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人曾告诉我，普罗旺斯的年降雨量和伦敦一样多，只不过更加集中迅猛。窗外，半年的雨水似乎要一次下完。灰白的雨幕斜斜垂落，敲打着露台上的锡皮桌，滴滴答答顺着椅子落下，流到门底，汪在瓷砖地板上。
吧台后面的女人又点燃一根香烟，对着酒瓶上方镜子里的自己喷了一口，然后把头发拢到耳后，学着让娜·莫罗[6]那样撅撅嘴。蒙特卡罗电台的笑话没能消除屋里的沉闷。往常傍晚这个时刻，咖啡馆早被当地工场的工人占去一半，现在却只有三个没精打采的顾客——我和另外两位男士，大雨的囚徒，正等着雨停。
“我们村从没下过这样的大雨，”我听见其中一位说，“从来没有。”
另一位哼了一声，对这番关于天气的惊叹不以为然。“你们村的问题啊，”他说，“就是排水太差。”
“哼，总好过有个酒鬼村长吧。”
“爱村主义”继续上演，两人一边捍卫自己村子的声誉，一边诋毁对方的村子。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拿来谩骂一通，什么肉贩拿马肉当牛里脊卖啦，战争纪念碑居然还无耻地保留着啦，路灯是全法国最丑的、村民是最傲慢的、垃圾工是最懒散的啦。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难听，然而情绪出奇的平静。在普罗旺斯，争执通常是激烈亢奋的事情，争执者双臂高举，声音拔高，气得捶桌子戳胸脯，连祖宗八代都骂到。但我现在听到的每件事情——即便是提到邮递员妻子的最气人的话——都是他们小声咕哝出来的，而不是大声吼叫出来的。这两人或许是大学教授，喜欢辩论微妙的哲学问题。我只能这样想，雨水冷却了他们的激情。
我离开咖啡馆跑去开车，他们还在争吵，互相找茬，决不认输。这场部族争吵中的两个村子我都熟悉，我这个局外人虽然不清楚村长的酒瘾和邮递员妻子的怪癖，倒是觉得两个村子都不是罪恶之地和傲慢之地。表面看来，那两人无论如何都没有必要忍受一场如此冗长的争吵，但是几天后我从朋友口中得知，村子能够激发强烈的派别情结。
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说明问题，它让你感受到某种轻慢，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面包店对你不冷不热；工人从堵塞的小巷里慢腾腾地挪开大卡车；老妇人在你经过时不怀好意地瞥一眼。这些都是我听到的证据，证明一个村子排外、冷漠。相反，如果村民友好、健谈又乐于助人，那你可得当心了。他们只是打着友好的幌子探听隐私，等你缓过神来，你的点点滴滴已经上了村公所的布告栏。
在很多人看来，用不着村民们使力，位置这个根本问题就能毁掉一个村子。如果地势太高，就无法躲避西北风，也即恶劣脾气和轻微精神错乱的显著肇因；如果地势太低，街道上就会整日弥漫着阴冷的雾气，引发冬季流感甚至灭顶之灾，正如村里的万事通所言。为什么？就在五百年前，一场瘟疫几乎害死了所有的村民，真的。
接下来还有建筑的问题，“整个村子都被他们建造的节日场所给毁了”。还有商店的问题，不是太多就是太少。还有停车位的问题，不是找不着就是占满村子；还有人流的问题，不是挤满了巴黎人就是冷冷清清。总而言之，正如我多次听到的，这世上没有理想的村子。
在普罗旺斯短暂然而凛冽的冬季，有种安慰是生活受到的干扰较少。游客们远在他方，要等天气转暖才会回来。家事只剩添柴烧火、填充夏季遭受“洗劫”的酒窖。园子处于休眠状态，泥土硬邦邦。游泳池蒙着湿乎乎的油布。吕贝隆的社交活动，就我们而言，缩减至偶尔才有的周日聚餐。这种时候便有工夫思索生命的奥秘，我天马行空地遐想，最终构想出心目中的完美村子。
这个村子的某些部分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分散在不同的村子里，被我偷来拼在一起。我构想的村民大多也是真实的，但是会让他们移居过来时伪装身份以确保公平，还会让他们更改名字以保护隐私。村子名叫圣博奈特—佛洛伊德，我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圣博奈特在宗教日历中是众多被忽视的圣徒之一，甚至连自己的圣日都没有。因此我准备为他选择一天（按照官方规定这一天属于圣博里斯）：五月二日，夏季伊始。
圣博奈特村坐落在一个小山顶上，距离我家十分钟的路程。真是很近，我早晨去村里买面包，带回家时还是热的。不过也不是太近，因为即便是虚构的理想村庄也免不了谣言的侵扰。村民更多出于好奇而非歹意，会八卦生活的方方面面，再说我们又是外国人，受到的关注会更多。我们的客人，一年来从粉红色晒成了古铜色，会像他们寄回家的明信片那般被仔细琢磨。我们家喝掉多少葡萄酒——反映在空瓶子的数量上——会引起钦佩或惊奇，总之有人留意。我妻子喜欢养狗的癖好很快得到确证，并且受到奖赏：收到的小狗多得超出计划，还收获一条老得跑不动的猎犬。在这里，你买新自行车也好，粉刷百叶窗也好，什么事情都逃不过村民的眼睛。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一个设施完善的村子，首先得有教堂。我考虑过戈尔德村附近的塞南克修道院，气势宏伟，威严逼人，但我又觉得太大了。我想要的是规模小一点的，但是得有相似的历史韵味，所以我“偷”来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圣潘特隆的教堂。它精巧美丽，那十七世纪的建筑立在岩石之上，岩石里是坟墓。坟墓如今都是空的，由于当初依照十七世纪人的体形建造，看起来非常小。这样的小坟墓可不适合当今的高个子，他们需要的是彼此区隔、更加宽敞的安眠之地。根据传统，这里是整个村子最美的地方，以供安眠者永世享受。
村里还有别的景色供我们在世之人欣赏，几乎一样优美动人，比如西边的日落，北边的旺图山。旺图山山脚是肥沃丰茂的农田，生长着葡萄树、橄榄树和杏树。山顶在夏日白花花一片，似有雪花覆盖，然而那并不是暴风雪的残迹，而是光溜溜、白亮亮的石灰岩。日暮时分，夕阳洒向山顶，石灰岩就像泛着玫色柔光的绒垫。村里咖啡馆的露台是最佳赏景点，你可以细细观看阳光渐渐退去、暗影掠过山面的情景。
假如一个法国人向你列举法国为人类文明作出的种种贡献（无需多少劝诱），他即便想到咖啡馆，也会把它列在最后。他从小到大都有咖啡馆的陪伴，觉得咖啡馆的存在理所应当。不论走到哪儿，都会有咖啡馆。但你如果问英国或美国游客，多数人除了提到法国的乡村、文化、美食和其他感兴趣的东西外，都会十分羡慕地说：“当然啦，法国人有咖啡馆实在太幸福了。”
的确，英国人和美国人有自己的酒吧、酒馆、咖啡店和快餐店，甚至还有按照法国风格精心装饰过的所谓法式咖啡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开胃酒海报，黄色的理卡德牌烟灰缸，长棍面包做成的三明治，挂着报纸的读报架。然而，你只有在法国才能找到真正的咖啡馆，体会到那种气味、声音、习俗和服务的独特交融，以及那种流传了数个世纪的气韵。咖啡馆之所以为咖啡馆，靠的不是装潢装修。自然，咖啡馆的种类差别也大：巴黎的“双偶”咖啡馆就和吕贝隆的乡村咖啡馆大不一样。即便如此，它们也有一两个地方是基本相似的。
首先，你会被晾在一边。我得承认，有时碰上脾气不好或懒得理人的服务员，晾的时间会超出你的预计。不过等你点好吃的喝的，你就可以占着座位，爱待多久待多久。没人在你身边来回晃荡，等着你换位子或离开。服务员还希望你多作停留呢。你可以读读报，写写情书，做做白日梦；可以筹划惊天动地的事情，或者把这儿当成办公室清静地处理业务。我认识一个巴黎人，他每天早上九点整带着公文包来到“穹顶”咖啡馆，在前厅的一张桌子旁一坐就是一天，偶尔抬头望望蒙帕纳斯大道。我总是羡慕他拥有一个带侍者和五十英尺长吧台的办公室。在没有手机的年代，咖啡馆会替老主顾接电话，帮他们寻找托词或安排约会。我希望有些咖啡馆仍旧如此，因为这么贴心的电话应答服务值得传承下来。
所有好咖啡馆，无论大小，还会提供另一样舒服的享受：免费的非电子传统娱乐。你装模作样读读书，坐得够久，就能欣赏到一场业余综艺秀。演员大都是本地人，偶有游客客串。游客温文有礼地坐着，等待服务员来招呼。本地人则刚迈进店里就扯着嗓子点东西；或者他们的喜好已经为人熟知，只需点个头或哼一声，就会等来他们通常爱喝的酒水。如果你像我一样觉得这种真人秀比电视节目还有意思，那咖啡馆可是观赏的好地方，你就把自己想象成墙上的苍蝇吧。
第一批上门的客人是装点当地建筑工地的破败身影——泥瓦匠，早晨清扫过的地板还湿漉漉的。他们嗓音粗嗄，源于香烟的熏燎和粉尘的侵损。身上的衣服和鞋子脏兮兮，仿佛已经干了一天的活。手掌厚实，手指强健，皮肤粗如砂纸，是摆弄两百磅重的石块磨出来的。冬天脸被冻伤，夏天脸被灼伤。让人惊奇的是，他们虽然身处艰苦、时有危险的工作环境，却总是乐呵呵的。他们离开，也带走他们的热闹，店里安静得有些怪异。
不过很快，泥瓦匠们的座位就被职业男士占据了。他们穿着整洁的外套和熨过的裤子，公文包装着艾普镇或卡维隆的办公室里一天的工作内容。他们肃穆稳重，专注于自己的业务，与喧嚷的泥瓦匠有着天壤之别。他们时不时看看手表，在小方格本上涂涂写写，每吃一口羊角面包都会拍掉腿上的碎屑。可想而知，他们的办公室该是多么整洁。
咖啡馆的第一位女顾客是邻村美发屋的老板。她一头短发，染成当下最时髦的颜色，介乎棕红和紫红之间。她在出门之前，肯定花了不少时间弄乱头发，打理出满意的效果。她的脸光泽闪耀，可多亏了兰蔻的强大功效；双眼炯炯有神，而别人在这大清早的还睡眼惺忪。她点了一杯加牛奶的榛果咖啡，端起杯子，翘着涂有紫红色蔻丹的小手指，一边翻开Allo杂志看头条新闻，幻想有朝一日可以为约克公爵夫人做头发。
她迈着轻快的碎步离开了，这意味着沉寂时段的到来。现在还太早，不会有人来喝酒，除了开啤酒供货车的司机。他卸下啤酒桶后，为了工作会喝一杯，但其实是啤酒纯正冰爽的口感让他感到满足。他咕隆咕隆喝完，用手背擦擦嘴，然后离开咖啡馆去往下一个送货点。桌子清理干净，杯子擦亮，收音机转台，躲开听不出所以然的法国说唱音乐。
终于，又来了生意。客人举起两根手指，礼貌地点点头，迟疑着走进来，拿着旅行指南在窗边坐下。他们是那种谨慎旅行者的标准打扮：防水衣，以便应付不测的天气；鼓鼓囊囊的腹部，为了迷惑小偷——其实是绑在腰上的多个黑色尼龙口袋，仿佛揣满了贵重物品。两人纠结一番，点了葡萄酒，干杯的时候还露出一丝内疚的神色。
半上午喝酒对他们来说可能有点早，但对村里的“老年四人行”而言肯定不早，他们是随后进来的，年龄加起来有三百多岁。粉红的葡萄酒端来了，勃洛特纸牌也拿来了。不过在牌戏开始之前，四个戴着鸭舌帽的脑袋像乌龟那样来回转动，打量店里的陌生人。他们是“前旅游时代”的人，常常为普罗旺斯的出名迷惑不解，偶尔为他们废弃的谷仓和贫瘠的田地能卖出好价钱惊喜不已：一栋破房子卖二十五万法郎，一栋一般的房子卖五十万法郎甚至更多。这些房子安装卫生设施和取暖设施还要花一笔钱。天哪，瞧这世界的变化！
四个“火枪手”开始玩牌，该轮到咖啡馆里最惹眼的人物——老板娘登场了，她是个到了一定年龄的女人，戴的耳环有鹦鹉栖环那么大，穿的衣服袒胸露肩。她是我从马赛的一个酒吧里借来的，当时我瞧见她身穿惹眼的紧身豹纹裤，操控着酒吧的局面，又是斟酒，又是安慰或嬉骂老主顾。现在想来，她天生就是当咖啡馆老板娘的料。另外还有一个美妙的巧合，她叫范妮。
这名字和露台旁边树下的滚球场有关。滚球场是我偷来的另一样好东西，本来位处艾普镇罗·帕斯特咖啡馆的旁边。只要天气允许，每天都有观众坐在矮石墙上观看滚球比赛，评点球手们的表现。这种游戏好像是一百年前在拉西约塔偶然发明的。此前人们都是边跑边投球玩儿，但是在那个重大的日子，有个玩家投球时双脚并拢站定不动。他是太累、太懒，还是趾甲长到肉里或关节炎发作了？不管原因是什么，那种投法流行起来，然后新技术就固定用在当地酒吧外的球场上了。
那时谁在经营酒吧呢？正是我们的原型范妮，一个甜美可爱、亲切随和的女人。假如一位球手连连失分、绝望透顶，就会离开球场去酒吧领个安慰奖：范妮的香吻。后来，范妮的吻进入了滚球语汇表。现今你如果听见有人坐在矮墙上唉声叹气地说“哟，又一个范妮的吻”，可别以为他在观赏罗曼蒂克的事情，其实他是在评点球手的丢分表现。前不久，我看见一家商店在橱窗里摆出一套工艺高超、品质完美的滚球，还保证是“反范妮”的。
现代版的范妮，我幻想中的咖啡馆老板娘，其影响范围远远超出酒吧和滚球场。她给予的远远不止一个偶尔的香吻安慰奖，她还是村里的常驻心理医生、顾客梦想和烦恼的耐心倾听者、精神鼓励和酒精安慰的提供者。她有时也充当民间银行家的角色，允许顾客赊账，甚至借钱给值得信赖的人。作为对她贴心服务的回报，村民们慷慨地向她传输村子的活力源泉——八卦。邻里纠纷，家庭内讧，男女私通，彩票中奖，这些她都知道。她会把这些消息仔细加工一番再告诉他人，保护好告密者。她就像职业记者那样只会隐秘地说“根据总统身边的可靠来源”，从不会泄露消息提供者的姓名，所以她总能得到一些内幕。但这对于散布谣言已经够了，它们是每个村子的隐形居民，像追逐皮球的小狗一样穿街过巷。
除了少数例外，村里的成年人每天都会来咖啡馆待一阵。其中一个，几乎是固定的常客，总是坐在吧台末端的同一把凳子上，那正好是进门的地方，最适合伏击毫无防备走进店里的人。这人是退休教师法瑞格勒，自从八年前结束教学生涯就忙于撰写一本书（不过有人见他经常待在咖啡馆里，纳闷他哪有时间写）。他喜欢把这里当成自己的讲堂，你进门时如果走得慢，就会被他抓住乖乖听课。
他称得上是一个人的法语学会，致力于保护法语的纯洁，愤愤不平地大声抱怨所谓盎格鲁—撒克逊污染物糟蹋了他的母语，称这只是现代惨剧之一。他现在最痛恨的事情——也许我该说是他的眼中钉——是好莱坞那股势不可当的歪风邪气。他深思熟虑得出一个结论，好莱坞电影只是针对法国的文化侵略的前锋。不过他还是承认去看了《泰坦尼克号》（主要因为他暗地里喜欢莱昂纳多那张帅气的脸蛋，倒不是特别在意剧情——如果你相信范妮的话）。你如果问他观后感，他的回答简短却颇为赞许：“船沉了，人几乎死个精光。最好玩了。”
出席率仅次于法瑞格勒的常客是托米，村里的外国居民。他来自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成功转型为一个法国农民。托米可能是村里最后一个抽不带过滤嘴的高卢香烟的人，熟练掌握了农民们的抽烟技巧：把抽得只剩一英寸的烟屁股塞在嘴角，说起话来任由它上下轻触下唇。他每次都点茴香酒，中午则必点炸牛排，用随身携带的欧皮耐尔牌小折刀切碎。他要把小折刀的木柄在桌上磕几下，才能让年久受损的刀片弹出来。谁会想到他来自奥斯陆一个优雅的中产阶级家庭？
托米自任调停人——就像来回斡旋的外交官——想调解瓦尔兄弟之间的宿怨，他们的田地在村子下面的山谷里彼此相连。兄弟俩长着惠比特犬那样瘦长的脸，整日阴沉沉的，二十年来互相没讲过一句话。没人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结怨的，可能是因为遗产的分配不公，或者对水源和女人的抢夺，也可能因为两人就是看对方不顺眼，最终发展成以仇恨为乐。瓦尔兄弟分别坐在咖啡馆的两头，时不时地起身走到托米面前辱骂对方一通，而托米这边听哥哥说完，马上跑到那边讲给弟弟，耸耸肩表示安慰，听到回应时还郑重地点点头。这三个“聪明人”的华尔兹，村里人都知道。
咖啡馆的老主顾们想要一点轻松的调剂，就得仰赖面包师的女儿朱赛特那波澜起伏的爱情生活。这女孩的情绪好坏完全反映在穿着上，一进店门就能让人看出来。如果恋情火热，她会穿上超短裙，踩着厚底高跟鞋，一摇一摆扭进店里，摩托车头盔像战利品一样在手上晃来晃去。她往吧凳上一坐，边等她的花心男友骑摩托车来接她，边和范妮轻声聊天，还时不时地咯咯笑，微启涂有口红的嘴唇啜饮皮瑞尔薄荷酒。如果感情出现波折，蓝布工装裤和平底帆布鞋会取代超短裙和高跟鞋，咯咯的笑声变成沉沉的叹息，范妮还得在吧台后面找纸巾给她擦眼泪。
不为恋爱之心——当然，除非那颗心停止跳动，带来又一场葬礼——所动的是马里厄斯，我想帮他在村里的管理体系中增设一个职位——丧葬承办人。这应该能为他的嗜好披上权威的外衣，不过他必须先学会委婉地同他未来的客户交流，尤其是邻桌玩牌老人里最老的杰克。
“早啊，老伙计，今天感觉如何？”
“还行，还行，我很好。”
“真遗憾。”
这足以让敏感的老人心生不快跑去自杀，但我确信稍加指导，马里厄斯肯定能藏好对所谓“最终庆典”的本能狂热。而且，他必须放弃“终极赌注”计划。玩家——如果你愿意这么称呼的话——是村里所有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赌注压的是他们的寿命，赢家在葬礼之后收到奖金，也就是放在墓碑上的现金。马里厄斯觉得这没什么可怕的，跟人寿保险差不多，何况还有即时赔偿的额外好处呢。
现在，你大概已经发现咖啡馆里的性别比例不平衡，男人要比女人多得多。圣博奈特村的女人们都去哪儿了？
女人们年龄不同，不来咖啡馆的原因也不同。年轻的女人要上班，不上班的时候则要忙家务、付账单、哄孩子睡觉、做晚饭给大点的孩子和丈夫吃，而丈夫一直在咖啡馆里躲清闲，等一切收拾妥当后再回家。
年龄大些的女人不去咖啡馆有两个原因。首先她们不喜欢范妮，觉得她是个小狐狸精，举止太过轻浮放浪，衣着太过袒胸露乳。其次她们觉得每天“敬业”地守着村口的小广场，可以有效地发挥“民间观察员”的作用。她们坐在观察总指挥，也就是寡妇皮彭家外面，村里的一切尽在她们眼皮底下：邮局、面包店、咖啡馆、停车场、村公所、教堂。她们老早以前就已卸下伪装，正大光明地闲待着，不过其中有几个仍然拿着针线活装样子。
日常生活的一丁点变化都会引起猜疑。这位年轻的主妇今天买的面包比平日多，家里肯定来客人了，来的是什么人呢？这人不是个异教徒嘛，怎么去教堂呢，肯定干了坏事想忏悔，干了什么坏事呢？那个房产经纪人开着有黑手党气势的黑色“陆地巡洋舰”，停在村公所门口，拿着文件走进去，做的是哪家的生意呢？天哪，游客！那些年轻姑娘怎么穿着内衣就出门了！干脆光着身子得了！这里可是圣博奈特—佛洛伊德村，正派的地方！倘若村里没有什么让她们好奇的事情，她们就会回过头来聊咖啡馆里男人的酗酒恶习，或是朱赛特的感情故事，“她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那蠢货”，再不然就聊之前未被证实，因而也有可能成真、让人兴奋的流言飞语。
你如果打算生活在一个好奇心强的小村庄，就得做好心理准备，接受这帮观察员成为家庭的一部分，这算是乡居生活的弊端之一。我们多年前已经经历过这些，最初几日的记忆依旧清晰。我们刚刚搬进村子，邻屋的老处女姐妹就上门要参观房子。她们细看每个地方，询问每样东西的价钱。她们说我们有电话真是幸福，整个村子就那么几部。第二天上午她们的哥哥就来了，把他之前三个月想打的电话都打了一遍，还在桌上留下五十生丁。
这件事情，以及日后的一切，我们都容忍下来了，因为我们是生怕有所冒犯的外国人。毕竟，是我们选择和他们住在一起，而不是他们选择我们。
乡居生活早就教会我们，有了友谊和便利，就没了隐私。窗户上随时会透出一张脸，大门上随时会响起敲门声，这种事情无可避免。你藏得起来，却逃不掉。他们知道你在家。他们知道，是因为你的百叶窗敞开着，而谁都不会不关窗户就出门（当然，你也可以关窗躲着他们，不过你往后的日子可不好过了）。你的举动会受到监控，你的邮件会经过检查，你的爱好会引发热议。
我确信这种情况不是法国独有。你如果去赫布里底群岛、佛蒙特州或慕尼黑郊外的小村子生活，就会发现人们对新住户同样充满好奇，而且五年十年来一直把你当新住户。当然，很多人喜欢这种感觉，但我不是。我不希望每走五十码就得“汇报”一下行程，我还是想让生活保留一点隐私。这就是我说村子要保持一定距离来欣赏的原因，即便是我理想中的圣博奈特村。它永远都是游览的好去处，但不是我想生活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