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13年冬天，士鞅忽然向魏舒提议，说汝滨之地（今河南省中北部汝河一带）原属戎人，如今新被晋国占领，民心不稳，很容易发生暴乱。晋国应该派兵前去修建城堡据点，并且收缴当地百姓的铜器，以加强对当地的管制。至于派往汝滨的人选，士鞅也替魏舒想好了，便是时任上军佐的赵鞅和时任下军将的中行寅。魏舒不知道士鞅会有阴谋，便同意了士鞅的提议，让赵鞅和中行寅带兵去了汝滨。
到了汝滨之后，赵鞅和中行寅一面督造城堡，一面收缴当地的铜器。经过十几天的忙碌，他们在当地一共收缴了大约480斤的青铜。按照以往的规矩，这些铜要被当做政府资源送到国都，与其他地方收缴来的金属存放在一起，由国君或者正卿统一处置的。然而正当赵鞅打算派人把这四百多斤青铜送回去的时候，中行寅拦住了他。中行寅说：
“这些铜不用送回去了，我们可以另作他用。”
赵鞅疑惑道：
“你要用它做什么？”
中行寅道：
“我们可以在此地浇铸成一尊大鼎，将范宣子（士匄）颁布的一套刑法刻在鼎上，作为警示人民之用。”
这里我们说明一下，赵鞅的先祖赵盾在他担任正卿期间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规范卿大夫们的行为，曾经制定一套法律。后来的士匄在赵盾这套法律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编订，又颁布了一套新法，被称作宣子之法。只不过，士匄的这套法律从来没有以铭文的形式正式颁布过。中行寅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法律用铭文的形式表现出来，刻在作为权力象征的鼎上，以显示它的权威。但是，中行寅这样做，首先的一个问题在于，他没有得到国君或者魏舒的批准。他这是在自作主张。
赵鞅当时就表示了反对：
“你我没有元帅的命令，怎么可以擅自铸造刑鼎？”
中行寅回答道：
“魏元帅昏庸无能、胡作非为，我们正是要用范宣子之法来约束于他。况且，范宣子之法与你赵家先祖赵宣子（赵盾）所行法令一脉相承，赵大夫难道不愿将祖宗制定的法度发扬光大、万古流传吗？”
赵鞅继续说道：
“宣子之法确实是我赵氏先祖所定，我赵鞅也不敢违背这孝义。但此法与礼制不符，诸侯中也从未有人为此类刑法铸鼎，你我这样做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
中行寅见诱惑不成，便威胁赵鞅道：
“邯郸氏的宗主如今是我的外甥，若不是我的应允，你以为你还能维持与他们的宗族关系吗？你若不愿赵氏的大小宗反目，遭到祖先与族人的唾骂，就与我一同铸这鼎！”
在中行寅的恐吓之下，赵鞅一时间语塞了。赵家的软肋被捏在别人手中，而且实力也不如人家，他只能选择忍耐。最终，赵鞅无奈地向中行寅点了点头，同意了铸造刑鼎。
铸鼎工作很快便分派下去了，经过好几天的忙碌，晋国工匠们将这480斤的青铜融化，浇铸成了一尊刻有完整宣子之法的大鼎。在汝滨的筑城工作完成之后，赵鞅和中行寅便带着这尊刑鼎回到了绛城，堂而皇之地将它搬到了公宫之中。随后，中行寅拜见了魏舒，声称自己已经为宣子之法铸造了刑鼎，请求魏舒以正卿的名义宣布这部法律正式发布了。
中行寅的先斩后奏让魏舒勃然大怒，魏舒其实也猜到这一切都是士鞅那只老狐狸在暗中搞鬼，他是想用宣子之法来约束自己的权力。但是士家和中行家势力太大，魏舒一个人实难在这件事上与他们抗衡。他便决定召集六卿召开内阁会议，争取其他家族对自己的支持。只要有两个家族的人站在自己这一边，三比三的结果就能让发布宣子之法这件事搁置起来。
这是一场极为沉闷的内阁会议，按照惯例，魏舒先是把赵鞅和中行寅擅自铸造刑鼎的事情在会议上做了宣布，接着便是请其余大夫们各抒己见，讨论是否应该发布宣子之法。
中行寅自然不必说，头脑简单的他本来就是给士鞅当出头鸟的，他第一个站起来，慷慨激昂地肯定了士匄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并陈述了铸造刑鼎的伟大意义，要求内阁会议立刻通过对宣子之法的明文发布。
轮到士鞅发话了，这个老狐狸只是很平静说了一句：
“老夫没有什么意见，听凭诸位大夫们的裁决。”
在士鞅的心里，他早已预料到这场会议的讨论结果了。中行寅已经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全说了，他又何必再和魏舒争个面红耳赤呢？所以他故意做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至于赵鞅，在他的内心是极其反对士鞅和中行寅的，但是他被中行寅生拉硬扯，已经是铸造刑鼎的参与者之一了，他现在是骑虎难下，无法对中行寅表示反对。而中行寅用邯郸氏威胁他的话还在他的耳边回响，此时还对此心有余悸的赵鞅不得不对中行寅的言论表示了赞同，说宣子之法确实应该铸鼎发布了。
看见赵鞅如此态度，魏舒的心凉了一大截，他连忙看了看智跞，希望智跞这个时候能站起来说两句。但智跞干咳了一声，便扭头避开了魏舒的视线。原来，狡猾的智跞知道这件事是士鞅和中行寅联手压制魏舒的，自己虽然不喜欢中行寅，但实在没有必要和士鞅闹翻脸。将来魏舒一死，士鞅就是中军将，得罪这条老狐狸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吗？
智跞一沉默，会议的气氛顿时冷却了下来，现场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肯吭声。魏舒知道要阻止宣子之法的明文发布已经是不可能了。他最后看了一眼当时的下军佐韩不信，希望这个年轻人能够做一回愣头青，站起来以礼乐制度斥责一番中行寅的言论，为自己留下一点点儿的面子。
韩不信，韩起的孙子。由于韩起之子韩须早亡，年轻的韩不信便提早继承了韩氏宗主之位，并跻身六卿的行列之中。
年轻的韩不信对于士鞅和中行寅的为人其实早有了解，如果换在过去没有当下军佐的时候，他一定会对士鞅和中行寅大声唾骂。而如今，他成为了六卿，做了士鞅和中行寅的同僚，行事之前必然要考虑一下后果。韩不信很清楚，自己在地位和资历上都远不如士鞅和中行寅，就更别说家族实力上与人家的落差了。所以说，在内阁会议上和这两位老前辈大吵大闹实在不是一件理智的事情。更何况，韩家的老盟友赵家都参与了铸鼎，自己为什么要表示反对呢。
结果，韩不信在魏舒的注视之下，欲说还休地张了张嘴，还是只说了一句：
“听诸位大夫的决定。”
会议结果：2人赞成，3人弃权，0人反对。
身为正卿的魏舒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宣布承认宣子之法正式发布。至此，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部成文法诞生了。
然而，正如赵鞅所说，为宣子之法铸造刑鼎在当时是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这部成文法一经发布，舆论哗然，六卿们遭到了晋国内外一致的谴责。
孔子当时就大骂晋国人说：
“晋国大概是要灭亡了吧！他们怎么可以抛弃原有的法度？晋国应该遵守唐叔传下来的法度，作为百姓的准则，卿大夫按照他们的位次来维护它，百姓才能尊敬贵族，贵族因此能保守他们的家业。尊卑贵贱才不至于有差错。现在废弃这个法令，而铸造了刑鼎，百姓都能看到鼎上的条文，还用什么来尊敬贵族？贵族们还有什么家业可保守？贵贱没有次序，还怎么治理国家？而且范宣子的刑书，是违犯礼制的乱法，怎么能把它当成法律呢？”
晋国国内的史官也痛斥事件的始作俑者士鞅、中行寅和赵鞅说：
“士家和中行家恐怕要灭亡了吧！中行寅是下卿，但违反上面的命令，擅自铸造刑鼎，以此作为国家的法律，这是违犯法令的罪人。士家改变原有的法律，就要灭亡了。而这事赵鞅也参与了，虽然赵鞅是出于不得已，但如果修养德行，是可以避免祸患的！”
那么，宣子之法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法律，它明文发布出来为什么会遭到包括孔圣人在内的这么多人谴责呢？
史书上没有记载宣子之法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这部法律产生的影响和当时人们对它的评价，来大致推测这部法律的主要内容。
首先，这部法律令魏舒十分反感，说明法令中有限制和约束正卿权力的条款。大概也就是说正卿不能随便发布指令，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六卿讨论等等。
其次，这部法律令“克己复礼为仁”的孔子极其愤怒，说明它严重违反了礼制原则。这个情况，在赵盾主政晋国时颁布的新法（宣子之法的母本）中就有所体现了。赵盾在自己的这套法令中，强调任用官员要贤能，并且要侧重选择异姓。表面上看，赵盾讲的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上，赵盾是在为异姓卿大夫霸占晋国的权位开绿灯。周朝礼制原本的原则就是，尊卑有序，贵贱有别。姬姓晋氏在晋国是最尊贵的，公族本应该担任最重要的职位。现在，赵盾翻了个个儿，让异姓充任重要官职。而士匄的宣子之法又将这些条例加以扩充和具体化，无怪乎要被孔子和诸侯们批评为践踏礼制了。
最后，这部法律是“刑”法，还被孔子批评为“百姓都能看到鼎上的条文”，说明这部法律比较多的内容还是针对平民的，用于控制当时增长的各种平民犯罪活动。赵盾的新法曾记载要“正法罪”（明确刑事法规范）、“辟狱刑”（清理狱囚积案）、“由质要”（处理债务纠纷）、“董逋逃”（追捕逃犯）。士匄的宣子之法应该是在此四个方面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希冀保持晋国的社会稳定。从整个历史环境变化而言，这套刑法的出现，证明了当时社会的剧烈动荡，平民阶层的活动日趋活跃，已经成为贵族们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部宣子之法作为中国有记载的第一部成文法，其划时代的意义自然是不可言喻。然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这部法律的超前性遭到了全天下人的口诛笔伐。铸鼎的中行寅和赵鞅二人更是被人骂得狗血淋头。
中行寅不必多说，他本来就是一个脸皮厚的主儿，甘愿给士鞅当枪使，对于天下人的攻击他是无所谓。反倒是赵鞅，因为这件事使自己的名声大受影响，许多人批评他道德败坏，修养不够，完全比不上自己祖父和父亲。赵家的名誉也因为这件事情一落千丈，赵武和赵成父子苦心建立起来的好形象被士鞅轻易地破坏了。
至于魏舒，宣子之法被明文刻在了鼎上，让所有人都清楚了他的权力是受约束的。他就没法像以前那么自由自在了。更重要的，他也没法随便对士鞅和中行寅发号施令，有好处也不能不分给这两人了。士鞅以中军佐的职位，成功牵制住了上司魏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