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自己是在那股不可见力的助推下来到的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圆形大厅。这里也被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命名为“大脑厅”（The Brain）。陈列其中、与博物馆其他部分一玻之隔的便是那件由卡罗琳亲自布置的展品。它是个微型宇宙，也是整个大展的一幅拼图，意欲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第十三届文献展的思想脉络；而在我看来，这大脑的随机性似乎有些过头了：它将乔治·莫兰迪于法西斯时代的博洛尼亚创作的静物瓶子与朱塞佩·佩诺尼的雕塑融合在了一起，又在它与黎巴嫩内战中损坏的物件、以阿富汗山石——塔利班曾在那儿炸毁了千年大佛——刻制的书本、爱娃·布劳恩的最后一瓶香水之间建立起了联系。
这大脑，依我看，缺了点内部关联性。它给人一种印象：还有其他太多风格迥异的艺术元素可以和它拼接到一道，结局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因为这组作品呈现的东西更像是无序的堆积，而非有逻辑的选择。我向波士顿表达了我的意见，她说，恐怕我搞错了，尤其我可能没考虑到，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曾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在艺术里，混乱是件真正奇妙的事。
混乱？我记得在哪儿读到过，第十三届文献展的不少参观者都着重指出了这点：面对本届大展的折中主义倾向时的混乱。但许多人道出这个词的目的不是为了批评，而是想要强调在这里看到的展品集合所共同实现的多元性、它的百花齐放，以及它所涵盖的范围之广。它正是对我们身处的历史时刻的一个有趣的隐喻。
可即便记起了这些，我仍是在“大脑”面前感到困惑不解的众人之一，概因如此，我打听起更多信息，希望再了解一些关于那圆形大厅的事。我继续围绕那件作品展开提问，很快便得知，布劳恩的香水瓶——毫无疑问，它逐渐成为了最让我在意的物件——之所以被完好无损地保存到了今天，正是因为1945年4月，美国战地记者、艺术家李·米勒于独裁者的浴缸里——在慕尼黑摄政王广场，后者与布劳恩的居所中——发现了它。
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还保存着一条绣有阿道夫·希特勒姓名首字母的毛巾。李·米勒将毛巾与香水一并拿回了她在慕尼黑的酒店，我们再也没法知道她是否在日常生活中用过那两件怪异的、或许有些恋物癖趣味的战利品。这很重要吗？不怎么重要，事实上，毫不重要。不管怎样，我在心里说，假设找到那块毛巾的是我，我连碰都不会碰它，它只会让我作呕；不过这只是对我而言。在陈列有那瓶香水以及绣着A.H.字样的毛巾的柜子里还展出了四张李·米勒快活地躺在希特勒浴缸中的照片。当大战结束、这些影像被刊载在《纽约时报》上时，它们貌似招致了“举止轻浮”的评价，激起了些许波澜；可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它们，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大概是个人都会觉得挺轻佻的吧，我琢磨着，然而也不算不容置辩。有一点倒是很明确：那浴缸比我这辈子用过的、无论哪套房子里的浴缸都要先进许多。我在思忖着这个。看似挺小家子气的，可真不一定是那回事儿。那浴缸比我的所有浴缸都现代。
随后，似乎觉得刚才纠结那些实在可耻，我搓了搓脸，意欲将它忘却。而在摩擦过后，我用肉眼望向那无形的气流，就跟真能看见似的；当下有一阵沮丧感向我扑来。那种失落，就好比我们行到中途，遽然回身，望见我们走过的路、那条漠然的路；它从我们脚下径直逝去，默示着时间的不可回溯。
最后就只剩下了这个，我想，回望却一无所见的目光。也许正因如此，我才匆忙决定——带着绝望——向前看。可这会儿见到的才是我真正希望回避的东西：布劳恩的香水瓶所放出的邪恶电波，当然还有我自以为抛在脑后的永不复返的过去，包括我在存放于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圆形大厅内的“大脑”中踏过的那些脚步。
我在德国。走到这儿，我才第一次开始对此有些意识。人都知道，如果我们是坐飞机来到的另一个国家，我们得过一阵子才会真正将自己置于其时的所在地。临到我的情形，直到我遭遇A.H.的毛巾与布劳恩的香水的那一刻，我才刚有感觉，我或许已经降落在日耳曼的地界。纳粹的物件与不可逆转的过往的视像令我陡然自觉双脚着地。这里有旧日的恐怖，有纳粹无尽罪恶的烙印。可是，这算着陆吗？可能我尚未完全抵达，仍需继续自问，我是否到了德国。
离开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前不久，在波士顿的极力推荐下，我们去另一个展厅参观了泰国艺术家帕恰亚·菲因逢的奇异作品“睡眠病”（Sleeping Sickness）。我最初以为自己看见的是一个小黑点——它位于一张大方桌上，被铺在上面的一块大玻璃压在中央。可当我走上前去，便发现那不是个点，而是像那块小牌所说的，是两只采采蝇——一只有繁衍能力的雌蝇以及它不育的配偶。那一瞬——后来我又见了许多比这更加离奇的东西——它让我感觉太过诡谲，与我心目中的先锋艺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帕恰亚·菲因逢，波士顿说，研究的是采采蝇的生态管控；这种蝇能通过口器的叮咬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睡眠病。我听着有些懵，不知说什么好，脑子里想的却是那些我认识的、平时的行为举止就像被那种苍蝇叮过似的人。
此后，当我们向博物馆出口走去，我复又记起爱娃·布劳恩的香水瓶，进而深思起“罪”这个主题。这疑问二度向我袭来，就如同苍蝇飞回到感染者身上，只为再加倍感染他一次。在我的故土，那个因恐怖内战闻名于世的国度，罪恶感几乎就不存在；这么矫情的事还是留给纯朴的德国人去做吧。谁也不会浪费那时间，来为自己曾经是纳粹分子、佛朗哥派、与马德里独裁者勾结的加泰罗尼亚人抑或第三帝国刽子手的同党而羞愧。在我的祖国，人人都对欧洲的衰亡不闻不问，许是由于我们没有直接参加任何一次世界大战，便习惯于将这一切看作是别人的事，也或者是因为，说到底，我们一直生活在衰败之中、一蹶不振，以至于我们根本就对此毫无觉知。
你在德国，我心中有个话音似在反复诉说，就像贯穿《欧罗巴》[17]的那个人声——拉尔斯·冯·特里厄的这部极具迷人色彩的电影讲述的正是荒蛮颓败的古老欧洲大陆。
“你在欧洲。”影片中能不时听到这样的句子。而摄影机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则是一块变身为广阔无边的医院的大陆。
我们继续朝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的大门走去，忽然，告诉我我在德国的那个声音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勤。我心想，或许我终于实实在在地着陆了。如果是这样，我已身处一个公认集智慧与野蛮于一体的国度，一个深知内疚滋味、且多年来一直在为“该因罪孽感到莫大的痛苦”还是“该试着少去悔恨”而困惑的国度；总之，这个国家的公民试图在多或少夸大一些负罪感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也许已经意识到，没有记忆，他们便会冒着再度成为畸形恶兽的风险，而回忆过度，他们就会被残忍地困在过去的恐怖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