜的话，可以插上一千三百株葡萄新枝。听了这话，我和妻子对望一眼。我们喜欢葡萄酒，我们也喜欢福斯坦，而他显然已将全部心思放在了如何扩张葡萄园上，我们也就认可了他的主意。但他走后，我们就没再多想这事儿。福斯坦向来行事沉稳，是难得的谨慎之人，况且在普罗旺斯有什么事能说办就办呢？也许，明年春天的这个时候他能着手就不错了。
未料，翌日清晨七点，一辆拖拉机开进了瓜地开始翻土；两天后，插枝小组到达现场，他们由在吕贝隆山区种植了四十年葡萄的专家鲍奇先生带领，包括五个男人、两个女人和四只狗。鲍奇先生穿着帆布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拖拉机后面亲自把犁，以确保犁沟笔直、间隔恰当，他那如皮革般坚韧的脸上写满专注。犁沟两端都插着竹竿，系上麻绳，麻绳上做出了长度标记。终于，整块田地被分隔成了若干细长条，俨然一幅葡萄园的景象。
从小货车上卸下来的葡萄幼枝，只有我的拇指大小，末端用红蜡封住。我原以为会是机械插枝，结果看着鲍奇先生在一旁检查他的插枝装备，却只见到几根空心钢管和一个木制大三角。插枝小组围成一圈，开始听从任务分配，随后又你推我搡地散开各自找搭档了。
鲍奇先生一路引导在前，手握方向盘般用木头三角在地里标出等距的记号。紧随其后的两个男人，按照记号用钢管插出葡萄幼枝生长的孔洞，而队尾的人员就负责插枝、培土。福斯坦的妻子和女儿来来回回运送、分配葡萄幼枝，还有闲心点评男人们头上的各式帽子，尤其不放过福斯坦那顶崭新时髦的游艇帽。狗儿撒着欢儿在大家腿边钻来钻去，绕着麻绳玩闹。
随着日头攀高，队伍渐渐拉开距离，鲍奇先生竟领先了众人两百码，但这丝毫不影响聊天。隔得最远的人似乎聊得最欢，当中还不时有人插进来，大声训狗或抱怨拉线不直。就这样，聒噪不休的队伍在地里来来去去直忙到半下午才停歇。亨丽埃特提来两大篮茶点，普罗旺斯风格的下午茶开始了。
大家散坐在葡萄园上方的草坡上，向篮中的茶点发起进攻，那景象远望过去犹如卡蒂埃－布列松[1]的一幅素描。亨丽埃特准备了四升酒，以及满篮子沾满糖粒、色泽金黄、松脆可口的油煎面包片。安德烈老爹这时过来查看活计进展，他走到地里，用手杖挑剔地戳着培植葡萄藤的泥土，最终满意地点点头。他来到大家身边，要了一杯酒在手，坐下来晒晒太阳。这个和善的老家伙用沾满泥巴的手杖搔着狗儿的肚皮，问亨丽埃特晚餐打算做点儿什么。他想早点儿开饭，好赶上看他最喜欢的肥皂剧《圣塔芭芭拉》。
酒喝光了，男人们伸伸懒腰，剔剔牙缝里的面包屑，又回到地里继续干活。傍晚时分大家才收工，原本残败不堪的瓜田此刻已变得赏心悦目，满地的葡萄幼枝在落日余晖里隐约可见。大家转而聚集到我家院子里，舒展一下脊背，来上几杯茴香酒。我趁机把福斯坦拉到一旁，询问工钱该怎么支付。用了三天拖拉机，再加上几十个小时的人工，我们该掏多少钱呢？福斯坦急忙向我解释，连手里的酒杯都放下了。他说，我们只要付买葡萄枝的钱，别的就不用管了。原来，当地有一套合作制度，不管谁家需要重新种植葡萄枝，大伙儿都会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鼎力帮忙。最后谁也不吃亏，他说，还省去了填写票据、缴税之类的麻烦。他笑着用一根手指敲打着鼻梁，随即又轻描淡写地问我要不要趁着拖拉机和人手都在，再栽上二百五十棵芦笋，仿佛这事儿根本不值一提。结果，第二天他们就将芦笋栽好了。谁说普罗旺斯凡事慢腾腾呢？
春天的吕贝隆山区透露出不同的声息。没有了猎人的惊扰，潜伏了整整一冬的鸟儿钻出藏身之处，用悦耳的鸣唱取代了枪声。我沿着山径走向马索的房子时，听到了一阵极不和谐的猛烈敲打声，不由暗想：该不是旅游季节将至，他在趁机为他那待价而沽的宝贝房子制作广告牌吧。
我在马索屋外稍远处的小路上碰到了他，他正专注地盯着一根打在林间空地边缘的木桩。木桩五英尺高，顶端钉着一块锈迹斑斑的锡皮，上面只有一个用白色油漆胡乱涂写的词：私人禁地！透出强烈的愤怒。小路上还放着另外三个木桩和同样的告示，此外还有一堆大石头。看得出来，马索是打算将空地封闭起来。他朝我嘟哝了一声早上好，俯身捡起另一个木桩，狠狠锤进地面，那架势好像那截木桩刚刚辱骂了他母亲。
我问他在做什么。
“拦住德国人。”他说着将石头滚至两个木桩之间，形成封锁线。
马索圈住的这块空地离他家可不算近，在树林的另一边，按说不归他所有。于是我提醒他，这块地似乎属于国家公园的范围。
“没错，”他说，“可我是法国人，相比之下我比德国人更有权占着它。”他转身去搬另一块大石头，“每年夏天德国佬儿都会跑来这里，支起宿营帐篷，扔得林子里到处是垃圾。”
他直起身，点燃一支烟，顺手将空烟盒丢进了灌木丛。我又提醒他，没准会有哪个德国人想买他的房子呢。
“背着帐篷到处走的德国佬儿，除了买面包，一个子儿都舍不得花。”马索很不屑地喷了一口烟，“你真该看看他们汽车里都装了些什么玩意儿，德国香肠、德国啤酒，甚至德国泡菜。什么都带齐了，还说不吝啬？真是一群小气鬼！”
此刻的马索扮演起乡村卫士兼旅游经济学专家来了，继续向我解释普罗旺斯农民遭遇的困境。没错，观光客—甚至包括德国游客—给这个地方带来了财富，购房移居此处的外来户也为本地的建筑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可是你看看，他们把房价哄抬到什么地步了！说起来这算是公愤，还有哪个农民买得起房子？我们心照不宣地绕过了他自己的房产投机企图。他自始至终都在感叹房价的不公平。不过他很快又兴奋起来，给我讲了一个结局令他十分满意的买房子的故事。
有一个农夫，多年来一直觊觎邻居家的房产。不过，他垂涎的不是那栋破败不堪的房子，而是连着房子的那块地。他出价向邻居求购，邻居却利用房价急剧攀升的机会，将房子卖给了一个出手阔绰的巴黎人。
那年冬天，巴黎人花了几百万法郎将破旧的房屋翻新，还修建了游泳池。装修完毕，巴黎人邀请他那些时髦的朋友南下，来这里度过五月的第一个周末。大家对崭新的房屋赞不绝口，还觉得隔壁的古怪老头儿十分有趣，尤其是他晚上一到八点就上床睡觉的习惯让他们感到好笑。
第二天刚刚凌晨四点，巴黎人和他的客人便被阵阵啼声从梦中惊醒，是隔壁老头儿的那只吵闹不休的大公鸡“查理曼大帝”！它一刻不停地叫了两个小时。巴黎人跑去向农夫抱怨，农夫闻言耸耸肩：这里是乡下，公鸡打鸣再正常不过了。
接连几天清晨，“查理曼大帝”都准时准点尽职尽责地上岗。巴黎来的客人几近崩溃，有些提早返回城里补觉去了。巴黎人再次向农夫抱怨，农夫仍旧耸耸肩。这次，双方不欢而散。
盛夏八月，巴黎人带着一众朋友卷土重来。“查理曼大帝”依照老习惯，每天四点一到准时提供叫醒服务。无奈之下，众人便打算下午补上一觉，可偏偏这也不成。农夫在自家房子里叮叮咣咣干起了活儿，钻头和水泥搅拌机咆哮不止。巴黎人强烈要求农夫管住公鸡的喉咙，农夫再次拒绝了他。几次白热化的争吵后，巴黎人一纸诉状将邻居告上了法庭，请求法庭强制执行。但法院最终判决农夫胜诉。每天清晨，公鸡奏鸣曲依然准时响起。
从此，别墅度假成为巴黎人忍无可忍的心头之痛，他不得已贴了“售房”告示。农夫则悄悄通过一位朋友，买下了隔壁的大部分地产。
房子成交后的那个星期天，农夫和他的朋友举办了一顿丰盛的庆祝午宴，而午宴的主菜就是“查理曼大帝”，它已被烹饪成美味的红酒烩公鸡。
马索认为这故事相当精彩—巴黎人大败，农夫大胜，得到了更多的土地外加一顿美餐—再好的故事也不过如此。我问他是否确有此事，他斜睨了我一眼，吮咂着凌乱的胡须尖儿，说：“总之，别惹急了农夫。”听了这话，我不禁暗想，我若是个喜欢露营的德国人，这个夏天宁可去西班牙。
天气一天暖似一天，每天都见得到新生的绿意，其中最葱郁的当属我们家的游泳池。阳光照耀下，它变成了一块温润的祖母绿。看来该打电话给游泳池清洁专家伯纳德了，他如果不赶紧带上除藻设备来处理一下，那些水生植物怕是会爬上岸来堵住家门。
在普罗旺斯，这样的活计仅凭一个电话或一通口头解释是定不下来的。专家事先要亲自上门勘察一番，绕着问题所在转上几圈，然后胸有成竹地点点头，接下来还要坐下喝一两杯，之后才能敲定正式开工的时间。除非遇到真正的紧急情况，否则这套热身程序是万万省不得的。
傍晚伯纳德来察看游泳池时，我正在刷洗长到水线上方的绿苔。他站在那里旁观了好一会儿才蹲下身来，伸出手指在我鼻子前晃了晃。我几乎猜得出他第一个字会说什么。
“不对，”他说，“刷洗不能解决问题。要根治。我有办法药到病除。”我放下刷洗绿苔的活计，和他走进屋子喝一杯，这时伯纳德向我解释了他为什么现在才来。他一直患有牙病，当地的牙医却不肯为他治疗，因为他有个诡异的坏毛病：总是咬牙医的手指。这种条件反射真是糟透了，他根本没法控制。只要感觉有手指伸进自己嘴里，咔，他就会一口咬下去。迄今为止，奔牛村唯一的牙医和卡维隆的四个牙医都曾惨遭他的毒口，他不得不前往阿维尼翁去看牙了，好在他的恶名尚未在那里传播。万幸的是，有个牙医善用麻醉剂对付他，在伯纳德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完成了牙齿修补。事后，牙医告诉他，他长了一口十八世纪的牙齿。
是十八世纪的也好，不是也罢，伯纳德笑谈之际露出来的牙齿在黑胡子的反衬下显得又白又健康。他极富个人魅力，虽是土生土长的普罗旺斯人，却不带一点儿乡土气息。他喜欢喝陈年威士忌而不是茴香酒，而且年代越久越好。他还娶了一位巴黎姑娘。我们暗自揣度，他家的衣橱准是她一手打理的。伯纳德身上穿的不是我们常见的帆布鞋、破旧的蓝布裤和磨损褪色的衬衫，而是装扮得整洁利落，从脚下的软皮鞋到鼻梁上的名牌太阳镜无不透露出这点。我们不禁好奇，他拿着消毒水和长柄刷为人们重返游泳池而进行水中作业时，该是怎样一身打扮呢？
春季大扫除的那天到了。伯纳德快步跃上我家的台阶，依旧戴着太阳镜，穿着灰色法兰绒长裤和休闲夹克，手里还滴溜溜转着一把雨伞，因为天气预报说可能会有雨。他能如此优雅潇洒，秘密就在他身后：一个邋遢的小个子年轻人，吃力地提着几桶消毒水、一把长柄刷和一台抽水机。他叫加斯顿，是真正动手干活儿的人，会听从伯纳德的指导。
临近中午，我出去查看工作进展。天空飘着毛毛细雨，加斯顿全身湿漉漉的，正与那堆弯弯曲曲的水管纠缠不休，而一旁的伯纳德，休闲夹克从容不迫地披在肩头，正在雨伞的遮护下发号施令。看着这一幕，我突然想到，这人必是个将才，绝对是帮助我们将石桌挪进院内的不二人选。我走过去，请他暂时抽出身来，随我去研究一下石桌的问题。
石桌如今深陷于野草的缠绕中，显得比以往更宽大笨重，一副扎根落户的样子。但伯纳德毫无惧色。“不要紧，”他说，“我认识一个人，不出半小时就能帮你解决问题。”我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一个满头大汗的巨人，他举着厚重的石板四顾，如同拿着一枚与马匹拔河赢得的奖牌。实际情况却平淡无奇，不过是伯纳德认识的那人刚刚买了一辆小型铲车，车身很窄，刚好可以通过院门。好极了！这事儿听起来很容易解决。
小铲车的主人接到电话不到半小时就赶来了，十分热切地想让他的新器械露一手。他测量了院门的宽度，又估计了一下石桌的重量，说：“没问题，我的铲车能行。只是，得稍稍动一动门梁，来个石匠的话也就五分钟的活儿。”我看看门梁，这是一块四英尺宽九英寸厚的石板，深深地嵌在靠房子那边。就连我这外行人，也看得出得伤筋动骨一番才干得成这事儿。于是，石桌依旧纹丝未动地待在老地方。
这石桌伤透了我们的脑筋，变成了每日的烦恼。眼见天气就要热起来了，适宜室外就餐的季节说到就到，这可是我们在英国、在整个冬季一直念念不忘的梦想啊。可现在，我们连摆放一碗橄榄的地方都没有，更何谈铺排一顿五道大菜的大餐！我们甚至正儿八经地考虑过打电话给采石场的皮埃罗，请他介绍卡尔卡松的橄榄球队给我们认识。正在盘算的当儿，只听一声尖锐的刹车声，一只满身尘土的长耳猎犬跳下车来。真是天意降临！
这些日子，狄第埃一直在为圣－雷米的一户人家修缮房子。有一天，一个穿制服的警察找到他，说自己有一堆历经风吹日晒、长满青苔的石头，不知谁家有兴趣买去砌墙，保准砌出的新墙会显出古朴气质。恰巧，狄第埃那份长长的工程名单上列着我们家修建门前院墙的预约计划，他便想到了我们。虽说警察先生要求支付现金，但狄第埃认为这样的石头很难得，值得买下，问我们是否喜欢。
我们当然喜欢。其实只要狄第埃能带着助手复工，就算买回来的是半吨鸟粪，我们也会心甘情愿。他们此前突然消失，令我们搬运石桌的计划落空，现在正好是天赐良机！想到这里，我说：“好的，石头我们买下了，但可否请你们帮忙搬一下石桌呢？”狄第埃瞄了一眼桌子，咧嘴一笑。“得七个人。星期六我带两个人送石头过来，其余的人手你要自己去找。”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很快我们就有桌子可用了。我妻子甚至开始筹划今年的第一次露天聚餐。
我们许以美食和美酒，诱骗来三个身强体健的年轻人。狄第埃带着他的助手到来后，我们七个人便围拢在石桌旁站好位置，往掌心里吐了口唾沫拉开架势，一边讨论着如何完成这趟十五码远的征途。遇到这种情形，你会发现每个法国人都成了专家，各有高见：石桌应置于圆木之上，只需滚动圆木即可将桌子运进院内；不行，石桌得放在木板上，推拉木板运输；实在荒唐，应该弄辆卡车来推。狄第埃等大家都发表完见解，便让我们两人一组分站一边抬起桌子，而他自己则独当一面。
随着一阵迟缓沉闷的扑哧声，我们将石桌拔出了地面，又一鼓作气摇摇晃晃地向前挪了五码远，个个胳膊上都青筋毕现，狄第埃则一路吆喝着调整方向。又挪了五码，这时我们必须停下了，得把桌面侧立起来通过院门。这石桌重得可真要人命，我们都已大汗淋漓、腰酸背痛，而且其中至少有一个已经认识到，以自己的年龄干这类活儿实在有些力不从心。但桌面已侧立在那里，势必得一点点挪进院子里去，哪里还有选择的余地。
“大家注意，精彩的环节到啦。”狄第埃嚷道。这时，桌子的两头只各站得下两个人，当其他人或推或拉时，他们得承受住全部重量。我们拿了两根粗大的绳索托在桌子下方，又往掌心吐了些唾沫运运劲儿。我妻子则缩回了屋里，不敢眼瞅着大家被砸烂脚，或是那四个人被碾得皮开肉绽。狄第埃喊道：“不管什么情况，都绝对不能放手。开始！”一时间，咒骂声、关节咔咔声不绝于耳，同时伴着仿佛在为大象助产一般的吆喝声，石桌缓缓通过了院门，终于进了院子。
大家先检查了身上的伤口和瘀痕，之后才着手对付桌子的基座，往上面抹水泥接合桌面。基座重不过三百磅，相形之下显得微不足道。随着大家最后的合力一举，桌面落在了基座上。但狄第埃并不满意，觉得位置还有那么一丝丝偏斜。他让助手埃里克钻到桌下，埃里克四肢匍匐在地，用后背支撑着桌面，桌子终于摆正了。我暗自担心，不知在自己的房产保险合同里有没有关于物品倾塌致人丧命的条款。直到埃里克从桌下钻出来，看上去还算完好如初，我才舒了口气。不过，狄第埃此时朗声说，要不是他的人受了内伤，这点儿活儿早干完了。我真希望他只是在说笑。
大家喝着啤酒，对石桌赞不绝口。这情形，正如二月的那个下午我们站在雪地里憧憬的一样，石桌大小适中，与院墙相映成趣。大家身上的汗渍和血污很快就会吹干，而午餐也可以开始了。
我们满心期待着露天用餐的悠闲，但其中却有一件小小的憾事，那就是松露采摘已接近尾声。沃克吕兹省这种蘑菇特产，其貌不扬却无比美味，据说价比黄金，我们早就垂涎不已。
松露的世界神秘莫测，外行人也许可以在卡庞特拉附近某个村子里窥得一点儿端倪。早餐时分的咖啡馆热闹非凡，人们摇晃着苹果白兰地酒，啜饮着，此时若有陌生面孔出现在门口，嘈杂的交谈声就会戛然而止。外面，男人们则三五成群地围聚着，全都紧张兮兮、神情专注，对着一堆沾满泥土、貌似肉瘤的东西又瞅又嗅，折腾了老半天才慎之又慎地过秤。钱货两讫，卖主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脏钞票，净是一百、两百、五百面值的大钞。他们舔湿拇指，再三清点钱数，此刻若有外人旁观，自然不会受欢迎。
这种非正规的市场交易，不过是美食之旅的初始阶段，要等松露出现在三星级餐厅的餐桌上，或是巴黎昂贵至极的熟食店如馥颂、伊迪阿美的柜台里，整个旅程才算完成。不过，就算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就算那些卖主指甲里嵌满泥污，满嘴呼出的是过宿的大蒜味儿，开的汽车布满凹洞，手里拎的是破篮子或塑料袋而不是精致的手提箱，松露也绝对身价不凡。松露通常论公斤出售。一九八七年，每公斤松露的乡下收购价不低于两千法郎，而且必须现金支付，不收支票，收据之类就更不用提了。采菇人才没有兴趣参加政府主导的所谓所得税的游戏呢。
若以每公斤两千法郎为起价，松露经过大小商贩和中间人一路抬价，等到最终落户如博库斯、特鲁瓦等豪华餐厅的厨房，怕是身价已经翻了一倍。若是在馥颂之类的精品店，一公斤松露轻轻松松就可以卖到五千法郎，还好那里肯收支票。
为什么松露贵得离谱，却总是不乏踊购者，最终导致价格屡攀新高呢？原因有两个：首先，世上显然没有什么东西比松露闻着更香、尝着更美了；其次，无论法国人如何巧用心思、穷尽智慧，都没能成功种植松露，但他们仍在不断尝试。沃克吕兹省的大片田地里就随处可见培育松露的橡树和“禁止靠近”的警示牌。然而，松露繁养似乎只是大自然随兴而为，秘诀不为人类所知。正因为此，松露变得更加珍贵难求。看来在人工种植取得成效之前，要想不破费太多就享受到松露的美味，似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自己去寻踪觅影。
说到寻觅松露的技巧，我们真算幸运，有泥水匠雷蒙这个常驻专家免费上课。多年来他尝试过各种搜寻松露的方法，承认算是小有成功。抹平水泥的空当儿，他边喝啤酒边慷慨大方地向我们传授秘诀，就方法而言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至于发现松露的地点，他绝口不提，可又有哪个采菇人愿意泄漏那样的机密？）
雷蒙说，找寻松露关键在于时机、见识和耐性，此外还要有一头猪或一只训练有素的猎犬，要么一根木棒也行。松露生长于橡树或榛树的根部，在地表下面几厘米处。每年十一月至来年三月是采摘松露的好时节，单凭嗅闻香气就能找得到，当然你携带的助手的鼻子要足够灵敏。最机灵的松露探测器是猪，它天生喜欢松露的味道，这方面的嗅觉敏感度甚至超过了狗。但是，猪有猪的麻烦：它可不会晃晃尾巴告诉你发现了松露，相反，它想吃掉它。事实上，是急不可耐地想扑过去一口吞下。而且，恰如雷蒙所说，发现美食后陷入狂喜的猪是不可理喻的。它的眼里只有松露，不会被你轻易引开；它又那么大块头，你根本没办法一只手挡住它，用另一只手去采摘松露。这就是问题所在，猪的力气大得如同一台小型拖拉机，执拗而坚毅，抢夺松露绝不会妥协分毫。既然猪有这种天性上的缺陷，我们听雷蒙说灵便而温驯的猎犬越来越受欢迎，就丝毫不觉惊讶了。
与猪不同的是，猎犬不会出于本能探寻松露，而需要经过训练。雷蒙比较喜欢香肠诱惑法。切一片香肠，在松露上蹭一蹭，或者在松露汁里蘸一蘸，让猎犬闻到松露的味道就会联想起天堂般的美味。就这样慢慢训练它，当然你的猎犬如果足够聪慧且拥有美食家的天赋，那它就会突飞猛进，很快就会和你一样对松露满怀渴望，可以实地演练了。只要训练到位，你的猎犬也有干这份活儿的秉性，你又知道应该去哪里找松露，那你可算是有了一台地下宝藏探测仪。之后，一旦看到猎犬开始用爪子刨土，便赶紧喂一片蘸过松露汁的香肠引开它，剩下的就是挖掘你梦寐以求的黑金了。
不过，雷蒙自己后来用的是另一个方法—木棒探索法。他在厨房里当场演示了一番，将想象中的木棒置于身前，轻手轻脚地走来走去。这回，除了要知道去哪里找松露，还要等到天气合适才行。阳光灿烂的日子，你如果发现了一棵理想的橡树，得小心谨慎地靠近，用木棒在树根周围轻轻拨弄。假如有苍蝇惊得直直飞出草丛，做下标记，然后开始挖掘。这种情形，通常是你惊扰了天性喜欢在松露上产卵的苍蝇家族（它们的行为无疑为松露增添了某种特别风味）。沃克吕兹省的农民现在都习惯于使用木棒探索法。比起牵着一头猪到处晃荡，手拿木棒就不那么招人耳目了，行动也变得更加隐秘。采菇人自然都希望能保守秘密，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的松露来源。
寻找松露要靠运气，结果则无法预见，但比起松露交易中的坑蒙拐骗，还算是干脆利落。雷蒙摆出调查员的姿态，不时地伴以挤眉弄眼，让我们见识了松露交易中种种常见的黑幕。
法国美食遍地，但正宗与否至为重要，比如：最纯的橄榄油产自尼永，最鲜的芥末酱产自第戎，最棒的瓜果出自卡维隆，最好的奶油出自诺曼底。至于最上乘的松露，公认来自佩里戈尔，自然身价更昂贵。但是，你怎么知道自己买自卡奥尔的松露，不是几百公里外的沃克吕兹省出产的？除非你认识某个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否则便没法确定。据雷蒙的内幕消息，佩里戈尔百分之五十的松露都是经过改造的外地货。
另外还有一个小现象，松露从脱离土地到上秤交易，重量居然会增加。这可能是卖菇人做礼品包装时额外包了一层土，又或者在松露里暗加了占重量的东西—你明眼看不出，回家用刀轻轻一划，可能就会发现金属片！就算你能割舍新鲜松露的鲜美，转而去买罐装制品，也无法确保入口的就是地道风味。有谣言说，那些贴着法国标签的松露罐头，事实上装的是意大利或西班牙冒牌货。（如果情况属实，这一定算得上是欧共体市场最有利可图、最少为人知的可耻勾当了。）
尽管欺诈传言到处都有，尽管松露的价格一年比一年贵得离谱，法国人对松露的狂热依旧未减，甚至不惜掏光口袋。事实上，我们听说自己喜爱的一家本地餐厅正在供应这一季最后一茬松露时，也未能免俗，兴致勃勃地赶了过去。
米歇尔餐厅还是卡布雷尔村的滚球俱乐部，并未精心布置，显得不够华美，没能引起《米其林美食指南》视察员的关注。老人们在前厅玩牌，顾客在后堂尽享美食。店主亲自烹制食物，太太负责点菜，其他家庭成员在餐桌与厨房间忙进忙出。这种家庭小餐厅十分舒适，很明显不愿意追随所谓的餐饮娱乐风潮，把优秀的厨师打造成品牌，把适意的餐厅变成花费不菲的饮食圣堂。
老板娘招呼我们坐下后，拿来了饮料。我们赶紧问松露还有没有。她眼神一转，脸上似乎还透出痛苦之色，我们一时以为自己错过了美味。但后来听她解释，才知道那只是她在生活中遇到不公现象的惯有反应。
原来，她丈夫米歇尔喜欢烹制新鲜的松露。他有自己的供应商，并且和别人一样现金支付，拿不到发票。对他而言，这笔费用理当算入经营成本，而不能用利润来冲抵，因为没有任何书面凭据证明这项支出的存在。而且，米歇尔不肯大幅提高菜品的价格，即便其中含有松露配料，他可不想冒犯餐厅的老顾客。（冬季，食客通常都是本地人，花钱谨慎；大主顾一般要到复活节才会纷沓而至。）
这确实是个问题。看得出来，老板娘拿来一铜锅价值几千法郎货真价实的松露给我们过目时，已尽量表现得大度豁达。我们问她米歇尔为何如此慷慨，她做了一个经典的耸肩动作，肩膀眉毛同时上挑，嘴角向下一撇，说：“让大伙儿高兴呗。”
我们点了煎蛋卷，吃起来丰润松软，每一口都可以吃到贵如黄金的小块黑松露。真是这个季节最后的醉人美食。我们撕下面包，抹净了盘子，估算着这样一餐在伦敦要花多少钱，最后得出结论：占了大便宜。在普罗旺斯的任何小小挥霍，与伦敦的奢侈一比都会让我们释然。
这时米歇尔走出厨房，在客人中间转悠了一圈，注意到了我们吃得干干净净的盘子。“很好吃，是不是？”“美味中的美味。”我们回答。他于是跟我们讲起卖松露给他的商人，一个生意场上的老无赖。这个倒霉蛋最近遇上了劫匪，被抢走了装满现金的硬纸盒，里面有一万多法郎，但他不敢报警，害怕被问及钱的来路这类尴尬问题。现在他是囊中空空了，估计明年卖松露会要价更高。这就是生活啊！
我们一进家门，就听到电话响个不停。我和妻子听了这声音就心生厌恶，每次都会互耍小花招让对方去接电话。这些电话总在不恰当的时间打来，总是那样突然，冷不丁就将你拽入一段意料之外的对话。因此这种时候，我们向来不抱期待。相比之下，收信就舒服多了，至少你有时间可以考虑如何回应。但现在的人很少写信了，都忙得晕头转向，忙得没有喘息的工夫，也根本不考虑寄送账单准确及时的邮政服务。总之，人们不再相信邮政。而在这里，我们逐渐不相信电话。铃声响了很久，我才有气无力地拿起听筒。
“嗨，天气怎么样？”一个难以分辨的声音问道。
我回答说天气还不错。想必这话至关重要，对方立刻自我介绍说叫托尼。他不是我的朋友，连朋友的朋友都不算，只是某个点头之交的点头之交。“我想在你们那儿找所房子，”他一副时间就是金钱的语调，仿佛大公司总裁在用车载电话向妻子交代事情，“或许老兄能帮我这个忙？我打算在复活节高峰期之前过去，免得赶上法国人提高房价。”
我告诉他可以给他提供一份房产中介的名单，他回绝了。“我不会讲法语。点餐倒还行，但也就那两下子。”我又说可以给他找一个会英语的中介，但那也不行。“我不想吊死在一棵树上。这主意不好，没有选择的余地。”
谈话到了这个地步，我要么做好人表示乐意帮忙，要么说点儿别的好及时掐断这一头热的关系，谁知却错过了机会。
“得挂电话了，总不能整晚聊个没完啊。等下周我到了，有的是聊天的工夫。”接下来他又附上了一句让人烦透了的话，彻底掐灭了我们想躲一躲的希望，“别担心，我有你家的地址，会找到你的。”
电话陷入死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