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剧院街的一家酒吧停步，在露天座位上吃了两根法兰克福香肠。我比预想的恢复得要多，尽管我又一次没能阻止那件蠢事飞回我脑中；打小开始，每当我啃起一根法兰克福香肠，便会记起我爷爷的话：“一战”中，他的鞋底在法兰克福附近攒了两磅泥巴。
如果说这件轶事本就可笑，那它动不动——每每我准备吞下个类似特征的点心——便杀个回马枪的特质则更显荒唐。我急欲逃脱那泥泞的记忆，只要思想上躲开就好，便跟波士顿扯起了我最先想到的东西。它如此随意、如此乖张，以我现在的角度来看，或许还带着些自杀倾向，但为了不让自己过度羞惭，我更愿意将那个问题视作纯粹的临时起意，视作诸多麦高芬中的一例：
“你觉得雅利安人的香水与先锋艺术之间可能存在哪怕一丁点关系吗？”
从来没有谁像听完问题的波士顿那样用如此凶神恶煞的眼神看着我。
“你到底对先锋艺术有没有概念？”她问道。
这将为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就在那一刻，我连想都不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