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游移不定的精神状态中徐徐返家，脑中一次次明灭着卡夫卡致费里斯·鲍尔的信中的话：“马里昂巴德美得难以言喻。我想，若我是个中国人，且须即刻归乡（我本质上就是个中国人，且正在回家），我一定得想办法速速返回这里。”
这是卡夫卡的所有文字中唯一道出自己“本质上就是个中国人”的段落，像在为我们指明，很可能正如博尔赫斯所说，他在早于卡夫卡多个时代的不同文本中读到了这位作家的语句或习惯，也确能看出，卡夫卡与九世纪的散文家韩愈极为肖似。博氏在1948年于法国出版的卓越的《中国文学考据集》中即对这位中国作家进行了挖掘。
而照卡夫卡写给费里斯·鲍尔的书信来看，这位布拉格作家显然是直感到了自己与中国——谁知道他是否连自己的前世韩愈也感应到了——的神秘联系。
那晚，当我缓慢返家，我想象着——管它为什么，反正总是有原因的——自己便是卡夫卡那句句子的主语，也就是说，我是个中国人，且正在回家。扮演那样的角色甚而让我感觉不错，直到万物反转，药效——在部分情况下还算有用——一刹尽失，转眼间，一切蒙上阴影，我整个坠入到我曾欲逃避的苦闷与忧伤里，任何妄图摆脱这消沉状态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我千万次痛骂着将命运亲手奉至科利亚多博士手中的自己。我想起旧日的夜游，它们也被同样灼人的感觉所支配：这世界满是用某种密码编写的信息。而在这般颓丧的体验中，当我为重提精气做着无谓的争斗，告诉自己，这简直太有意思了，他们把我这样一个中国人请去了远在德国的一处亚洲飞地，亦即我用理所应当的困惑思考着这一切，思考着这些同样令人困惑的事件往家走去时，我记起了我在意大利北部的萨尔扎纳做过的一个无比强烈、对我来说又至关重要的梦。那是三年前，我到该城参加某届国际作家大会，落宿在一家名叫“天使客栈[8]”的旅店里，不折不扣的乡下，也就是说，距市中心整整八公里，而当我走进这家偏僻旅店的客房，我发现的第一件事便是，我把安眠药落在巴塞罗那了，还有我的睡前读物。即便如此，失去了惯常的镇静剂，我还是睡着了，名副其实地睡死了过去，堕入了以沃尔特·本雅明的著述为蓝本的梦境中：词语不是符号，不是对另一件事物的替代，而是思想的名称。在普鲁斯特、卡夫卡以及那些超现实主义者的作品中，本雅明道，词语脱离了“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涵义，进而重新握起了它根本的、行为的权力。这么说来，在亚当时代，词语和命名的动作其实是一回事，而自那以后，语言经历了巨大的衰亡，而巴别塔——依本雅明看——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神学的任务就在于从保存词语的圣书中全盘恢复它们原有的摹拟能力。
于萨尔扎纳我自问，衰败的语言穷其所有意旨，是否仍能让我们接近与它的不解之源相关的某些真相。而我顿悟到，从本质上看，我的一生，虽未完全察觉，一直都在试图重建一段分崩离析的讲演（其本体已消逝在时序的暗夜里）。我沉睡着走入那个炽烈的梦境，我的两位好友，塞尔希奥·皮托尔与劳尔·埃斯卡里，正以飞快的脚步行进其间。他们疾速穿行在一座古城（也许是在欧洲）的街巷，而那些雨滴坠落得出奇迟缓，如墨西哥城的雨点一样夹带着毒性。他们步入一间教室，塞尔希奥写起一组我未曾见过的符号，他写得那样快，每一笔都落在那方墨绿色的黑板上；黑板继而变成了一道嵌在阿拉伯葱形拱中的门，绿得愈发深邃，皮托尔则放慢了手速，在门上刻下一首用未知代数学所编写的诗：有公式，有散发着诡秘犹太气质的玄奥讯息，那气质也可能是穆斯林、中国的穆斯林，抑或仅仅是彼特拉克[9]时代的意大利；一首没有祖国的怪异的代数诗，却将我送到了宇宙奥秘的中心，那个充斥着密码信息的宇宙奥秘的中心。
次日早晨，我从梦中醒来，带着“核心信息曾与我近在咫尺”之感——估计只有皮托尔才了解其最深层的内涵。每每我同今日一样回望那个梦，我便意识到，波士顿来电称麦高芬夫妇愿为我揭开宇宙奥秘的那天，我答应赴约的其中一个原因正是，萨尔扎纳之梦仍在影响着我的潜意识。此外不能排除的是，当数日后我同意前往卡塞尔，我心深处——即便只是最深的深处——还期望着能在那儿寻见当代艺术之神妙、未知代数诗抑或阿拉伯葱形拱门的启蒙；那道门来自远古的中国，门后便是那离群索居的纯粹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