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西姆神父1712年去世，战俘们请求再派个新神父，于是传道团加快了组建。
1714年修士大司祭伊拉利昂?列扎伊斯基及其随行人员被派往北京。他携带着圣像、金冠、宗教用具和书籍。
1716年传道团来到中国，受到中国的隆重接待，向他们提供了住房和用具。除了理藩院提供给他们的一次性补贴外，每月还发给奉禄。
清朝政府将传道团人员算入自己编制，原因是这些东正教神职人员是在为清朝军队中“俄罗斯队”士兵提供服务。在俄国这个传道团由西伯利亚教区的教会管辖。
中国政府又为第二班传道团提供了北京市中心的一处馆址，靠近皇宫、政府机构和商业区。此前那里是王侯们进京的落脚地，在俄国传道团进驻后那里被称为南馆，以区别于北馆（俄国战俘的驻地）。用中国政府为南馆的拨款修建了砖结构的“奉献节”教堂，将圣尼古拉圣像摆了进去，这个教堂为来中国的俄国商人们提供宗教服务。
中国人用自己的传统建筑艺术来修建这个教堂，它极为坚固，抵御住了1730年的大地震，当时仅北京就有约75000人死亡，而第一座东正教小教堂却在地震中坍塌。晚些时候，在原址上修建了东正教“圣母堂”。
俄国传道团与天主教传教士不同，它不在汉人和满人中积极传播东正教，不参与宫廷斗争。
传道团的活动只局限于维持在华俄人的宗教信仰，执行外交使命，为俄国商人提供住所和帮助，学习中文和满文。由于上述特点，它受到中国政府的善待，没有发生遭迫害的事件。
从18世纪60年代起，由于清政府禁止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从事贸易活动，多次中止俄中边境贸易，所以来华的俄国商人锐减。
此外，俄国使节没能与清政府就在北京建立俄国外交代表机构达成协议，因此传道团实际上变成了俄国获取有关中国情况的唯一可靠消息渠道。
北京传道团的任务之一是学习满文、汉文和蒙文，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宗教。
传道团中还有一些来自俄国高等院校和神学院的学生。根据他们所学专业、意愿和能力安排他们的学习科目。他们在这里学习医学、数学、文学和哲学、孔子学说、历史、地理、统计和中国法律。
北京传道团造就了一批著名汉学家，其中有拉索欣（1707年—1761年）、列昂季耶夫（1716年-1786年）、比丘林（1785年—1853年）、科瓦列夫斯基（1800年—1878年）、扎哈罗夫（1814年—1885年）、卡法罗夫（1817年—1878年）、瓦西里耶夫（1818年—1900年）。
1900年，俄罗斯传道团的北馆遭到了抢劫和被毁。传道团团长因诺肯季、教士和一些教民躲进俄国外交机构，长达两个月之久。在起义被镇压后，因诺肯季在雍和宫喇嘛庙找到了栖身之处，并在那里开设临时教堂，由于它的存在使雍和宫免遭外国军队的洗劫。
1917年苏联成立后的几十年，北京传道团为许多俄国难民提供了栖身之地和工作，使许多人在流亡途中做一短暂喘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的俄国人团体很快解体了。
1955年决定关闭传道团，由于莫斯科东正教大牧首公署在中国的东亚辖区消失，教会的所有财产和建筑都交给了中国政府。
教会的南馆移交给了中国政府。
北馆连同建筑和财产都成为苏联国家财产，1955年，根据中苏两国有关条约规定，苏联驻华大使馆迁往该地。
1956-1959年苏联驻华使馆在这里陆续建起一片新的俄式风格的建筑。
我们看到的大使馆主楼为建成于1959年。
使馆内设有俄罗斯贸易代表处、国际中学、家属楼、俱乐部、幼儿园、体育场、游泳池、网球场。使馆区为花园式风格，环境宁静优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