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学生等爱国者来说，他们因为中国受到了打击而怒火燃烧，认为列强将中国出卖给了日本，而中国的外交官们向大会申诉，没有尽最大的努力使这一出卖成为可能。所以，大家认为代表团有问题。
中国外交无所作为，指望国际干预终成泡影。中国民众特别是各地来到凌州的大学生们愤怒了！
他们冲向外交部，首当其冲的便是年轻的外交部长顾成均。
“部长先生，快跑！”秘书跑到顾成均的办公室气喘吁吁说道。
正在办公的顾成均抬起头，问明白事情的原委后淡然说道：“我要尽职尽责，坚守岗位。”
正说着，“砰”一声门响，气愤而失控的学生冲进了外交部，撞开门，扔椅子，砸桌子，纷纷指责顾成均。
有人甚至喊着：“你们出卖了中国！打死你们！”
在这样的气氛中，南方军政府只好暂时停了顾成均的外交部长一职，顾成均搬到了杉园旁边的心园养伤，后来他回忆道：“……很多学生团体要会见我……要和我亲自谈话。出去一露面，他们就喊‘打！打！’”
顾成钧深深感到身为中国外交官的悲哀。
事情发生后，谢广珊每天都到心园看望顾成均，他说：“我认为，外交官与民众的处事方式，应该基于不同的原则。民众重视的是感情，支配行动的往往是情绪；外交则不同，重视的是现实力量的对比状况，引导其行为方式的是对自身力量和国际局势的把握，力求以最小的损失在妥协中争取最大的利益。”
“就是说，人民外交与职业外交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遇到的难题，恰恰就是不得不陷于彼此的矛盾冲突中而难以周全。”看着已经成长为合格外交官的谢广珊，顾成均继续说道：“记得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教授常说外交即战争，是和平的战争，武器不同而已。必须估计对方及自身的实力。……中国有一句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谚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是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样的做法。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的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将无法达成协议。”
谢广珊看着自己敬爱的男子，人民外交是以百分之百的成功为口号，严格地说，是永远都不会成功的。而且人民外交，离不开公众舆论和大众的支持，一个人可以不做讨好公众的事，但却不能忘记民族利益。民族利益是永恒的，不会因为时间、舆论或党派而改变。所以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上的考虑，那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
而在国内，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外交”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造成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这是一个职业外交家的思考与忧虑，但要想让民众接受，淡化情感的悲愤与刺激，是多么的困难！谢广珊叹了口气，既然选择了这样的职业，他，以及自己，还有其他外交官，在民众的愤怒中，只能被斥责、被谩骂，甚至被殴打。以职业外交官的方式背负起民族的苦难。这或许是长久难消的矛盾与冲突，在未来的日子里仍会纠缠不休。
一片攻击声中，很多代表团成员不得不相继辞职。随后，召开的华盛顿和会，他们却又一次披挂上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战斗。
那时，谢广珊明白，自己也将说出顾成均曾说过的这番话：“作为中国代表，是我极大的光荣，也是我的应尽之责，我早已决定献身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当国家民族有需要，需要我去执行职务时，我就像任何一名被召唤去为国战斗的战士一样，义无反顾。”
因为谭嗣庆的身体越来越差，所以在蔡医生的建议下，谭嗣庆离开凌州到英国伦敦去看病休养，和谭少轩商量之后，骆羽杉决定随行，一边照顾谭嗣庆，一边读完自己没有读完的伦敦大学的课业，顺便养胎。
南方军政府所有的公务落在了谭少轩身上，这位年轻的少帅终于在杨震飞、王玉虎等前辈将领的协助下，开始独立指掌南方军政府的大权。
谭少轩和父亲不同，掌权后锐意革新，大刀阔斧推行新政，国内外报纸上对他的大政方针主旨总结为两点：其一，是培养人才，急速加快南方的发展建设；其二，是促进统一，主张北伐，永久停止军阀混战的内战。
为此，他对亲任校长的凌州大学照顾有加，捐出款项加建校舍，并扩大了南方大学的招生；捐款五百万元设立中小学校教员奖励基金；另外，开设屯垦公署，设立军垦制度；开辟凌州新港；并将一些兵工厂改造为重工业制造基地，大力发展海军和空军，并新设空军、海军军官学校……一时间，南方的政治、经济为之焕然一新，百业具兴，凌州一时间成为南中国政治、贸易和经济中心。
对外关系上，谭少轩坚持强硬外交政策，新建、扩建南方干线铁路网、修建新的港口，扣留海关余款，并抓住契机，提出“以和平方法与不妥协之精神与缔约各国，分别进行缔结新约谈判，如缔约各国拒绝谈判或谈判无结果时，依据国际公认的习惯，本情势变迁之理由，单方面宣告废除不平等条约”。
看着有关国内的一些报道，骆羽杉坐在图书馆明亮的玻璃窗前，给左元芷写信，她写道：“看过广珊的来信，我觉得对民族危难之际的外交官，多了一些理解。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另一种形态的民族感情与国家责任感。以往，我们对这些职业外交家缺乏了解，更缺乏理解与认识。在歌颂激情的同时，理性是否也应得到重视与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