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我在乡下与祖父母一起生活。那时我家唯一的一件电器，是一只半导体收音机。这是我祖父的心爱之物，他把它郑重地安放在炕梢前边的大躺柜上。因为我祖父和他的收音机，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都保留着每天听评书的习惯。除了《说岳全传》和《杨家将》，我还喜欢“小喇叭”：“嗒滴嗒，嗒滴嗒，嗒——滴——嗒——，小朋友，小喇叭现在开始广播啦！”清脆的童音仿佛天籁，让一个人甘愿驻留在童年。
28年前，我回到城市和父母身边。我吃惊地发现，城市里连收音机也是与乡下完全不一样的。它有一米多高，音箱上蒙着华丽的锦缎。我父亲叫它“电唱机”。一首《拉网小调》放完，紧接着是《西班牙女郎》和苏小明的《军港之夜》。如果不喜欢这个顺序，我可以随时中止、跳过，做另外一种选择。正是这台可以随意快进和返回的电唱机，带来了与我往昔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像那些半透明的彩色唱片上一圈一圈的纹理，起伏，迂回，让时光渐趋明媚和细腻。
26年前，我家拥有了第一台电视机。作为我父亲自学无线电的辉煌战果，这台自行组装的12寸黑白电视，以及它竖在房顶上的简易天线，成了整个小巷里迎风招摇的一面旗帜。每天晚上，左邻右舍的半大孩子都挤在我家看“小鹿纯子”。许多年后，我想：如果可以在传说中的黄金、白银和青铜时代之间找到一个缝隙，我希望我可以对这个“排球时代”进行插叙。这是一段随着排球跌宕和飞驰的岁月，《排球女将》与中国女排三连冠的比赛现场，让我们分不清直播和重播、剧情和真实。
22年前的某一天，我父母间爆发了一场激烈争吵。我父亲一气之下，搬进了单位宿舍，好几天没有回家。邻居卢叔叔把我带到居委会，让我给我父亲打电话。卢叔叔先拨了号码，对着话筒说了两句开场白，然后就递给了我。我说：“爸，你回来吧！”说完这一句，我就不知该说什么了，心里又烦恼、又委屈，觉得生活正在强加给我某些不应该由我承担的东西。我父亲在电话线尽头一言不发，我不能确定他是否还在那里——我是在对着空气说话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打电话，此后我一想起这件事情，就觉得电话本身具有虚幻气质。
18年前，我家迁进了新居，添置了包括冰箱在内的一应家用电器。同学们来我家玩，一进门收脚不及，险些摔倒在地：“天呀！你家铺着地毯啊！”这个时候，我忽然猜测到我母亲的微妙心理。生活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部分，分为荣耀和真实。如果可以任由我自己挑选，我首先选择电冰箱和排油烟机。至于地毯和壁纸，它们只是某些人需要的生活修辞。
13年前，在北京开往石家庄的火车上，整整一个多小时，坐在我和我先生对面的男子一直在摆弄他的宝贝手机——那个时候，一部手机富有多层面的象征意义。但是显然，在这个男子的身上，喻体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本体。我瞥了一眼先生，他的瞌睡打得正酣，毫不知晓自己裤子后袋里的东西已经整个地滑到了坐椅上面。我灵机一动，不动声色地把它拾起来放上茶几。这部一万多元的诺基亚是一只大型猫科动物，登时把对面的瞪羚逼进了草原深处。
直到6年以前，我兑掉了服装店，为自己配置了一台电脑，外加一只打印机。我想我应该把整个的心灵滴水不漏地放进文字里，但是这也相当不易——在庸常生活和文字之间，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直线联系。我希望可以把我的文字建设成用户终端，让生活成为它功能强大的服务器。然而，作为这个巨大电场中的微小电荷，我发现我自己，以及我身旁的每一个人，早已无法返回电流以外的生活和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