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庄镇被一种莫名的亢奋充溢着。
这种亢奋是一个从年后就开始在镇上若有若无地流传的消息带来的。这消息最初从两三个经常往省城跑的人的嘴里传出来，他们在酒桌上饭桌上，在街头偶遇的闲聊中，甚至在自家炕头上把这个消息传播出去。说出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的表情或者漫不经心，或者虚张声势，或者故作神秘。经过街道上无所事事晒太阳扎堆闲聊的闲汉，经过抱娃的妇女的添油加醋，现在上到不问世事的老头老太太，下到才开始识文断字的小学生，都开始谈论这个热门话题。若有若无变成了公开的秘密，至于是否被证实，有没有可信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需要这个谈资。谈论得越热闹就越是有鼻子有眼，细节就越丰富。
一个可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命运的消息，即便不真实或者部分不真实，起码也能给他们带来改变生活的希望。到了这个时候，最初带来这个消息的那几个消息灵通人士，反倒缄口不言了，有时甚至矢口否认自己曾说过那些话。
这个消息是，省城的一所大学将在高庄镇附近建新校区。
时间一天一天逼近世纪末，本世纪最后一次足球世界杯不久后将在法兰西打响，远在秦陵脚下偏远的高庄镇也感受到了一丝丝热度。但是这事跟高庄镇北头的“冬梅”制衣店里的苏冬梅和陈春生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又不是球迷，苏冬梅甚至连一支足球队有几个人都搞不清楚，更不要说踢的什么球，谁赢谁输了。不过他们发现，穿着各个国家的冒牌球衣的年轻人在镇上越来越多，而这种衣服，他们做不了。
其实陈春生和苏冬梅明白，并不是这种球衣把他们的生意抢了。今年春节的时候她们就感觉买了布料来量身材做衣服的人比往年少了很多。往年过年的时候，做衣服的人能把家里挤得转不开身。陈春生和苏冬梅并不知道，他们的遭遇只是一只叫做“下岗”的蝴蝶扇动翅膀所引起的一串连锁反应的一环而已。
高庄镇的北边大约四十公里的长安城里，从东郊到西郊，在那些年代悠久的工厂里，那些早已经把进厂干活到日子拿工资看做是生活的唯一选项的工人们正在人心惶惶地揣度自己的命运。在之前的几个月里，他们一批一批地被叫进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室，在嘈杂的议论中，坐在台上的领导就开始宣读红头文件，发布这些红头文件的单位的级别有高有低，但是内容和主旨大致类似，那就是，听文件的人，有一些，必须要离开他们赖以生活的工厂。
开始只是特定的一些人，比如，表现不好的，或是年龄到了某个标准，或者他所从事的工作对身体有害，甚至仅仅因为她是个女人。随着这样的会议越来越多，这些特定的条件开始逐渐模糊，界限模糊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要离开工厂。于是，我们的词汇库中一个崭新的词应时而生：下岗。更加可怕的是，下岗的范围从某一两个行业逐渐向越来越多的行业蔓延。下岗的工人，有即将退休的中年人，也有上班不久的年轻人。他们离开赖以为生的工厂，他们十分有限的资源就这样被为数可怜的工龄买断金买断，这意味着他们跟虽然不多，但是到时必有的工资告别了。然后呢？何去何从，没人告诉他们。
有些女人开始哭，有些男人开始闹，开始骂，上台掀翻了桌子；胆子更大的男人找准机会把那些有资格读文件的堵在上班的路上，然后饱以老拳。所以，能决定别人命运的人在做出决定之前，假如他够聪明的话，一定要认清对手。因为挨一顿打倒还好说，被一马勺大粪扣在头上这种事真的发生了。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平静地无奈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刘欢在公益广告里甩着长头发唱出“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重头再来……”不由会狠狠骂一句：“你他妈怎么不重头再来？”不过，这句反问句式的唾骂慢
慢就变成苏老汉的那句慨叹：“这都是命啊……”
除了强行买断，有时“下岗”也以其他方式实现。比如一周七天干三歇四，或者干四歇三；或者在春节前后放假，放长达三四个月的的长假。当然，这种变相的下岗是以大幅度降低工资为条件的。
于是，上班时间本该人声鼎沸的工厂大门却看不到几个人，本该热火朝天的车间里冷冷清清。而菜市场里，麻将馆里，棋牌室里却人声鼎沸。到了晚上，夜市里出来摆摊卖烤肉卖炸串的越来越多，而吃烤肉吃炸串的却越来越少。
所有人都在努力少花钱多挣钱，可是没人愿意花钱，又从哪里挣钱呢？
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暂时还看不到有任何改善的迹象，而且已经开始影响到高庄镇这个偏远的小镇。
陈春生和苏冬梅并不理解市场越来越冷的原因，也无法预知将会有什么结果，但是高庄镇的“冬梅”裁缝店，正在经历这场经济严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