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容易把人抛
说起来，我的家乡在秦岭的北面。可具体到我们那个村庄，似乎与秦岭没丁点关系。
我的家乡叫四原，是个大村庄，当然在原上，属关中西部的黄土高原。与此相连的还有三原、二原，却没有叫一原的，可能最平坦的高店小平原算是一原了。它们像大土台阶似的排列着，从北向南依次走到顶，就是我们四原了。
与四原相对应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曾屯兵打仗的五丈原，至今还有一座雄伟的武侯祠镇守在原边上。我不是刻意要用三国来强调这个五丈原，只是这个地方与我有很大的关联。我外婆家在五丈原，这个就很重要了。站在四原能一眼望到五丈原，可以看到原边上的武侯祠。但去外婆家得从四原下到原底，再上到五丈原。有点像倒梯形上的两个顶点，看似近，但除了最短的直线距离不能走外，剩余三条线都得用脚丈量。小时候去外婆家，下坡上坡，得三四个小时，走得腿酸脚疼。可小时候对吃似乎更在意，耐不住外婆家吃食的诱惑，兄妹几个还是争着去的。外婆离世时，我还在新疆部队，没能见她最后一面。后来我到了北京，离家近了，每次回家，也没再去过五丈原。
地图上标示，我的家乡在关中平原的西部，秦岭以北，应该是水脉旺盛、水源充足的地方。实际上，那是我们岐山县大致的地理面貌，县城在渭河北面的原上。我们四原在渭河以南的原上，不在山脚下，但离大山也不算多远。可老家人不承认自己是山里人，还常常嘲笑住在昴梁上的鱼龙（地名）人是山里人，说他们走路脚步重，像没走过平坦的道路。其实，四原也不算平坦，除了我们庄子，还有三四个庄子在平处外，其余几个村庄也在昴梁上，一样的出门下坡，回家上坡。
四原缺水，基本上靠天吃饭，不像五丈原紧挨着斜峪关，从石头河上游能引来水灌溉。上小学时，老师让写关于家乡的作文，我们无一例外都会在开头写下“有女不嫁干四原”这句，可见水对四原人有多么刻骨铭心。大兴修建水利时，四原在南边的深山里修过一个叫双岔河的水库，全靠人工修建，没有丁点机械（一是没有供车辆上山的道路，二是那时根本没有机械）。可还是在半山腰，绕来绕去，硬是凿出了一条引水渠，大约有三四十里长，把水库的水引到四原灌溉农田，供人畜饮用。那时候，水最大的时候会有半渠深，安安静静地淌着，着实让我们四原人欢天喜地了一阵。后来，山里的水源逐渐枯竭，那条费了很大劲修成的引水渠慢慢也坍塌得像条小沟，看不出曾经是水渠了。多少年来，吃水难一直困扰着四原。早先，山里的水源没断时，每个庄子都挖有一到两个深水窖储存水。水窖关乎人们的生计，也是很讲究的，一般以宗族或集聚地为中心，选个远离牲畜的干净之地，挖十几米深，在地底下再挖成三间房子般那么大的空间，将四壁夯实，避免渗漏。然后修道小渠沟，从大渠引水注入水窖。大渠通到山里，沿途经过不少山坡、村庄，水里难免混杂些枝叶，甚至羊粪蛋，人们都不觉得脏，待水注满后，用竹篱笆捞出来就没事了。可是，如果谁有意把枝叶扔进水窖——这跟水渠里泛着枝叶的性质大不一样，算是人为污染水源，这可是不得了的事，众人的白眼、谩骂是免不了的。当然，除了夏天偶尔有顽劣的孩娃去捕捉水窖里的青蛙，不小心把树枝叶片弄到窖里，一般是不会有人刻意去污染水源的。现在看来，那窖里的水实在算不得卫生，本就是渠沟里引来的水，引入窖变成了死水，谁知道那里面有多少现在人常挂在嘴边的这种细菌那种细菌呢。可我就是喝那种水长大的。那时候好像都不喝开水，大人小孩都是直接饮用，也没见谁得过啥病。
那种水窖也不加盖子，旁边竖着一架轳辘，没人管理，谁来了都可以放桶下去打水，包括不是同宗的其他庄子人，只是那些人总避着人，一旦碰到这个庄子的人，不管认不认识，得说上几句自家庄子水窖断水的缘由，其实，不见得有人计较，可他们总觉得理亏，没有打自家庄子的水般理直气壮。
水窖断水是常有的事。山里的水渠坍塌，干旱时为引水发生争执，上游村庄截断水源……再就是家里或者邻里发生争执，一时想不开跳水窖寻短见的——一般多为妇女，当然，这种事不太多见，都知道水的珍贵，实在要跳，也去跳干枯坍塌的水窖，不给人们留下骂名。可也有不管身后事的，六队就有个想不开的女人，不知为什么事，竟然跳进大队小学旁边的那口水井里寻了短见。那可是口井啊，不是混有枯枝败叶羊粪蛋的水窖，几十米深的纯净地下水啊，供着六队一部分人和大队小学的饮用水。可女人就那么直截了当地跳了下去——她倒是死得干干净净，那口井却从此废弃不用了。谁敢吃死过人的水呢！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断了水后，最简单的解决吃水的办法就是到原下的陕西汽车制造厂挑水。有七八里远吧，对农村人来说不算什么，关键要挑着水上坡，得重劳力去干。父亲当仁不让，去原下挑水非他莫属。陕汽厂很大，占了一条非常宽敞的山沟，是真正的一马平川之地，虽然被周围的黄土原包围着，但陕汽厂到底是国企，表现出与周围村子不一样的气质，他们工人说话都是仰着头的，带了些睥睨，一看就是与当地人有很远距离的。陕汽厂用的是自来水，那种冒着气泡经过漂白粉处理的，龙头一拧，水哗哗地，流得很随意也很大气，一点都没有我们用窖水时的那种谨小慎微。但陕汽厂的人不让农民随便挑水，得看人家高兴不高兴，或者得遇到个好说话的。父亲他们挑着水桶，在陕汽厂生活区的公用水龙头那里徘徊，得寻找机会。有时挑一回水，得大半天时间。后来，不知道是谁用废弃的汽油桶改装成水箱，装在架子车上去拉水，大家都纷纷效仿，终于结束了挑水的历史；再后来，用上了拖拉机拉水；再再后来，国家出资在原下打井，原上建水塔，把自来水装进了各家各户。
可是，由于施工时监管不力，村干部偷换了材料，管道三天两头出问题，不是这段破裂，就是那儿断流，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水。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对交水费也就不那么积极了，本来有水是好事，但水来得不痛快，又跟钱有关，当然就跟自来水一样不痛快了。有十七八年时间，四原人的饮用水一直得不到解决。问题反映上去了，实在拖不过去了，县上水利部门会派人前来督导，这样的督导似乎并不解决问题，水路依然不能畅通。后来成了规律，隔天供一次水，一次大约一两小时。就这一两个小时也是不自在的，住在地势较低的人家还好些，水相对流得通畅，像我们较高点的庄子，水龙头就傲气得很，只让听管子里面空气行走的咝咝声，偶尔会出来一些水，弱弱的，安慰人似的。但有水总比没有好，大家在水龙头下面挖个坑，放上大水缸，把水直接贮存在缸里，就成了小小的水窖。冬天倒还好点，夏天存水容易变味，可没办法，还是得维持生命啊。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四原人好像就没吃过新鲜水。
为了四原的吃水问题，国家后来的确没少费事。山里的水源枯竭后，水利部门给四原打过几眼机井。我们村庄就有一眼，耗时大概有两年之久，第一次抽出水来的那个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是全民出动，连瘫痪多年的老人都被家人背到现场，一睹井水。在水泵巨大的轰鸣声中，在地下水喷涌而出的瞬间，孩娃们欢呼雀跃，大多数上了年纪的老人却泪流满面，尤其是那个多年没下过床的瘫痪老人，接过儿孙递过来的水碗，喝了一口，竟然失声痛哭。多少年了，谁喝过那样清澈甘甜的水？那时，大家激动地以为，从此告别了缺水的过去，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然而，美好的只能是憧憬。机井接二连三地出故障，检修水泵、换水管，那几年，四原最流行的话语就是“水井修理”。直到所有的机井全部报废，那个话语才寿终正寝。
喝井水的梦，像树上的累累硕果，眼瞅着已经成熟待吃了，狂雪寒冰却使所有的果实全部凋落腐烂。可以想见，那时候人们的心情有多沉重，倒不如一开始就没有果实。没有期冀，也就没有失望。
吃水又成了问题，而且还是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水利部门又动脑筋要从五丈原往四原引水，类似于现在的“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吧。但问题是，水利部门采用U型管道法。怎么勘察论证的没人知道，但往简单处想，四原比五丈原要高，如果用U字形管道引水法，五丈原的水只能引到四原的半坡，不可能到原上。可这个项目还是顺利通过，很快在两座高原之间的平坦处圈起一个大约有几十亩大的院子，那地方可是另一个村子上好的水田，我们四原给人家兑换了成倍的土地才换来那个地方。大卡车从石头河拉来石头，几天时间就让那块肥沃的土地变成了工地。半年之后，那个院子成了水利建设指挥部，白底黑字的大招牌张扬地挂在了非常气派的大门上。随之，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进驻，引水工程宣布开工。又是一个希望的开始，四原人的心又热了。四原真是诞生希望的地方。
U形管道法工程量之大，耗时之久，前所未有。先是去五丈原征土地，挖引水管道，然后在四原半坡修了一条能走大卡车的简易公路，开始分批分段地挖一条条引水山洞，都是人工作业，是四原的农民自己干，没有一分钱的报酬，还得自己从家里带饭、带水。特别是挖山洞，工程队的人戴个红色或者黄色的安全帽，在洞外指指点点。可打山洞的农民没人给发安全帽，他们也没有安全意识，磕磕碰碰的事常有发生，好在没出过人命。就是这样，四原的人也乐意，只要能顺利地让水流过来，他们没什么不肯干的。引水工程耗了十几年，工程从没停止过。不过最终五丈原的水依然在五丈原，四原仍是望“水”兴叹。据说，十五六年之后，在四原半坡一个沟壑里试通过一次水，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最终悄没声息，不了了之。至于这项工程耗费了多少资金，不得而知。别的不说，光四原村出的免费劳力，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这项巨大的水利工程失败——不能说失败，没有人说不行，只能说工程暂停。之后，那个气派的指挥部院子撂置不用，起初还留有人看守，后来连看守人都耐不住寂寞，走了。附近村子的人把门窗拆下，能拿动的全都拿走了，偌大的院子长满了杂草，几只猪几头牛常年在里面野养得膘肥体壮。
假如，我说的是假如，把那些资金用到就地取材上，打几眼深井，或者把原下的水源整修一番，早就解决了四原的吃水问题。可是……
尽管缺水，土地得不到灌溉，可四原的土地一点也不贫瘠，仅靠雨水，每年的收成都还不错，家家丰衣足食，如今大都是高高的砖墙瓦屋，甚至两层楼也不少，正面贴着白瓷砖，耀人眼目。原上的其他植被，各种树木、野草，也很厚实。四原不能水秀，但能山青，到处是绿色一团，一点都不像黄土高原。
多年的事实证明，解决四原的吃水问题，就地取材是最根本的解决之法。国家去年又划拨资金，这次没让当地乡村干部插手，直接由县水利局派出工程队，把原下的机井淘了一番，不再“缝缝补补”，而是重新铺设了管道，那么多年断断续续的自来水终于痛痛快快地流出水来，算是解决了四原吃水的问题。可这次能否彻底解决吃水问题，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
就这，村里好多人家已急不可耐地装上了太阳能热水器，年轻人大多去城里打过工，或多或少享受过城里的现代化生活，已经过不惯洗不上澡的落后生活。水的问题有所改观，即动起了向城市看齐的念头。这是向改善生活质量迈进了一大步。我建议给家里也装个太阳能，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还是担心以后自来水会出问题，如果又流不出水来，到时太阳能就又成了摆设。父亲干脆在墙角专门盖了一间澡堂，用瓷砖砌了个澡盆，烧上两桶热水，照样能洗。
有了水，怎么样过日子，就随自己心意吧。
山影处处皆事物
沿着四原往南走，下到原下，越过西沟，再往上就是大秦岭遗脉，统称南山，巍峨绵延，挡住了望向南边的目光，却挡不住脚步走进每道沟壑卯梁。这些卯梁都以形似取名，祖先给最高的那座形似石榴的山峰取名石榴山；有一眼山泉的地方叫水泉；沙石多的叫沙沟；有间瓦房的叫瓦房沟；两条河交汇的叫双岔河……最重要的是个叫大头木的地方，这个拗的地名不知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不叫“大木头”？为此我充满疑惑，曾问过父亲，他和其他人一样，从没想过这个地名的由来，说一直这么叫下来的。不一定每个地名背后都得有个典故，哪怕形似也罢。比如我们家住的村庄叫皂角树底，为什么叫皂角树底？村子里没见过有皂角树。或者跟历史有关，但在我的记忆中却是没有这段历史的。所以，都属于无从考究的范畴。这个世上弄不清楚的事物何止一个小小的地名！
大头木有一个很大且向阳的山坡，属于我们三队所有，山里的土质极其肥沃，除生长着大片的杂木林外，曾经种植过不少玉米。山里气温低，不像山外一年可以种两季。大头木只能种一季玉米，每到夏秋，玉米刚出天花，玉米棒还没长成形，深山里的大批野兽已按捺不住，前来寻找吃食。野兽们对吃食可没有人的珍惜之情，它们对玉米的破坏极其严重。每到这个时候，生产队就派出青壮汉子，轮流在山上看护秋庄稼，一般是两人一组，十天半月轮换一次。也有自愿待三两月的，图山里清闲，不用干重农活，又能挣满分的工分，他们各自从家里带上米面，在一间茅屋里搭伙坚守。父亲没去乡镇企业之前，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也曾去大头木看过秋，他说看秋并不清闲，种玉米的山坡太大，两人根本顾不过来，而且还有危险。特别是到玉米开始成熟的季节，山猪、狗獾、松鼠，还有熊，成批地来啃玉米棒子。尤其是山猪，它不像熊，只掰玉米棒子不乱糟蹋。山猪吃不了多少，主要是搞破坏，一只山猪一会儿就能拱倒一大片玉米，而且山猪没有独来独往的，一来就是十几只，浩浩荡荡的一大群，它们十分凶狠，一点都不怕人，还有攻击性。
队里给看秋的人配有一杆装火药铁沙的土枪，有年秋后我有幸见过，黑得跟烧火棍一样，不知能不能放响。父亲说，那杆枪不是随便就能放的，队里管得很严，火药控制得更严，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放枪。父亲看过几年的秋，就没放过一枪。而且，面对一群山猪，你也不敢放枪，一旦枪响，那些铁沙打在山猪身上，根本不能打穿它盔甲似的厚皮，命不中它的要害，倒惹急了它，它们会毫无惧色地向你冲来，非把你撕碎不可。
父亲说，对付山猪只能站在远处，或者上到树上靠呐喊、敲脸盆，制造声音轰赶，千万不能到它跟前——那是非常危险的。听好多看过秋的人说，对付山猪根本没有更好的办法，它要生存靠的就是这种蛮横，驱赶它只为让它破坏少一点而已。对南山里是否有熊，我原来一直持怀疑态度，好多看过秋的人也没真正见过熊，只听别人说过。我以为大头木不会有熊，熊只不过是个传说。有一年初冬，我家隔壁的张家父子去大头木砍柴时，竟然捡了一头毙命的黑熊回来，一时轰动了四原，连三原的人都跑过来看。那时候的农村难得有新鲜事，一头死熊的出现不亚于山里出现老虎，围观的人很多。张家父子便把死熊挂在院门外的树上，让大家评头论足。我那时大概十岁不到吧，第一次见到熊，尽管是软塌塌地挂在树上的死熊，可还是觉得熊太可怕，不敢近前，但又一直站在远处抖索的寒风里，不忍错过这个热闹。至于后来，张家父子把那只熊怎么处理的，我就记不清了。
还是回到山里看秋的话题。因为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姓曹，一个姓慕，具体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或者我原本就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按辈分，我得叫他们爷爷。这是两个可怜人。有一年轮到他俩去大头木看秋，有天，他们吃过午饭，爬到坡顶茅草搭就的窝棚里。为安全起见，窝棚搭得比较高，离地面得有两三米高，坐在窝棚里，居高临下能看到窝棚周围玉米地的任何情况。那天可能太阳好，窝棚里的温度有些高，那时候没有什么动物跑到玉米地里捣乱，俩人犯起困来便迷迷糊糊睡着了。正熟睡间，他们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只见一条碗口粗的菜花蛇爬在他们身上，正昂首吐着鲜红的蛇信子望着他们。难以想象当时有多么恐怖，这两个正当壮年的可怜人，竟然被吓傻了，从此精神上出了问题。他们从山里被换回来后，精神就再也没正常过。姓曹的那个爷爷最惨，他是个庄稼能手，精神分裂后，所有农活还能干，只是神智有时不清，分不清地畔，经常跑到别的生产队地里去干活。他有两个儿子，老婆是从四川来的，本来很不错的一个家庭，因他的突然遭遇，出现了变故，老婆抛夫弃子，改嫁到太白县去了。他的两个儿子和我年龄差不多，他们的父亲指望不上了，全靠他们的爷爷和叔叔拉扯成人。他们的娘后来还回来过几次，两个儿子不怎么理她，前夫更不可能理他，在他的意识里可能早就不知道她是谁与他有什么瓜葛了。她显得很孤单，在庄子里转悠。她个子不太高，一口四川话，见到认识的人还热情地打招呼，只是大家对她都冷眼相对，基本上不与她搭话。姓曹的爷爷后来病好了一些，生活也能自理，白天出去干活，晚上也知道回自家睡觉，整天不说一句话，碰上谁都不打招呼，只知闷头干活。地分到各家后，他记不住地界，如果没人看着，他经常会跑到别人家地里干活。他的农活依然干得不错，一旦进到地里，他不知道偷懒，也不知疲乏，一个顶仨，效率非常高。不断有人请他去帮忙干活，刚开始也没人给他工钱，有时会管他一顿饭。后来，在许多人、包括他儿子的谴责下，他们才会付他一点工钱。当然，他不会花钱，别人给的钱他都交到了儿子手里，被儿子用来娶媳妇了。姓曹的爷爷受了不少常人没法受的罪，比如吃食，他连生熟都弄不清，更别说好坏了，只要填饱肚子就行；比如穿衣，只是一种惯性，遮遮体罢了，至于能不能御寒，他哪知道呢？还好，他活到了六十多岁，最后不知得的什么病，去世了。也算罪受到了头。
那个姓慕的爷爷，他有个好老婆，已生有两男两女，还抱养了一个儿子，对患病的丈夫不离不弃，在他神志不清时，打理他的生活。他家离我家不远，在我的印象里，他见人就笑，不管认不认识，一脸慈祥，只是他经常尿裤子。他活的时间不长，不知得的什么病，很早就过世了。他老婆得把这个家撑下来，为了养活五个孩子，后来与自己的小叔子过到了一起。小叔子没家没口，年轻时不知犯过什么错，被送到新疆去劳改，刑满后回来，无处可去，不知哪个好心人撮合，与他嫂子合成一家。没过几天好日子，小叔子又瘫痪了。老婆婆毫无怨言地照顾着小叔子，一直照顾到小叔子去世。要说这个婆婆的命够苦的，一生尽照顾病人了。好在善有善报，老婆婆的几个子女长大后日子都过得不错，对她也孝敬，她的晚年子孙满堂，算是有个和美的结局。
再回到大头木种植玉米的事情。尽管野兽糟蹋，但还是有收获的。每到初冬，队里选个星期天，在大头木分玉米。每次在山里分玉米像过节一般，除了老人孩子，几乎全家出动。我家就全部出动过，五口人从凌晨三四点就拿上口袋，背上干粮，在夜色里出门。这时候的夜色就显得特别动人，没有一点儿冷峭之感。先是下原，然后上山，路上都是三队的人，一路说着话，话里都是欢喜，憋都憋不住，好像脸盆里盛满的水溢了出来。待爬到水泉，天色才微亮起来。赶到大头木时，看秋的人还没吃早饭呢。队长、会计带着几个青壮小伙，抬着大秤，来一家人，就分一户的。全家人围着一大堆玉米棒子喜滋滋地坐下，开始剥玉米粒。山里种的全是白玉米，颗粒不大，因生长期长，个个晶莹剔透，珍珠似的。这种玉米磨碎后熬的糊糊就更不用说了，香甜爽口，是山下的玉米没法比的。
我们剥玉米的时候，父亲会离开一会儿，他在大头木看过秋，知道哪里有野果子。果然，我们没剥多少玉米，父亲就拿来了半口袋野葡萄。其实，我们兄妹就是奔着野葡萄去的，往山下背玉米只是借口，大多都是父母背回来的。但那其乐融融的气氛，是很温馨的，还有那自内而外散发着的喜悦，像膨胀的气球，一撒手可以飞到空中的感觉，现在想起来都挺美好的。可惜后来再也没有了。地分到各家后，大头木的地队里没法种，包给二原的一个人种，听说他没法轰赶野猪，也种不成地了，撂下，荒了。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每到春天，偶尔与几个同学星期天去山里采野韭菜和其他野菜。野韭菜味道非常好，母亲用它烙的韭菜盒子是其他韭菜没法比的。其实，采野韭菜不用跑得太远，在水泉、沙沟一带的树林子里也能采到。有一次，我动了去大头木看看的念头，与同学多用了近两个小时，爬到了那里。大头木的景况使我心里非常难受，那个曾经肥沃的山坡已经面目全非，长满了杂树和野草，根本看不出那里曾种过玉米。山坡上最多的是洋槐树，长得不高，细长长的枝条，在我们村庄被种在路边当栅栏用。洋槐树开满了槐花，白得像成串的雪，嘟噜噜的，厚实得很。最主要的是香，槐花的香味轰轰烈烈，却一点也不浓艳，绝不叫人腻歪，在那样的香气中，难免有点伤怀。记忆中的那片玉米地不再有了，全家出动在夜色里爬山的热闹气氛不再有了，人头攒动分玉米棒子的喜悦场景不再有了。
但大头木的野果树还在，山核桃、毛粟子、野杏、苦李、五味子，当然还有紫色的山葡萄。每到夏季，有靠山吃饭的农人就上山去摘野杏。他们摘杏子不为吃也不为了卖，只要杏核，然后取杏仁送到收购站换钱。对有些家庭来说，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几乎全家出动，用背篓往回背山杏。背回来的山杏在院子里堆成了小山，这时候，还不能自食其力的孩子就派上了用场：免费吃杏子。我家隔壁的张家每年都去山上摘杏子，就是说我们每年都有杏子吃。山杏没人打药护理，虫子很多，几乎看得过眼的杏子里面都有虫子。所以，吃山杏也需要胆量，不是碰到蠕动的白虫子，就是酸得倒牙，几天都吃不成东西。到了秋天，他们又去山里打核桃、毛粟，还有五味子，只是，这些就不能再免费吃了，人家得卖钱，大多卖给了陕西汽车制造厂的工人。说实话，一年靠这种苦力也挣不到多少钱，山里的各种野果树没人管理，都可以去采摘，采摘的人多了，心就急，不管不顾，对果树的破坏力极大。再者，果树也老了，能结果子的树越来越少，像五味子已经很难寻到了，野葡萄不知还有没有，也再没人提起过。
夏有酷热冬有雪
依山而居，就得打山的主意。在山上讨生活是不现实的，毕竟，山里能供人生存的资源很有限，但山里的柴草却取之不竭。过去，方圆几个乡镇的人们做饭、烧炕所用的柴草，除少量的庄稼秸秆外，全来自南山。那时候人们还懂得保护自然生态，不乱砍伐树木，只割蒿草。尤其到了冬天，取暖的唯一办法就是烧炕，耗柴量之大，可想而知。可就这样也没把南山里的枯蒿荒草烧光，足见山里的柴草有多少了。
渐渐地，很少有人上山背柴了。生活条件稍好一些后，大家有钱能买煤烧了，便不再去受那个罪。后来，随着人口的大量外流，留在家里的老人小孩没几个，煤都不用买，每年的庄稼秸秆都够烧了，听说山里的蒿草能把人淹没，也没人去割。上山背柴的时代，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彻底终结。
蒿草没人要了，山里的树木却从那个时候失去控制，乱砍滥伐之风一日胜于一日。有人找到了致富门路，给矿区贩卖矿柱。南山里尽是矿区最喜欢的硬木，杨槐、青岗、橡树，还有过去人工种植的松树，已长到了碗口粗，正好可以做矿柱。那些人买通村干部，或者与村干部合伙，去林业部门办上手续，雇人在山上搭起帐篷，日夜砍伐。那时候提倡劳动致富，到处都在开矿，矿柱的需求量极大，山上的砍伐速度也得加快，他们顾不上分辨是否硬木，拦腰先锯倒再说，留给后面检验的人挑选。一个山头一两天就变得满目疮痍，到处是横倒的树木树枝，且大多是不能用做矿柱的软木。那些软木其实也是能用的木材，可贩矿柱的不要，而林业部门的批文里没有这条，所以谁也不得运走，就扔在山坡上，雨淋日晒，一年复一年地腐朽，直到腐烂。
山里水土好，留在那里的树根又发出了新芽，许多树木一年就能长到手指粗细。如果再加保护，次生林还是有希望的。可是，贩不起矿柱的普通人家，发现了另一条致富之路——大力发展养殖业，牛羊成群地往山上赶，那些次生林全成了牛羊的美食。生长一茬吃一茬，次生林永远长不起来，却没见谁家因养牛羊暴富的。我有个堂哥，也没错过凑这个热闹，贷款买了几头黑白花奶牛，雇人到山里去放牧，结果钱没挣上，心没少操，事没少费，还死了几头牛，亏得一塌糊涂。
就这样没过几年，一个个山头眼见着都秃了。更奇怪的是，那些没了树木的山坡上，连野草都很少生长，有闲人居然去向阳的山坡开荒种地，种荞麦、洋芋、萝卜之类的作物，每逢暴雨，秃山被雨水冲刷，后来坍塌得不成样子，虽然那些作物七零八落也能收获一些，收获的却还不如付出的。
前些年，国家出台政策，要求退耕还林，村干部们又动起了脑筋钻政策的空子，在什么是耕地、什么是林地上做文章。他们的智慧总是超群的，永远有办法对付政策。瞒着大众，他们把自家和亲戚家的耕地全上报成林地，为多领每亩地三十元钱的补贴，而且他们依然在那些“林地”上种着庄稼。这叫双收。而且，他们双收得理直气壮，凭什么以前的村干部有树木砍伐，到他们手里只剩下秃山荒岭？沾这点“退耕还林”的光，算是补补。
说起来，林业部门似乎也重视起护山保林工作，不让砍伐——也没了可供砍伐的树木。不光村里，到处都筑了宣传牌墙，有大标语，制定有破坏生态的处罚措施。到底，还是起了些作用。可那些山，还在秃着，或者还需要些时日吧。
