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仰起头,茫然地看着天花板。吊灯射出的明黄光射入眼睛,袁世凯突然觉得精神一振。他记起了另外一种力量,一种即使是当年他的势力盘根错节遍布朝野时,只凭着一纸诏书便能令他立时手无寸铁的力量——皇权。
他的血液马上沸腾起来,顿时觉得国家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命运原来如此一致、如此密不可分。他决心把这种力量从凄惨的冷宫中重新寻找出来,涣洗一番,注入自己的脉管里,使这双已经有些无力的大手重获无上威权,重重地压住这躁乱无序的天下。
1916年6月5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生命与他的政事一样都走到了尽头。这几个月,袁世凯在举国讨伐下众叛亲离,大局已经糜烂不可收拾,急火攻心,他原本患上的膀胱结石转化为尿毒症。中医几天前就已经束手无策,法国医生贝熙叶一番忙碌后,也无奈地摊开了手。
现在,接受遗嘱的一干人围绕着病榻,看上去每个人的神情都是无限悲戚,但谁也不知道他们此刻心里到底在盘算着什么。
打了一针强心剂后,昏迷多时的袁世凯悠悠醒来,疲惫地环顾了一下,无神的目光停在了徐世昌脸上。
“菊人,”他费力地轻轻叫着世昌的号:“我已经是不中用的人了……”
徐世昌看着奄奄一息的袁世凯,想着这么个强人,十几年来在中国大地上翻云覆雨的好汉,居然落到这个地步,不由一阵心酸,勉强安慰了几句。
此时袁克定见父亲醒来,连忙附在袁世凯耳边提醒道:“金匮石屋。”石屋是总统存放继承人名单的所在,这小子到了现在想着的还只是那个诱人的大位。
袁世凯似乎没有听到,或者不去理会,只是嘴巴张阖,喃喃地说着什么。众人都附身上前,竭力分辨许久才听出来是这么句话:“他害了我,他害了我……”
很快,袁世凯又陷入了昏迷。
徐世昌不知怎的,突然记起袁世凯少年时写的一联诗:“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看着病榻上袁世凯晦暗惨淡的脸,顿时泪下。
次日上午十时,袁世凯病逝于中南海居仁堂,时年五十七岁。
“他害了我。”这“他”,袁世凯指的是谁?野心勃勃的儿子?希图攀缘富贵的小人?背他而去的部下?抑或,不是某个人,而是“它”?
这害了袁世凯的“Ta”,到底是什么?
当那段风雷怒涛般的历史终于尘埃落定后,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无论袁世凯本人认为这“Ta”是谁、是什么,反正真正的祸魁只有一个:称帝。当中华民族已经开始走向共和后,这个疯狂的历史倒车,拖着袁世凯深深陷入了遗臭万年的烂泥潭。
袁世凯一生经过了很多可怕的险滩恶浪,然而,他却像一个天生的弄潮儿,凭着当时无人能及的手腕和胆略,每过一浪,使自己的身价涨上一层。维新告密、清廷忌恨欲诛、杀辛亥功臣张振武、刺政治家宋教仁、卖国借款……尽管沿途留下无数恶名,却一路走得风生水起,直至成为整个中华大地上最重的砝码。
即便是被清廷开缺赶回老家,他还是能牢牢地控制着北洋军;即便是1913年,闹得轰轰烈烈的讨袁“二次革命”,他还是不到两个月便能以全胜结束——而这次革命的结果是,袁世凯的势力从此伸张到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这些地盘之前一直由革命党及一些其他非袁派系所控制。
这样一连串的胜利,称帝之前,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袁世凯。
袁世凯也曾有过巨大的辉煌。
1912年,一条崭新的金光大道铺在了袁世凯脚下。在当时留下的照片上,后人可以看到,一身戎装的大总统气宇轩昂,踌躇满志——尽管那几帧黑白照片早已经泛黄,但谁都可以想象,这时的袁大总统一定是满面红光印堂发亮。
所有人都期待这位大总统带领着多灾多难的炎黄子孙告别屈辱,走向复兴;很多善良的人更是早早为袁世凯预备下了一个彪炳史册的神圣勋章:中国的华盛顿。如这年2月,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就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
袁世凯看上去也的确能令人放心。虽然身材矮了些,但壮实可靠,诚恳谦逊,讲义气、重朋友、敢担当,经验丰富,新旧人物都能接受,在一般国民,尤其是还没搞清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心目中,威望也许比孙中山还略胜一筹。连孙中山会晤袁世凯后也十分满意,一次演讲时,他热情洋溢地赞扬袁世凯:“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但办事本不能尽采新法……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即袁世凯)并不谬误。”——他认为自己把民国重担交到此人手里实在是英明极了。受风云人物如此夸奖,这绝不是第一次。李鸿章临终时还不忘举荐这个老部下:“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其右者。”
酒宴上,孙中山对着袁世凯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一时间,民国处处欢欣鼓舞掌声雷动。
有谁记得,此时的袁世凯是什么神情呢?惶恐?谦虚?欣慰?满足?或是不动声色?但这没有意义,这号人物,表情和心机间何止差着十万八千里。
反正,此时的袁世凯,站在了他一生事业的最高峰之上。
袁世凯既然能让孙中山和李鸿章都叫好,当然有其真材实料。他的手段谋略,不用说是世所公认的高明老辣;在重重迷雾中冷眼参透利害关键,更是他的看家绝学;可如此袁世凯,聪明一世,怎么在最后关头竟然会做出称帝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荒唐之事呢?
很多人猜测,袁世凯临死说害了他的“他”,是指儿子袁克定之流为了自身富贵怂恿他恢复帝制的一干人。在袁世凯看来,这个“他”确实应该算是送他走上绝路的“大功臣”。后世都把当时杨度、梁士诒等人组织的什么“商会请愿团”、“孔社请愿团”、“车夫请愿团”,甚至“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热热闹闹地劝进大位,定性为袁世凯强奸民意欺骗世人的伎俩,但在其中,袁难道真的仅仅是个幕后的策划者吗?他本人是不是多少也是别人欺骗的对象呢?
一件事也许能说明些问题。恢复帝制正在紧张筹备时,袁世凯想了解一些外界民众的真实想法,于是取了份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来看。一眼扫去,满目是颂谀拥戴之辞,老袁满心欢喜,以为民心如此何愁大事不成。哪曾想,这却是份袁克定令人炮制的假报,发行量不大,天底下可能就此一份。
其他手段就更多了。从穿长袍的风水先生到西服革履的摩登堪舆家,从街头术士到西洋占卜大师,团团围住袁世凯,口口声声天命不可违、真龙下凡,如此这般几月黄汤灌下来,还有几人能仔细对着镜子照照自己到底长什么样呢?
当然,袁世凯这样的角色,外人的影响再大也是次要的,根本在于,他自己血液中流动着永不满足、永不能屈居人下的野心——这倒是不折不扣遗传给了袁克定。打个比喻,对于袁世凯,只要眼前有更大的果实,无论手里已经到手了多少够不够吃,都要费尽心机再去采了来。他的生命,原本就是一个攀缘和攫取的过程,他永远无法忍受寂寞。当上大总统后,天底下能诱惑他的只剩下了一样东西:皇位。可以想象,假如帝位巩固,他应该还得想着法子折腾,像秦始皇那样追求长生不老。
天命民意私心皆不可违,终于,袁世凯决定,于1916年元旦登极。
也许说这样的话可能会令很多人勃然大怒,但我以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除了他本身贪婪的野心和私党的蒙蔽撺掇外,还应该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或者说,还有一些不得不如此行的苦衷——起码在袁世凯看来可能是这样。
我们不能把一代枭雄想象得如此简单如此机械。
辛亥革命枪响,南北合力,轻轻松松逼清室退了位;诸先驱一鼓作气,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体移植到这片陈旧的土地上,中华民国终于呱呱坠地。
其间的恩恩怨怨不再多说,反正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取代孙中山成为大总统。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南北统一。
之后,很多教科书开始这样写:“袁世凯一当上临时总统,即别有用心地下令裁军;接着命令南方各省将大部分军队遣散……使南方革命武装力量大大削弱,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势力作好准备。”(《中国通史》卷20,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用说老一套的“狡兔死走狗烹”、“杯酒释兵权”之类所谓的封建统治权术,大家都清楚,无论哪个新成立的国家,只有中枢能做到掌握大局,运转政事如以头使臂以臂使指,方能算是真正站稳了脚跟,算是真正开了国。地方一门心思筹划着发展自己的势力,无论如何对整个国家都是不利的,随时有崩析的危险。
当时摆在袁世凯面前的,有两个最重要的任务:一是集权中央,二是把这权力分配出去。分配权力不必多说,无论是谁,都想把它交给亲信、忠于自己的人;以排挤异己来论定袁世凯包藏祸心也许有失公允。至于说袁世凯削弱南方武装是“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势力作好准备”,话当然不错,可谁希望自己统治的地盘坑坑洼洼,这里一道寨那里一个坎呢?而当时袁大总统治下的国土,说是统一了南北,却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北京政府对南方很多省份,如苏、赣、粤等,实际是鞭长莫及,集权任务很是艰巨。不说别的,刚开张的北京政府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可如今南方各省却将原本应该上缴中央的税收几乎完全截留自用,吃饱了抹干净嘴巴等着看老袁两手空空变戏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