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着平日里回家的那条路，经过威斯敏斯特大桥，穿过议会广场，沿着乔治大街走进圣詹姆斯公园。搭乘滑铁卢城市线到利物浦街站和东郊线更快，但是他更喜欢每天傍晚穿过泰晤士河，从圣詹姆斯公园乘地铁。梅维斯去世后，他便不再急着回来了。现在更不必着急。
圣詹姆斯公园人山人海，不过他还是设法在湖边的长凳找到了一个空位。他轻轻地将装着为数不多个人物品的手提袋放在脚边的小路上，透过柳树枝条凝望着湖面。然后他意识到八个月前，妻子去世第二天的午休时间，他也在这个位置坐过。那是十一月一个异常寒冷的星期五。他还依稀记得，那天昏暗的太阳仿佛一轮巨大的白色月亮高悬在湖面上，柳树枯黄的叶子缓缓地掉落，随着湖面荡漾。曾经繁茂的玫瑰花床里还有几朵尚未绽放的红色蓓蕾，由于寒冷而枯萎，花茎上还挂着枯叶。波光粼粼的湖中央泛起涟漪，如同一个锻打得很薄的银色大托盘。一位年纪大到市议会再也不会雇用的老人，拖着脚步走过面前的小路，扎起散落的垃圾。那时候，公园里笼罩着阴郁、老朽的气息，蓝色大桥的栏杆在观光客的打磨下变得破旧、斑驳，喷泉一片寂静，茶馆也因即将来临的冬天暂停营业。此刻，空气中传来游客们断断续续的聊天声，夹杂着孩子们的尖叫和欢笑。接着，他想起当天那个跟妈妈待在一起的孤僻孩子。海鸥在他刺耳、沙哑的笑声中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嘎嘎地叫着。他也伸开双臂，期盼着圆胖的海鸥停在他的掌心。远处树下的草丛中覆盖着零落的初雪，仿佛是逝去的夏天丢弃的垃圾。
回想起那天，他好像还能感受到十一月的寒冷。他闭上眼睛，对阳光下绿意盎然的公园和波光粼粼的湖面视若不见；对孩子们的叫闹声和远处乐队的鼓点充耳不闻；思绪回到梅维斯去世的那间医院病房。
那不是一个适合死亡的日子，星期四是做大手术的日子，下午四点钟担架车陆续从手术室返回。他感觉这些事情最好能在夜里处理，那时候病人们已经安顿下来或者进入梦乡，护理人员能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照料那些没能坚持下来的病人。护士长疲惫地解释道，正常情况下他们会将他的妻子转移到旁边的病房，但是眼下旁边的四个病房都腾不出空。也许明天吧。那是一句心照不宣的承诺，如果她能在恰当的时机离去，她就能死得舒服些。他坐在她的病床旁，周围挂着扯帘。帘子上的图案深深地刻进了他的脑海中，粉色的帘子上点缀着小小的粉色玫瑰花蕾，营造出一种温馨的家庭氛围，美化了死亡。扯帘半遮半掩，透过帘子的缝隙，病房里的一切都一览无遗，担架车不紧不慢地推到等候的病床旁，身穿大褂的护士稳住摇摆的点滴瓶，周围是嘈杂的说话声和脚步声；勤杂工时不时地探进头，欢快地问：“来点儿茶吗？”
他接过茶杯和托碟，厚实的白色瓷器中两块方糖渐渐溶入褐色的液体。
她的两只胳膊放在被单外。他握着她的左手，想知道如果她在做梦的话，她在生命里做着什么样的梦。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不会像曾经的那些噩梦那样令她痛苦。朱莉死后的前几个星期，接二连三的噩梦摧毁了她的夜晚，他发觉她常常在凄厉的尖叫声中伴随着冷汗惊醒。她现在栖居的那个世界一定很平和吧，不然她为什么如此安静地躺着？他无动于衷地看着她脸上稍纵即逝的表情，她再也感受不到那种瞬息万变的情绪了，不耐烦的皱眉，诡秘、牵强的微笑；这让他突然想起朱莉小时候嗅味道时赌气的皱眉，仿佛在思考似的。她的眼睛时不时地颤动，嘴唇微动。他低下头，凑近了听。
“最好用刀。这样更有把握。你不会忘记吧？”
“不，我不会忘。”
“你带着那封信吗？给我看看。”
他翻出钱包里的信。她艰难地集中注意力，颤巍巍地伸出右手，像是一个信徒抚摸着圣物。她费力地盯着它，下垂的下颌不住地颤抖，仿佛全神贯注地盯着那张皱巴巴的白纸令她彻底崩溃。他握住她干枯的手，紧贴着信封，然后开口道：“我不会忘的。”
他还记得她写这封信时的情形。大约一年前，她刚刚被诊断为罹患癌症。当时他们坐在沙发的两端，一起观看一档关于南极鸟类的电视节目。他关掉电视后，她说：“如果我的病情没有好转，你只能一个人动手了，或许并不容易。你需要一个借口，调查她的下落。她死后，如果他们怀疑你，你还得解释为什么追查她。我会写一封信，一封原谅信。到时候你就可以说你在我临终前答应过我，一定要将这封信交到她手上。”
她在看电视的时候肯定一直在筹划。他依然记得失望和恐惧突如其来的冲击。某种程度上，他相信她的死或许能令他解脱，没人会指望他独自肩负这个重担。然而，他无处可逃。她立即坐到餐桌旁，写了那封信，然后装进一个未封口的信封里，甚至想到他可能要给某个人看，某个官员，某个可能知道凶手下落的人。他当时没有读那封信，后来也没有。他一直将它放在钱包里，随身携带。直到这一刻，她临终前的片刻，她从未再提起过这封信。
她陷入了昏迷。他僵硬地坐在她身边，握着那只干枯的，如同蜥蜴一般的手，毫无生气、令人厌恶。松弛的皮肤在他的抚摸下左右挪动。他告诉自己，这只手曾经给他做过饭，为他操劳过，帮他打扫过房间、洗过衣服。他试图想象这些画面，唤醒自己的同情心，却无济于事。他的心中涌起一股遗憾之情，然而那只是无可避免的失去引发的失望，并不带有个人色彩。无效的治疗和无谓的痛苦令病房嘈杂不堪。他明白，如果他失声痛哭，也是为了那里的所有人而哭，无论是生病的还是健康的，但更多还是为了他自己。他克制着自己，尽量不抽回手。想到护士可能会拉开帘子，希望看到他就这样坐在她身边，给予她最后的慰藉，他才觉得好过一些。爱情早已消失。当那个女人掐死他们的孩子时，同时也扼杀了他们的爱情。或许，爱情并不是那么坚定，所以才消失得这么容易，但是它曾经看起来很坚定。他们爱过，像每个人一样，尽自己所能地爱着。不过，最后失败了。或许作为爱得更坚定的那个，她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无论如何，他都应该帮她回归生活。现在，只剩下一个不让她失望的办法。他必须独自肩负起他们二人共同的目标。或许，那个女人的死既是一种补偿，对他而言又是一种解脱，也为那段逝去的漫长岁月画上句号。
她心怀悲痛与仇恨，就像一个畸形的胎儿，不断地长大，却迟迟没有出生。就连她的主治医师也不耐烦地收起处方笺，另外写了一封精神科门诊的预约信，明确地表示他认为她悲痛的时间够久了。悲伤终究是一种放纵，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没有任何社会价值，就像分发给等待救助的穷人的硬币一样，是坚强和自立的人不需要的东西。他想，或许维多利亚时代的哀悼形式有它的意义。至少它界定了哀悼的时长。他记得祖母曾经告诉过他，寡妇要先穿一年的黑衣服，然后穿六个月的灰衣服，最后穿淡紫色。那些高贵的习俗当然不适用于她，但是她在城里的大宅子里做女侍时注意到了这些礼节。他忍不住猜想，如果为一个先惨遭强奸后遭杀害的孩子服丧的话，要穿多久的黑衣服呢？也许不会太久。在他祖母那个时候，大概不会超过一年吧。
人类很容易接受普遍的商业规则：公事公办。你有你自己的生活，他们这样告诉梅维斯，她不明所以地睁大了眼睛，盯着对方，显然她不再拥有自己的生活。你必须为你的丈夫想想，她的医生嘱咐道，她确实为他考虑过。他一言不发地同她并排躺在卧室的双人床上，一动不动地凝视着黑暗，他看透了她的想法，自怨自艾的情绪如同一团乌云悬在漆黑的天花板上，又或者一种传染病，从她的大脑蔓延至他那里。她从未向他寻求过帮助。偶尔，她伸出一只手，可是当他握住时，她又赶忙缩了回去，仿佛那一具曾经让她受孕的肉体已经变得令人厌恶。有一次，他怀着满腹的背叛感胆怯地向医生坦白。然而，医生的回答不仅职业、圆滑，而且毫无帮助：“她把肉体的爱、悲伤和失去混为一谈了。你要耐心一点儿。”好吧，他一直很有耐心，耐心极了。
她又想说话了。他低下头，嗅到了她又酸又甜的气息，夹杂着一股腐烂的味道，他压抑着想用手帕掩住嘴巴以免被污染的冲动。他屏住呼吸，尽量不咽唾沫。最后，他不得不说服自己她就要死了。她花了好几分钟才说出几个字，原本含混不清的嗓音却变得异常清晰、粗哑、低沉，好似从未有过一般。
“坚定，”她说，“强大。”
他不明白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最后一次鼓励他要坚定决心吗？或者，她是指凶手很强大，如果他赤手空拳就没办法制服她？在老贝利受审时，他没觉得对方特别高大或者结实；不过，或许是因为那个法庭出乎意料地小，又没什么名气，在浅色木制装饰的映衬下，所有人都被削弱了气势，无论罪恶还是清白。甚至皇室盾徽下佩戴着红色肩带的法官也成了戴着假发的提线木偶。蹲监狱的这些年并不会令她变得虚弱。监狱里有人照顾你，既不会劳累过度，也不会营养不良，生病时能得到最好的治疗，他们还会看着你锻炼。他和梅维斯一起策划谋杀时，曾经打算勒死那个女人，因为朱莉就是这么死的。但是，梅维斯说得没错。他现在孤身一人，最好有武器傍身。
他并不希望她在悲苦和怨恨中死去。这也是那个凶手从他们手中夺走的众多东西之一。爱情；敏感肉体的慰藉；陪伴、欢笑、抱负、希望。当然，还有朱莉。有时候，令他讶异的是，他几乎忘了朱莉。而梅维斯不再相信她的上帝。像其他信徒一样，她按照自己的想象改造了上帝的形象，一个循道卫理的上帝，和蔼、古板，愉快地唱着歌，温和却不切实际地布道，不强求超出她给予范围的东西。星期天早上的礼拜与其说是一种必须履行的敬奉，更像是一种例行公事。梅维斯自小就是循道公会教徒，她不排斥早期的正统观念。但是，她无法原谅上帝带走了朱莉。有时候，斯凯思觉得她同样没原谅过他。爱情消失了，主要是因为内疚；他们共同的负罪感；她对他的责备，他对自己的责备。她一次又一次地受困于这种负罪感。
“我们不该让她参加女童子军。她同意去只是因为她知道你是个热心肠，这么做能让你开心。”
“我不希望她觉得孤单。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你应该每个星期四都去接她。如果你去接她的话，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了。”
“但是，你知道她不愿意我去接她。她告诉我们，萨莉·米金总是和她横穿游乐场，一起走回家。”
但是，萨莉·米金没有。其他人也没有，而朱莉又不好意思开口叫他去接她。她跟他小时候很像，不讨喜、独来独往、喜欢自我反省，尽最大的努力应付童年没由来的恐惧和莫测的变化。他甚至能猜到她为什么没有横穿游乐场，抄近路回家。白天妈妈们推婴儿车散步的游乐场到了晚上变得异常空旷，黑暗似乎没有尽头，秋千在风中嘎吱作响，向上蜿蜒的巨大滑梯在天空的映衬下令人生畏，还有小棚子漆黑的角落和刺鼻的尿骚味。于是，她独自一人沿着陌生的街道，走了很长一段路，因为路两旁温馨、惬意的半独立式房屋和她自己家很相似，缓和了她害怕的情绪，窗口亮起的灯光象征着安全和家。正是在其中一条不起眼的街上，她遇见了杀害她的凶手。一定是因为那个强奸犯和他的房子都没什么特别之处，他才成功地引诱她进了家门。他们时常提醒她提防陌生的男人，不要和他们说话，不要接受他们的糖果，不要跟他们走，他们曾经以为她的羞怯能够保护她。然而，没有什么能保护她，他们的提醒和爱都没能保护她。现在，他的负罪感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时间没能治愈它，而是让它麻痹。人类大脑的感受是有限的。他曾经在某处读到过，当折磨累积到某种程度后，便再也感觉不到痛苦，只有不为人知的打击砰砰作响，这种超越了痛苦的状态甚至称得上愉悦。他还记得朱莉死后他喝的第一杯茶。当时他食不下咽，却突然间异常口渴，那杯浓郁、香甜的茶非同一般的美味。无论在那之前还是在那之后，他都没再喝过那种味道。她才刚刚死了几个小时，贪婪、狡诈的身体已经能够体会快乐了。
此刻，他沐浴着阳光，两脚间放着他为数不多的个人物品，他再次接受了她赋予的重任。他会找到谋害他孩子的女凶手，然后杀掉她。他会尽量避免惹祸上身，虽然他害怕坐牢，但是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都会去做。这种坚定的信念令他困惑。做这件事的意愿很明确，但是理由让他无法理解。可以肯定的是，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复仇。很久以前，复仇就已经不再是他的动机。起初，朱莉的死留给他的悲伤同梅维斯一样撕心裂肺，然而很久之前就渐渐淡化成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失去。现在，他几乎想不起她的模样。谋杀案发生后，梅维斯销毁了所有照片。不过，有些照片他一直记在心里，回忆它们几乎成了一种责任，一种悲伤的备忘录。第一次怀抱女儿时，那像蚕宝宝一样的小身体，粘在一起的眼皮，没有目的的神秘笑容；朱莉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指，蹒跚地走在绍森德海滨；朱莉穿着女童子军制服，精心布置着晚餐餐桌，接受女主人徽章的考核。不管他对玛丽·达克顿做什么，不管她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朱莉都回不来了。
他需要信守对梅维斯的承诺吗？然而，你又如何对死去的人信守诺言？死亡已经永远地免除了欺骗或者背叛对他们的影响。无论他做什么都影响不了梅维斯，既伤害不了她，也不会令她失望。她不会变成一个吹毛求疵的幽灵回来苛责他的软弱。不，他这么做不是为了梅维斯，是为了他自己。难道活了将近五十七年后，他还要通过一种可怕、不可挽回的举动证明无足轻重的自己是个有胆识、有行动力的人？无论事后他的下场如何，他都不会再怀疑他作为男人的身份？他猜或许就是这样吧，尽管这似乎跟他没有什么关系。这无疑很荒谬，就这种意义而言又不可避免。然而，他知道事情就是如此。
太阳西沉。一阵寒风吹过湖面，拂动柳枝。他摸索着抓过长凳下的手提袋，慢慢地朝圣詹姆斯车站走去，踏上了回家的归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