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就像狗过的生活，却是唯一值得过的生活。”法国作家福楼拜如是说。假如你选择以爬格子为职业的话，这个表述倒是恰如其分。
大多数时候，写作是一件孤独又单调的事情。偶尔灵光乍现，收获佳句妙语——其实不如这么说，你自认为是佳句妙语，因为没有旁人如此评断。长期的状态则是沉思苦想，徒劳无获，你便动摇起来，寻思着也许该转行谋个稳定而实用的职业，比如职业会计师。时不时地，你还会怀疑难道真有人想读自己写的东西，惊恐于快要超过自己设定的完稿期限，沮丧地想着全世界的人其实都不在乎那些期限。一天写一千字，或者一个字也写不出，对别人无关紧要，对你却至关重要。写作的这一面，无疑就像狗过的生活。
这种生活说来又值得过，就在于你会惊喜地发现，你给那些从未谋面的读者带去了几小时的快乐阅读时光。如果有些读者还写信给你，你收信的快乐不啻收获掌声。这样一来，所有的煎熬都算不了什么，你哪里还有当会计师的念头，赶紧开始酝酿下一本书。
我收到第一封读者来信，是在四月《普罗旺斯的一年》出版后不久。信寄自卢森堡，语气谦恭有礼，赞誉有加，我一整天读了又读。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又有位男读者写信来询问在新西兰怎么种松露。这之后，信件开始源源不断地飞来，寄自伦敦、北京、昆士兰，寄自英国的沃姆伍德·斯克拉比斯监狱、法国蔚蓝海岸的外国人社区、英国威尔特郡和萨里郡的偏远山区。有的写在不褪色的高档蓝色印花信纸上，有的是从笔记本中撕下的几页，甚至还有一封写在伦敦地铁交通图的背面。信封上的地址往往语焉不详，邮局只好推测一番，单单凭着“博尼约村，英国人”这个信息找到我们，尽管我们并不住在博尼约村。还有一封写的地址是“普罗旺斯梅纳村，英国虾收”，我最喜欢，也是这么投递上门的。
读者的来信都很友善，令人振奋，因此但凡有回信地址，我都一一回复，以为这事儿就算完结。可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很快，我们就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成了普罗旺斯生活顾问，被问及的问题涉及各个方面，从买房子到找保姆都有。一位女士从孟菲斯打来电话，询问沃克吕兹省的盗窃率有多高。一位埃塞克斯的摄影师想知道，他在吕贝隆山区能否靠拍照谋生。打算移居普罗旺斯的夫妇，发来好几页问题：他们的孩子能不能适应当地的学校？生活成本有多大？这里的医生怎么样？所得税高不高？日子孤单吗？他们会过得快乐吗？我们总是尽可能地回答，但卷入陌生人的生活计划，还是隐隐有些不安。
然后，夏天临近，写信询问变成上门来访，信件变成活生生的人。
有一天，我不顾天气又燥又热，正在硬如骨头的地上挥舞鹤嘴锄，干着普罗旺斯式的除草活计。这时，有辆车开过来，司机满脸笑容地冲我挥手，手上就拿着我那本《普罗旺斯的一年》。
“找到你啦！”他说，“在村里稍微打探了一下。一点都不难找。”
我在书上签了名，有了真正当作家的感觉。妻子从卡维隆回来后，觉得这很了不起。“书迷啊！”她说，“你真该拍照留念，人家煞费苦心跑来见你的。”
接下来的几天，她就不以为然了，当时我们正准备出门吃晚饭，发现前院的柏树后面躲着一位金发美女。
“你就是彼得·梅尔先生？”金发美女问。
“没错，”妻子说，“真遗憾，我们正要外出。”大概美女们已熟知那些做妻子的反应，她转身离开了。
“她可能是我的书迷。”我对妻子说。
“她大可以到别处去做她的书迷。”妻子回答，“现在收起你脸上那副傻笑吧。”
七八月间的时候，我们对门前出现的陌生面孔见怪不怪了。他们大多满脸歉意，举止得体，只不过想请我在书上签个名；如果受邀进门喝上一杯，或者在阴凉的院子里小坐几分钟，都会由衷地表达谢意。他们似乎都对我们千辛万苦才安置妥当的石桌很着迷。
“这就是书上说的那张石桌！”他们一边惊叹，一边绕着桌子走上一圈，手指摩挲着桌面，仿佛这是大雕塑家亨利·摩尔的经典之作。眼见我们自己、我们的狗（它们倒是喜欢）和我们的房子无所保留地由着陌生人饶有兴致地审视，感觉非常怪异。我只怕这种拜访带上入侵的意味时，怪异的感觉就会升级为忍无可忍的恼怒。
一天下午，气温超过一百华氏度，有对夫妇带着朋友开车停在车道的尽头，没打招呼就大摇大摆地进了屋，三人的鼻子和膝盖都晒得通红。狗儿睡着了，没有听见他们的声响。我进屋去拿啤酒，才发现他们坐在客厅里，边聊天边东看西看藏书和家具。我当场惊住了，他们倒是若无其事。
“啊，你来了！”那位丈夫说，“我们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看到你的文章，决定来这里看看。”
就这样，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丝毫不觉得难为情，也没有想过我可能并不高兴见到他们。甚至连书都没有一本，说是等平装本出版了再买，因为眼下的精装本太贵。他们的言谈举止又放肆又傲慢。
我极少与人当面冲突，但这次没法克制，要他们马上离开。
那位丈夫的一脸垂肉原本就红通通的，此刻更是红得跟着了火似的，整个人气鼓鼓，如同一只刚刚得知圣诞厄运即将临头的火鸡。
“我们可是大老远地从圣雷米一路开车赶过来的！”我请他们再一路开车回去，三个人便嘟嘟囔囔着走了。“我们才不会买那本书呢！最多翻翻看。你以为你这里是白金汉宫啊。”看着他们大步走下车道，走向他们的沃尔沃轿车，愤怒得肩背挺得僵直，我想也许该弄只凶悍的罗威特犬来。
打那以后，一看到有车缓缓停在家门前的路上，我便心生警觉，犹如发现爬虫警报响起。“镇定点！”妻子说，“我猜他们就要开上车道了，哦，不，他们停在邮筒边上。”随后，我出门去取信，发现邮筒里有一本用塑料袋装着的书，人家注明想请我签名，并让我签好后放在水井上、用石头压住。第二天，书不见了，但愿是那个善解人意、不愿上门叨扰的书迷拿走了。
临近夏末，受到公众关注的人不止是我们了。我们的邻居福斯坦，也被人索要亲笔签名，他对此感到困惑，说他又不是作家。我告诉他英国有很多人读到了他的故事，他摘下帽子，摸摸头发说“真的吗”。连说两遍，听上去相当兴奋。
连厨师莫里斯也给人签过名，说从没见过这么多英国人光顾他的餐厅。有些人以为莫里斯是我杜撰出来的人物，发现果真有这么一个人便很惊讶。还有些人带着书来到餐厅，按书上所写一道道点菜，直到最后一杯白兰地。
此外还有一位名人，水管大师曼尼古希先生。这家伙时常在工作间隙来我家，聊聊他的种种看法，话题从政治到野蘑菇，到气候的反常，到法国橄榄球队的前景，到莫扎特的天赋，到卫浴行业振奋人心的进步，反正无所不包。我拿给他一本《普罗旺斯的一年》，将写到他的段落指给他看，并告诉他有些来访的书迷还说想见他。
他正了正头上的羊毛帽，抻直旧格子衬衫的领子。“这是真的吗？”
我说是真的，千真万确。他的名字甚至还登上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看来，我真该给他安排一次签名活动。
“啊呀，彼得先生，你拿我寻开心吧。”话虽这么说，但他似乎并不反对这个主意哩。离开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捧着书，好像手捧的是精致易碎的天价浴盆。
电话另一端的声音仿佛从悉尼长途跋涉而来，听起来很欢快，带有鼻音。
“早上好啊！我是戛纳英文书店的沃利·斯托尔。这里有你的很多书迷，你的书卖得很好呢。电影节的时候抽空来一天，签几本书，你看怎样？”
我向来对电影圈内人的阅读品位有所保留。我有位老朋友在好莱坞工作，他坦承说六年里只读过一本书，就这样他还被尊为圈内少见的知识分子。你如果在贝莱尔提起法国诗人兰波，人家还以为你说的是史泰龙。我并不指望签名签到手指抽筋，书卖到脱销，只是觉得可能会有点乐子可寻。说不定在海滨大道上能邂逅一位明星，或者遇到一位性感美人，也可能在卡尔登酒店的露台上一边享受侍者面带微笑的服务，一边眺望罕见的城市风光。于是我说，我很乐意前往。
那天阳光炙烈，酷热难耐，可不是卖书的好天。我随着如蜗牛般缓缓移动的车流进了城。路旁的电线杆上高悬着簇新的广告，宣告戛纳与贝弗利山的姐妹之谊。不难想象，两地的市长该如何寻遍借口，打着促进两市友好关系的旗号交流互访，顺道享受免费假日。
在电影节的会场外面，似乎聚集着全戛纳城的警察，他们荷枪实弹，拿着对讲机，戴着墨镜，正忙于制造一系列交通堵塞，保护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不被绑架。凭着多年的经验积累，他们指挥车辆行驶，结果让交通堵成一团，然后又愤怒地猛吹哨子，用力地摆头示意，把司机们赶到另一团堵塞中。我整整花了十分钟，才移动了不到五十码。当我最终突破重围，滑进巨大的地下停车场时，发现有位先到的混乱受害者在墙上留下了一行字：“戛纳是个迷人的观光胜地，可我不想一整天都耗在这儿！”
在海滨大道，我找了一家咖啡馆坐下，一边吃早餐，一边搜寻明星的身影。其他人也都是如此。真是罕见的情景，这么多陌生人毫不回避地彼此细细观察。女士们绷着脸，摆出百无聊赖的样子。男士们则手捧当天的电影节目单，在空白处作着重要的标注。有一两部无线电话，看似随意地摆在牛角面包旁，却十分打眼。每个人都佩着塑料的与会代表胸章，拿着大会发送、印有“法国电影节/戛纳90”字样的袋子。没有提到“美国电影节”或“英国电影节”，不过我想这就是主办这种活动的特权之一，你有权决定袋子上印什么。
海滨大道上海报如林，上面印着演员、导演、制作人的名字，我甚至还认出有美发师的名字。这些海报都正对着大饭店，似乎想让所宣传的主角们每天在享用传统的戛纳火腿早餐之前，能透过卧室窗口望见自己的大名。空气中弥漫着兜售的气息，大宗的交易啦，大把的钞票啦。一伙伙兜售者从海滨大道走过，就当坐在大饭店门外人行道上的老乞丐不存在，他那顶破帽子里只有一枚孤零零的二十生丁硬币。
看足了美景，养好了精神，我便丢下那些显要人物，沿着窄窄的比沃阿克—拿破仑路前往那家英文书店，准备体验坐在窗前等人——任何人——来找我签名的奇特经历。其实，我有过一两次签名售书的经历，只是气氛一点都不紧张，书迷都站得远远地看着我，不会贸然挨近找我说话，难不成怕我张嘴咬人？他们全然不知，如果有人勇敢地走上前，作者该是多么欣慰啊。试想你孤零零地枯坐几分钟之后，只怕抓到什么东西都当作救命稻草，管他是书啊、照片啊，还是过期的《尼斯晨报》啊，甚至是支票，都会立刻在上面刷刷签下大名。
幸好，沃利·斯托尔夫妇对作者的惶恐心理早有先见之明，请来了很多朋友和顾客，挤得店里满满当当。我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法子诱使人们离开海滩来到书店，心里很是感激他们能让我忙个不停，我甚至还后悔没带曼尼古希先生来。他回答起问题来准比我在行，因为定居此地的英国人都对法国的排水系统感到匪夷所思：为什么排水管道如此安设，发出怪味？真是奇怪，法国人如此精通科技，如高速列车、电子电话系统、协和飞机，怎么还让浴室停留在十八世纪的水平？就在第二天，有位老太太还告诉我，她冲马桶的时候居然发现水面浮着什锦沙拉的残渣。是真的，糟透了，这种事在英国的切尔滕纳姆永远都不会发生。
签名活动结束了，我们转过街角，来到一家酒吧。美国人和英国人比本地人还多，不过戛纳的本地人本来就少，住得也远。我还听说，很多警察都是从科西嘉临时调过来的。
我离开的时候，警察们仍在海滨大道巡逻，一边戏耍交通，一边瞄着那些穿着各式暴露衣服的闲逛姑娘。那个老乞丐仍然据守在老地方，帽子里仍然只有那二十生丁。我丢下几枚硬币给他，他用英语朝我来了句“祝你度过美好的一天”。我不禁猜想，他该不是在为贝佛利山的奥斯卡电影节练习英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