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莫里斯·帕尔弗里都待在大学的办公室里工作。自他被任命为高级讲师起，社会学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乐观主义和世俗主义浪潮的影响迅速扩张，占领了学校位于布鲁姆斯伯里广场一幢十八世纪后期的宜人房屋。他同东方文化学院共享这栋办公楼，这栋楼毫不显眼却访客众多。他们大多身材矮小、皮肤黝黑，戴着眼镜的男人和披着纱丽的女人每天络绎不绝地穿过前门，隐没于神秘的寂静中。他似乎总在狭窄的楼梯上遇见他们；对方会后退一步，颔首，眯着眼睛微笑；但是很少听见他们嘎吱作响的脚步声。莫里斯感觉这栋房子里到处是秘密和小心翼翼的忙碌。
他的办公室曾是一楼会客厅雅致的一部分，透过三扇高大的窗户和锻铁阳台能够俯视整个广场花园，然而现在这间办公室被隔出一块留给他的秘书用。雅致的平衡被打破了。室内有着精雕细琢的壁炉架，此前一直挂在彭宁顿办公室的乔治·莫兰的油画眼下被他安置在壁炉架上方，还有两把摄政时期的椅子，看起来既做作又虚假。他认为有必要跟来访者解释，他没有用仿品装饰这间办公室。可惜解释收效甚微。他的秘书必须从他的办公室穿过，才能进入自己的办公室，打字机咔哒咔哒的声响穿透薄薄的隔墙，成了他会客时令人恼火的伴奏，他不得不命令莫莉在他接待客人时停止工作。一旦想到坐在隔壁的秘书正无所事事地怒视着打字机，他就很难在会面中集中注意力。没有效率的实用性毁掉了雅致和美观。海伦娜第一次参观这间办公室时，只是说了一句“我不喜欢这个构造”，然后再也没来过。而希尔达从未留意或者在乎过这间办公室的格局，他们结婚后她就离开了社会学系，并且再也没有造访过这里。
同海伦娜结婚后，他就养成了不在家工作的习惯，当时她买下了科尔德科特特勒斯街68号。他俩曾像两个探险的孩子一样，牵着手穿过一间间空旷的房间，卷起百叶窗，让阳光洒在未打磨的地板上，形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光圈，他们一起确定了未来的生活。海伦娜明确要求他不能把工作带回家。他提出要一间书房，她回答房子太小了，整个顶层要留作婴儿室和保姆房。显然，她已经准备好在钟点工的帮助下洗衣、做饭，但是不打算自己照顾孩子。她列举了他们必需的空间，客厅、餐厅、两间卧室和备用卧室。彭宁顿从未有过书房，所以他的提议在她看来十分古怪。而那儿更不可能有一间图书馆。她从小在彭宁顿的莱恩图书馆长大，对她来说任何私人图书馆不过是人们用来存书的地方。
现在，他早就摆脱了悲伤——他的一些同事曾准确地描述这种痛苦的心理过程，就是摆脱那种屈辱和烦恼——又陷入了一种道德怪圈，毫无顾忌地成了父亲，却因堕胎的念头而感觉感情遭到了践踏。他想起她跟他提起那个孩子时，二人之间的对话。他问：“你打算怎么办，堕胎吗？”
“当然不是。别这么保守，亲爱的。”
“堕胎很危险，令人反感、不快，甚至是不道德的。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认为我保守。”
“说来说去就是这些。你究竟为什么觉得我会堕胎？”
“你可能觉得那孩子是个麻烦。”
“我的老保姆是个麻烦，我父亲也一样。可是我没把他们全杀了。”
“那你想怎么办？”
“当然是嫁给你啦。你单身，不是吗？你不会在哪儿偷藏了一个太太吧？”
“不，我没有太太。但是，亲爱的，你不会想嫁给我的。”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唯一能确定的是自己不想要什么。但是，我认为我们最好能结婚。”
这是最寻常，也是最不加掩饰的欺骗，而他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受害者。然而，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坠入爱河，他现在意识到在当时那种状态下他无法清晰地思考。诗人称爱是一种疯狂，无疑是对的。他的爱的确算得上一种疯狂，他的思考过程，对客观现实的洞察力，甚至他的生命、胃口、消化和睡眠都受到了干扰。难怪他压根没怀疑过，当初在佩鲁贾的短暂休假中，她是如何三两下就勾搭上了他，第一次隔着餐桌朝他暗送秋波后没多久就把他拐上了床。
诚如她所言，她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在他看来，她的需要都不过分，她的不需要同样充斥着强烈的欲望。令他惊讶的是，他们那么快就在科尔德科特特勒斯街找好了房子。伦敦的所有辖区都令她难以忍受。汉普斯特德太新潮，梅费尔区太昂贵，贝斯沃特太粗野，贝尔格莱维亚区太精明。与此同时，她不接受抵押贷款，这也限制了他们的选择范围。即便他列举了税款减免的诸多好处也无济于事。十九世纪曾有位伯爵抵押了彭宁顿，拖累了继承人，令他们窘迫不已。在她看来，抵押贷款是一种世俗的举动。最终，他们搬进了皮姆利科的科尔德科特特勒斯街，在那里度过的四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无论她送给他的这份礼物多么随意。她的死，奥兰多的死，令他彻底体会了痛苦的滋味。他庆幸当时的无知让他有机会体味最初那几个月的悲痛。直到他和希尔达结婚两年后，二人因为一直没能怀孕寻求医疗诊断时，他才知道了真相——他永远也无法孕育一个孩子。现在对他而言，那段哀悼一个不存在的女人和一个不是他亲生的孩子的时光，就像一笔偿清的债务，一种不朽的慈悲，不无道义。
比起海伦娜的死，他更痛心失去了奥兰多。海伦娜的离去带走了他的快乐，一种他从未感觉自己有资格拥有的快乐，一种他感觉不大真实的快乐，一种他希望持续下去却不敢奢望的快乐。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他已经接受失去她是一种必然，生活比死亡更能彻底地分解他俩。他曾发自内心地以无法言说的悲恸哀悼奥兰多。失去一个漂亮、聪明、快乐的孩子在他看来似乎是件令人愤慨的事，况且这个孩子还曾是他的儿子。他的悲伤似乎包罗了全宇宙的苦楚。莫里斯从未对奥兰多寄予厚望，或者擅自把远大的志向强加给他；他只要求奥兰多能一直保持自己的美丽、善良和笨拙的优雅。
正是因为奥兰多的死，他才决定和希尔达结婚。他知道很多朋友觉得这段婚姻不可思议。其实，这很好解释。在他的朋友和同事中，希尔达是唯一为奥兰多的死哭泣的人。海伦娜和奥兰多死后被安葬在家族墓穴中，对莫里斯来说那代表着最后的别离，他们追随着故去族人的脚步走了。葬礼结束后，莫里斯从彭宁顿回来的第二天，希尔达带着晨报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依然记得她当时的模样，她穿着白色的学生衬衫和早上刚熨过的裙子，他能看出熨斗在前摆留下的褶皱。她站在门边，看着他，只是嗫嚅道：“那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他望着对方凝重的面庞突然因悲伤崩溃。两行泪水从她的眼眶涌出，无法抑制地布满她的脸颊。
她不过是趁保姆偶尔带奥兰多来办公室时短暂地见过他几次，却为他的死而哭泣。他的其他同事或是写来悼词，或是前来吊唁，然而他们的眼神中却没有这种无法平息的痛苦。死亡是一种糟糕的体验。众人心怀同情、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仿佛他罹患了某种令人尴尬的疾病。而她却用一滴率性的眼泪祭奠了奥兰多。
那就是一切开始的契机。接着，是第一次晚餐邀约，第一次电影院约会，直至只是加深了他们对彼此错误印象的古怪求爱。他曾劝慰自己她是可以被改造的，她的善良和质朴能够满足他繁复的需求，她那张温柔、平淡的面庞背后是只消他关爱就能绽放的灵魂，虽然他从未有过确切的把握。她和海伦娜有着天壤之别。相比于接受和被他人爱，给予和爱他人更讨人喜欢。所以，尽管在他的一些同事看来，这场婚礼似乎有些草率，他们依旧如期出席了二人在注册中心举办的婚礼。可怜的姑娘一直梦想着一场白色的教堂婚礼。那种交换结婚证的安静仪式在她或者她父母看来根本算不上是个正式的婚礼。她忍受着尴尬的痛苦熬过了整场婚礼，担心注册官或许会误以为她怀孕了。
他突然坐立不安，于是穿过办公室，走到高大的窗户前，俯瞰外面乱糟糟的广场。淅沥沥的细雨过后梧桐树又湿又脏，浸透的碎纸片一动不动地趴在湿润的草坪上。这个夏天随着雨水慢慢流走，正如他的心绪。他一直不喜欢两个学年之前的那段间隙，这期间上一个学年的琐碎尚未彻底清理干净，下一个学年的繁杂已经渐渐投下阴影。他记不得从何时起责任取代了热情，又是从何时起尽责屈服于厌倦。现在，令他发愁的是每次临近新学年，一种比厌倦更恼人、介于恼火和恐惧之间的情绪便油然而生。他清楚自己已经不再将学生视为个体，除非站在导师的层面，否则他也再无了解或者同他们交流的意愿，他们之间甚至再无信赖可言。双方的身份似乎颠倒了，他是学生，他们才是导师。他们穿着年轻人的潮流服饰，牛仔裤、套头衫、又大又笨的胶底帆布鞋、开领衬衫套着牛仔夹克，像个审讯者似的坐在那里盯着他，等着听背离正统观念的说辞。他劝解自己他们和以往的学生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教育意味着一种能力——优雅、准确地书写自己的语言，清晰地思考，判别或者欣赏，那么他们无疑粗俗、愚笨又无知。面对那些已经为自己夺取了足够特权的人，他们内心满是难以抑制的愤怒，因为意识到自己能获得的特权是那么少。选择了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后，他们不想再被教导。
琐碎的事情令他越来越难以忍受，还有某些正渐渐消失的东西，例如那些教名，比尔、伯特、迈克、杰夫、史蒂夫。他想知道追求马克思主义是否与双音节的教名势不两立。他们的用词惹恼了他。在青少年法的系列研讨会中，他们总是谈及“孩子们”。这个词中隐含的傲慢和奉承令他反感。他自己一直谨慎地使用“儿童”和“年轻人”这两个词，也清楚这让他们感觉麻烦。他发现自己就像一位教导初三学生的迂腐校长一样对他们说：“我已经改正了一些语法和拼写错误。这看起来或许像是庸俗的卖弄，但是如果你打算筹划一场革命，就必须说服聪明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以及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和无知的人。或许有必要尝试一种并非社会学术语和综合教育标准混合体的文体。‘淫秽’意味着‘下流’‘不雅’‘肮脏’，这种词汇不适合用来描述单亲家庭建议的政府政策，这同那个决定一样可能会遭受斥责。”
学生领袖迈克·比尔拿到发还的论文时小声嘀咕了些什么，听起来像是“该死的狗杂种”。若非比尔离了“法西斯”这个词就不知道该怎么骂人，说不定还真是“该死的狗杂种”。比尔刚念完二年级。运气好的话，明年秋天他就能毕业，获得社会工作资格，在地方政府谋得一份工作，很可能要教导少年犯们“暴力抢劫这种偶然事件是下层阶级对资本主义暴政的自然反应”，或者帮助那些找借口不付租金的公屋租户提高政治意识。然而，他终将被人取代。学术机器无情运转，最奇妙的是，本质上他和比尔处于同一阵营。他抛头露面的时间太久，已经无法否认。社会主义和社会学。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圆滑，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理想，不过只要知道在斗争中站在哪一边也就足够了。
他将那天早上送到小办公室的几封信塞进公文包。其中一封来自国会社会学家委员会，邀请他助力十月初的大选。莫里斯愿意做客政党政治电视广播节目吗？他想他会接受邀请。电视认可并赋予了一种身份。越熟悉的面孔越容易获得信任。另一封信再次请他申请一所北部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授职位。他能理解社会服务工作者们对这个职位的关注。最近许多社会服务领域之外的人接受了任命。但是反对者们没弄明白的是学术工作和研究的质量才是关键，而不是申请者的学术背景。考虑到近期围绕着关键职位的竞争，社会学需要展现其学术地位，而不是追求一种虚假的专业主义。同事们的敏感和不自信令他越来越恼火，他们总觉得自己被过度低估，时常抱怨外界期望他们补救所有的社会弊病。而他只希望能治愈他自己。
他收好最后几份文件，锁上办公桌的抽屉，忽然想起克莱格霍恩一家今晚要来吃饭。克莱格霍恩是一家致力于研究青少年犯罪原因和处理方法的基金受托人之一，而莫里斯有个硕士研究生正在找一份未来几年能从事的研究工作。定期举办晚餐聚会的好处就在于当你有事相求时，晚餐邀约不会显得目的性太强。他关上门，毫无兴趣地寻思着菲莉帕一大早去哪儿了，她还记不记得克莱格霍恩一家，能不能准时回家准备餐厅的插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