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824），唐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三岁而孤，养于兄韩会家。幼年即刻苦儒学，及长，尽通六经百家之说。唐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十二年，为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观察推官。晋卒，为宁武军节度使张封建推官。调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因上书言宫布，贬为连州阳山令。改江陵法曹参军。宪宗时，召为国子博士。宰相裴度平淮西藩镇，以为行军司马，以功授刑部侍郎。因谏宪宗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为国子监祭酒。历任京兆尹、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一生尊崇儒学，主张文以载道，倡导古文运动，使数百年来萎靡浮华文风为之一变。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对后世影响巨大。诗格宏伟奇崛，“以文为诗”。郡望昌黎，集名《韩昌黎集》。
原道
【题解】
《原道》是韩愈“复古尊儒，排斥佛老”的代表作。全文观点鲜明，“破立”结合，引证古今，从历史发展、社会生活等方面层层剖析，驳斥佛老之缺点，论述儒学之优点，最后归结到恢复古道、尊崇儒学的宗旨，是唐代古文的杰出作品。
【原文】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1]，黄、老于汉[2]，佛于晋、魏、梁、隋之间[3]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4]，则入于墨[5]；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6]。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7]；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8]，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9]；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10]？”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11]，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2]。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13]。”《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14]。”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15]，庙焉而神鬼飨[16]。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17]，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18]。其亦庶乎其可也！
【译文】
广泛的爱叫作仁，联系实际去实行仁就是义，顺着仁义之道上进便是道内心充满仁义而无欲于外人就叫德。仁与义是有确切含义的名称，道与德是没有实际内容的名称。因此道有君子之道与小人之道，而德有吉德与凶德。老子轻视仁义，并非诽谤仁义，而是他目光短浅。如坐井观天说天小一样，其实天并不小啊！他把待人温顺看作仁，小恩小惠看作义，那么，他小看仁义是必然的了。他说的道，讲了他的道，并不是我说的道。他说的德，讲了他的德，并不是我说的德。凡是我阐述的道德，是与仁义一致的理论，是天下的公论。老子阐述的道德，是背离仁义而讲的，是他个人的见解。
周朝的礼制衰落，孔子死后，儒家书籍被秦始皇烧毁，黄、老之学盛行汉代，佛教盛行于晋、魏、梁、隋之间。这期间那些讲道德仁义的人，不是加入杨朱学派，就是加入墨翟学派；不加入道教，便加入佛教。加入那一派，必须排斥这一派。被信奉的尊为主宰，被排斥的贱做奴仆；尊奉的就附和它，排斥的就诋毁它。唉！后代的人要想了解仁义道德的学说，应该听从哪一派的学说呢？道家信徒讲：“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徒弟。”佛教信徒讲：“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弟子。”信奉孔子学说的人，听惯了这些话，乐于听信他们的荒唐话而自轻自贱，也说“我们的祖师也曾经以老、佛为师”的话。不仅口讲，而且还把这些话写进书里。唉！后代的人虽然想了解仁义道德的学说，可向谁去求教呢？人们喜欢奇谈怪论的风气太严重了！不找它的本源，不问它的结果，只愿听怪诞的说法。
古时候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四种，现在又加上僧、道成为六种；古时候施行教化任务的只占其中之一，如今占其中之三。务农的有一家，而吃粮的却有六家；做工匠的只有一家，而使用器皿的却有六家；经商的一家，而花钱的却有六家。老百姓又怎么能不贫困而沦为盗贼呢！
远古时候，人民的灾难多极了。有圣人出现，教给他们互相依附、共同生存的本领。做他们的君主，做他们的导师，统领他们驱逐虫、蛇、禽、兽而让他们定居中原。冷了教他们做衣服，饥了教他们种庄稼。看到他们住在树上常常掉下来，住在野地容易生病，就教他们造了房屋。教他们做工匠，以使他们有器具用；教他们经商，使他们能互通有无；教他们问医求药，帮助他们不至于早亡；教他们葬埋死者、祭祀先人，以增进他们之间的感情；给他们制定礼仪，使他们懂得贵贱老幼的秩序；为他们创造音乐，来抒发他们心中的忧郁之情；给他们制定政令，来约束他们的懒散；给他们设立刑法，来除去他们之中的强暴不法之徒。有欺骗行为，就给他们制定符印、斗斛、权衡来使他们行为处事时有所凭信；有争夺现象，就给他们设城郭、军队来保卫他们。灾害来了使他们早有准备，祸患发生了使他们进行预防。现今道家说：“圣人不死，盗贼就不会终止。破了斗，折了秤，百姓就不会互相争夺了。”唉！这不过是没有经过审慎思考说出的话罢了！假如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已灭亡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类没有羽毛鳞甲来适应寒冷与炎热的环境，没有尖爪利牙来猎取食物啊！
所以，君王是发布命令的，臣僚是执行并向百姓传达命令的；百姓是生产粮食、麻丝织物，制作器皿，交流财物，来供养君主和百官的。君王不发令，则丧失了君王的权力和职责；臣僚不将君王的命令传达给百姓，则丧失了做臣僚的资格；百姓不生产粮、麻、丝，制作器皿，交流财物，以供奉君主百官，就要受到惩罚。如今佛、道二教的法则说：“必须抛弃你们的君臣，远离你们的父子停止你们相互依存的办法，来求得所谓的清净无欲的境界。”唉！这些佛、道之徒也幸亏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后，没有被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圣人所贬斥。他们没有出生在三代以前正是他们的不幸，未能受到圣人的指正。
上古时期的五帝与三王，名称虽不同，他们在圣明这一点上是一样的。夏天穿葛布衣裳，冬天穿毛皮衣服，渴了喝水，饥了吃饭，虽然行为方式不一却都是人类智慧的表现。现在道家却说：“为什么不学习上古的无为而治？”这就像责备冬天穿皮衣的人说：“为什么不穿轻便的葛布衣服呢？”责备饿了吃饭的人说：“为什么不光喝水，那多简单呢？”《礼记·大学》说：“古代想要把光明正大的品德发扬于天下的人，就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国家，就要先整顿自己的家族；想要整顿好自己的家族，就要先修养自己本身；想要进行自身修养，就要先端正自己的内心；想要端正自己的内心，就要先使自己确立诚实而坚定的意念。”那么，古代所讲的端正思想而又确定真诚意念的人，目的是要有所作为。现在那些想要修身养性的人，却不顾天下、国家和家庭，毁弃了伦理纲常儿子不孝顺父亲，臣僚不忠于君主，百姓不做其该做的事。孔子作《春秋》，诸侯中有用夷狄风俗礼仪的就把他们当作夷狄记载，有效法中原风俗礼仪的就把他们当作中原的国家看待。《论语》说：“夷狄有君主，还不如中原各诸侯国没有君主。”《诗经》说：“夷狄应当抵御，荆国和舒国应当惩罚。”现在来抬举尊崇夷狄之法，把它置于古代先王的政教之上，那我们岂不是全都变为夷狄了吗？
先王的政教到底是什么呢？广泛的爱叫作仁，联系实际实行仁叫作义，顺着仁义之路上进便是道，自己心里充满仁义而无欲于外人，就叫德。记载先王教导的著作有《诗》《书》《易》《春秋》；体现先王政法的有制礼、作乐、定刑施政；先王治理的百姓是士人、农民、工匠、商贾；先王确立的人伦位次为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先王教百姓穿麻布、丝绸衣服，住房屋，吃粟米、果蔬、鱼肉。他们传布的道理简单明了，用它教化天下容易施行。因此，用它修养自身，则顺利而吉祥；用它对待别人，就博爱而公正；用它陶冶心灵，就平和而端正；用它治理天下，就没有不适当的地方。因此，人活着情满意足，死时得以善终；祭祀天神而天神降临，祭祖宗而祖宗享供。若有人问：“这种道，是什么道呢？”我说：“这是我说的道，不是前面说的道家之道和佛家之道。”尧将此道传给舜，舜将此道传给禹，禹将此道传给汤，汤将此道传给文王、武王和周公，文王、武王和周公又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后，没有再传了。荀况与扬雄，从中选取得不精确，论述得不周详。从周公向上追溯，继承道的都身居上位为君主，所以他们的政事能顺利推行；周公以后，道的传承都身处下位为臣子，所以他们的学说能长久流传。
既然如此，怎么去做才可以呢？我认为：“不堵塞佛、道邪说，圣人之道便不能畅流；不禁止佛、道邪说，先王之教便不能通行。应让和尚、道士还俗，烧毁佛、道书籍，改庵观寺院为民房，昌明先王之道来教导他们。使鳏夫、寡妇、孤儿、老人、残疾人和病人都得到照顾和抚养。这样做就差不多可以了吧！”
原毁
【题解】
原毁的意思是探求产生毁谤的根源。作者以儒家的道德观点为依据，比较了“古之君子”和“今之君子”待人待己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分析了“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思想根源在于懒惰和嫉妒。高度赞扬了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古之君子”，有力地抨击了惯于“怠”与“忌”、好说别人坏话的“今之君子”，呼吁社会改变这种妒贤嫉能的恶劣风气。作者写本文既是对社会风气的谴责，又是为自己受压抑鸣不平。本文较多地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古今、人己、毁誉，十分鲜明。
【原文】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19]。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20]！
【译文】
从前的君子，他们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他们对待别人宽容而简约。严格而全面，所以自己不懒惰；宽容而简约，所以别人乐于做好事。听说古时有一位叫舜的人，他的为人，是大仁大义的。君子探求舜之所以成为舜的原因，责问自己说：“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能这样，而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日夜思虑，克服自己不如舜的缺点，发扬与舜一样的长处。听说古时有一位叫周公的人，他的为人，是多才多艺的。君子探求周公之所以成为周公的原因，责问自己说：“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能这样，而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日夜思虑，克服自己不如周公的缺点，发扬与周公一样的长处。舜是一位大圣人，后代没有人能赶上他；周公是一位大圣人，后代没有人能赶上他；这些君子却说：“不如舜，不如周公，是我的严重缺点。”这不正是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的体现吗？他们对别人总是说：“那个人能有如此品德，足可以称为贤良之人了；能擅长这样的技艺，足可以称为有才能的人了。”肯定别人某一方面的长处，而不去苛求他其他方面的短处；看重他现在的优点和成绩，而不追究他以往的缺点和错误。惶恐地担心他人得不到做善事的好处。一件善事易做，一种技艺易学。这些君子对别人说：“能做这样的善事，也就足够了。”又说：“能有这样的技艺，也就足够了。”这不正是对别人宽容而简约的体现吗？
现今的君子却截然不同了。他们对别人求全责备，对自己却要求很低。求全责备，所以别人难以做善事；对自己要求很低，所以自己收益就少。自己没有什么长处，居然说：“我这方面很好，也就足够了。”自己没有什么技能，竟然说：“我做到这样，也就足够了。”对外以此欺骗别人，对内以此欺骗自己，还没有取得一点成绩就停止不前了。这不正是对自己的要求太低了吗？他对别人，却说：“他虽能够这样，他的为人却是不值得称赞的；他虽擅长这种技艺，但这种技艺的作用却是不足挂齿的。”列举他一个缺点，而不计他的许多优点；追究人家过去的不足，不考虑人家新的进步。惶恐地害怕他人获得好名声。这不正是对别人要求得太周全了吗？这就叫作不以大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我看不出他这是在尊重自己啊！
尽管如此，如此做法的人是有其缘由的，这缘由就是懒惰与妒忌。懒惰的人是不求上进的，而妒忌的人又害怕别人上进。我曾试过，试着对众人说：“某人是贤良之士，某人是贤良之士。”那些赞同的人，一定是这人的好朋友；否则，就是跟他关系疏远、同他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再不然，就是害怕他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强硬的人必然愤怒地用言语来反驳，懦弱的人也会表现出生气的脸色。我还曾经对人说：“某人不是贤良之士，某人不是贤良之士。”那些不赞同的人，一定是他的朋友；否则，就是跟他关系疏远、同他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再不然，就是害怕他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强硬的人必然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喜悦，懦弱的人也会在脸上表露出高兴的神色。因为这样，事情做好了，诽谤也就跟着产生了；品德修养提高了，诋毁也兴起了。唉！读书人处于这种时代，期望名誉能够光大，道德能得到推行太难了！
居高位而想要有所作为的人，如果听到我的话而能够采纳，大概国家就可以治理好了吧！
获麟解
【题解】
本文是一篇托物寓意的文章。文中通过对麒麟的述说，委婉地表达了对封建社会里人才不被赏识和理解的感慨，以及对“圣明之主”的幻想。
【原文】
麟之为灵[21]，昭昭也。
咏于《诗》[22]，书于《春秋》[23]，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祥也。
然麟之为物，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为形也不类，非若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则虽有麟，不可知其为麟也。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24]，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虽然，麟之出，必有圣人在乎位麟为圣人出也。圣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为不祥也。
又曰：麟之所以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圣人，则谓之不祥也亦宜。
【译文】
麒麟作为一种灵异动物，大家都是十分清楚的。《诗经》中歌咏过，《春秋》中记载过，散见于历史传记及诸子百家的书中。即使是妇女儿童，也知道它是一种吉祥的动物。
然而麒麟作为动物，不养在家里，天下也不常有。它的形貌不伦不类，不像马、牛、狗、猪、豺、狼、麋、鹿那样。因而即使有麒麟，人们也不认得它就是麒麟。长角的我们认得它是牛，长鬃毛的我们认得它是马，狗、猪、豺、狼、麋、鹿，我们认得它们是狗、猪、豺、狼、麋、鹿，只有麒麟不能辨认出来。既然认不出，人们说它是不祥之物也是自然的了。虽然这样，但麒麟的出现，一定有圣人临朝掌权，因为麒麟是为圣人才出现的。圣人是必定认得麒麟的，所以麒麟果真不是不祥之物啊！
我又认为：麒麟之所以为麒麟，是因为它的德行而不是因为它的形貌。假如麒麟没有等待圣人登上帝位就贸然出现，那么说它是不祥之物也是应该的。
杂说一
【题解】
《韩昌黎集》中共有杂说四篇，这是其中的第一篇，又称为《龙说》。杂说是一种随感性的议论文，内容、形式都较为活泼。本文以云龙做比喻，寓意深刻。清人李光地认为“此篇取类至深，寄托至广”。其主旨大概是借龙能创造出自己所凭借依赖的东西，勉励有志之士要努力为自己创造出可以施展抱负才能的良好条件。
【原文】
龙嘘气成云，云固弗灵于龙也。然龙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水下土，汩陵谷，云亦灵怪矣哉！
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若龙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然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失其所凭依，信不可欤？异哉！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
《易》曰：“云从龙[25]。”既曰龙，云从之矣。
【译文】
龙吐气成云，云本来比不上龙神灵。可是龙乘着这云气，飞游于浩茫无极的太空，逼近日月，遮蔽光芒，触撼雷电，变化神奇，雨注大地，水漫山谷云也算得上灵异了啊！
云，是龙使它变成有灵的。像龙那样的神灵，就不是云能使它变成有灵的然而龙得不到云，就没法显示它的神灵了。失去它所依靠的，真的不行吗？奇怪啊！它所依靠的，正是它生成的。
《易经》中说：“云跟随着龙。”既然是龙，云必然跟着它了。
杂说四
【题解】
本文系《杂说》的第四篇，后人亦题为《马说》。这是一篇托物寓意之作，作者借千里马不被人所识来比喻奇才异能之士沉沦下僚，慨叹封建统治者不能加以识别和任用。同时，也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受到压抑和委屈、郁郁不得志的思想感情。
【原文】
世有伯乐[26]，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27]，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译文】
世上有了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善相马的伯乐却不常有。所以虽然有好马，也不过是在马夫手里受屈辱，和普通的马一起老死在马厩里，而不能以日行千里著称于世。
有日行千里之马，一顿有时要吃一石米，喂马的人不了解它能日行千里而像喂普通马一样喂养它。这样的马，虽有日行千里的能力，可吃不饱，力量不足，特长不能表现出来，想和平常的马一样表现尚且做不到，怎么可以要求它日行千里呢？
驾驭使用它又不依据它的特性，喂养它又不能让它吃饱，吆喝驱赶它又不懂得它的心思。拿着马鞭对它叹息：“天下无好马。”唉！难道真的没有好马吗？恐怕真的不认识好马吧！
师说
【题解】
这是阐述从师之道的一篇文章，主要论点是“学者必有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强调老师的作用和从师的重要性。韩愈提出师道在于“传道受业解惑”，主张不拘年龄、地位，向比自己有专长的人学习。他又说“巫医药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要求士大夫都能这样。这种看法表明了他不同于世俗的态度，在当时是进步的，对后代也有启发和借鉴作用。当然，他也表现出对“巫医药师百工之人”的轻视。
说是议论文的一种。
【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熟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28]？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29]，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30]。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31]。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32]。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33]，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
古时候求学问的人一定要有老师。老师，是靠他来给学生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释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和知识的，谁能没有疑难呢？既然有疑难却不跟老师学，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始终得不到解决了。生在我前面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比我早，我就虚心向他学习，拜他为师；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虚心向他学习，拜他为师。我是为了学得知识啊，哪管他生的年代在我的前面还是后面呢？因此，无论他地位高低无论他年岁大小，道理和知识在谁那儿，谁就是我的老师。
唉！从师求学的风尚已经很久不流传了！当然想要人没有疑惑也就很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的水平远远超过一般人，尚且跟着老师虚心求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水平远远低于那些圣人，却以从师求学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出于这种原因吧。
有人爱他的孩子，就选择一个好老师去教他；但对他自己呢，却以从师求学为羞耻，这真糊涂啊！那些教孩子的老师，教给他们读书并帮他们学习其中的字句知识的，还不是我前面所说的给人传授道理、解除疑难的老师。一个是不懂得句读，一个是不能解决疑难，前者向老师请教，后者却不向老师请教；小的方面学习而大的方面却丢弃不学，我看不出他明白这个道理。
巫医、乐师、各种工匠，他们还不以互相学习为耻。而士大夫之类，一听到称别人“老师”称自己“弟子”等等的话，就凑在一块儿议论耻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就说什么：“某人和某人年龄差不多，学问知识也很相近嘛！以地位低的人为老师，就实在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老师，就近乎巴结。”唉！从师求学的风尚不容易恢复，从这就可想而知了。那些巫医、乐师、各种工匠本是上流人物所瞧不起的，可现在“君子”的智慧竟反而不如他们，这真是很奇怪的现象啊！
那些圣人都没有固定的老师。例如孔子就曾经向郯子、苌弘、师襄、老聃请教过。像郯子这些人，他们的品德才智都不如孔子。孔子说过：“三人同行其中就一定有可以当我老师的人。”所以说，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样样都比学生强，这是因为掌握知识有早有晚，学术技能各有各的专门研究就是这个道理罢了。
李家的孩子叫蟠，十七岁，喜欢古文，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过而且不受时俗的限制，跟着我求学。我赞许他能实行古人从师的正道，写下这篇《师说》来赠送给他。
进学解
【题解】
《进学解》是对增进学业问题的辨析。韩愈自以“才高”几次遭受贬斥，就在宪宗元和七年（812）再度降为国子博士后，模仿汉代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自嘲》一类的文章，假设师生对话，借学生的口为自己鸣不平。这样，不仅表达了对自己不得重用的不满，也表达了朝廷应该“拔去凶邪，登崇俊良”的一贯主张。文章曲折地揭露了唐代统治阶级不以才德取人的错误，也反映了作者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所处的困境。作者提出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
本文属于辞赋一类，骈偶句多，用韵也多，但文章布局还是有散文的长处。
【原文】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34]，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35]。”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36]。先生之业，可谓勤矣。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劳矣，沉浸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37]，浑浑无涯，周《诰》、殷《盘》[38]，佶屈聱牙，《春秋》谨严[39]，《左氏》浮夸[40]，《易》奇而法[41]，《诗》正而葩[42]；下逮《庄》《骚》[43]，太史所录[44]，子云、相如[45]，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疐后[46]，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47]，竟死何裨？不知虑此，反教人为？”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杗[48]，细木为桷[49]，欂栌、侏儒[50]，椳、扂、楔[51]，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52]牛溲、马勃、败鼓之皮[53]，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縻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非其幸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亡，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54]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55]，欲进其豨苓也[56]。”
【译文】
国子先生早上来到太学，召集学生站在学舍之前，教导他们说：“学业的精通是靠勤奋，而它的荒废则是由于游荡玩乐；德行的养成源于不断的思考，而它的败坏则是由于因循苟且。现在圣君有贤臣辅助，法令健全完备，除掉了凶恶奸邪之人，提拔了才智贤良之人。有一点优点的人都被录用，有一技之长的人无不任用。悉心搜罗人才犹如沙里淘金，精心造就人才犹如打磨宝器。大概会有平庸之人侥幸被选上的，谁能因此说博学多才的人不被举用呢？你们只要担心自己学业不够精湛，不必担心主管官员选才不明；只需担心自己德行未成，不必担心主管官员处事不公。”
话未说完，有人在队列里笑着说：“先生骗我们呢！我们就学于先生，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先生口不停地吟诵六经的文章，手不停地翻阅百家书籍。阅读记事的史传一定列出提要，研究论理的文章一定搜索其中的深奥宗旨。贪恋博杂的学识，务求有所得，大小都不舍弃。点上灯烛夜以继日，勤学苦读而终年不止。先生治学，真可以说勤奋了。抵制异端邪说，驳斥佛教与道教。补正儒学的缺漏，阐发圣道的精微。寻找那茫无头绪的失传的正道，独自广泛地搜求远接那先贤的遗教。拦堵百川使归大海，挽住那狂涛巨澜使它复归故道。先生对于弘扬儒学，可真算得上辛苦了。沉浸于意味浓郁的典籍中，体味那书中的精华。写起文章，书稿摆满了屋子。向上学习《虞》《夏》之书，深奥无边；《周诰》《盘庚》艰涩难读；《春秋》文辞严谨；《左传》记事夸张；《周易》变化奇妙却有定则；《诗经》端正而华美；往下一直到《庄子》《离骚》《史记》及扬雄和司马相如的同工异曲之辞赋。先生的文章，可以说内容博大而文采狂放雄奇了少年时知道学习，就勇于实践，成年后通明大义，处事为人无不合宜。先生的为人，可以说老练周全了。然而在为官方面不被人信任，为私方面得不到朋友的帮助。进退两难，稍一动就惹祸。刚任御史，就获罪被贬于边远的阳山。做了三年国子博士，闲散而没能显示出政绩。命中注定要与仇敌打交道，败兴倒霉的事随时出现。在暖和的冬天，儿女衣单都喊冷；在丰收的年份，妻子还啼哭挨饿。您头秃齿落，直到老死，难有什么补益改善的。您不知考虑这些，反而却以此去教导别人吗？”
先生说：“吁，你到前面来！就如同建房子大木料做梁，细小的木料做椽做那梁上的斗拱、短柱，做那门枢、门框、门闩及门前的竖木等，各自得到恰当的使用，用来建成整个房子，这是工匠的高明技巧。贵重的地榆、朱砂、天麻青芝，粗贱的车前草、马屁菌、破鼓皮，都收存了，以备用时没有遗缺，这正是医生的精明。选才贤明，用人公正，巧拙之人，各都选用，为人处事周备而有涵养乃是佳士，旷达刚直是俊杰，比较长短，各样人才做出恰当安排，这是宰相应具备的用人原则。从前孟轲能言善辩，儒学因此得以阐明，他周游列国车辙遍布天下，在奔波中度过了一生。荀况信守儒学正道，把儒学发扬光大他逃避谗言到了楚国，丢了官职，老死在兰陵。这两位大儒士，言论成为经典行为成为楷模，他们超越了一般儒士，升达圣人的境界。可是他们在世上的遭遇又怎样呢？现今我学业虽然勤奋，却不能一切都遵循儒家的道统，言论虽多却不得要领，文章虽奇巧华丽，却不切实用，品行虽有一定修养，却未超凡出众。尚且每月领取俸钱，年年耗费禄米。儿子不会种田，妻子不会织布。骑着马带了随从，安坐家中，不劳而食。拘谨地走着寻常之路，翻阅古书模仿古人的文辞而无创见。然而圣明的君主不加责罚，宰相不予斥逐，这不是我的幸运吗？稍有行动就遭到诽谤，名声随之败坏，安置在闲散的位子上，是理所应当的至于考虑利禄的有无，计较官职的高低，忘掉了自己的能力和地位相称，喜欢挑出高于自己者的毛病，这就是所谓指责工匠不用小木桩去做屋柱，指责医师用菖蒲作长寿药，却想推荐他用利尿的猪苓呀！”
圬者王承福传
【题解】
王承福是长安的一个泥瓦匠。他原来有过官勋，却放弃俸禄回来做了个自食其力的泥瓦匠。本文用传记的形式，借王承福的口，提出“各致其能以相生”的主张；文章末尾作者进行了评论，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肯定了自食其力的人，用以对比当时社会上的“富贵之家”，认为王承福的事可以“自鉴”。但韩愈从维护封建制度出发，说“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却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原文】
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有业之，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约而尽。问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为京兆长安农夫[57]。天宝之乱[58]，发人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勋，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镘衣食[59]。余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归其屋食之当焉。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圬之佣以偿之。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60]。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虽劳无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难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择其易为而无愧者取焉。
“嘻！吾操镘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死而归之官也。’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富贵难守，薄功而厚飨之者邪？抑丰悴有时，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悯焉，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不可为也。”
愈始闻而惑之，又从而思之，盖贤者也，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61]？杨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为之传，而自鉴焉。
【译文】
泥瓦匠作为一种职业，是低贱而劳苦的。有个人干这种职业，神色安然好像很满足。听他讲话，扼要而透彻。问他，他说姓王，名承福，他家世代是京城长安的农民。天宝之乱时，朝廷招兵，他手持弓矢十三年，立功受勋，他却放弃了，回到家乡。家里的田地已经丧失，就拿起瓦刀谋得衣食费用。三十多年来，他住在雇用他干活的主人那里，付给主人房租与饭钱。房租饭价有涨有降，他的工钱也有增减，用来偿付房租饭钱。剩余的钱，送给路上那些病残饥饿的人。
他又说：“谷米，是经过耕种才生长的；至于麻布与丝绸，一定得养蚕纺织才能得到；其他用来维持生活的物品，都要经过劳动才能制成。我依赖这一切而生活。但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做，应各尽其能以便相互依存。所以君主的责任是治理我们，使我们得以生存；而各级官吏，是辅佐君主施行教化的。责任有大小，根据各人的能力而定，就像各种器皿作用不同一样。饱食终日而又懒于做事，一定会天降大灾！所以我一天也不敢放下泥瓦刀去闲游。抹灰刷墙是容易掌握的技能，只要出力就行。又确实干出了成效，获得了报酬，虽劳累却心里无愧，我的心是安然的。体力活儿是容易通过强化劳动来取得成效的，而心就难以强行使它有才智了。用力的受人支配，用心的支配别人，也是应该的。我不过是选择那种容易做而又问心无愧的事来取得报酬。
“唉！我手拿瓦刀进出富贵人家干活已有多年了。有去过一次的，再一次去那里，已变成废墟了。有去过两次三次的，后来经过那里，也已变成废墟了。问他们的邻居，有的说：‘唉！坐牢杀头了！’有的说：‘主人死后，子孙们不能保住家业了。’有的说：‘主人死后家产充公了。’我从这些情况看到：这不就是那种光享受俸禄却怠忽职事而遭了天灾的事例吗？不就是勉强自己去干才智达不到的事，不选择自己才能与职务相称的工作去做的结果吗？不就是老干那于心有愧的事，明知做不到而硬要勉强去做的下场吗？还是由于富贵本来难以守住，而享受富贵的人功劳小而俸禄厚的缘故呢？或者是兴旺与衰败有一定时限，一去一来难以长久的原因呢？我心里怜惜他们，因此就选择力所能及的事来做。为富贵高兴，为贫贱忧愁，我哪里与别人不一样呢？”
又说：“功劳大的，他供养自己的物资就多。妻子儿女都靠自己养活，我能力弱而功劳小，没有妻子儿女也是可以的。再说我是劳力之人，如果成了家而力量不够，那么心就又要操劳了。一个人身负劳力与劳心两种责任，即使是圣人也难以做到。”
我开始听到这话不明白，接着根据他的言行再思量，他可能是一个贤人，大概是人们所说的“独善其身”的人。然而我要批评他，认为他为自己考虑得太多，为他人考虑太少。他莫非是位信奉杨朱学说的人？杨朱学说，不愿拔自己一根毫毛以利于天下。而此人认为有家是劳神费心，不愿花费一点心思来养活妻儿，难道还肯劳心去为别人服务吗？虽然这样，他比世上那些患得患失，为了满足个人生活中的欲望，贪图不义之财而不走正道并丧命的人，要强出许多。另外，他的话有许多可以警戒我的地方，因此我为他立传，自己从中借鉴。
讳辩
【题解】
李贺是唐代杰出的诗人，很有才华。二十一岁时被推选去考进士。他的父亲名晋肃，晋肃的“晋”与进士的“进”同音，嫉妒他的人扬言李贺考进士犯了他父亲的名讳，即没有避讳父亲的名字，因而不宜参加进士的考试。为此，韩愈特地写作本文替李贺辩护。本文先引律，后引经，再引国家之典，指出李贺举进士既不犯二名律，也不犯嫌名律。辩驳非常有力，语调也很幽默但后来李贺仍未能破除社会的偏见，还是被迫放弃了进士考试。
【原文】
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倡之，同然一辞皇甫湜曰[62]：“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律曰[63]：“二名不偏讳[64]。”释之者曰[65]：“谓若言‘徵’不称‘在’，言‘在不称‘徵’是也[66]。”律曰：“不讳嫌名[67]。”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 ’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68]。曾参之父名皙，曾子不讳“昔”[69]。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70]，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也[71]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72]，以为触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官宫妾。则是宦官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
【译文】
我写信给李贺，劝他参加进士考试。李贺已有点名气，准备考进士，与他争名的人攻击他，说：“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不参加进士考试是对的，劝他应试的人是不对的。”听了这话的人也不加分析考虑，随声附和，异口同声。皇甫湜对我说：“如果不把这件事说清楚，您与李贺将蒙受罪名。”我回答：“是这样。”
嫌名律规定：“两个字的名字不必对两个字都避讳。”解释律令的人说：“孔子的母亲名‘徵在’，讲到‘徵’字时不说‘在’字，讲到‘在’字时不说‘徵’字。”律令又说：“不避讳同音字。”解释的人说：“是指例如‘禹’字与‘雨’字，‘丘’字与‘ ’字这一类。”如今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李贺去参加进士考试，是犯了“二名律”呢，还是犯了“嫌名律”呢？父亲名叫晋肃，儿子就不能考进士；如果父亲名字叫“仁”，儿子就不能做人了吗？
避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创立礼法制度来教化天下的人，不就是周公、孔子吗？周公作诗不避讳父兄之名，孔子对母亲名字中的两个字并不同时避讳，《春秋》中对人名相近不避讳的情况也不加以讥讽。周康王姬钊的儿子，谥号为昭王。曾参的父亲名叫皙，曾参也不讳“昔”字。周朝有个人叫骐期，汉朝有个人叫杜度，像这种情况他们的儿子应如何去避讳？是避讳同音，连姓都改了呢？还是不避讳与名字同音的字呢？汉朝为避讳武帝刘彻的名字“彻”，就将“彻”改为“通”，但没听说他们将车辙的“辙”改成别的字为了避讳吕后的名字“雉”而把它改称“野鸡”，但没听说再将治理天下的“治”字改成别的字。现在的奏章和诏书，没有听到避讳“浒”“势”“秉”“机这几个字。只有宦官宫女们才不敢说“谕”字和“机”字，认为说了就是触犯了代宗与玄宗的名讳。君子谈话做事，应遵守什么礼法呢？现经过对律令的质询，对国家典章的稽考，李贺去考进士是可以呢，还是不可以呢？
凡是侍奉父母能如曾参那样的，就无可指责了。做人能够像周公、孔子也算是到顶点了。现今的读书人，不努力学习曾参、周公、孔子的品行，却在避讳父母名字这一点上要超过曾参、周公、孔子，足见他们的糊涂了。那周公孔子、曾参，终究是超越不了的。要在避讳上超越周公、孔子、曾参，就是在与宦官宫女攀比了。那么，这些宦官宫女对他们亲人的孝顺，还能胜过周公孔子、曾参吗？
争臣论
【题解】
本文从忠于封建帝王，维护封建统治出发，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采取敷衍应付态度的不良表现，用四问四答的形式，对阳城其人其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指出人们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忠于职守，不能敷衍塞责，得过且过。文章有的放矢，确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这是后话。
文题一本作《诤臣论》。诤臣，指能以直言规劝帝王的臣子。
【原文】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73]：“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74]。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75]？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76]。’《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77]。’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78]”。’夫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79]，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不变，何子过之深也？”
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80]，人之不乂[81]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82]，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83]。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84]，吾子其亦闻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85]。’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译文】
有人向我问起谏议大夫阳城，说：“此人可以算作有道德的人吗？他博学广识、见闻甚多，却不求出名。继承古人遗风，隐居在晋国边远乡野，那里的人，受他的道德熏陶而心性善良的已有几千人。有的大臣听后就推荐他，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人们都认为这是很荣耀的，而阳城脸无喜色。他任职五年了，看他的品德如同隐居时一样，难道他会因为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心志吗？”
我回答说：“这就是《易经》所说的‘长久地保持一种美德’，‘对男子来说却是坏事’。阳城哪能算得上是有道德的人呢？《易经·蛊》上九的爻辞说：‘不去侍奉王侯，使自己的行为高尚。’《易经·蹇》六二的爻辞却说：‘王臣不断直言进谏，并不是为了他自身的利益。’这就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一样，而所遵循的道德标准也不相同。如果像《易经·蛊》上九的爻辞所说，处于闲职无用的位子上，却要表现出公而忘私的节操；照《易经·蹇》六二的爻辞所说，处在大臣的地位，却以不侍奉君主的志向为高尚，那么，贸然求仕带来的灾患就会产生，旷废职守造成的责难就会兴起。这种志向不能去效法而他的过失最终是不可避免的。如今阳子在谏官位子上的时间不能说不长他对天下利弊得失的了解，不能算不熟悉，天子对待他不能说不重视，他却没说一句有关朝政的话。看朝政的得失，就像越国人看待秦国人的胖瘦一样毫不在意，无动于衷。问他官位，他就说：‘谏议大夫。’问他的俸禄，他就说‘与下大夫一样。’问他朝政，他却说：‘我不知道。’有道德的人，能是这个样吗？而且我听说：有官职的人，不称职则应辞去；有进言责任的人，不向君王提出规劝就要辞职。如今阳子认为自己尽了向君王进言的职责了吗？应该进言而不进言，与不进言而又不辞职，没有一种是对的。恐怕阳子是为俸禄做官的吧。古人说过：‘做官不是因为贫穷，但有时是因为贫穷。’指的就是为俸禄做官的人。他应该辞掉高位而担任卑职，放弃富贵而甘居贫贱，做做守门、打更一类的差事足够了。孔子曾当过仓库小吏，曾当过管畜牧的小吏也不敢玩忽职守，一定说：‘财物账目一定要核对准确才行。’一定说：‘使牛羊顺利成长才可以。’像阳子的官级俸禄，不算官小而钱少，这很明显了，而他这样做事，难道合适吗？”
有人说：“不，不是这样。阳子厌恶诽谤君主的人，厌恶做臣僚的去公开指责君主的过失而因此出名。因此他虽然规劝和评议，却不让人知道。《尚书》说‘你有好计良策，就进宫告诉你的君王，而在外面却附和着说：“这个好计良策都是由于我主的贤德圣明，才做出的。”’大概阳子的用心，正是如此。”
我回答说：“如果阳子的用心真是如此，那就更加让人迷惑了。进宫规劝君王，出来却不让别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们的事，不是阳子应该干的。阳子本是隐居于乡野的平民，君主赏识他的德行，把他选拔在这个职位上。官职既以谏议为名，实在应当有所作为以履行自己的职责，让天下人和后代子孙知道朝廷有直言刚正的臣子，天子有不滥加赏赐而又能从谏如流的美名这样，就可使山野隐士听到后羡慕，系了衣带，盘住头发，自愿到朝廷陈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使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传美名于千秋万代。如《尚书》所说的，那是大臣宰相们的事，不是阳子应该做的。而且阳子的用心不是让君临天下的圣上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吗？这是对君王不好的启发和诱导！”
有人说：“阳子不求出名而人们都知道他，不求任用而君王用了他，是不得已才做官的，又保持他的德行不变，为什么您那样苛刻地指责他呢？”
我说：“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都不是追求出名与当官的。他们忧虑时势不太平，百姓不安定，具有道德学问，不敢独善其身，一定要为天下人谋利益勤奋劳苦，到死方休。所以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孔子周游列国，席位都坐不暖；墨子奔走四方，家里烟囱都来不及烧黑。这两位圣人、一位贤人，难道不知道安闲自在是快乐的吗？实在是敬畏天命而又同情百姓的贫苦啊！上天授予人以智慧和才能，难道只是让他自己优裕有余？实在是想让他来补救天下的不足。耳目对于身体，耳管听，目管看，听清是非，看明安危，然后身体才能得以安康。圣贤，好像世人的耳目；世人，恰似圣贤的身体。如果阳子不是贤人，就应被贤者役使来侍奉上级；如果是贤人，那么就应该敬畏天命而同情人们的穷困，怎么能只贪图自己安闲自在呢？”
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想强加于人，厌恶那种攻讦别人以显示自己正直的人。像您这种说法，直率是够直率的了，不是有损于德且又浪费口舌吗？喜欢直言不讳来揭露人家的过失，这就是国武子在齐国被杀的原因，您大概也知道吧？”
我回答说：“君子担任职务，就要想到献身于这个职位；还未当官，就要想到修练文辞以阐明自己的主张。我要阐明的道理，不是为了显示正直而强加于人。国武子没有遇到善良的人，却喜欢在乱国中直言不讳，因此被杀。《国语》说：‘只有善人能接受直言规劝。’这是说他们听到规劝或批评的意见后能改正过失。你告诉我说：‘阳子可以算作一个有道德的人了。’阳子虽然现在还算不上有道德的人，难道他将来就不能成为善人了吗？”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题解】
韩愈在唐德宗贞元九年（793）中进士，以后又参加了礼部的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但一直没有得到官职。贞元十一年年初，韩愈连续三次给宰相上书求仕，都毫无结果。本文是第二封书信，因距写第一封信的时间为十九天，故题为《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文章首先陈述自己的窘迫之状，然后设喻取譬，用一般人在他人情势危急之时尚且不顾个人安危救人于水火，说明身居高位之人应动仁爱怜惜之心，解救穷困危难中的士子。接着借驳他人之言，说明是否提拔后进之士并不因时而异，人才任用的时机是身处高位的人提供的。全文紧扣“势”“时”二字着笔，步步深入；又善于设事立言语言婉曲而深沉。本文在客观上表现了当时统治集团不能举贤授能的社会现实但同时也表现出封建文人为求官禄而对上层统治者“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的丑态。
【原文】
二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86]，谨再拜言相公阁下：
向上书及所著文后，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惧不敢逃遁，不知所为乃复敢自纳于不测之诛[87]，以求毕其说，而请命于左右。
愈闻之，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呼而望之也。将有介于其侧者，虽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大其声，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于其侧者，闻其声而见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往而全之也。虽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也。若是者何哉？其势诚急，而其情诚可悲也。
愈之强学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险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穷饿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声而疾呼矣，阁下其亦闻而见之矣。其将往而全之欤？抑将安而不救欤？有来言于阁下者曰：“有观溺于水而爇于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终莫之救也。”阁下且以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动心者也。
或谓愈：“子言则然矣，宰相则知子矣，如时不可何？”愈窃谓之不知言者诚其材能不足当吾贤相之举耳。若所谓时者，固在上位者之为耳，非天之所为也。前五六年时，宰相荐闻，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与今岂异时哉？且今节度观察使及防御、营田诸小使等，尚得自举判官，无间于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进人者，或取于盗[88]，或举于管库[89]；今布衣虽贱，犹足以方于此。情隘辞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怜焉。
愈再拜。
【译文】
二月十六日，前科乡贡进士韩愈，恭敬地再次拜伏进言于相公阁下：
前些日子曾向您呈上书信和所做的文章，等了十九天，还没等到您的赐复。我心中惶恐不安却不敢逃避，不知该怎么办。便再次甘冒不可预料的责备，以求得能充分陈述我的意见，而恳请阁下指教。
我听说，陷水火之灾的人向人呼救时，不只是因为别人和自己有父母、兄弟、子女般的慈爱之情，才呼唤并盼望他们来救助。如果有人就在旁边，哪怕是自己憎恶和怨恨的人，只要这人还不至于希望自己死去，就会向他大声疾呼，希望那人发善心来救援。那个在他旁边不远处的人，听见这声音，看见这情况，也并不考虑他是否和自己有父母、兄弟、子女般的慈爱之情，然后才前去救他。即使他对呼救的人心存憎恶和怨恨，只要还不至于希望他死去，就会一口气飞奔过去，哪怕湿了手足，烧焦毛发，也救出他来而不会推辞。这样做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呼救的人的处境实在危急，他的情况实在可怜啊！
我勤奋好学、身体力行已经多年了。我没有考虑道路的艰险和平坦，一直前进不息，以至于陷于穷愁饥饿的水深火热之中，处境既危险又急迫，只好大声疾呼，您也许听到和看到了。您是前来救助我呢，还是坐视不救呢？有人对您说：“有人看到别人被水淹或被火烧，他有救的办法却终于不去救。”您认为这人是仁人君子吗？如果认为不是，那么，像我这种情况，仁人君子也该动心了吧。
有人对我说：“你的话是对的，宰相是了解你的，只是时机不成熟，有什么办法呢？”我认为那些言论不被宰相所了解和赏识的人，是他的才能不值得我们贤相的荐举罢了。至于所谓时机，本来就是身处高位的人提供的，不是上天造成的。五六年前，因为宰相的荐举，尚且有从平民百姓中提拔的人，那时与现今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况且现在的节度使、观察使及防御使、营田使等各种小使，尚可自选判官，不论是做过官还是没做过官的都同等对待，何况是宰相，我们君主所尊敬的人，怎么能说不行呢？古代推荐人才，有的从盗贼中选取，有的从库管员中选拔，现在我这个平民虽然身份低微，还是足与这些人相比的。我心情郁塞，言辞急切，不知写些什么好，只是祈求您稍加怜惜垂顾罢了。
韩愈再拜。
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题解】
此书是韩愈三上宰相书的第三封。与前封书信比，虽然同是出自求荐的动机，但文辞内容与表现手法多有不同。前者自诉穷困以求“垂怜”，重在以情动人；此信则引典析理以求“垂察”，重在以理服人。立意的角度从作者个人的利益得失转变为朝廷用人的得与失，把宰相对待他上书的态度提到是否重视人才的高度。信的第一段赞颂周公“吐哺握发”、求贤若渴这一正面典范第二段将今之宰相与古之周公的两种用心对比，以显示出宰相的错误态度；第三段从当时情况与古代情况、自己的行为与隐士的作风的两相比较中，说明自己反复上书是缘于“忧天下之心”。
【原文】
三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言相公阁下：
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当是时，天下之贤才，皆已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风俗皆已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征嘉瑞[90]，麟凤龟龙之属[91]，皆已备至。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凭叔父之亲，其所辅理承化之功，又尽章章如是。其所求进见之士，岂复有贤于周公者哉？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岂复有贤于时百执事者哉[92]？岂复有所计议、能补于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闻见，思虑有所未及，以负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设使其时辅理承化之功，未尽章章如是，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则将不暇食与沐矣，岂特吐哺握发为勤而止哉？维其如是，故于今颂成王之德，而称周公之功不衰。
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天下之贤才，岂尽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岂尽除去？四海岂尽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岂尽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岂尽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岂尽修理？风俗岂尽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霑被者，岂尽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岂尽备至？其所求进见之士，虽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于百执事，岂尽出其下哉？其所称说，岂尽无所补哉？今虽不能如周公吐哺握发，亦宜引而进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
愈之待命，四十余日矣。书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93]。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复有周公之说焉。阁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故出疆必载质[94]。然所以重于自进者，以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于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书亟上[95]，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焉。宁独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贤之门下是惧。亦惟少垂察焉！渎冒威尊[96]，惶恐无已。
愈再拜。
【译文】
三月十六日，前科乡贡进士韩愈，恭敬地再次拜伏进言于相公阁下：
我听说周公担任宰相时，他急于会见贤良之士，吃一顿饭要多次吐出口中食物，洗一次头要多次用手把解开的头发挽住。那时，天下的贤士良才都已被选拔任用；奸诈邪恶、搬弄是非、巧言谄媚、背信弃义之徒，全都已被清除；天下太平无事；边远的少数民族都已归顺纳贡；天灾人祸，昆虫草木的各种妖异现象，都已销声匿迹；天下称为礼仪、音乐、刑法、政令等教化人的制度，都已整治齐备；风俗已朴实淳厚；动物植物，受到风雨霜露滋润养育的，都已各得其宜；吉祥的征兆，如麟、凤、龟、龙之类，都已出现。而周公以圣人的才智，靠着身为天子叔父的亲情关系，辅佐天子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的功绩，又都这样显著，那些请求进见的人，难道贤明有超过周公的吗？不仅不能超过周公，难道还有比当时的百官更贤能的吗？难道还有计谋与建议能补益于周公教化的吗？然而周公求贤是这样急迫，只担心有看不见、听不到的，思虑有不周全的，以致辜负了周成王托付他治理国家的心意，失去天下人心。像周公的用心，假设那时辅佐天子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的功绩，没有这样显著，而且也没有圣人的才智又无天子叔父这种亲情关系，那么将会连吃饭、洗头都没时间了，怎么只是吐哺握发这样勤勉就够了呢？正因为他这样，所以人们至今颂扬周成王的德行同时称赞周公的功德而没有停止。
现在您任宰相也与周公的地位相近。天下的贤才，难道全已选用？奸诈邪恶、搬弄是非、巧言谄媚、背信弃义的人，难道都已清除？天下难道已太平无事？边远的少数民族，难道都已归顺纳贡？天灾人祸，昆虫草木的各种妖异现象，难道都已消灭？天下称为礼仪、音乐、刑法、政令等教化人的制度，难道都已整治齐备？风俗难道已经朴实淳厚？动物植物，受着风雨霜露滋润养育的难道都已各得其宜？美好的征兆，如麟、凤、龟、龙之类，难道都已出现？那些请求进见的人，虽不指望他们有您这样的盛德，但与那些朝廷百官相比，难道他们的才德都在百官之下吗？他们提出的计谋建议，难道对朝廷没有一点补益吗？如今您虽不能像周公那样吐哺握发，也应当召见并举荐他们，考察他们的才能然后决定去留，不应沉默不语。
我等着您的回音已有四十多天了。信一再呈上，可心愿不被您理解。多次登门，都被看门的人挡住。只因我生性愚鲁，不知识趣地离开，所以又有了一通关于周公的议论。希望您能明察。古代的读书人，三个月不出任官职就要互相慰勉，所以出国界一定要带上见面的礼物。但是他们之所以看重自我推荐是因为他们如果在周朝不被任用，便前往鲁国；如果在鲁国不被任用，就前往齐国；如果在齐国不被任用，就前往宋国，前往郑国，前往秦国，前往楚国。现今天下只有一个君主，四海之内只是一个国家，离开这里就是少数民族的土地也就离开故国了。因此读书人坚持自己抱负的，如果不能得志于朝廷，就只能隐居山林了。山林，是读书人中那些独善其身、注重自我修养、不为天下人忧的人才能安居的。如有忧虑天下的心思，就不能安居了。因此我多次自我推荐而不感到羞愧，屡次奉上书信，多次登门求见而不知停止。又哪里能仅仅这样罢了，我还惴惴不安地担心不能出自您的门下。也希望您稍微地俯身留心察看！亵渎冒犯了您的威望和尊贵，惶恐不安。韩愈再拜。
与于襄阳书
【题解】
于襄阳，即于頔（dí），贞元十四年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守襄阳，是很受唐德宗李适器重的地方大军阀。韩愈为求仕进，曾两次上书于頔，此为第一篇，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即801年）。信的首段言“先达”与“后进”必须互相依赖；次段分析二者不能“相须”的原因；末段希望于頔做个名副其实的“先达”，能赏识提拔自己。信中多有无聊吹捧之辞，气格不高，后世较耿介的封建文人如欧阳修、顾炎武等对此都有所批评。
【原文】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97]，谨奉书尚书阁下：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98]，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岂上之人无可援，下之人无可推欤？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未尝干之，不可谓上无其人；未尝求之，不可谓下无其人。愈之诵此言久矣，未尝敢以闻于人。
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岂愈所谓其人哉！抑未闻后进之士，有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者。岂求之而未得邪？将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邪？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
愈虽不材，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古人有言：“请自隗始[99]。”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100]，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焉。”则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龊龊者，既不足以语之；磊落奇伟之人，又不能听焉。则信乎命之穷也！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如赐览观，亦足知其志之所存。
愈恐惧再拜。
【译文】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恭敬地将此信呈送尚书阁下：
读书人能享有盛名、显耀于当世的，无一不是靠德行高、学问深的知名前辈和有广泛声望的人为他做先导。读书人能够流传美名、照耀后世的，也无一不是依靠杰出的后辈、有广泛声望的人来做他的后继之人。如果没有人做先导，后辈即使才华横溢也不能彰明；如果没有人做后继之人，前辈即使声名显赫也不能流芳百世。这两种人，未曾不互相等待，然而千百年才相逢一次。难道是上面没有可以施以援手的人，下面没有可以举荐的人吗？为什么他们互相期待如此殷切，而相互知遇的机会又如此稀少呢？其原因是下面的人恃才傲物而不肯奉迎上司，上面的人自恃尊贵而不肯顾怜属下。所以才高者往往郁郁而不得志，位尊者无显赫的声名。这两种人的做法都不对。未曾去拜谒，就不能说上面没有可托付的人；未曾去搜求贤才，就不能说下面没有值得推荐的人。我念叨这样的话已经很久了，却从不敢冒昧地说给别人听。
从侧面了解到您具有稀世之才能，人品独特而行为出众，遵儒家正道而处世务实，进退不随世俗，文治武备之道只有您能自如运用。莫非我说的那先达之士就是您吗？可是还没有听说有为您所赏识的后辈受到您的礼遇。难道是搜求而未得吗？还是您立志于建功立业，而办事专注以报答君主，即使遇到那样的贤士，也没空闲对他以礼相待呢？为什么本该听到您提携后辈的事却长久没有听到呢？
我虽才能平庸，但对自己的要求却不敢低于一般人。阁下是不是想求贤士而没有找到？古人曾这样说：“请从我郭隗开始吧！”我现在每天为衣食住行和雇用人的费用着急，这些不过花费您一顿早饭的费用就够了。如果您说：“我立志于建功立业，而办事专心以报答君主，即使遇到这样的人才，也没空闲以礼相待。”这就不是我敢于理解赞同的了。世上那些气量狭小的人，不值得向他们谈论这些；而刚直高尚的人，又听不见我的话。那么我命中注定穷困是无疑的了。谨此献上过去所写的文章一十八篇，如蒙赐阅，也就足以了解我的志向所在。
韩愈惶恐地再次拜礼。
与陈给事书
【题解】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冬，韩愈被贬为阳山县令。他在离京之前，给新迁给事中的陈京写了这封信。信的首段陈述首次谒见后不得复见的缘由；次段陈说去年两次进见后不敢复见的原因；末段反省检讨、自责谢罪以求再度获见。全信围绕一个“见”字落笔，历叙几次进见的情况，就陈给事态度的冷热变化诉说自己的苦衷，请求对方谅解。这篇文章从侧面反映出封建官场等级森严、奔竞成风的陋习和地位低微的小官仰人鼻息、承人颜色的艰难处境。
给事，官名，即给事中。唐代的给事中是中央机构门下省的重要官员，仅次于门下省的长官侍中和副长官侍郎，掌管驳正政令之违失。陈给事，名京，字庆复。
【原文】
韩愈再拜：
愈之获见于阁下有年矣。始者亦尝辱一言之誉。贫贱也，衣食于奔走，不得朝夕继见[101]。其后，阁下位益尊，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102]。夫位益尊，则贱者日隔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则爱博而情不专。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则贤者不与；文日益有名，则同进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专之望以不与者之心，而听忌者之说，由是阁下之庭，无愈之迹矣。
去年春，亦尝一进谒于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103]；属乎其言[104]若闵其穷也[105]。退而喜也，以告于人。其后，如东京取妻子[106]，又不得朝夕继见。及其还也，亦尝一进谒于左右矣。邈乎其容[107]，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108]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惧也，不敢复进。
今则释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来之不继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诛[109]，无所逃避。不敢遂进，辄自疏其所以，并献近所为《复志赋》以下十首为一卷，卷有标轴[110]。《送孟郊序》一首[111]，生纸写[112]，不加装饰，皆有揩字、注字处[113]，急于自解而谢，不能竢更写[114]。阁下取其意，而略其礼可也。
愈恐惧再拜。
【译文】
韩愈再次拜礼。
我认识阁下已经好几年了。开始时也曾经得到您的赞扬。因我贫贱，为了谋生而东奔西走，不能早晚连续拜见您。此后阁下的地位越来越高，守候在您门前的人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高，那么与贫贱的人就会日益隔绝；守候在您门前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您所喜爱的人多了，情意也就不专注了。我的品德修养没有多大进步，文章却日益出名，道德方面没有加强，那么贤人就不会赏识我；文名越来越高，那么同进的人便会妒忌。您我开始因为不经常见面而疏远，后来又加上您的感情不能专注，您又带着不再赏识我的态度，加上听信妒忌我的那些人的谗言，这样阁下的门庭就慢慢没有我的足迹了。
去年春天，我也曾拜见过您一次，您面容和蔼可亲，好像对待新交的朋友；说话连续不断，似乎很同情我的困窘处境。我回来后十分高兴，便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别人。后来我到东京洛阳接家眷，又不能天天去拜访您。等从洛阳回来，也曾拜见过您一次。您表情冷漠，似乎不体谅我的隐衷；话语不多，好像不领受我的情意。我回来后十分不安，不敢再来拜见您了。
如今我恍然大悟，马上懊悔地对自己说：冷淡，那是生气我不经常去拜望您；沉默，正是暗示了这种意思。您对我生性迟钝的责备，我是没有地方可逃避了。因此，不敢贸然去拜见，于是特呈此信申述情由，并呈献上近来写的《复志赋》等十篇诗文，编为一卷，卷轴上都有标记。《送孟郊序》一篇，是用生纸写的，未加装饰，都有涂抹与加字的地方，因为急于解释误会并致歉意，所以未来得及重新抄写清整。阁下领我心意，不计较我的礼节不周，我便心满意足了。
韩愈诚惶诚恐地再一次拜礼。
应科目时与人书
【题解】
本篇题一作《应科目时与韦舍人书》，是贞元九年（793）韩愈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时写给当权者的一封信，目的是希望身居上位者“怜察之”。文章以水中“怪物”为喻，表现了一个怀才不遇之士的困窘、忧愤和渴望有人救助、一展才能的急切心情。虽为请托求荐，但作者态度不卑不亢，很有分寸。
【原文】
月日，愈再拜：
天池之滨[115]，大江之[116]，曰有怪物焉，盖非常鳞凡介之品汇匹俦也[117]其得水，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其不及水，盖寻常尺寸之间耳[118]。无高山、大陵、旷途、绝险为之关隔也，然其穷涸，不能自致乎水，为?獭之笑者[119]盖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穷而运转之，盖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也。然是物也，负其异于众也，且曰：“烂死于沙泥，吾宁乐之。若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视之若无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
今又有有力者当其前矣。聊试仰首一鸣号焉，庸讵知有力者不哀其穷[120]而忘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而转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鸣号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实有类于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说焉。阁下其亦怜察之。
【译文】
某月某日，韩愈再拜：
在南海之畔，长江的岸边，传说有一种怪物，它不是平常生鳞长甲的水生动物所能相比的。如果它得到水，就能兴风作雨，在天空上下翻飞毫无困难。如果它得不到水，便只能在尺寸见方之间活动了。就算没有高山、大陵、远途险碍的阻隔，它却困于干涸之处，不能使自己抵达有水的地方，被小小的水獭所嘲笑，这是非常可能的。如果有一个有力量的人，同情它的困境而把它运到水里，只是一举手一抬脚的功夫罢了。可是这个怪物，自负于自己的与众不同，还说：“烂死在泥沙中，我甘愿这样。像那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的样子，不是我的志向。”所以有力量的人遇到它，虽常见却像没看见一样。它是死是活，根本不能预料。
现在，又有个有力量的人出现在它面前，它姑且抬头大喊一声，哪里知道有力量的人一定不会哀怜它的困境，而忘记一举手一抬脚的辛劳，就将它转送到清水中去呢？有力量的人哀怜它，是命运安排的；不哀怜它，也是命运安排的。明知道这都由命运决定，仍要大喊呼叫，这也算是命运安排吧。我现在确有与这个怪物处境相似之处，因此，不顾自己粗疏愚鲁的过失，说了这么多话。请阁下怜惜和体察我。
送孟东野序
【题解】
孟郊字东野，与韩愈为忘年之交。孟郊一生穷愁潦倒，屡试不第。46岁始中进士，50岁时才被任为溧阳县尉，颇感郁郁不得志。在好友即将就道赴任之时，韩愈特写此文以示劝勉和宽慰，文中充满了对孟郊的同情和对当权者的不满。
这是一篇赠别朋友的序文，也是一篇著名的文论。全篇以“物不得其平则鸣立论，由物及人，从古到今，用一系列自然和社会现象论证一切文章多为“不平则鸣”的产物，揭示并强调了文学作品与社会时代的密切关系。文中虽有不合于科学之处，但其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很有价值，在文学批评史上有重要地位。
【原文】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121]，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唐、虞、咎陶、禹[122]，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123]又自假于《韶》以鸣[124]。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125]。伊尹鸣殷[126]，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127]：“天将以夫子为木铎[128]。”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129]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130]，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131]，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驰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132]，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133]。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134]。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译文】
大凡物体不能平稳时就会发出鸣声。草木无声，风摇动它就发出声音；水无声，风吹动使它激荡发出声音。水跃波浪是因为有东西阻挡了它，水流湍急是因为有东西堵塞了它，水沸腾是因为火在烧它。金钟石磬无声，有人敲击它才发出声音。人们说话也是这样，心中有不平之事而后才说出来，唱歌是为了寄托情思，哭泣是为了怀念。一切出口而成为声音的，也许是心中都有所不平吧！
音乐，是人们郁结在心中的情感向外发泄而成的，它选择善于发音的物体来表现。钟、磬、琴瑟、箫管、笙、埙、鼓、柷敔等八种乐器，是器物中善于发出声音的。自然界对时令的更替也是这样，它常常选择那些善于发出声音的事物，借助它们来表现。所以鸟儿鸣春，雷声示夏，虫声唤秋，风声号冬。四季的推移变化，必定是因为有所不平这个原因吧！
这一点对人类也是同样的。人的声音之精华是语言，文辞对于语言来说又是它的精华了，特别要选择那些善于文辞的人来表达。在唐尧、虞舜时代咎陶、大禹是最善于表达的人，便以他们为时代的喉舌。夔不能用文辞来表达思想，就创制《韶》乐，借助于它来表达情感。夏朝时，太康的五个弟弟用他们的歌声来表达思想。伊尹表达了殷商王朝的兴盛。周公的著作表达了周王朝的昌明。凡是记载在《诗》《书》等六经中的著述，都是文辞最好的周朝衰败的时候，孔子那一班人发出呼喊之声，那声音洪大而悠远。《论语中说：“上天要把孔子当作宣传教化的木铎。”这难道不是真实可信的吗？周朝末年，庄周用他的汪洋恣肆、夸张比喻的言辞来表现自己的时代。楚，是一个大国，到灭亡的时候，以屈原作《楚辞》来哀痛国破家亡的惨景。臧孙辰、孟轲、荀卿等人是用学说来表达的。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这些人，都是以自己的学术主张来表达的。秦朝的兴盛，李斯用言辞来表现它。汉朝的时候，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是特别善于文辞的人。汉代以后的魏、晋两代文辞虽然比不上古代，但也从来没有间断过。就其中优秀的来看，他们的声音清淡而浮夸，他们的节奏繁杂而急促，他们的文辞轻浮而哀怨，他们的思想空虚而放纵，他们的言论文章杂乱而没有章法。可能是老天爷认为他们的德行丑陋而不肯照顾他们吧。为什么不让那些善于表达的人出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呢？
唐朝统治天下以后，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都以他们的才华来表达心声。那些活在世上而地位低下的人中，孟郊孟东野开始以他的诗鸣响于世。他的诗高出魏、晋人的水平，有些无懈可击的作品已经赶上古人的水平，其他的作品也逐渐接近汉代人的水平了。跟我交游的人李翱和张籍是其中突出的。这三人的文辞确实是有水平的。但不知道上天欲使他们的声音和谐，以便让他们鸣国家的兴盛呢，还是要使他们的身体遭到贫穷饥饿的折磨，使他们的内心蒙受忧愁苦恼的煎熬，让他们鸣自己的不幸呢？三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上天的手里。那么，如果他们身居高位，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如果屈居下层，又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呢？东野这次到江南去任职，心中好像有解不开的郁结，因此我讲了这些命运取决于天意的话来安慰他。
送李愿归盘谷序
【题解】
友人李愿“不遇于时”，欲往盘谷隐居，韩愈赞赏其不羡利禄、洁身自爱的高尚行为，特作此文以送之。文章首段写朋友将往之地——盘谷的地名由来；中间三段对比三种人的生活，揭示李愿归隐山林的缘由；末段歌赞隐居之乐以示鼓励。中间三段为文章主体，作者借李愿之口行文，对声势显赫、穷奢极欲的达官贵人作了辛辣嘲讽，对热衷于功名利禄、投机钻营的无耻之徒作了无情鞭挞，对怀才不遇而退隐山林的高洁之士予以由衷赞美，表现了作者对黑暗官场的强烈不满和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
【原文】
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或曰：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135]，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136]。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畯满前[137]，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138]；钓于水，鲜可食[139]。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趦趄，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盘之中[140]，维子之宫[141]盘之土，可以稼；盘之泉，可濯可沿；盘之阻[142]，谁争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缭而曲，如往而复。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饮且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
【译文】
太行山南面有个盘谷。盘谷之中，水甘土肥，草木繁茂，居民稀少。有人说：“因为它环绕于两山之间，所以叫作盘。”又有人说：“此处之所以叫盘谷，是因为深幽而地势险阻，是隐士们居留盘旋的地方。”我的朋友李愿就住在这里。
李愿的话是这么说的：“人们称之为大丈夫的人，我了解他们。布施给他人利益和恩泽，显赫的名声在当代传扬。身处朝廷，升降百官而辅佐天子发号施令。他奉命外出，就旌旗高树，排列弓箭仪仗，武士在前面吆喝开路，随从的人填满了道路，负责供给服侍的人，各自拿着物品，在道路两旁来回奔跑。他们高兴时就随意赏赐，发怒时任情处罚。有才能的人聚集在他们周围，谈古论今赞扬他们的美德，让对方听起来很入耳而不会觉得厌烦。那些有弯弯的眉毛、丰腴的面颊、清脆的声音、轻盈的体态、秀美的外貌、聪明的头脑的美女，飘动着薄薄的衣襟、拖曳着长长的衣袖，浓妆艳抹，在一排排的后室中悠闲地居住着，她们妒忌被宠幸的人，各自倚仗自己的才貌，争娇斗艳以博取主人的怜爱。这就是得到皇上重用，在当代掌有大权的大丈夫的所作所为啊。我不是讨厌这些而逃避它，只是命中注定不能侥幸地得到啊。
“处境穷困而隐居于山野，登上高山眺望远处，坐在茂密的林木中悠闲度日，用清水沐浴来保持自身的清洁。去山上采摘，果蔬甘美能吃；到水边垂钓，鱼虾鲜美可口。起居没有定时，只求舒适安逸。与其当面被称赞，倒不如背后不受毁谤；与其形体享受欢乐，倒不如心中无忧无虑。赏赐不会来，罪罚也没有，治乱不关心，官吏升降不去问，这就是当代不得志的大丈夫的作为，我便是这样做的。
“去公卿门下侍候，在通往权势的路上奔忙，脚欲进而不行，口欲说却吞吐，处于污秽环境之中却不觉得耻辱，触犯了刑法就遭杀戮，求侥幸于万一，直到老死为止。他们的为人处事，是贤明呢，还是不贤明呢？”
昌黎韩愈听了他的话认为十分豪壮，向他斟酒作歌：“盘谷之中，是你的居室；盘谷的土地，可以耕种；盘谷的清泉，可以洗浴游赏；盘谷地势险阻，谁来争夺你的住处？盘谷幽静深远，广阔而宽容，迂回而曲折，行人将要前行，却好像又绕回原处。啊！这盘谷的乐趣，真是无穷无尽。虎豹远逃啊，蛟龙逃遁躲藏；鬼神守护啊，没有灾殃；有饮有食啊，长寿健康。没有不满足的啊，还有什么奢望？保养好我的车子啊，喂好我的马，随你去盘谷啊，让我终生在这里悠闲游赏。”
送董邵南序
【题解】
本篇约写于唐宪宗元和初年，题亦作《送董邵南游河北序》。董邵南，寿州安丰（今安徽寿县西南）人，与韩愈交谊甚厚。因举进士多次落第而抑郁不得志，将要赴河北一带寻找出路。当时割据河北的藩镇正招纳士人增强实力以抗拒朝廷。韩愈既对董生“连不得志于有司”的遭遇抱有深切同情，而又担心他误入歧途、助长藩镇势力，所以对董生往游河北，按情不能不送，按理却不能不劝文章首段慰勉董生，说此去必有机遇；次段笔锋一转，说此去是否有好机遇还不一定；末段借临别嘱托表明：有才能之士应出来为“天子”效力而不应归依藩镇全篇隐含规劝之意，看似送之，实则留之；名为送行，实则劝阻。话外有音，言外传意，极为委婉含蓄。
【原文】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143]。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144]！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145]董生勉乎哉！
吾因之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146]，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147]？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译文】
燕赵一带自古就传说有许多感慨悲歌的豪侠之士。董生考进士，接连没有被主考官选中，只好怀着杰出的才能，郁郁不乐地到燕赵这个地方去，我预料他在那里一定会有比较好的际遇。董生得努力呀！
像你这样怀才不遇，只要是仰慕正义、力行仁德的人都会同情爱怜你。何况燕赵侠义之人本来就具有慷慨豪放的性格呢！然而我曾经听说社会风俗是随着教化而发展变化的，我怎么能料到那里的社会风俗现今与古代所说的没有差异呢？暂且以你这次的出行遭际来验证吧。董生再努力呀！
我对你的出行不禁有所感慨。请你替我吊祭望诸君乐毅的坟墓，并到那儿的市镇上去观察观察，还有没有从前那隐没于屠夫中的豪侠壮士呢？替我向他们恳切致意：“圣明的天子在位，可以出来任职了！”
送杨少尹序
【题解】
这是韩愈为送同僚杨巨源告老还乡而写的一篇赠序。文章先宕开笔墨叙述西汉广、受二贤告老辞官时，百官送行、路人泣下的故事，紧接着把杨巨源辞职还乡、公卿送别的情景与二贤的故事具体比较，以突出杨老品德之美，同样受人敬重；末段说杨先生如此乡情浓重、至老不忘家乡，必将受到乡人的景仰。反复咏叹之中，可见作者无限的惜别、仰慕、赞叹之情。
【原文】
昔疏广、受二子[148]，以年老，一朝辞位而去。于时公卿设供张[149]，祖道都门外[150]，车数百两[151]。道路观者，多叹息泣下，共言其贤。汉史既传其事，而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
国子司业杨君巨源，方以能《诗》训后进，一旦以年满七十，亦白丞相去归其乡。世常说古今人不相及，今杨与二疏，其意岂异也？
予忝在公卿后[152]，遇病不能出。不知杨侯去时，城门外送者几人、车几两马几匹，道边观者亦有叹息知其为贤与否？而太史氏又能张大其事，为传继二疏踪迹否？不落莫否？见今世无工画者，而画与不画，固不论也。然吾闻杨侯之去丞相有爱而惜之者，白以为其都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劝之，京师之长于诗者，亦属而和之。又不知当时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杨侯始冠[153]，举于其乡，歌《鹿鸣而来也[154]。今之归，指其树曰：“某树吾先人之所种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时所钓游也。”乡人莫不加敬，诫子孙以杨侯不去其乡为法。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
【译文】
从前疏广、疏受二位先生，因为年老，就在某一天一同辞官离开朝廷。当时朝廷官员陈设帷帐，在京城门外为他们设宴饯行，送行的车有数百辆。路两旁观看的人，多为他们叹息流泪，无不称颂他们的贤德。汉朝的史书已经记载了他们的事迹，后世擅长绘画的人，又把当时的情景画成了画像，时至今日还那么光彩照人，清清楚楚，仿佛前天发生的事。
国子监司业杨巨源，起先以他精通的《诗》学在国子监教授学生，年纪一满七十，也禀白丞相离职回故乡。世人常说今人与古人不能相提并论，现在杨巨源与疏氏叔侄相比，他们去官的心意难道有什么不同吗？
我很惭愧地排列在公卿之后，正赶上生病不能出去送行。不知杨少尹离京的时候，城门外送行的有多少人、多少辆车、多少匹马？路两旁的观看者，是不是也有人为他的贤德赞叹？史官是不是也能广泛宣扬这件事，为他立传以接续二疏的事迹，不让他冷落寂寞？现在世上没有擅长绘画的人，而画还是不画，姑且不必管它。但我听说杨少尹离京的时候，宰相有表示赏识和惋惜他的意思，奏明圣上任命他为故乡河中府的少尹，不中断他的俸禄。宰相还写诗来慰勉他，京城里擅长写诗的人，也作诗应和宰相。也不知道古时二疏离京归乡时，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古人与今人究竟相同还是不同，我不得而知。
中古时的士大夫，是以官为家的，一旦罢官，就无归宿之处。杨侯刚成年，就通过乡试中举，乡亲们歌唱《鹿鸣》诗欢送他来京。现在他回到故乡，指着乡间的树说：“这棵树是我的先人种的，这条溪流、那座小山，是我童年时钓鱼、玩耍的地方。”家乡的人没有不对他表示尊敬的，而且告诫子孙要以杨侯不舍故土的美德为楷模。古人所说的“乡先生”，死后能够进入宗祠享受祭供的，大概是指杨侯这样的人吧！大概是指杨侯这样的人吧！
送石处士序
【题解】
石处士，名洪，字浚川，洛阳人。曾任黄州录事参军，后退居洛阳十年不仕。与温造同有隐士名，因其居洛水之北，故称“水北山人”。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应河阳军节度使乌重胤的聘请，任节度参谋本文即为送石洪赴任而写。文章前半部分记叙乌公和从呈的对话，通过几问几答，表现出石洪的品德才学；后半部分写饯别宴席上东都士人的祝词和石洪的答词，实际上是韩愈对乌重胤和石洪的期望。本文主旨是宣扬选用贤才，并鼓励贤才“以道自任”，为国出力。
【原文】
河阳军节度、御史大夫乌公[155]，为节度之三月，求士于从事之贤者。有荐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间[156]，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饭一盂、蔬一盘。人与之钱，则辞；请与出游，未尝以事免劝之仕，不应。坐一室，左右图书。与之语道理，辨古今事当否，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157]，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158]；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159]。”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无求于人，其肯为某来邪？”从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为国，不私于家。方今寇聚于恒师环其疆，农不耕收，财粟殚亡。吾所处地，归输之途，治法征谋，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义请而强委重焉，其何说之辞？”于是撰书词，具马币，卜日以受使者，求先生之庐而请焉。
先生不告于妻子，不谋于朋友，冠带出见客，拜受书礼于门内。宵则沐浴戒行李，载书册，问道所由，告行于常所来往。晨则毕至，张上东门外[160]。酒三行[161]，且起，有执爵而言者曰[162]：“大夫真能以义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决去就[163]。为先生别。”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处何常？惟义之归。遂以为先生寿。”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无变其初，无务富其家而饥其师，无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无昧于谄言，惟先生是听。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宠命。”又祝曰：“使先生无图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图。”先生起拜祝辞曰：“敢不敬早夜以求从祝规[164]！”于是东都之人士咸知大夫与先生果能相与以有成也[165]。遂各为歌诗六韵[166]，遣愈为之序云。
【译文】
河阳军节度使、御史大夫乌公，任节度使职务的第三个月，向属僚中的贤者访求人才。有人推荐了石先生。乌公问：“石先生怎么样？”回答说：“石先生隐居于嵩、邙两山和瀍、谷两水之间，冬天穿一身皮衣，夏天穿一身葛服，早晨、晚上都是一碗饭、一盘蔬菜。别人送他钱，他坚辞不受；请他出游，从来不因为别的事情而失约；劝他出来做官，他不肯答应。独坐一室，室内摆满了图书。同他议论道理，分析古今事情的得与失，评论人物的高下，预卜事情的成败，他讲话好像黄河决堤向东奔流直下那样滔滔不绝；又好像四马拉着轻车在熟路上奔驶，而且是王良和造父这样的高手驾驭；又好像用烛光照、用数理算、用龟甲占卜那样准确而富有预见性。”乌大夫问道：“石先生志在隐居终老，对他人没有什么期求，难道他愿意为了我而出来吗？”幕僚答道：“大夫您有文才武略而且忠义孝敬，是为国求贤，不是为私利。现在叛贼集结在恒州，大军部署在边境，农民无法耕种收获，钱粮都快用完了。我们所处的地方，是输送军需粮草的要道，治理的办法与征讨的计谋，都应当有出谋划策的人。石先生又仁德又勇猛，如能以大义去请而且竭力委以重任，他有什么理由推辞呢？”于是写了礼聘的书信，备了马匹与礼物，选了吉日交给使者，寻访石先生的住处，恳请他出山。
石先生没有将这事告诉妻子儿女，也没跟朋友商量，就戴帽更衣出来会见客人，在家中恭敬地接受了聘书和礼物。当晚就洗澡，整理好行李，装了书籍，问清道路怎么走，这才到经常往来的亲友处告别。第二天早晨，亲友们都来到东门外，设宴为他饯行。酒过三巡，石先生就要动身，有一人手持酒杯说：“乌大夫真正能以大义选拔人才，石先生真正能够以大义作为自己的使命来决定去留。这杯酒为先生送行。”又有人斟酒祝愿说：“隐居或做官没有定规，只要以大义为目标就行。就以这杯酒祝先生长寿。”又有人斟酒祝愿说：“希望乌大夫永远不要改变他的初衷，不要做使自己家里富裕而让将士挨饿的事情，也不要内心喜欢花言巧语的人，而外表上假装敬重正直的人，不要被谗言迷惑，只愿他听从石先生的话，以便建功立业，保持住天子恩赐的光荣使命。”又有人祝愿说：“希望石先生不要从乌大夫那里谋取私利，有方便自己的打算。”石先生站起来拜谢说：“我怎敢不时时刻刻勉励自己，按照诸位祝愿和规劝的话去做呢？”由此，洛阳的人都预见到乌大夫和石先生一定能相互配合而有所成就。于是在座的各位都写下六韵十二句的诗歌，委托我写了这篇序文。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题解】
温处士，名造，字简舆，河内人。曾为节度使张建封幕府，后隐居洛阳不仕，与石洪同有隐士名，因其居洛水之南，故称水南山人。唐宪宗元和六年，应河阳军节度使乌重胤聘请，又出山做官。此时韩愈为河南县令，这篇赠序即为送温造赴任而写。文章极力称颂温造的品德才学，极力赞扬乌重胤之重用贤才与《送石处士序》为姊妹篇。同是宣扬重用人才的文章，然而写法自有不同作者匠心独运，用“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赞颂乌重胤慧眼识贤、善于荐拔人才；又用“私怨于尽取”反衬乌公“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的难能可贵，似“怨”而实颂，且比正面称赞更为有力。文中也不直接写温造之贤能，而是从多方面叙说温处士出仕后给东都带来的“不良”影响，反面衬出其过人之才，十分含蓄而巧妙。
【原文】
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伯乐知马，遇其良辄取之，群无留良焉。苟无良，虽谓无马，不为虚语矣。”
东都[167]，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168]，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乌公，以鈇钺镇河阳之三月，以石生为才，以礼为罗，罗而致之幕下。未数月也，以温生为才，于是以石生为媒，以礼为罗，又罗而致之幕下。东都虽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执事[169]，与吾辈二县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谘而处焉[170]？士大夫之去位而巷处者，谁与嬉游？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问业焉？缙绅之东西行过是都者，无所礼于其庐。若是而称曰：“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岂不可也？
夫南面而听天下[171]，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与将耳。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愈縻于兹[172]，不能自引去，资二生以待老[173]。今皆为有力者夺之，其何能无介然于怀邪[174]？生既至，拜公于军门，其为吾以前所称，为天下贺；以后所称，为吾致私怨于尽取也。留守相公[175]，首为四韵诗歌其事[176]，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译文】
伯乐一经过冀北的原野，马群就空了。冀北的马多于天下各地的马，伯乐虽善于识马，哪能使那里的马群空了呢？解释的人说：“我说的空，不是没有马，而是无良马。伯乐善于识马，遇到好马，就挑走了，马群里没有留下好马了。如果没有好马，就说没有马了，也并不算是假话。”
东都洛阳，本来是士大夫的“冀北”。有才学却隐居不出仕的人，住在洛水北岸的那位是石先生，住在洛水南岸的那位是温先生。御史大夫乌公以节度使的身份镇守河阳的第三个月，认为石先生是个人才，就备办礼物，把他网罗到自己的幕下。没过几个月，乌公又认为温先生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于是通过石先生的介绍，备办礼物，又把他网罗到自己的幕下。东都洛阳虽然确实人才济济，但早晨挑走一人，选拔了其中的优秀者；晚上挑走一人，又选拔了其中的优秀者。照此下去，从东都留守、河南尹及各官署的官员，到洛阳、河南二县的官员，如果处理政事遇到障碍，事情有疑难不解之处，到哪里去商议并能够得到解决呢？士大夫中辞去官位而居里巷的，跟谁去嬉戏交游？年轻的晚辈到什么地方去考核德行、请教学业呢？东来西往经过这个都城的达官显贵们也无法登门拜访了。鉴于这种情况，就说：“御史大夫乌公一到河阳镇守，而东都隐居者的住宅里就没有人了。”难道不可以吗？
君主治理天下，委以重任并依靠其出力的人，只有宰相和将军而已。宰相替天子选用人才到朝廷任职，将军为天子选用能文能武的人到幕下，这样的话天下得不到治理，那是不可能的。我羁留在这里，不能以自己的力量引退，全依赖石、温二位先生的帮助以度余年。现在他们都被有权力的人夺走了，怎么能不使我耿耿于怀呢？温先生到河阳后，在军门之前拜见了乌公，这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为天下人所祝贺；如我后面所说的那样，因乌公把人才搜罗净尽而招致我的抱怨。留守相公首先写了一首四韵的诗来赞颂这件事，我就势顺承他的诗意而写了这篇序文。
祭十二郎文
【题解】
十二郎名老成，是韩愈的二哥韩介的次子。韩愈的大哥韩会没有儿子，便以十二郎为嗣子。韩愈三岁丧父，由大哥韩会和大嫂郑氏抚养长大，从小就和老成生活在一起，两人感情深厚。后来韩愈的大哥、大嫂、二哥以及二哥的长子百川相继去世，只剩下韩愈和老成。韩愈又因长期官游在外，叔侄俩异地难聚正当韩愈做了监察御史，情况好转，筹划与侄儿久相共处时，突然传来十二郎去世的噩耗。韩愈悲痛万分，写下了这篇凄楚动人的祭文。
文章诉说幼年相依、形单影只的孤苦，成长后几经离合、不能相顾的缺憾，未老先衰的感慨，生离死别的痛苦，以及对死者身后事务的安排等，表达了作者深挚的骨肉之情和对宦海浮沉的人生感叹。文章用纯净的散文语言自由表达，洋洋千言，抒写尽致。叙事和抒情紧密结合，融而为一，情注笔端，情至笔随，字字句句皆从肺腑中自然流出，如泣如诉，感人至深。
【原文】
年、月、日，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177]，乃能衔哀致诚，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178]，告汝十二郎之灵：
呜呼！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来省吾，止一岁，请归取其孥[179]。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来。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罢去，汝又不果来。吾念汝从于东，东亦客也，不可以久。图久远者，莫如西归，将成家而致汝。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180]！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与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禄。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
去年，孟东野往，吾书与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以为可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181]，耿兰之报[182]，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
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汝去年书云：“比得软脚病[183]，往往而剧。”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为忧也。呜呼！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抑别有疾而致斯乎？汝之书，六月十七日也。东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兰之报无月日。盖东野之使者，不知问家人以月日；如耿兰之报，不知当言月日。东野与吾书，乃问使者，使者妄称以应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则待终丧而取以来；如不能守以终丧[184]，则遂取以来。其余奴婢，并令守汝丧。吾力能改葬，终葬汝于先人之兆[185]，然后惟其所愿。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186]，窆不临其穴[187]。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曷其有极！
自今以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188]，以待余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呜呼哀哉！尚飨[189]。
【译文】
某年某月某日，小叔叔韩愈听到你去世消息的第七天，才能忍痛含悲向你倾诉衷肠，派建中从远道送来时鲜祭品，祭告十二郎的灵魂。
唉！我从小成为孤儿，等到长大，早不记得父亲的样子，只有依靠兄嫂抚养。哥哥中年死于南方任所，我和你还小，跟随嫂嫂把哥哥的灵柩送回河阳安葬后来又和你一块儿到江南谋生，虽然孤苦伶仃，但没有分离过一天。我上边有三个哥哥，都不幸早亡。作为祖先的后代，在孙子辈中只有你一人，在儿子辈中只有我一人，两代都是一个人，形影如此孤单！嫂嫂曾一手抚摸着你、一手指着我说：“韩家两代，只有你们两个了。”你当时还很小，当然不会记得。我当时虽能记得，可并不能体会嫂嫂的话有多么悲哀啊。
我十九岁时，初次来到京城。此后第四年，回去看望了你。又过了四年我去河阳扫墓，碰上你送嫂嫂的灵柩来安葬。又过了两年，我在汴州辅佐董丞相你来看望我，只住了一年，要回去接家眷。第二年，董丞相去世，我离开汴州你没来成。这一年，我在徐州协理军务，派去接你的人刚出发，我又离职，结果你又没来成。我考虑你随我去东边，东边也是客居，不可能长久住下去。考虑作长远打算，还不如回西边，打算安好家后接你来。唉！谁想到你会这么突然地离开我而去世呢！我和你都还年轻，以为虽暂时分别，终归要长久在一起的，所以我才离开你而去京城谋生，以便求得微薄的俸禄。如果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即使是让我做高官领厚禄，我也不会离开你一天而去就职！
去年，孟东野去你那边，我写了信带给你，信中说：“我不到四十岁，却视力模糊，头发花白，牙齿松动。想起父辈与兄长，都是身强体壮就过早地去世，像我这样衰弱的人，还能活多久呢？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又不肯到我这里来，担心早晚有一天我会死去，你就要长怀无穷的悲哀了。”谁能想到今日却是年少的死了而年长的活着，强壮的夭亡而病弱的生存着。唉！这是现实呢，还是梦呢？还是消息不真实呢？如果这是真的，我哥哥有高尚的德行，而他儿子怎么会短命呢？你纯真聪明，却不能承受他的德泽吗？年轻强壮的早逝，年长衰弱的反而健在，这是不能让人相信的啊！这是做梦，传来的消息不真实吧！那么东野的信、耿兰的丧报，为何又明明在我身边呢？唉！可能是真实的了！我哥哥有高尚的德行而他儿子短命了啊！你有纯真聪明的品质，适于操持家业，如今却不能蒙受先人的德泽了！所以说天命确实难以估测，而神意确实难以明白啊！所谓理不能推究，而寿命也不能知晓啊！
虽是这样，我从今年以来，斑白的头发有的变成全白了，松动的牙齿有的脱落了，毛发气血一天天枯衰，神志精神一天天减退，还能有多久就随你死去呢！死后若有知觉，那么现在的分离又能有几天呢？若无知觉，悲痛也就不会有多久，而没有悲痛的时间就没有尽头了啊！你的儿子才十岁，我的儿子才五岁，年轻而强壮的不能保全，像这样的小孩子，还能希望他们长大成人吗？唉！真是悲哀啊！唉！真是悲哀啊！
你去年来信说：“近来得了脚气病，而且越来越厉害了。”我回信说：“这种病是江南人经常得的。”并没有为此担心。唉！难道你竟是因此病而丧命的吗？还是有别的病导致这样的呢？你的来信，是六月十七日写的。东野信上说，你是六月二日死的；耿兰报丧时没有说你死的日期。可能是东野派去的人没有向家人问明死期；至于耿兰的丧报，是不懂得应该说清死期。东野写信的时候，大概才问使者，使者就胡乱说了一个你死的日期来应付罢了。是这样，还是不是这样？
现在我派建中来祭奠你，吊慰你的遗孤和你的乳母。他们如果有吃的可以待到三年丧满，丧满后再将他们接来；如果不能到丧满，就马上接他们来。其余的奴婢，都让他们为你守丧。等到我有能力为你改葬，一定要把你安葬在祖坟墓地才算了却我的心意。唉！你生病我不知道时间，你去世我不知道日期，你活着我不能照管你和你共同居住，你死后我又不能抚你遗体致哀，你入殓时不能挨着你的灵柩，你安葬时不能亲临你的墓穴。我的行为有负于神灵，因而使你夭亡；我不孝不慈，不能与你互相照顾着生活，伴守以待终。我们一个在天涯一个在地角，活着的时候你的身影不同我的形体相依随，死了以后你的魂灵又不与我的梦境相亲近，这都是我造成的，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那苍茫无边的天啊，我的悲痛哪有尽头！
从今以后，我对人世再没有什么留恋了！我打算在伊水、颍水之畔买几顷地以度余年。教养我的儿子与你的儿子，希望他们长大成人；教养我的女儿与你的女儿，等待她们出嫁。不过如此罢了。唉！话有说完的时候，而情思不能终结你知道吗？还是不知道呢？唉！伤心啊！希望你的灵魂来享用这些祭品啊！
祭鳄鱼文
【题解】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因谏阻拜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到任后问民生疾苦，听说有鳄鱼为患，于是命属官秦济用一羊一猪投入鳄鱼出没的溪水中，并作了这篇祭文，对鳄鱼晓之以理，威之以势，限定时日，命其迁徙南海。传说数日后溪水尽涸，西徙六十里，从此潮州再无鳄鱼之患。这当然是荒诞不经的附会，自不可信。鳄鱼本是“冥顽不灵”的动物，而作者郑重祭告，企图使之顺从听命，今天看来也自然有些滑稽。但作为一个封建官吏，韩愈这种关心民生疾苦，希望为民除害的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原文】
维年月日[190]，潮州刺史韩愈[191]，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
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泽[192]，罔绳擉刃[193]，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驱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后王德薄，不能远有，则江、汉之间[194]，尚皆弃之以与蛮、夷楚、越。况潮，岭海之间[195]，去京师万里哉？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196]，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况禹迹所揜[197]，扬州之近地[198]，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
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睅然不安溪潭[199]，据处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亢拒[200]，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201]，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辩。
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译文】
某年某月某日，潮州刺史韩愈，派军事衙推官秦济将一只羊、一头猪投进恶溪的潭水中，喂给鳄鱼，并警告它说：
上古帝王统治天下之后，封锁山林水泽，用罗网捕，用利刃刺，来铲除毒虫、毒蛇、凶兽等危害百姓的害物，把它们赶到四海之外。到了后代帝王，德望浅薄，不能统治远方，连长江、汉水一带都丢弃了，将它们让给蛮、夷、楚、越等族。何况潮州在五岭以南、南海以北，离京都遥遥万里呢？鳄鱼在这儿潜游繁殖，本来也是它的自然处所。如今的天子继承了大唐帝位，神明、仁慈、威武四海之外，宇宙之内，都在他安抚统治之下。何况潮州是大禹到过的地方，扬州所辖之区，刺史、县令管理之地，出贡品、赋税用来供奉天地、宗庙、百神的区域呢！鳄鱼与刺史不能在此混杂居住啊！
刺史受了天子的命令，守护这个地方，治理这里的百姓，而鳄鱼却十分凶狠不安居于潭溪之中，盘踞在这里吞食家畜、熊、野猪、鹿和獐等动物，来养肥自己，繁衍它的后代，与刺史对抗，一争高下。刺史虽愚鲁懦弱，又怎能在鳄鱼面前俯首帖耳，畏畏缩缩，给百姓和官吏丢脸，在这里苟且偷生呢？况且是奉了天子的诏命来此做官，形势使得刺史不得不跟鳄鱼讲清道理。
鳄鱼如有灵性，请听刺史的宣告：潮州，大海在它的南边，鲸鱼、鲲鹏这些庞然大物，鱼虾、螃蟹这一类小动物，没有不依靠大海生育寻食的，你们鳄鱼早晨出发，晚上就可到达那里。现在我与你们约定，三天之内，要率领你的同类向南远迁于大海，避开天子任命的刺史。三天不行，可宽延到五天五天不行，再宽延到七天。七天还不能做到，那是终不肯迁走了，那就是不把刺史的话放在心上，不听从他的告诫了。不然，就是鳄鱼冥顽无知，刺史虽然有言在先，你们却听不见、听不明白。凡是蔑视天子任命的刺史、不听刺史的话、不肯迁徙以回避刺史，和冥顽无知危害百姓、牲畜的一切祸害生物都应杀掉！刺史就要挑选武艺高强的官吏和民丁，操起强弓毒箭，来与鳄鱼较量，一定要斩尽杀绝才住手。你们可不要后悔！
柳子厚墓志铭
【题解】
韩愈和柳宗元同为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两人交谊深厚。柳宗元于元和十四年（819）冬去世后，韩愈写了几篇哀悼纪念文章，此为其中之一。本文除概述柳宗元的家世和生平事迹外，着重论述了他的人品政绩和文学成就。文中充分肯定其才华、积极从政的态度和在柳州的政绩，深切同情其“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的遭际，极力称赞其高尚品德，特别是对其“文学辞章”的成就予以高度评价。但由于政治见解的不同，作者对柳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倡导的政治改革活动颇有微词，认为是“不自贵重顾藉”，这种批评是不恰当的。
墓志铭，即埋入墓穴中的石刻文字，是古代的一种文体。一般包括两部分：“志”记述死者的姓氏、家世、经历、卒葬年月及子孙等；“铭”是用韵语写的赞颂之辞。
【原文】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202]。曾伯祖奭[203]，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204]，俱得罪武后[205]，死高宗朝。皇考讳镇[206]，以事母弃太常博士[207]，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208]，授集贤殿正字[209]。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210]，率常屈其座人[211]，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212]。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213]。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214]，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州司马[215]。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元和中[216]，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217]。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218]？”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219]，约不时赎，子本相侔[220]，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221]，当诣播州[222]。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223]。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224]，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225]，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226]。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227]。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
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译文】
子厚，名宗元。他的七世祖柳庆担任过北魏的侍中，封为济阴公。曾伯祖柳奭做过唐朝的宰相，与褚遂良、韩瑗都因为得罪了武则天，死于高宗朝。父亲柳镇因为要侍养他的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官职，请求到江南去做县令。此后因不能谄媚权贵，丢掉了殿中侍御史之职。直到权贵之人死了，才又被任命为侍御史。他刚毅正直是出了名的，同他交往的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人。
子厚小时候就精明敏捷，学业事理没有不明白通晓的。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他虽然很年轻，却已独立成才，能够考中进士，突出地显露了才华，大家都说柳家出了个好儿子。这以后又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被任命为集贤殿正字。他才能出众，正直勇敢，发表议论时引古证今，融会贯通经史和诸子百家的学说，见识高超，精神奋发，常使在座的人心悦诚服，由此名声大振，当时的人都敬慕他，同他交往。那些达官要人，争着要他做自己的门生，异口同声地赞誉并举荐他。
贞元十九年，他由蓝田县尉升任监察御史。顺宗继位后，改任礼部员外郎碰上当权者获罪而受到牵连，照例被贬出去做刺史。还未到任，又被贬为永州司马。处于闲职，他便更加刻苦地读书写作，写的诗文，如汪洋泛滥、湖海蓄存诗文的造诣是那样博大精深而无拘无束，而自己只能纵情于山水之间。元和年间，他和同时被贬的人依例被召回京城，又一起被派到外地做刺史。子厚被派到柳州。到任以后，他慨叹说：“这里难道不值得做出一番政绩吗？”于是依据当地的风俗，为他们制定了教令与禁令，柳州的人民都顺从、信赖他。那里有个风俗习惯，常以子女为人质抵押借钱，约定期限不能按时赎还，等到利息和本钱相等时，子女就沦为债主的奴婢。子厚为借债的人想方设法，让他们全部都能把抵押出去的子女赎回家。那些特别贫穷无力办到的，就责令债主记下被抵押为人质的人的工钱，等到工钱与借款数额相等时，就让债主归还人质。观察使将他的这个办法推广到其他州，过了一年，免为奴婢而回到家的将近千人衡山、湘江以南打算考进士的，都拜子厚做老师。那些经过子厚当面讲授指点的他们的文章都能看出可观的章法技巧。
子厚被召到京城又被派出去做刺史时，中山人刘梦得名叫禹锡的也在被派人员之中，应当前往播州做刺史。子厚流着泪说：“播州不适宜人居住，而梦得家中又有老母亲，我不忍心看到梦得这样困窘，使他没有恰当的话去安慰母亲，而且也万万没有母子一块被贬到荒远之地去的道理。”他准备上朝，上疏请求，情愿用柳州刺史之职去换播州刺史之职，纵使再次获罪，也死而无怨刚巧遇上有人将梦得的情况奏明朝廷，梦得因此被改任连州刺史。唉！人在困境中才能表现出高尚的节操和道义。现今，有些人平时居住在里巷的时候彼此爱慕喜悦，你来我往彼此宴请，追逐游戏，讨好假笑装出谦和的样子握手言欢倾吐肺腑之言，指着苍天白日落泪，发誓无论生死都不做对不起对方的事，似乎像真的一样可信。然而，一旦碰到极小的利害冲突，不过像毛发那样细小，也会立即翻脸，像从不认识的样子，朋友掉到陷阱里，不仅不施以援手，反而趁势排挤，落井下石，这种人到处都有啊！这种事连禽兽及异族都不忍心去做，而那种人却自以为做得很对。他们听到子厚的为人风度也应该感到有些羞愧吧！
子厚以前年轻时，勇于帮助别人，不晓得保重和爱惜自己，认为功业可以很快取得成就，结果反受牵连而遭贬斥。遭贬斥以后，又没有一个赏识他并有权力、有地位的人对其加以推荐提拔，所以终于死在荒远的边地，才能不被当世所用，理想不能实现。假使子厚在御史台、尚书省任职的时候，能够严格约束自己，能够像后来做司马、刺史时那样，自然也就不会遭到贬斥；遭到贬斥之后，如果能有个有力的人保举他，必然会被不断擢用。然而，子厚如果被贬斥的时间不长，困窘不到极点，虽然会出人头地，但他的文章学识、诗词歌赋，一定不能像现在这样通过刻苦钻研，达到流传于后世的境界，这是毫无疑义的。虽然使子厚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一个时期内担任将相要职，拿文学上的成就来换取功名富贵，哪个合算，哪个失算，一定有人能分辨清楚。
子厚于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去世，终年四十七岁。于元和十五年七月十日，安葬在万年县祖先的坟墓旁边。子厚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周六，刚四岁；次子叫周七，子厚去世后才出生。两个女儿，都还很小。他得以回乡安葬，费用都是由观察使河东人裴行立君出的。裴行立有气节，重信义，与子厚结交，子厚也为他尽过心力，最终竟然全靠他料理后事。将子厚安葬在万年县墓地的人，是其姑舅表弟卢遵。卢遵是涿州人，生性谨慎，学习从来不知厌倦。从子厚被贬斥时起，卢遵就跟他住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离开。既前去安葬了子厚，又打算安顿好他的家室，可算是个有始有终的人。
铭文：这是子厚的墓室，既牢固又安宁，必定会有利于他的后代。
送穷文
【题解】
《送穷文》是韩愈模仿汉代文学家扬雄所作《逐贫赋》而作，设想更为诡异，含意更为深刻。在文章中假借穷鬼发泄满腹牢骚，嘲骂世道不平，讽刺丑恶的世态，表明自己的志节。所谓“矫矫亢亢”“傲数与名”“不专一能”“影与形殊”等话，都是自我表白，自画形象，表示自己蔑视庸俗，不肯趋附，以致屡受怨谤，常处困顿。
【原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228]，主人使奴星结柳作车，缚草为船，载糗舆[229]，牛系轭下[230]，引帆上樯[231]，三揖穷鬼[232]，而告之曰：“闻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问所涂，窃具船与车，备载糗，日吉时良，利行四方。子饭一盂，子啜一觞[233]，携朋挈俦，去故就新，驾尘彍风[234]，与电争先，子无底滞之尤[235]，我有资送之恩。子等有意于行乎？”
屏息潜听，如闻音声，若啸若啼，砉欻嚘嘤[236]，毛发尽竖，竦肩束颈，疑有而无，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与子居，四十年余，子在孩提[237]，吾不子愚子学子耕，求官与名，惟子是从，不变于初。门神户灵，我叱我呵。包羞诡随[238]志不在他。子迁南荒[239]，热烁湿蒸，我非其乡，百鬼欺陵。太学四年，朝齑暮盐[240]，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终，未始背汝，心无异谋，口绝行语。于何听闻，云我当去？是必夫子信谗，有间于予也[241]。我鬼非人，安用车船？鼻齅臭香[242]，糗可捐。单独一身，谁为朋俦？子苟备知，可数已不[243]？子能尽言，可谓圣智，情状既露，敢不回避。”
主人应之曰：“子以吾为真不知也邪？子之朋俦，非六非四[244]，在十去五，满七除二，各有主张，私立名字，捩手覆羹[245]，转喉触讳[246]。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语言无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穷：矫矫亢亢[247]，恶圆喜方[248]，羞为奸欺不忍害伤。其次名曰学穷：傲数与名[249]，摘抉杳微[250]，高挹群言[251]，执神之机[252]。又其次曰文穷：不专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时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穷影与形殊，面丑心妍，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穷：磨肌戛骨[253]，吐出心肝，企足以待[254]，寘我仇冤。凡此五鬼，为吾五患，饥我寒我，兴讹造讪[255]能使我迷，人莫能间。朝悔其行，暮已复然。蝇营狗苟[256]，驱去复还。”
言未毕，五鬼相与张眼吐舌，跳踉偃仆[257]，抵掌顿脚，失笑相顾，徐谓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为，驱我令去，小黠大痴。人生一世，其久几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于时，乃与天通。携持琬琰[258]易一羊皮，饫于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谁过于予？虽遭斥逐，不忍子疏谓予不信，请质《诗》《书》。”
主人于是垂头丧气，上手称谢，烧车与船，延之上座。
【译文】
元和六年（811）正月三十日，主人吩咐仆人星用柳条编成车，用草扎成船，船和车上装好干粮，把牛套在车辕上，把帆升上桅杆，对着穷鬼作了三个揖并祷告说：“听说您就要走了，我不敢问您走陆路还是水路，私下里备好了车船，上面装满了干粮，请选个黄道吉日，以利于行走四方。请您吃上一盂饭，请您饮上一觞酒，带上您的朋友与同伴，离开老住处去个新地方。牛车扬尘船只鼓帆，一路顺风与电光争个高下。你们没有长期滞留的担忧，我有资助车船、干粮送行的恩情。你们是否打算马上起程呢？”
屏住呼吸静静细听，仿佛听到了一些声音，好像是长啸，又好像是啼哭，飘忽不定，低而嘈杂。我不禁毛发都竖立了起来，耸起肩膀缩着脖子。像是有声音，听听又没有，很久很久才能听得分明，像是有人在说：“我和你一起生活已经四十多年了：你还是两三岁的孩子时，我不嫌你无知；你学诗书，你耕田你求官职与功名，我一直跟随着你，从没有改变初衷。把守门户的神灵，对着我呵斥责骂，我忍受羞辱，任其所为，心中也从无他求。你被贬官到南方荒远之地，气候闷热又潮湿，那里不是我乡土，众鬼都来欺负我。你在太学做官四年早晚用腌菜下饭，别人都嫌弃你，只有我在保护你。自始至终，我都没有背叛你心中没有别的打算，口中也没说过要走的话。你是从何处听到，说我将要离开你？这一定是你听信了谗言，有意同我疏远。我是鬼而不是人，哪里用得着车船？我只是用鼻子闻一闻香味，干粮也无须置办。我只是独身一人，谁是我的朋友？你如果全都知道，可否一一列举出来？如果你能全说出，就可以算得上是最有智慧的人了，真实情况既已显露，我又怎敢不回避？”
主人回答他说：“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吗？你的朋友，不是六个也不是四个是十去掉五个，整七减去二个，各有自己的主张，各有自己的名字，让我一转手就弄翻羹汤，一开口就触犯忌讳。凡是使我面目可憎、语言乏味的，都是你们的愿望。第一个名叫智穷：刚强正直，厌恶圆滑，喜欢方正，视奸邪欺骗为羞耻，不忍心去伤害别人。第二个名叫学穷：傲视命运与名声，发掘深奥精微之理博取众家言论之长，掌握了自然规律的关键。第三个名叫文穷：不只专长一种技巧，文章显得怪怪奇奇，它在当世不能施用，只好靠写作自娱。第四个名叫命穷影子和形体不相符合，面容丑陋，心灵美好，有好处的时候在众人之后，受斥责的时候在别人之前。第五个名叫交穷：抚摩肌肉，敲击骨头，直至吐出自己的心肝，翘足盼望真心交往，对方却待我如仇人。正是以上五个穷鬼，成了我的五大祸害，让我挨饿让我受冻，引来别人造谣诽谤，使我迷茫，谁也不能拉我离开。早上刚为行为后悔，晚上就又恢复了原样，投机钻营不择手段，赶走之后立刻回还。”
主人话还没有说完，五个鬼一起瞪眼吐舌，跳跃翻滚，拍手跺脚，相视大笑，慢慢地对主人说：“你既知我们名字，又知我们的所作所为，却赶我们离开，你这是在小的方面聪明，却在大的方面糊涂。人生在世，能有多久？我给你树立名声，使你能流传百世。对照小人和君子，彼此心思大不相同，只有不合于时俗，才能与天道相通。手里拿着块美玉，去兑换一张羊皮，吃饱了珍馐美味，反羡慕别人的糠粥。天下了解你的人，谁还能超过我们？即使受到你的斥责和驱逐，我们还是不忍心同你疏远，如果不信我的话，去请教《诗经《尚书》。”
主人于是垂头丧气，拱手表示感谢，把柳车、草船烧毁，请五鬼坐于上座
论佛骨表
【题解】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宪宗令人将藏于凤翔的佛骨迎入宫中，供养三日。韩愈对此极力反对，于是写下本表，冒死进谏，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在本文中，韩愈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说明了“事佛求福，乃更得祸”，有力地批判了当时社会上狂热的信奉佛教的愚昧行为，以大无畏的精神直斥佛骨为“朽秽之物”，应将其“投诸水火，永绝根本”，从而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大肆提倡佛教的以皇帝为首的统治者。
【原文】
臣某言：伏以佛者[259]，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260]，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261]，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262]，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263]，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264]，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265]，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266]，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267]，汤孙太戊[268]，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269]，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270]，武王年九十三岁[271]，穆王在位百年[272]。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273]。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274]。宋、齐、梁、陈、元魏以下[275]，事佛渐谨[276]，年代尤促[277]。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278]，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279]，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280]，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281]。当时群臣材识不远[282]，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283]，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
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284]，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285]。即位之初[286]，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287]，御楼以观，舁入大内[288]，又令诸寺递迎供养[289]。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290]，徇人之心[291]，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292]。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293]，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294]，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295]弃其业次[296]。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297]，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298]，礼宾一设[299]，赐衣一袭[300]，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301]祓除不祥[302]，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303]。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304]，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译文】
臣韩愈恭呈圣上：臣以为佛教本是来自夷狄的一种宗教，从东汉时才传入中国，上古时代是未曾有过的。从前，黄帝在位一百年，活了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活了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活了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活了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活了一百一十八岁；帝舜和夏禹都活到了一百岁。这个时期，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长寿，可是这时的中国并没有佛教。这之后殷汤也活了一百岁，汤的四世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史书上虽然没有记载他们活了多少岁，但是推测他们的年龄，大概也都不会少于一百岁。周文王活了九十七岁，武王活了九十三岁，穆王在位一百年，这时佛教也还没有传入中国，他们并不是因为信奉佛教才在位时间这样长、享年这样久的。
东汉明帝时中国开始有了佛教，可是明帝在位却不过十八年而已。这之后，社会动荡不安，朝代更迭接连不断，帝王在位都不长久。宋、齐、梁、陈、北魏以来，皇帝信奉佛教的态度越来越恭敬虔诚，而统治的时间却比过去更加短促。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舍身给佛寺；祭祀宗庙不用牛、羊、猪，一天只吃一顿饭，而且只吃蔬菜水果，最后却被侯景所围逼，饿死在宫城之中，国家也很快就灭亡了。信奉佛教的本意是求福，得到的却反而是祸患。从这些事实看来，佛教不值得去信奉，也就可以明白了。
高祖在取代隋朝、登上帝位不久，就曾经议论过除去僧尼寺院的事情。由于当时群臣的才能不高，见识短浅，不能深刻理解先王治理国家的大道理，懂得古今的事理，推广并阐发圣主的英明意图，来挽救迷信佛教的弊病，讨论除去僧尼寺院的事也就停了下来。我常常为此而深感遗憾。
臣想睿圣文武皇帝陛下，您的神圣英武，在数千百年以来，是没有人能同您相比的。陛下即帝位不久，就下令不准剃度百姓去做僧尼道士，又不准新建僧寺道观。我常常认为，高祖的心愿一定能在陛下的手中得以实现。
现在纵然不能马上实现，又怎么能够放任它反而让佛教更为兴盛呢？现在听说陛下命令众僧到凤翔去迎取佛骨，还要亲自登上宫楼观看，并把它抬进皇宫内，而且下令让各个寺院依次迎接供奉。我虽然是个极为愚钝的人，但也知道陛下自己一定不是被佛教所迷惑才做出如此隆重供奉佛骨的行动来祈求幸福吉祥。陛下这样做，只是因为连年丰收，百姓安乐，于是顺从百姓的心意，为京城的百姓增添一处奇特怪异的景观，提供一个娱乐游戏的器具罢了。不然的话，怎么会有如此圣明的陛下，竟肯相信这样的事情呢？可是老百姓愚昧无知容易被迷惑而难以通晓事理，如果看到陛下这样做，就会认为您是真心诚意地信奉佛教，就都会说：“天子是大圣人，尚且一心崇敬、信仰佛教，我们老百姓是何等低下之人，怎么能比帝王更珍惜自己的身子和性命呢？”于是就会焚烧自己的头顶和手指，或几十人或上百人地聚在一起，施舍衣物钱财，从早到晚互相仿效，唯恐落在了后边，老老少少，忙忙碌碌四处奔走，把从事的本职工作丢在一边。对于这种现象如果不立刻加以禁止，还让各个寺庙都迎敬佛骨必定会出现割断自己的手臂或从身上割肉供奉佛祖的。这样的事有伤风化、败坏习俗，一旦传扬出去，会受到四周国家的嘲笑，绝不是小事情。
佛祖，本来是外国人，他和中国语言不通，衣服的式样也不相同，他嘴里不说合于先王礼法的话，身上不穿合于先王礼法的衣服，他不懂得君臣之间的大义，不讲父子之间的感情。如果佛祖本人至今仍然健在，奉他国君的使命到大唐京师来朝拜，陛下宽容准许接见他，也不过是在宣政殿会见一次，由礼宾院设宴招待一番，然后赏赐给他一套衣服，派人护送他离开国境，不让他在我国蛊惑百姓。更何况佛祖本人已经死了很久，已经变成了一堆枯朽的骨头佛骨不过是不祥尸骨的残余，怎么能让它进入陛下居住的宫廷禁地呢？
孔子说：“对待鬼神的态度要尊敬他却不去接近他。”古代的诸侯在他们国内举行吊唁活动，尚且还要让巫祝先用桃木与笤帚清除不祥，然后才进行吊唁现在您无缘无故拿来这污秽不祥的东西，还要亲自去看它，不先请巫祝用桃木与笤帚驱除不祥，群臣不说这样做不应当，御史不指出这样做的过错，我实在替他们感到羞耻。我请求把这块佛骨交付主管官员，把它投到水里永沉河底或扔到火里焚毁，永远消灭它，断绝天下人的疑虑，根除后代人的迷惑。让天下的人都知道大圣人的所作所为远远超过普通人，这难道不是最大的盛事吗？这难道不大快人心吗？佛祖如果真有灵验，能制造灾祸，那么所有的灾难，都应该加在我一个人的身上。请上天亲临鉴察，我绝不怨恨后悔。不胜感激恳切，谨奉此表上呈陛下。臣韩愈实在惶恐不安。
答李翊书[305]
【题解】
李翊，唐德宗时人，贞元十八年（802）中进士。他写信向韩愈请教写古文的途径和要领，韩愈写了这封答书。在此书中，他介绍自己学习古文的经验，提出“气盛言宜”的主张，强调学习古文的根本在于加强道德修养。韩愈自述写作古文的三个阶段：深入钻研古代经典，作文务去陈言，不顾时人的议论嘲笑，此为第一阶段；识别古书正伪，然后加以继承扬弃，文思汩汩涌流，此为第二阶段；功夫臻于成熟，笔墨纵横淋漓，又能省察检讨，去除不纯，此为第三阶段。贯彻始终的主导思想则是写作以气为本，实开论文重气的先河。文章结构严谨，比喻贴切，说理深刻精当，而又透着谆谆教导、奖掖后进的深挚情意。
【原文】
六月二十六日[306]，愈白李生足下[307]：
生之书辞甚高[308]，而其问何下而恭也[309]！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310]，况其外之文乎[311]？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312]，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313]，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314]，甚似而几矣[315]。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316]？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317]。蒋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318]，养其根而竢其实[319]，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320]，膏之沃者其光晔[321]。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322]。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323]茫乎其若迷[324]。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325]，惟陈言之务去[326]，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327]。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328]。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焉。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329]迎而距之[330]，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331]。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332]
气，水也[333]；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334]。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335]。亟称其人[336]所以劝之[337]，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译文】
六月二十六日，韩愈告陈李生足下：
你信中的文辞立意高雅，而询问的态度又是多么谦逊、恭敬啊！能像这样，谁不愿把他所懂得的道理告诉你呢？看来，你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已经指日可待了，何况是作为道德的外在表现的文章呢？但我只是古人所谓的望见孔子的门墙而没有登堂入室的人，哪能分清道理是对还是不对呢？尽管这样，我还是不能不跟你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你所讲的志在立言的话，是正确的；你所写的文章和你所期望的，很相似而且很接近了。但是我不知道你立言的志向，是希望胜过一般人而被人学习呢还是希望达到古代人著书立说的标准呢？如果希望胜过一般人而被人学习的话那你现在本来已经胜过一般人而可以被人学习了。如果希望达到古代人著书立说的标准的话，就不能指望很快成功，也不能受权势和功利的诱惑，而要像栽培果树一样，先培养它的根，再等待它结果；又要像燃灯一样，先添进油脂，再希望它发出光亮。根长得茂盛的树木，它的果实就饱满，油脂充足，灯自然就会明亮。奉行仁义之道的人，他说起话来总是温厚和顺的样子。
可是还有为难的地方，我的所作所为，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已经达到了古代著书立说的标准。虽然如此，但我学习古文已有二十多年了。起初，不是夏商、周和两汉时代的书我不敢看，不是圣人的观点我不敢记。无论是在静处的时候还是行动的时候，我都像忘掉了世上的一切，成天一副庄重的样子，总像在思索问题，茫茫然像被什么东西迷惑住了。当我把心里的想法用手写出来时凡是陈旧的观点和言辞都一定要去掉，真是困难啊！我把写好的文章给别人看不把人们的非议和讥笑当作是非议和讥笑。像这样过了好些年，我还是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和态度。然后才识别出古书中哪些讲的是真正的儒家之道，哪些讲的不是儒家之道，以及虽然讲的是儒家之道却还没有达到完美境界的地方对这些区别得清清楚楚如同黑白分明一样。而后务必去掉自己文章中不可取的地方，这才渐渐地有所收获。当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时，文思勃发就像流水奔涌一样不可遏止。当把写好的文章给别人看时，别人讥笑它，我就感到高兴；别人称赞它，我便感到担忧，因为这说明文章中还保留着一般人的观点。像这样也过了好些年，然后文思就像大水浩浩荡荡地奔流。这时我又担心内容不纯便让文思的奔流停止下来，平心静气地以客观眼光考察一下，使内容都纯正了然后放手去写。虽然如此，自己不能不继续加强修养。要在仁义的大道上行进在《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著作的源泉中畅游，不迷失仁义这条道路，不离开儒家经典的源泉，我终身如此。
文章的思想内容好比是水，语言好比是浮在水面的物体。水势大，那么能浮在水面的物体大大小小都能浮起来。气和语言的关系也是这样，气盛，那么语句的长短、声调的高低便都会恰到好处。虽然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自己敢认为自己的文章已经接近成功了吗？即使自己的文章接近成功了，待到为人所用时，人家从中能得到什么呢？虽说如此，大概一般等待别人任用的人就像器物是否被取用一样吧。用和不用都取决于别人。君子就不是这样，他思考问题有一定的方法，自己行事有一定的原则，能为人所用，就把自己的道德表现出来给人们带来好处；不能为人所用，就把自己的道德传给他的弟子，把它写在文章中让后人学习。像这样，是值得高兴呢，还是不值得高兴呢？
现在有志于学古人立言的人太少了。有志于学古人立言必然会被今人遗弃，我真的为他们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悲哀。我多次称赞这些人，是为了鼓励他们，并不是我敢表扬那些应该表扬的人，敢批评那些应该批评的人。向我求学的人很多，我考虑到你说话的意图不在于求取功利，姑且对你讲了以上这些看法。韩愈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