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怎么在没人帮我的情况下回到黑森兰德酒店，沿国王大街别转就行了，稍后我对波士顿说。左亲亲，右亲亲，拜拜。波士顿没定确切时间，但称第二天早上会到酒店接我，我俩一起去那中餐馆。果如我一直所惧怕的，显然，我的“成吉思汗”之缚怕是谁都没法解除了。一整个下午我都避免问及任何关于那“中国把戏”的事——我是摸着良心这么叫的——幼稚地以为，只要这样，我就能逃过那场劫难。可鸵鸟战术不会次次生效，最后道别时，只见“中国把戏”终究浮出了水面，就在最扎人的那一刻、我自信已完全摆脱它的那一刻。
天色已晚，四周开始变得一片黑暗。
我发觉，这还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不愿置身于别人的小说中，在此我指罗伯特·瓦尔泽的那本书。尽管乍想挺诗意，跟《散步》中描写的一模一样：天黑了，万物转黯；但怎么说都该是那位写书的人，亦即瓦尔泽，而不是我，去身临其境地体验一番。可我惊惶地见到，那位快乐叙述者的经历正如数发生在我的身上：天晚了，我一闪念，还是不逛了吧。通常夜幕降临时，我都在家了，因此卡塞尔那天，我的惆怅与瓦尔泽相似。
可也许周围还谈不上那么漆黑陌生呢，我自语道，努力不让痛苦的情绪在大街上爆发。那一刻，我该能安稳度过，以世间最大的冷静走完通往黑森兰德的那段——那安稳大概有点死撑的味道，但它保不齐有用呢，至少帮我顶过哀怨的第一次侵袭。我做到了，我制住了它，进而发现，我在街中所见的一切仍能教我欣喜而非压抑。然而只过了一会儿，自觉孤独无依的我还是开始消沉起来。我本质上就是个中国人，且正在回家，我念叨着。而此时我又遇到了更多麻烦；我不再敢看那些行人，因为我又一次感到他们在对我说：你终于到了。
“你们在等我吗？”我真想大声问他们。
可他们一定会奇怪地看着我。
然而，他们中的有些人确实是在等着我的吧，而且还约定，如果我最终真的下定决心问了，就一起摆出没这回事的样子。
我好想对他们说：
“我知道你们等了我好几天了。我一来就发现了。”
而最让我讶异的也许是，我看到，我的能量——要我说，它就跟太阳能似的——霎时回复了不少。事实是，我在这国王大街上，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了：这突如其来的隐形的力，它劲儿实在大，大得有点过头了。我只觉我的胳膊变得老长，腿离我的身体极远极远。我还没能习惯这个，而我的步伐——我以如此怪异的姿态在街上走着——宛若精神病人，又好似被一阵不可目见——可能它同时还不可战胜——的微风吹得不停摆晃。之前我觉得在瞅我的人里此时有谁在说：你终于到了这儿，但状态那么糟，你是不会恢复了。
所幸距酒店还有没几米时，那股力也随着我向目的地的逼近而同步消逝，我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夜晚崩溃、早上恢复的人。有时复归原状，即便是可悲的原状，也是件极好的事。谁会想到呢，可当见到那骤然而来的荒唐能量如水汽般散去，我感觉更平静了；比起有两条过长的胳膊、《堂吉诃德》中堪与风车混淆的巨人之臂，我真愿意就这么闷闷不乐着。
我踏进黑森兰德酒店，径直朝027房间——我位于二楼的客房——走去；我来到阳台，立马想起了那句波士顿于几小时前告诉我的话：从那儿，我能看见赛格尔的黑屋所在的楼宇。
实际也正如她的预告。另一方面，我还确认了，委实，孤寂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住满了幽灵。我已别过波士顿，但她仍以某种形态存留此地——此刻是在我的记忆里。我仅在阳台上待了一小会儿，这已足够让我与那幢酒店附楼——包蕴着赛格尔的房间的幽暗邻栋——建立起精神联系。在我心中，那间黑屋已成了暗夜中的灯塔、盛放我目光的方向；若我被草堂中的孤独（与幽魂们一起）憋得透不过气，我便可走上露台，向那儿眺望。
有座看不见的灯塔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可话说回来，我的茅舍还没搭呢。也或者不用搭？因为建筑它的最佳方法大概就是将这酒店客房想象成一处无需引言、本就能完美承接我思想生活的地方。
我的小屋模板是肖伦，在那儿，维特根斯坦得以与世隔绝、倾听自我，从而确证，他在此地比在教室里更擅于思考。事实上，住进茅舍的他开始向那些渴望以新眼光看待事物的人——而非科学界或普通公民——发声。思维在他心中甚至成了种艺术成就。他的哲学追求是解放头脑，寻求意识与世界的开放；他想给出的不是真理，而是真实，不是论据，而是例证，不是起因，而是动机，不是体系，而是片段。
当他在肖伦思索着，我躺倒在床，双手抱于脑后，眼望着天花板。我想起了一位朋友。有回他跟我讲，对一个属灵的人而言，任何形式的流亡都可以化作对内心专注的激励。要是我白天——那会儿我往往心情不错——就能想到或记起这句话那该多好。不过即便如此，它仍能在我的前行道路中提供助力。从长远看，我琢磨着，人定能发现，抱着有所产出的心态对待每件小事才是人世间最重要的。
我看了看表，正是打电话回家的好时候。我年迈的父母告诉我，确切地讲，巴塞罗那的民族游行不是民族游行，而是独立游行，至少本地各大电视台正在不停这么重复。
大众的自由是无法捍卫的，可以守护的只是个人的自由，我蓦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许是因为，我正身处我内心专注的起始、我“思想小屋”的发端，而且说到底，我讨厌人家和我谈起群众运动也是相当合乎逻辑：我正欲做出的行为，在酒店中筑起草堂，需要孤单一人。
我又打给妻子，和她说，我觉得我这天的生活，虽说不像个动作片，但也接二连三地碰上了各种事情。可当她问我都碰上什么了，我仅能吐出一句，刚是在开玩笑呢。我不想说出口的就好比：我一到这儿便发觉，卡塞尔人都像在等着我；而这种误解让我联想起了我和侄子保罗一起开车去安特卫普的那天，就在那富丽堂皇的火车站附近，一种预感忽地涌了上来：这座城市将会面临责罚。是哪位祖先的哪段辽远的过去映成了这番视像，教我很自然地把它与现世绑在了一起？这想法真有那么不着边际么，相信自己的前世曾生活在欧洲各地，而当下的我则预见了灾难的到来，自觉回到了在其他时代无数次走过的街巷？在卡塞尔这样一个地方，什么都无法排除；在向先锋思想敞开大门的同时，它也默认不欢迎任何逻辑。
可我一点不想把这透露给我老婆，大概它不适合搁在电话里说；于是我向她道别。稍后——无疑是受到了我所落入的孤独情境的驱策——我听到，有喊声从外头、从那被细微的气流吹动的窗帘间钻了进来，零星几声，于风中飘摇，而在天花板上旋转的反光像在预告着将要划穿顶棚的某道裂缝。透过那豁口，楼上房间的谈话也许便能清晰传入我耳中。这要是巴塞罗那，配上约翰·威廉·威尔金森的那些说辞，我定会以为他们将我安置在了那家中餐馆的楼上，对面就是森林，而此刻的我看到，这事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准确地说，情况恰恰相反，因为黑暗力量赐给我的监听小孔不在下方，却似在上，仿佛那房顶之上就是戈尔韦湾的所在。又是个新问题？仔细想想，这问题根本不存在，它仅是由天花板上的反光造成的，而后者或又对上了我酒店附楼的灯塔、我暗夜中的灯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